在历史上，东突厥一直是中原王朝最强劲的对手。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靖平定东突厥之前，它也是唐帝国最大的心腹之患。自从其覆灭之后，大唐帝国的北疆基本上就平静了，除了突厥余部车鼻可汗在贞观末年发动过一次小小的叛乱之外，东突厥的降众大多数时候都还算老实。但是这些年来，眼见唐帝国在吐蕃的打击下连遭惨败，国力大不如前，沉寂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突厥人终于坐不住了。

    调露元年十月，单于大都护府辖下的阿史德家族率先揭起了反旗。

    阿史德家族分为两部：一部由阿史德温傅统领，一部由阿史德奉职统领。两部同时起兵，拥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随后，原东突厥境内的二十四州酋长也纷纷起兵响应，一时间，叛乱部众多达数十万人。

    消息传来，朝廷大为震惊，高宗急命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率部平叛。一开始，平叛战役进展顺利，所以萧嗣业就起了轻敌之心。其时正逢天降大雪，唐军更无戒备，突厥叛军遂对唐军发动夜袭。萧嗣业猝不及防，狼狈拔营而走，唐军大溃，被俘和阵亡者不计其数。随后，萧嗣业因战败之罪被流放桂州，两名副帅也均被革职。

    此次惨败令高宗又惊又怒。他意识到，如果不慎重选择一位真正具有才干的统帅，势必无法扑灭东突厥的叛乱。

    十一月，高宗经过慎重考虑，终于锁定了一个最合适的人选。

    他，就是初唐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之一——裴行俭。

    裴行俭是绛州闻喜县人，父亲裴仁基是隋朝将领，曾任河南讨捕使，后来归附李密、王世充，武德初年曾密谋归唐，因事泄被王世充所杀，武德中期被追赠为原州都督。裴行俭幼年时以父荫入弘文馆就读，于贞观中期参加科举考试，考中明经科，开始进入仕途，任左屯卫仓曹参军。当时，他的顶头上司恰好是左屯卫中郎将苏定方。苏定方对他颇有好感，于是“尽以用兵奇术授行俭”（《旧唐书·裴行俭传》）。

    永徽年间，裴行俭经过六次升迁，当上了长安令一职，但紧接着就遭遇了他仕途上最大的一次挫折。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裴行俭因反对高宗立武昭仪为皇后，被逐出长安，贬至西域，任西州都督府长史。可是，仕途挫折并没有磨掉裴行俭的锐气，反而磨炼了他的意志，激发了他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此后十年间，裴行俭在西域边陲多有建树，遂于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升任安西大都护。

    几年后，政绩卓著的裴行俭又被调回朝中担任吏部侍郎。在此任上，裴行俭再次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才华，创造了著名的诠注法，作为官吏选拔和升降的标准。所谓诠注法，就是在选拔官吏的时候从身、言、书、判四个方面进行考察：身，要求体貌丰伟；言，要求言辞辩正；书，要求楷法遒美；判，要求文理优长。先观其书、判，再察以身、言，最后再注明其有何特长，以此标准来任命官吏。

    由于此法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可量化性，在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制度，所以一经颁行，就在唐朝成为定制。

    除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具有过人的才华之外，裴行俭也是初唐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尤工草书，与当时的禇遂良、虞世南等大家齐名。裴行俭曾不无得意地对人说：“褚遂良写字时，一定要用上好的笔墨；不择笔墨而能写出一手好字的，大约就只有我和虞世南了。”

    调露元年五月，也就是在东突厥的阿史德家族发动叛乱的半年之前，西突厥的贵族阿史那都支就已暗中联合吐蕃，侵逼安西，并密谋重建西突厥。情报传回长安后，朝臣们纷纷建议出兵讨伐。由于当时李敬玄、刘审礼刚刚败于吐蕃，帝国元气未复，不宜再出动大军西征，所以裴行俭力排众议，向高宗提出了一个智取西突厥之策。

    在取得高宗的同意后，裴行俭率副将王方翼，以护送波斯王子泥涅师归国为名，向西突厥进发，在途经阿史那都支的驻地时，趁其不备将其生擒，从而兵不血刃地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

