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高宗李治感觉自己的人生越来越像是一场噩梦。

    首先是多种病症的长期折磨，其次是两个太子的一死一废，最后是帝国在对外军事上的屡屡受挫……如此种种，都足以让他充满痛苦和无力之感。

    开耀元年（公元681年）闰七月，高宗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他不得不走上太宗皇帝的老路——开始服用长生不老药（或者该叫催命夺魂丹？）。

    就像太宗李世民一样，高宗李治在患上风疾之前也曾嘲笑过希求长生的秦皇汉武，可自从患病之后，高宗就开始征召方士开炉炼丹了，据说前后征召的方士达百人之多。虽然各色药丸炼了一大堆，但高宗一直碍于大臣谏诤，也不敢轻易服用。只是这一次，高宗或许是被病痛折磨得太厉害，因此也就横下一条心，死马当活马医了。

    可吞食丹药的结果，当然也是和太宗当年如出一辙——病情不但不见改善，反而越发严重。

    眼看高宗已经时日无多，武后自然要郑重考虑夫皇的身后事。

    准确地说，武后必须确保在高宗宾天的时刻，自己还能牢牢掌控帝国的政局。

    为此，她决定想办法让高宗离开长安，东幸洛阳。

    因为长安是关陇集团的发祥地，是李唐旧势力盘根错节的老巢，在这里，武后难免会受到掣肘，无法放开手脚。而东都洛阳则不同，那是她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只有在那里，武后才能自如地掌控一切！

    但是，在高宗已经病入膏肓的这个时候，要用什么样的理由才能说服他离开长安，离开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呢？

    武后首先想到的理由就是——封禅。

    是的，没有比这个更正当的理由了。

    武后劝高宗说，既然天下有五岳，那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封禅泰山。接下来，应该前往东都洛阳，准备封禅嵩山，最后把五岳封一个遍。

    封禅五岳？

    这真是个激动人心的建议！尽管眼下高宗的身子骨已经是弱不禁风了，可他还是被武后这个前无古人的倡议搞得有点心动。

    然而，心动不等于行动。日渐恶化的病情实在不允许他长途颠簸，所以高宗不免又有些踌躇。

    正当武后为此犯难、颇感无计可施的时候，上天忽然帮了她一个大忙。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四月，关中遭遇严重的饥荒，一斗米的价格涨到了三百钱，吃饭问题又一次尴尬地摆在朝廷的面前。由于洛阳拥有漕运的便利，储存了大量从江淮运来的粮食，所以从隋朝开始，每当关中出现灾荒，朝廷就会前往洛阳就食，这已经成为惯例。既然如此，高宗无论病得再厉害，也不得不宣布东幸洛阳了。

    武后笑了。

    这就叫时来天地皆同力！

    关键时刻，老天爷似乎总是站在她这一边。

    东幸洛阳的事情就这么定了，可武后仍然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

    那就是，这一路上要由谁来为天子护驾？

    天子出巡历来都是由军队护驾的，这本来不成问题。但关键在于，武后现在不希望军队前往洛阳。因为她对军方的掌控力还比较弱，而且目前军队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又是她的老政敌裴行俭（永淳元年四月初，裴行俭尚未去世），所以，武后自然要对军方严加防范，绝不可能把军队调到洛阳。换言之，她可不希望在高宗驾崩的时候，被手握军权的裴行俭从背后捅她一刀。

    但是，既要保证天子一路上的安全，又不想动用军队，这个难题该怎么解决？

    武后不想为此费神，径直把问题抛给了新任的监察御史魏元忠，让他去想办法。

    这个魏元忠就是未来武周和中宗两朝的著名宰相，也是日后李唐复国的重要人物之一。然而眼下，他还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八品文官，手底下连半个兵都没有，你叫他如何保证天子一路上的安全？

    天知道武后是怎么想的，竟然会把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扔给官卑权轻的魏元忠。莫非她认定他是个人才，所以故意拿这个棘手的问题考验他的能力？

    对此我们不得而知。

    可不管武后是出于什么目的，反正这下子是把魏元忠害惨了。

    他一连数日茶饭不思，冥思苦想，差点把脑袋想破，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几天后，魏元忠利用手中仅有的权限，跑到长安县和万年县的大牢里，命看守逐个打开牢房，这里瞧一瞧，那里看一看，几乎把里面的囚犯都看了个遍，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他想找的人——一个举止作派、表情言语都像江湖老大的人物。

    魏元忠仔细观察了半天，最后下定决心——就是他了！

    他赶紧命人打开这位老大的手铐脚镣，好酒好菜一顿招待，然后道明来意，说天子要巡幸东都，一路上怕盗贼捣乱，所以请他陪着走一趟。

    这位老大一听就乐了。没想到自己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居然一不留神混成了天子的保镖，这可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好事啊！干完这趟差使，往后在江湖上行走，谁还敢不给他这个天子保镖面子？

