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46年，由赵武和屈建主导的、向戌牵线搭桥的弭兵运动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所谓“弭兵”，就是收藏兵器，消除战乱，呼吁天下各国和平共处。作为弭兵运动的序幕，这一年春天，晋国采取非常措施，向齐、鲁、卫三国归还失地。

    三年前，也就是公元前549年的夏天，齐国的大夫乌馀叛逃到晋国，将齐国的领土廪丘献给晋平公。那时候还是齐庄公当政，晋国和齐国处于敌对状态，晋国对乌馀的叛逃持观望态度，也没有派兵接收廪丘。乌馀便成为了独立于齐、晋之外的第三股势力，他以廪丘为基地，袭击了卫国的羊角（地名），又趁鲁国没有防备，攻占了鲁国的高鱼（地名）。

    乌馀是一位久经战阵的将领。进攻高鱼的时候，正好天降大雨，鲁国人以为他无法发动进攻。他却带领部下赤手空拳地从城墙的排水孔钻进了城，潜入到武器库中取得了武器和甲胄装备自己，然后登上城墙，杀死守卫的士兵，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城池。

    公元前547年冬天，赵武向晋平公建议：“晋国作为天下的盟主，诸侯如果互相侵犯，就要讨伐他，让他归还侵占的土地。现在乌馀控制的几座城邑，都属于应该追讨的那一类，如果我们贪图它们，那就没有资格做盟主了。请您主持公道，将那些土地归还它们的诸侯。”

    晋平公说：“好，派谁去办这件事呢？”

    赵武说：“派胥梁带去吧，他能够不动刀兵就把事办好。”

    公元前546年春天，胥梁带秘密召集齐、鲁、卫三国军队，将他们带到廪丘附近。又命令乌馀集合军队，出城接受晋国的封赏。乌馀不知是计，欣然出城。胥梁带趁他不注意，突然逮捕了他。乌馀的手下群龙无首，又被诸侯的军队团团包围，只好弃甲投降。事后，胥梁带将廪丘还给齐国，羊角还给卫国，高鱼还给鲁国，赢得了满堂喝彩。

    同年四月，向戌来到晋国与赵武会谈。会谈的主题，自然是消除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寻求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向戌对赵武正式提出：由晋、楚、齐、秦四大国发出弭兵倡议，号召天下诸侯化干戈为玉帛，共同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太平盛世。

    赵武就此事召集晋国的卿大夫开会。韩起说：“战争是残害百姓的凶手、经济的蛀虫、小国的大灾难。现在有人要倡导和平，消除战争，就算不一定办得到，我们也要答应他。如果我们不答应，而楚国答应了，那么楚国便占据了先机，用来号召诸侯，我们就失去了盟主的地位了。”

    晋国答应了向戌的要求。

    向戌又跑到楚国，楚国也答应了。他又马不停蹄地来到齐国，齐国人对此有所顾虑，陈须无说：“晋国和楚国都答应了，我们为什么不答应？而且人家说要消除战争，我们不答应的话，国内的老百姓都会有意见，到时候我们又怎么能够领导他们？”于是齐国也答应了。向戌又来到秦国，秦国同样没有异议。于是，晋、楚、齐、秦四个大国联合发表声明，通告天下诸侯，在宋国举行弭兵会盟。

    同年五月，赵武率先抵达宋国，接着郑国的良霄到达。

    六月初，鲁国的叔孙豹、齐国的庆封、陈须无，卫国的石恶、晋国的荀盈、邾文公到达宋国。

    六月中旬，楚国的王子黑肱先于楚国代表团到达，并与叔向举行会谈，商定了有关弭兵的条款。

    六月下旬，楚国令尹屈建抵达陈国。向戌从宋国出发，到陈国与屈建会面，商定相关的条款。屈建向向戌提出：晋、楚两国各有盟国，从今以后，晋国的盟国要向楚国朝觐，楚国的盟国也要向晋国朝觐。