    裴行俭的智慧和胆识顿时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交口赞誉，同时也让高宗大为叹服。

    正因为裴行俭在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能力都相当突出，并且拥有极为丰富的经验，所以高宗此次才会亲自点名，让他担任北征军的统帅。

    这一年，裴行俭已经年逾六旬。

    出征之前，高宗专门设宴为裴行俭饯行，对他说：“卿有文武兼资，今授卿二职。”（卷二○二）随即任命裴行俭为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由于当时的左卫大将军由英王李哲挂名，所以裴行俭实际上就成了京师宿卫部队和出征野战部队的最高军事统帅。于此足见高宗对他的倚重和信任，也足以表明此时的裴行俭已经成为大唐帝国数一数二的名将。

    调露元年年底，帝国的北征军集结完毕，由主帅裴行俭亲率十八万主力，另以丰州都督程务挺为西路军，以幽州都督李文暕为东路军，两路皆受裴行俭节制，兵分三路直取东突厥。

    为了一举平定东突厥的叛乱，唐帝国此次一共出动了三十多万大军，其动员兵力之多，为高宗登基以来所仅见。

    永隆元年（公元680年）春，北征军进抵朔川（今山西朔州市境内），与东突厥的前锋部队已经近在咫尺。由于在此次北征之前，东突厥叛军曾成功偷袭萧嗣业的运粮队，所以裴行俭料定，此次突厥人一定还会故伎重施。于是他将计就计，挑选了一些老弱残兵伪装成运粮部队，负责押送三百辆粮车，同时在每辆车中隐藏五名勇士，一律装备劲弓和长柄大刀，专等突厥人上钩。

    果不其然，唐军的“运粮队”刚出发不久，东突厥的偷袭部队便呼啸而至。按原定计划，那些押送粮草的老弱残兵立刻一哄而散。突厥人抢了粮车后，毫无戒备，纷纷下马饮水。就在此时，埋伏在粮秣车中的唐军勇士突然冲杀出来，东突厥军猝不及防，顷刻间便都成了唐军的刀下之鬼。

    首战告捷之后，唐军主力迅速北上，于三月进抵黑山（今内蒙古包头市北），在此与东突厥叛军的主力展开决战，一战便将其击败，生擒叛军首脑之一阿史德奉职。

    经此一役，东突厥叛军元气大伤，军心开始动摇，当初参加叛乱的二十四个部落个个心怀鬼胎，都想要自我保全。可汗麾下的几个部落酋长经过密商，最后干脆刺杀了新立可汗阿史那泥熟匐，砍下他的首级投降了唐军。

    其余部众不敢再与唐军交锋，随后便在阿史德温傅的率领下仓皇退守狼山（阴山）。

    北征军的东、西两路尚未出击，裴行俭的中路主力就已基本平定了叛乱。捷报传至长安，高宗大喜过望，即命户部尚书崔知悌到前线去慰劳官兵，并处理善后事宜，同时命裴行俭班师回朝。

    高宗之所以急着把大军调回，目的是要应付日趋紧张的吐蕃战事。

    这一年，吐蕃攻陷大唐西南的军事重镇安戎城（今四川理县西），致使西洱诸胡（今云南洱海湖一带）全部投降吐蕃。随后，吐蕃完全占据了羊同（今西藏西北部）、党项（今四川西北部）以及诸羌的地盘，向东威胁大唐西部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市）、松州（今四川松潘县）、茂州（今四川茂县）、巂州（今四川西昌市），南部边境与天竺接壤，西陷安西四镇，北抵东突厥，疆域纵横万余里，其势力空前强大，如日中天。

    裴行俭班师时，无论是高宗本人，还是朝中的大臣们，几乎都认定东突厥的叛乱已经平息。

    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料到——东突厥残部并未放弃复国的念头。

    很快，他们就将卷土重来。

    斩草而不除根的结果，就是给对手以喘息之机，并且让对手变得比原来更加强大！

    永隆二年（公元681年）正月，东突厥的一个酋长阿史那伏念又在部众的拥戴下自立为可汗，随后又与叛乱首谋阿史德温傅联手，重新纠集了叛乱各部，于是声势复振。

    裴行俭再度临危受命，率右武卫将军曹怀舜、幽州都督李文暕，第二次踏上了北征之路。

    三月，唐军前锋曹怀舜部刚刚越过边界，就得到一个来源不明的情报，说阿史那伏念和阿史德温傅正在阴山北面的黑沙巡视，随从骑兵不足二十人。曹怀舜为了抢一个头功，当即亲率一支精锐骑兵直扑黑沙。可到了目的地后，不要说突厥可汗，连一个鬼影都没见着。曹怀舜大为沮丧，只好往回撤。