    于是这位老大胸脯一拍：啥也别说了，包在兄弟身上！

    魏元忠大喜，赶紧给他换上官袍，然后就让他陪着銮驾一起开赴洛阳。一路上，沿途盗贼听说有某位江湖老大替天子保驾护航，也就没敢轻举妄动。于是这浩浩荡荡的一万多人的天子队伍，果真就在没有军队护驾的情况下，平安无事地抵达了东都。

    堂堂天子出巡，居然由黑社会老大护驾，这可真是旷世奇闻！如此奇闻就算放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是仅此一例。

    魏元忠的表现让武后非常满意。他日后能够在武周一朝平步青云、官居宰辅，或许就和这次急中生智的特殊表现密切相关。

    顺利地把高宗弄到洛阳之后，武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重组宰相班子。

    在李贤被废之前，宰相团的成员是：刘仁轨、郝处俊、李义琰、崔知温、裴炎、薛元超、王德真、张大安。其中，张大安因李贤被废而遭贬谪，不久，王德真、郝处俊也先后罢相；在剩下的五个宰相中，刘仁轨、李义琰是铁打的反武派，崔知温的立场不太明朗，但显然也不是武后的人；只有裴炎和薛元超是武后的亲信。很明显，武后在宰相班子中的支持率还是偏低的，所以这几年来，武后早就有意打造一个完全听命于她的宰相班子。

    现在，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这三个宰相都奉高宗之命，留在长安辅佐监国的太子李哲；而李义琰目前的职务是太子右庶子，自然也要留在太子身边。所以，此次跟随高宗来到东都的，只有一个年迈体弱的崔知温，这当然就为武后重组宰相班子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和机会！

    四月二十二日，高宗和武后刚刚抵达洛阳；二十四日，武后就以闪电速度提拔了四个官员入相。他们是：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检校中书侍郎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

    按照唐制，只有三品官才能入相，可武后却一再打破这个制度——无论是先前提拔的裴炎和薛元超，还是此次提拔的这四个人，在拜相前都仅有四品官秩。而且，这四个人的资历甚至比当初的裴、薛二人要浅得多。为了不使他们的入相显得太过突兀而引起那些资深宰相的不满，武后就挖空心思地抛出了一个新的官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示和先前的宰相官衔同中书门下三品相区别。（贞观八年，时任右仆射的李靖曾因病请求致仕，被太宗下诏挽留，并特许他“每三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这应该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由来，但是此衔被正式确立为宰相头衔，还是从武后开始的。）

    从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新官衔就成了年纪轻、资历浅、品秩低的官员们拜相的常用头衔，到最后甚至取代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中晚唐宰相的唯一头衔。

    武后如此折腾，此时的高宗究竟作何感想呢？

    他并不反对。

    不仅不反对，而且他还在帮武后补台——为了尽量不让老宰相们对这个出人意料的政治举措产生过于强烈的抵触情绪，高宗特意对崔知温解释说：“待举等资历尚浅，且令预闻政事，未可与卿等同名。”（卷二○三）

    其实，高宗之所以默许武后的所作所为，甚至还帮她补台，原因并不是他病糊涂了，而是因为高宗知道，一旦自己驾鹤西去，唯一可以稳定大局的人，唯一可以保证帝国在权力交接过程中不至于出现动荡的人，就只有武后了！

    所以，他只能信任武后。

    如果说，李弘和李贤其中任何一个现在还是太子的话，高宗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武后的势力，同时加强太子那一头的权力比重。只可惜，眼下的帝国储君既不是李弘，也不是李贤，而是一直让他深感失望的李哲。

    早在服食丹药期间，高宗就首度命太子李哲监国。离开长安之前，高宗还特意安排了三个宰相给他辅政，并且对其中的薛元超（其时兼任太子左庶子）作出了郑重的嘱咐：“吾子未闲庶务，关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既深，不得不讲！”（《旧唐书·薛收传》）

    就像当年不遗余力地培养李弘和李贤一样，如今高宗也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李哲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储君。

    然而，令高宗大失所望的是，李哲和他的大哥、二哥根本没的比！

    从小，李哲就沉湎于斗鸡走马，喜好射猎宴游，既无出众的品行，又无过人的才学，属于皇族中那种典型的纨绔子弟。其实对于一个普通的亲王而言，这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没有人能料到，高宗和武后最终竟然会三易太子，把储君的桂冠戴到李哲头上。所以，从小到大不曾受过严格的储君教育的李哲，身上的纨绔习气难免就会浓厚一些。

    但是不管以前怎样，至少在当上太子之后，李哲就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已经今非昔比了。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储君，就必须主动减少一些玩乐，多学习一些治国理政的经验。

    只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就在高宗和武后东幸洛阳期间，留守京师的太子李哲还是照样飞鹰走马、射猎宴游。深受高宗重托的薛元超一再劝谏，可李哲却依然故我。最后薛元超只好一状告到了东都，高宗赶紧遣使慰劳薛元超。

    李哲这副烂泥扶不上墙的德性，自然是让高宗极度失望。

    在这种情况下，高宗当然只能希望在自己宾天之后，武后能够继续把握大局、全力辅佐太子。

    虽然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但是除此之外，高宗又能作何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