    屈建的这一提议，实际上是要求建立晋、楚两国共同领袖群伦的国际新秩序，具有大国沙文主义的色彩。向戌回到晋国向赵武复命，赵武回答：“晋、楚、齐、秦四国地位对等，晋国不能指挥齐国，如同楚国不能指挥秦国。楚国国君如果能够让秦国国君驾临晋国，寡君岂敢不说服齐国国君到楚国去朝觐？”言下之意，就算是晋、楚两国共同领导天下，也免不了要给齐国和秦国面子，与其他诸侯区别对待。

    向戌又跑到陈国向屈建转达赵武的意见。屈建派人向楚康王请示，楚康王说：“那就放下齐国和秦国，其他国家照此办理。”

    七月上旬，向戌自陈国返回宋国。向戌返回的当夜，赵武和王子黑肱连夜商定了盟书的措辞。两天之后，屈建在陈国的孔奂和蔡国的公孙归生的陪同下抵达宋国。曹国和许国的大夫也先后抵达。至此，弭兵会盟的各国代表全部到场，各国军队分区驻扎，相互之间用篱笆划分界线。晋国和楚国的部队人数最多，分别驻扎在最北边和最南边。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一切都仿佛太顺利，太理想化了。两个国家打了近百年的仗，现在突然要握手言和，未免有点不太习惯。问寒问暖之间，总有些神态不自然；笑面相迎之时，又难免笑里藏刀。眼看离盟誓的日期越来越近，双方之间的气氛却越来越紧张。忽然一日，有情报传到晋军大营，说楚国人准备发动袭击。据说屈建说了这样的话：“如果杀死赵武和他的随从，晋国就被大大地削弱了。”荀盈建议赵武加强防备，赵武倒是很坦然，说：“万一楚国人发动进攻，我们就全军向左回转，进入商丘，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

    楚国人这边同样是顾虑重重。到了盟誓那一天，屈建命令楚国人在外衣里穿上皮甲，以备不测。伯州犁劝谏道：“这样做恐怕不太好吧？诸侯盼望受到楚国的信任，因此前来会盟。如果您不信任别人，等于是抛弃了使诸侯前来顺服的东西了。”屈建不以为然道：“晋国和楚国积怨已久，我不能不考虑什么事有利于自己。如果能够达到目的，哪里还管得了什么信任不信任？”伯州犁退下来之后就对别人说：“令尹恐怕活不过三年了。只求满足意愿而丢弃信用，这样能够得志吗？有意愿就形成语言，有语言就会产生信用，有信用又会巩固意愿，这三件事相辅相成，彼此依存。信用丢掉了，还能活到三年吗？”

    晋国人的情报工作做得很细，楚国人将穿皮甲赴会的消息又传到了赵武的耳朵里。赵武对此感到担忧，将叔向找过来商量。叔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呢？一个普通人做出不守信用的事，尚且不得好死；一个会盟诸侯的卿做出不守信用的事，必然不能成功。那些说话不算数的人，不能给别人造成麻烦，这不是您应该担心的事。以信用召集别人，结果却披上了一层虚伪的外衣，必然没有人亲附他，哪里能够伤害我们？再说了，我们在宋国的地盘上，有宋国人帮着我们抗敌，就算楚军多一倍也无济于事，您又有什么好害怕呢？不过，事情还不至于到那一步，您就宽心去参加会盟吧！”

    不只是晋、楚两国尔虞我诈，各怀鬼胎，其他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鲁国的季孙宿虽然没有参加会盟，但是一直在国内进行遥控。他派人以鲁襄公的名义给鲁国的代表叔孙豹送去一封信，说：“一定要想办法把我国与邾国、滕国同等对待。”

    众所周知，鲁国远大于邾国和滕国，而且鲁国人历来自视甚高，怎么会突然想起要与邾、滕这样的小国相提并论呢？说到底还是经济决定政治，口袋指挥脑袋——季孙宿担心会盟之后，鲁国同时要向晋国和楚国朝贡，不堪重负，所以想降低鲁国的级别，同时也降低朝贡的标准。