    当人困马乏的曹怀舜部撤至长城北面时，突遇阿史德温傅。双方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遭遇战，随即各自引兵而去。此时，唐军的第二梯队李文暕、副将刘敬同也已率部越过长城，与曹怀舜会师于横水。就在这时候，阿史那伏念的主力突然出现，而阿史德温傅也迅速折返，与阿史那伏念合兵一处，将唐军团团包围。

    由于曹怀舜此前误信假情报，导致部队长途奔袭，消耗了大量体力，此刻又是仓促迎战，战斗力明显不如突厥人。所以曹怀舜不敢恋战，只好和李文暕部一起结成方阵，且战且退。

    突厥人紧紧咬住唐军，整整追击了一天一夜。第二天，趁着一次刮顺风的机会，阿史那伏念命令部队发起总攻。唐军的方阵被冲乱，曹怀舜等人一见大事不妙，赶紧扔下部队，拍马便逃。指挥官一跑，士兵们更是争相逃窜，大军当即崩溃，被杀者不计其数。

    后来曹怀舜又担心跑不出突厥人的包围圈，为了保住性命，只好收拾金帛前去贿赂阿史那伏念，请求议和。阿史那伏念也是一个见钱眼开的主，他见金帛的数量不少，便欣然与曹怀舜议和，杀牛盟誓，然后引兵北还。

    曹怀舜虽保住一命，但是回国之后，还是遭到了革职流放的处罚。

    横水之战的失败，显然是因为唐军中了突厥人的圈套。

    首先，突厥人抛出假情报，目的就是要诱使曹怀舜长途奔袭，消耗体力；其次，阿史德温傅与曹怀舜略微交手便主动撤离战场，明显是为了试探唐军的战斗力；最后，唐军二部刚一会师，突厥主力就突然出现，更加说明阿史那伏念实际上一直在盯着曹怀舜，之所以按兵不动，就是想等李文暕过来，然后把这两支部队一块吃掉。

    总之，突厥人事先已设计好了一切，然后才把唐军一步一步引上了歧途。

    要命的是，唐军的前锋指挥官曹怀舜偏偏又是一个既贪功又怕死的草包，所以才会自始至终被对方牵着鼻子走，最终让突厥人的阴谋得逞。

    那么，当北征军的前锋被突厥人玩弄于股掌并围歼于横水的时候，主帅裴行俭在干什么呢？

    值得庆幸的是，裴行俭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并没有把胜利的赌注全部押在前锋曹怀舜和李文暕身上，而是暗中打出了一张绝妙的好牌：就在前锋二部刚刚出发时，裴行俭便已派遣裨将何迦密、右领军中郎将程务挺，各率一支精锐骑兵分路出击，目标直指阿史那伏念的老巢——金牙山。

    由于阿史那伏念为了一举吃掉唐军的前锋二部，早已把主力全都拉了出去，所以留守金牙山的兵力十分薄弱，根本不是唐军的对手，很快便被击垮。阿史那伏念的妻儿皆被唐军俘虏，辎重粮草也尽数落入唐军之手。

    阿史那伏念绝对没有料到——就在他自以为得计地斩断唐军手臂的同时，裴行俭却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端掉了他的老巢。