    叔孙豹对这个命令感到很为难。凑巧不久之后，齐国人提出将邾国作为附庸，宋国人请示将滕国作为属国，这两个小国就不能以诸侯的身份参加会盟了。叔孙豹说：“邾国和滕国是别人的私属；我国是堂堂正正的诸侯之国，为什么要和他们一样？宋国、卫国才是和我们对等的。”因为这件事，《春秋》里没有记载叔孙豹的族名，而仅仅是称之为“豹”，算作是对他违背国君命令的惩罚。

    七月五日，弭兵会盟正式在宋国西门外举行。到了这个时候，晋、楚两国仍然在互相较劲，争执歃血盟誓的先后。这也难怪，排座次是中国人从古至今最关注的事情，容不得半点马虎。

    晋国人说：“晋国本来就是诸侯的盟主，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晋国之前歃血。”所谓歃血，就是将牲口的血涂抹在嘴唇上，以示守信之意。

    楚国人说：“晋国和楚国的地位对等，如果晋国永远在前面，那就是楚国低于晋国了。而且晋国和楚国轮流组织诸侯会盟已经有很多年了，难道每次都是由晋国来主持的？”

    叔向对赵武说：“诸侯归服于晋国的德行，不是归服于晋国主持结盟。您致力于德行，不要去争执先后。再说了，诸侯会盟，小国本来就应该承担一定的具体事务，就让楚国这个小国来主持会盟吧！”

    很多时候，解决问题要的就是一个说法。赵武当即点头称是。于是，屈建率先歃血。轰轰烈烈的弭兵运动，经过一系列前戏、试探与摩擦，终于有惊无险地达到了高潮。

    七月六日，宋平公以东道主的身份宴请晋国和楚国的大夫。按照当时的礼仪，宴请众多客人，应当奉一人为主宾。宋平公将这一尊荣给了赵武，屈建对此没有表示异议。也许在屈建看来，赵武已经在盟誓的时候给足了他面子，现在让赵武当主宾，就算是投桃报李吧。

    七月九日，宋平公又在商丘的东北门举行宴会，招待与会的各国代表。在这次宴会上，屈建问了赵武一个问题：“贵国的先大夫士会的品德如何？”

    赵武回答：“这个人的家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对于晋国人来说，一切都坦坦荡荡，他家的祭祀官对鬼神献祭，没有说过言不由衷的话。”

    士会历经晋文公、晋襄公、晋灵公、晋成公和晋景公五个朝代，有“五朝贤臣”之称，《国语》里评价士会，说他“辅佐晋文公、晋襄公称霸诸侯，诸侯对晋国没有贰心；以上卿的身份辅佐晋成公、晋景公，军中没有产生过问题；当晋景公的中军元帅主政晋国，还兼任太傅，修正刑法，整理法规，晋国没有不守法的百姓，后人都以他订立的法规为准则。”

    屈建回去之后，将赵武的话转述给楚康王，楚康王很感慨：“高尚啊！能够让神和人都高兴，难怪士会能够辅佐五世国君为诸侯的盟主。”

    屈建也感叹道：“晋国领袖诸侯是理所当然的事，虽然人说晋国的卿不如楚国的卿，但是有叔向这样的大夫来辅佐他们的卿，楚国却没有和他们相当的人才，不可与之争锋！”

    弭兵会盟后，晋国代表团经过郑国返回晋国。郑简公在垂陇（地名）设宴招待赵武，公孙舍之、良霄、公孙夏、子产、子大叔、印段和公孙段七人作陪。这七个人都是郑穆公的后人，被称为“七穆”，也就是郑国最有权势的七大家族的代表。赵武很感动，对他们说：“七位大夫陪同君侯招待赵武，这是赵武的荣幸。为了完成君侯的赏赐，请你们都赋诗以言志，我赵武洗耳恭听。”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春秋时期的中国贵族，如果不会吟几句诗，是应付不了大场面的。当下公孙舍之吟了一首《草虫》：

    喓（yāo）喓草虫，趯（tì）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gòu）止，我心则降。

    陟（zhì）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草虫唧唧，扰乱我心；见不到心上人，忧心忡忡；只有见到他，两情相悦，我的心才能平静。——这是《诗经·召南》中记载的一首爱情诗，公孙舍之以此表达郑国对晋国的信赖，也是表达他本人对赵武的尊重。赵武听了，连忙站起来对公孙舍之说：“好啊，您真是百姓的主人！只不过赵武愧不敢当。”