    一来一去，阿史那伏念显然是亏大了！

    老巢被洗劫一空，后勤补给出现了严重困难，阿史那伏念只好率部撤进了大漠深处。

    虽然裴行俭策划的奇袭行动大获全胜，但横水之败毕竟也给唐军造成了重创，所以裴行俭不得不把军队暂时拉回代州（今山西代县）休整。

    然而，休整期间的裴行俭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在酝酿一个新的更大的计划。

    他的目标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接下来的日子，裴行俭频频派出间谍，对突厥人实施了一系列的反间计。渐渐地，阿史那伏念和阿史德温傅开始互相猜疑。由于此前阿史那伏念因贪图金帛与唐军议和，放走了曹怀舜等人，阿史德温傅就已经对他非常不满，背后大骂他“竖子不可与谋”，所以阿史那伏念时刻担心阿史德温傅会对他下黑手。此外，他的妻子儿女现在都在唐军手里，阿史那伏念自然也要考虑她们的安危。

    在多种不安的折磨下，阿史那伏念最后终于动了降唐的念头，于是派秘使去晋见裴行俭，表示可以逮捕阿史德温傅，然后归降唐军。唯一的条件是——必须保证他和妻儿的生命安全。

    这个条件并不过分，裴行俭当即满口答应。

    尽管与裴行俭暗中达成了协议，可阿史那伏念还是有些举棋不定。毕竟裴行俭的唐军主力现在与他远隔千里，短时间内根本就打不过来。所以阿史那伏念还是心存一丝侥幸，不想轻易放弃可汗的位子。

    对于阿史那伏念这点花花肠子，裴行俭其实心知肚明。

    他知道，不使出杀手锏，阿史那伏念绝不会轻易就范。

    可是，如何使用杀手锏呢？阿史那伏念不是早已退至大漠深处了吗？此刻裴行俭的主力又驻扎在代州，双方远隔千里大漠，岂不是鞭长莫及？

    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

    因为，早在阿史那伏念率部北撤的时候，裴行俭就已派遣程务挺和张虔勖，就近调集单于都护府的府兵，从背后悄悄跟上了他。所以，此刻唐军并非与阿史那伏念远隔千里，而是隐藏在他的大营附近，随时等待着裴行俭的下一步指令。

    这一招，阿史那伏念当然是打死也想不到的。

    而裴行俭之所以没有命令这支追兵发动进攻，就是想通过实施反间计，加上手中的人质筹码，迫使阿史那伏念投降，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随后，刘敬同和程务挺接到了裴行俭的指令，随即逼近阿史那伏念的牙帐。阿史那伏念一直以为唐军不会这么快越过大漠，所以根本没什么戒备。直到唐军突然出现，阿史那伏念才如梦初醒。他万般无奈，只好设计逮捕了阿史德温傅，然后带着各部酋长及其部众，前往裴行俭的大营投降。

    至此，东突厥的第二次叛乱宣告平定。

    在这个世界上，凭借勇悍和武力取胜的名将常有，而善于用智慧和谋略克敌的名将则不常有。

    裴行俭显然属于后者。

    通过这场平叛战争，裴行俭再次向世人展现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杰出军事才华，同时也用生动的战例诠释了孙子的那句名言：“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永隆二年九月末，裴行俭班师凯旋，向朝廷献俘。三天后，朝廷为庆祝此次大捷，改元开耀。

    然而，就在改元的次日，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高宗忽然下令，将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等五十四名东突厥战俘全部押赴长安闹市斩首。

    听到这个消息时，裴行俭目瞪口呆。

    裴行俭此前曾答应过阿史那伏念，一旦归降就保住他的性命。如今朝廷却背信弃义、公然杀降，这不是令天下人齿冷心寒吗？

    更何况，自从贞观初年以来，唐军几乎每一次出征都会带回来一大批高级战俘，而这些人基本上都会被朝廷赦免，并且被授予官爵。最典型的当属贞观四年平定东突厥那一次，自颉利可汗以下，东突厥的所有战俘和降将一律受到了大唐的优待，在朝中官居五品以上者共有一百余人，占到朝廷高阶官员的一半。

    贞观时代，唐帝国之所以能够在对外战争中所向披靡、百战百胜，并且赢得周边四夷的尊敬和拥戴，主要就是归功于唐太宗李世民所制定的这种怀柔政策。高宗执政前期，朝廷也一直在奉行这种深得人心的宽大政策，所以才能维持帝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的强势地位。可为什么这一次，高宗竟然会一反常态、大开杀戒呢？

    裴行俭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他才知道，高宗之所以一反常态，原因是宰相裴炎对他进了谗言。