    接着良霄吟了一首《鹑之奔奔》：

    鹑之奔奔，鹊之彊彊。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鹊之彊彊，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鸟儿成双成对，互相追逐，君侯如果品行不良，又怎么能够当君侯呢？——据说，这是当年卫国人讽刺宣姜与公子顽通奸而写的一首诗，载于《诗经·邶风》中。

    十六年前，也就是公元前562年，郑简公曾派良霄出使楚国，要他办与楚国绝交的差使，结果楚国人将良霄扣押起来，直到公元前560年冬天才释放回国。因为这件事，良霄一直对郑简公有意见，所以借这个机会发泄出来了。

    赵武当然听明白了良霄的意思。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正面回应良霄，只好装傻道：“哎呀，这可是床笫（zǐ）之间的话语，不能出门的，何况是在这远离国都的地方？我不敢听啦！”

    轮到公孙夏了，公孙夏吟了《黍苗》的第四章：

    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

    这是将赵武比喻为周朝初年的政治家召伯，赞扬他的文治武功。赵武谦虚道：“这都是寡君的功劳，并非赵武的功劳。”

    子产吟了《隰桑》：

    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

    隰桑有阿，其叶有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

    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

    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洼地的桑树婀娜多姿，树叶茂盛繁密，能够在这里见到君子，别提多高兴！赵武听了，微笑着说：“我愿意接受最后一节。”

    最后一节翻译成现代文的意思是：心中爱慕这个人，却又欲说还休；心中对这个人有深深的爱意，如何能够忘记！这是委婉地告诉子产，你就别光对我说好话了，我更想听听你的教诲。

    子大叔吟了《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漙（tuán）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这是一首青涩的爱情诗，写的是清晨在山野里偶遇美人那种一见钟情的欢欣。子大叔第一次见到赵武，所以有此一比。赵武感谢道：“您太客气了。”

    印段吟了《蟋蟀》：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已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蟋蟀在堂前鸣叫，一年就要结束了。今天如果不及时行乐，岁月就要溜走了。但是不能过度欢乐，应该居安思危，请您提高警惕，提防意外。赵武正色道：“说得好啊，这是保护家族的大夫应有的品德，我受教了！”

    公孙段吟了《桑扈》：

    交交桑扈，有莺其羽。君子乐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莺其领。君子乐胥，万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为宪。不戢不难，受福不那。

    兕（sì）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万福来求。

    这首诗收录于《诗经·小雅》中，寓意君子知书达理，受到上天的护佑。赵武说：“彼交匪敖（不骄不傲），这福气还能跑到哪里去呀？如果按照这些话去做，就算想推辞福禄，也不可能啊！”于是举杯向郑国的各位大夫敬酒，宾主尽欢。

    宴会结束之后，赵武和叔向谈论郑国的几位大夫，说：“良霄这家伙将要有灾难了。诗以言志，他的心愿在于指责自己的国君，这样能够长久吗？就算侥幸，将来也一定会逃亡。”

    叔向说：“是啊，这个人太过狂妄，不出五年便可见分晓。”

    赵武又说：“其他几位倒是不错，尤其是公孙舍之，因为他处于上位而谦虚自抑，他的家族必定长久。其次是印段，因为他欢乐而有节制。欢乐是用来安定百姓的，乐而不淫，不也是可取的吗？”

    弭兵运动是春秋时期最值得称道的外交活动。通过弭兵运动，晋、楚两大军事集团第一次真正走到谈判桌前，为结束对抗、谋求和平而进行对话。自此之后的四十年间，两个大国没有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中原各国因此也获得了四十年的休养生息时间。如果有人对四十年的和平嗤之以鼻的话，我建议他算算巴黎和会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有多少年的间隙。