    裴炎是这么对高宗说的：“此次大捷并不是裴行俭的功劳，而是副将程务挺和张虔勖北上进逼阿史那伏念，加上漠北的回纥人向南压迫，阿史那伏念走投无路，这才投降，并不是裴行俭真有什么了不得的本事。”

    就在裴炎的这几句话中，裴行俭平定东突厥的功劳被一笔勾销。

    那么，裴炎为什么要跟裴行俭过不去呢？

    原因很简单——此时的裴炎并不是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另外一个人。

    谁？

    武后。

    众所周知，从咸亨年间开始，武后就一直试图与宰相分权，并且处心积虑地向宰相班子渗透自己的势力，像裴炎、薛元超等人就是她一手提拔的。可这些年来，武后的老政敌裴行俭却成了满朝文武中风头最健的人，无论是经略西域、整顿边务、改革吏治还是出征突厥，每一次出手都令人刮目，每一回表现都可圈可点，论其资历、功勋和声望，已经完全具备了拜相的资格，随时有可能入相。

    对此，武后当然不能无动于衷。一旦裴行俭拜相，肯定会成为她权力之路上的最大障碍。所以她必须未雨绸缪，尽一切可能对他进行打压！

    裴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面的。而高宗未经调查，便听信了裴炎的一面之词，认为阿史那伏念并非真心归降，于是断然下达杀降的命令。可怜阿史那伏念这五十多人，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成了大唐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他们被斩的那一天，裴行俭仰天长叹：“浑、浚争功（王浑，西晋大将，因在平吴战争中被部将王浚夺得头功，便愤然与其争功，故而备受后世讥讽），古今所耻。但恐杀降，无复来者。”（卷二○二）

    裴行俭的意思是：他不会像小肚鸡肠的王浑那样与自己的部下争功，所以，无论此次大捷的功劳算在谁的头上，他都不会在乎。他唯一担心的只是——大唐如果开了杀降的先例，日后恐怕就无人敢来归附了。

    经过这件事，裴行俭颇有些心灰意冷，从此称疾不出，主动淡出了政坛。

    就像裴行俭所担心的那样，杀降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第二年，亦即永淳元年（公元682年）春，这种恶果就初步显现出来了——西突厥的一个酋长阿史那车薄率十姓部落发动了叛乱。

    危急时刻，高宗再次想起了裴行俭，慌忙任命他为西征军统帅，准备让他率领右金吾将军阎怀旦等人，分兵征讨西突厥。

    然而，就在大军即将出征的前夕，一代名将裴行俭就因病去世了，终年六十四岁。

    裴行俭的去世，对战事方殷、外患频仍的大唐帝国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平定西突厥的重任，就此落到了裴行俭先前培养起来的一位重要将领、时任安西都护的王方翼身上。

    阿史那车薄起兵之后，首先进攻弓月城（今新疆霍城县），王方翼立刻率部驰援，在伊丽水（伊犁河）大破西突厥叛军，斩首千余级。稍后，西突厥的三姓咽面部落（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东）又与阿史那车薄联手，叛军的势力顿时更加强大。

    不久，王方翼率部与西突厥联军在热海（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展开了一场大型会战。在激烈的交战中，一支流箭射穿了王方翼的手臂，王方翼用佩刀砍下箭杆，继续与敌人激战，连左右亲兵都不知道他已负伤。

    经过热海会战，阿史那车薄充分领教了王方翼的厉害，知道自己远远不是他的对手，于是想出一计。由于当时王方翼麾下有一部分外族士兵，所以阿史那车薄就暗中派人与他们联络，唆使他们发动兵变，生擒王方翼。

    可是，阿史那车薄的小动作并没有瞒过王方翼的眼睛。他随后便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把企图发动兵变的那些头目都召集起来，然后又谎称要赏赐财物，让念到名字的人到帐外去领赏。这些人根本没意识到其中有诈，当即兴高采烈地排队出去领赏。而王方翼早已命刀斧手准备在帐外，出来一个就干掉一个，一共杀了七十余人。在动手的过程中，王方翼还命人在一旁敲锣打鼓，以防参与叛乱的士兵听见动静。所以，直到所有头目都被送进了鬼门关，这些士兵还是毫无察觉。等他们最后明白过来时，已经全部成了俘虏。