    弭兵运动的实际主导者，无疑是赵武和屈建。但是由于向戌在其中穿针引线，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历史上一般将弭兵运动的主要功劳归于向戌。而作为当时两个大国的统治者——晋平公和楚康王——反倒显得没那么重要了。事实上，弭兵运动还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由于国际局势缓和，外部斗争的压力减轻，各国内部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卿大夫阶层为了争权夺利不惜头破血流，公室的势力普遍遭到削弱。一般认为，以公元前546年为界，春秋由诸侯争霸的时期转入了大夫兼并的时期。

    向戌本人对自己的这一壮举也颇为自得。据《左传》记载，弭兵会盟之后，向戌主动向宋平公请求赏赐，也就是讨赏。他的原话是：“请免死之邑。”

    这句话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请求免死的城池”。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向戌的自谦之言，请求国君赏给他聊以为生的土地；另一种观点认为，弭兵会盟兹事体大，直到歃血的前一刻还有诸多变数，万一事破，向戌难逃一死，因此向戌是将脑袋挂在裤裆上来办这件事，现在事情成了，所以称为“免死之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免死之邑”类似于后世的丹书铁券，是国君发给功臣的“脱罪保证书”，如果有犯死罪的行为，功臣本人“身免三死”，其子孙则可以“免一死”。

    不管出于何种理解，当时宋平公准备赐给向戌六十座城镇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将这六十座城镇的土地文书发给向戌之前，宋平公先拿给司城乐喜（子罕）过目。乐喜说：“但凡诸侯小国，晋、楚两国总是用武力来威胁他们，使得他们害怕。也正是因为害怕，这些国家才上下和睦，力求安定，以在大国之间求得生存的空间。如果没有了外部的威胁，他们就难免骄傲，骄傲则祸乱发生，祸乱发生则必然灭亡。上天生长了金、木、水、火、土五种原料，百姓全部都用上了，废掉其中任何一种都不行。谁能够真正丢掉武器？自古以来，武器就存在了，它是用来威慑不轨之徒、宣扬文德教化的。圣人依靠武力而兴起，害群之马因为武力而受到惩罚。天下兴亡，都因刀兵而起。现在向戌想尽办法搞什么弭兵运动，谋求丢掉武器，这不是忽悠大家吗？不惩罚他已经不错了，还敢来要求奖赏，这简直是贪得无厌！”说着拔出防身的小刀，将文书上的字都削去，然后扔了它。

    乐喜的话说得有没有道理？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有人类就有战争，弭兵作为一种良好的愿望，在很多时候是通过军事的平衡而不是失衡来达到的。也就是说，只有敌对的各方都对别人的武力心存畏惧的时候，弭兵才成为一种可能。以晋国和楚国为主导的弭兵运动，也正是因为两个国家近百年来的相持不下才被提上议事日程。握手言欢的背面，是蠢蠢欲动的刀兵相见，只要这种军事平衡在某一处被打破，战争必定又重新开始。对于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而言，弭兵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外部压力的消失往往是内部矛盾激化的先兆。乐喜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对向戌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关于乐喜这个人，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他的品性。公元前558年，宋国有个平民给乐喜送来一块宝玉，乐喜拒不接受。献玉的人说，这是一块难得的宝玉，经过玉师鉴定才敢献给您的，请您一定要收下。乐喜说：“我以不贪为宝，你以玉为宝。如果我接受了你的玉，那我们两个都失去了自己的宝贝，这又何必呢？”那个人赶紧跪下磕头说：“我一介平民，拿着这么好的宝玉实在是不安全，所以才来献给您的啊！”乐喜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于是将宝玉收下，给了那个人相当的财富，并派人送其回乡。

    向戌得知乐喜毁掉了土地文书，情绪十分稳定，仅仅是给宋平公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愿意推辞那六十座城镇，不要封赏了。但是向氏家族的其他人十分恼火，商量着要攻打乐喜。向戌制止了他们，说：“我将要做自取灭亡的事情，是他让我生存了下来，没有比这更大的恩德了，难道你们要向恩人开战吗？”

    乐喜的直言不讳和向戌的从善如流，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左传》对此评价：君子说‘那位人物，是主持正义的人’，指的就是乐喜吧！‘用什么赏赐我，我都接受它’，指的就是向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