    肃清内部之敌后，王方翼随即兵分数路，对阿史那车薄和咽面部落发起了总攻。此时阿史那车薄正在信心满满地等待着王方翼被俘的消息，所以完全放松了警惕，被唐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军队迅速崩溃。这最后一战，唐军基本上将西突厥联军悉数歼灭，仅生擒的叛军酋长就多达三百余人。

    这场来势汹涌的叛乱就这么被王方翼平定了。

    当时因为裴行俭病逝，朝廷重新任命阎怀旦为主帅，准备让他率领西征军去平定叛乱。可阎怀旦尚未出发，王方翼的捷报便已传回了长安。

    高宗大喜过望，旋即征召王方翼入朝。许多人都认为，王方翼此次入朝，肯定是去接受嘉奖和封赏的。

    可令人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接见王方翼的时候，高宗发现他的衣服上渗出了血迹，连忙问他原因。王方翼解开衣襟，露出手臂上的箭伤，据实禀告了热海苦战的经过。

    高宗看着那个流血的伤口，不住地叹息。

    然而，高宗也只能叹息而已。

    因为王方翼是被废的王皇后的族兄，一直深受武后嫉恨。碍着这层关系，高宗当然不敢为王方翼论功行赏，更不敢予以重用。

    就这样，为帝国立下赫赫战功的王方翼千里迢迢地回到长安，除了听到天子的几声叹息之外，什么都没有得到。

    王方翼的故事告诉我们——在最注重裙带关系的中国社会，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飞黄腾达的最首要因素，往往是他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出身，其次才是能力和业绩。换句话说，“又红又专”这种人才评定标准，并不仅仅是二十世纪极左时代的产物，而是几千年中国社会一直就有的东西。

    当然，“红”的具体内容是因时而异的，在古代是要看你的家世背景，在革命年代是要论你的革命资历，而在今天，则要看你上头是不是有人。可无论“红”的具体内容如何演变，有一点是万变不离其宗的，那就是——总有一种让你很无奈又很无力的东西，会始终凌驾于你的“专业能力”之上！

    永淳元年四月，西突厥的二次叛乱刚刚平息；十月，东突厥的第三次叛乱旋即爆发。

    这就叫此起彼伏、前仆后继，这就叫按下了葫芦又起了瓢。

    这次叛乱是由东突厥残部的一个酋长阿史那骨咄禄和阿史德元珍发动的，他们召集残部，占据了黑沙城（阴山北麓）；随后一边进攻北面的铁勒九姓，抄掠了大量牛羊，一边向南入寇并州、岚州等地，砍杀了岚州（今山西岚县）刺史王德茂。随着叛军势力的逐渐强盛，各部落纷纷归附，阿史那骨咄禄遂自立为可汗。

    面对一波比一波更为凶猛的反叛浪潮，唐高宗肯定会思考这么一个问题——突厥人为什么会对叛乱如此情有独钟呢？

    论主观原因，这固然是出于他们的复国信念和那些叛乱头目的权力野心，可要论客观原因，却显然与高宗上次的杀降密切相关。

    不知道在这样的时刻，高宗会不会为当初草率而错误的行为感到后悔呢？

    不过就算后悔也没有用了，因为一切已经成为事实。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赶紧物色一位合格的将领，北上抵御东突厥。

    可是，突厥人的克星裴行俭（西突厥的首次叛乱与东突厥的前两次叛乱，皆为裴行俭所平定）已经不在了，如今要派谁去，才能镇得住穷凶极恶的突厥人呢？

    高宗思前想后，最后终于决定起用一位老将。

    薛仁贵。

    自从大非川惨败之后，名将薛仁贵就落入了他人生的低谷。虽说后来曾经被短暂地起用过一次，去征讨高丽叛乱，但是回朝后不知因为犯了什么事，就再度被罢职免官，流放象州。几年后他遇赦回京，不过已经是一个无官无职的庶民。

    现在薛仁贵终于二次复出，被高宗任命为右领军卫将军兼检校代州都督。

    可是，这一年薛仁贵已经七十高龄了。

    当年雄姿英发、勇冠三军的青壮派，如今已是两鬓斑白、名副其实的老将军了。古稀之年的薛仁贵，还能挑起捍卫帝国边塞的重任吗？还能创造出“三箭定天山”那样辉煌的业绩吗？

    薛仁贵就任代州（今山西代县）都督后，很快就接到一则战报，说叛军的二号人物阿史德元珍正在云州（今山西大同市）一带出没。薛仁贵随即率部出发，很快就在云州附近与东突厥军队正面遭遇。

    听说大唐名将薛仁贵来了，阿史德元珍不禁将信将疑。为了弄清真相，他便亲自跑到阵前向唐军喊话，问对方大将是谁。薛仁贵报上自己的名号。阿史德元珍还是不信，大声说：“听说薛仁贵被流放象州，已经死了好久了，你少拿他的名号来唬人！”

    薛仁贵哈哈大笑，当即摘下头盔，让对方看个清楚。阿史德元珍定睛一看，脸色顿时变得煞白。

    没错，眼前这个须发皆白却依然威风凛凛的老将军，正是名震天下的传奇英雄薛仁贵！

    阿史德元珍来不及多想，赶紧和他的随从们一起下马，毕恭毕敬地向薛仁贵行礼。随后，可能是出于内心的敬畏，阿史德元珍率部稍稍后撤了一段距离。

    双方还没有开打，突厥人在气势上就已经输了。

    薛仁贵则抓住战机，果断下令军队出击。突厥人无心恋战，当即四散奔逃。唐军就此大破东突厥军队，斩首万余级，俘获了两万余人，还有驼马牛羊三万余头。

    经此一战，老将薛仁贵的威名再度远播塞北，令突厥人闻风丧胆。史称突厥人“闻仁贵复起为将，素惮其名，皆奔散，不敢当之”（《旧唐书·薛仁贵传》）。

    刚刚自立为可汗的阿史那骨咄禄更是暗暗叫苦——有了这个战神一样的人物镇守唐帝国的北大门，自己还能捞得着半点便宜吗？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就在云州之战刚刚结束不久，薛仁贵便卧病不起了。

    云州大捷就此成为名将薛仁贵一生中最后的辉煌。

    这一年年底，薛仁贵紧继裴行俭之后，在代州都督任上溘然长逝，终年七十岁。

    两颗将星的相继陨落，不仅对于危机中的大唐帝国是一个重大打击，而且宣告了一个辉煌时代的终结。从此，唐帝国在军事上就告别了天可汗时代的巅峰，开始步入一个漫长的衰退期。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唐玄宗时代，帝国才重新拾起往日的辉煌。

    当薛仁贵去世的消息传到塞外，突厥人顿时欣喜若狂。

    没有了薛仁贵，唐帝国的北部边防在突厥人的眼中就形同虚设了。

    永淳二年（公元683年），东突厥军队开始从各个方向对大唐帝国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猛烈进攻。

    二月，突厥大军进攻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妫州（今河北怀来县）。

    三月，骨咄禄可汗与阿史德元珍大举围攻位于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的单于都护府，都护府司马张行师率部迎战，被突厥人击斩。

    五月，骨咄禄可汗进攻蔚州（今山西灵丘县），蔚州刺史李思俭兵败被杀；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县）都督崔智辩率军在朝那山（今内蒙古固阳县东）截击突厥军队，遭遇惨败，崔智辩被俘。

    六月，东突厥军队又攻掠岚州（今山西岚县）……

    仿佛一夜之间，突厥人就回到了全盛时期——始毕可汗的时代。

    在唐帝国广袤而绵长的北部边境线上，他们的骑兵纵横驰骋、呼啸来去，刮起了一阵比一阵更猛烈的战争旋风。

    东突厥的崛起速度之快、来势之凶猛，令大唐君臣和朝野上下大为震惊。

    虽然此时骨咄禄的势力范围还没有扩大到突厥全境，但是，从他自立为可汗的那一天起，东突厥的全新时代就已经不可阻挡地来临了！

    这个再度崛起的新突厥，在历史上称为突厥第二汗国，或称后突厥。在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个后突厥将再次成为大唐帝国最强劲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