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远征军的两大分支,中国驻印军有的时候,滇西远征军也就有了,不过与驻印军不一样的是,滇西远征军在组建之初,双方就有约定,即这支军队须完全由中国军官指挥,美国人只负责训练和提供武器。
如果没有第一次远征,蒋介石不可能想到这一点,现在想到了,也只能限制在云南,而且军官还得由史迪威本人来遴选。没办法,人家手里握着要你命的援华物资分配权呢。
史迪威眼力不错,他看中的滇西远征军首任司令长官是陈诚。
老乔倒不是为了投蒋介石所好,陈诚身上所具有的品质,可以说都是他喜欢并认可的,即使拿美国标准来衡量,也绝对称得上是个优秀的指挥官。
不过,这下可够陈诚忙的了,有一段时间,他既要顾远征军一摊,六战区那一摊又丢不掉,真个是团团乱转,甚至到鄂西会战,还得飞回恩施去指挥作战,就差没有分身之术了。
和很多长年征战的军官类似,陈诚也有着严重的胃病,如此一折腾,这位十项全能的铁人就真给累垮了,只得请假去重庆郊外休养。
远征军司令长官的位置又空了下来,要说国内能征惯战的将领也很多,可关键是人家史迪威得认可才行,你能让杜聿明、罗卓英去吗?
为了找到合适人选,军政部长何应钦把一本军官名册都翻烂了,终于翻到了一个人的名字。
东山再起
因为中条山之战,昔日虎将卫立煌跌入了谷底,撤职加革除上将衔的处分,也就比坐牢、枪毙好那么一点。
撤职之后,改调军委会西安行营主任。
卫立煌为人非常倔犟,属于“五虎上将”里面最爱说怪话、发牢骚的,有时跟蒋介石都不对付,但事到如今,他也无话可说,短期内就办完移交手续,去西安就职了。
所谓行营主任,是一个标准的闲职,没什么权,去了以后,卫立煌也不愿意一本正经地坐办公室,而是把事务推给幕僚,自己则带着一家子在西安城里闲逛。
每天都是这么打发光阴,卫立煌自此绝口不言军事,就连原先部属求见,他也一概婉言谢绝。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在外人看来,卫立煌是真的想退隐不干了,要不然怎会如此悠闲和清静?
只有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这只虎才会偶尔露出真容。
他经常翻阅报纸,看完之后就长吁短叹,拍案不平。
将军的价值在战场,若久而“髀里肉生”,空长一身肥肉,连战马都骑不了,岂不悲哉?
不言,其实满心都是言,但总不能自己哭着喊着说“廉颇未老,一顿还能吃上一大碗”之类的话吧。
在西安闲逛一个月后,卫立煌再也熬不住,索性离开西安去了成都。
表面上是彻底退隐,其实却隐含着强烈不满:这么一个闲职,你们不觉得大材小用?
这叫以退为进,然而起初却只能退不能进,一连憋屈两年,到了用人之时,统帅部才想到以前还有过这么一只虎。
在第一次远征军的出国名单里,罗卓英的位置原先就是安排给卫立煌的。
心里那个激动,可卫立煌还是忍住了。
机会再好,该拿架子还得拿,不然就会让人看扁,认为你被贬如此,怎么上面一声招呼,你就急不可耐要出山了。
要让人看重,就得学会“拿”,这是中国传统官场的经验之谈。
接到征调令后,卫立煌答复:“我以前去中条山视察时,乘马受惊,把我从上面颠了下来,因此震坏脑子,所以无法赴任。”
等到陈诚病倒,何应钦又想起了卫立煌,名单报给史迪威,老乔点了头。
这时,史迪威和蒋介石私下里已经势同水火,谁跟蒋介石热落,谁就不讨史迪威喜欢。卫立煌因中条山之败遭贬,与蒋介石的关系,已不像其他几虎那样近,他自然没有理由表示反对。
美国佬能点头,就一切OK,可是因为前面那个例子,一个军政部长已经请不动卫立煌了,非得元首去请不可。
1944年春天,蒋介石派专机到成都相邀。
这回要是再“拿”就过了,官场沉浮这么多年,对尺寸所在,卫立煌还是掂量得清楚的。
重庆一行,蒋介石亲自接见,卫立煌正式就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并得以恢复上将衔。
“脑震荡”问题不存在了,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在战场上挽回自己的声名。
将军荣辱在战场,卫立煌(右二)要靠第
二次远征来翻身
退隐的那些日子,卫立煌不言军事,某种程度上却是已痛得说不出话来了。
那一仗打得实在丢脸,算得上是抗战中期最窝囊的一仗,以至不提中条山便罢,一提就是一个惨字。
在告别洛阳时,卫立煌特意让司机返回,绕着住处兜了一个大圈子才离开。
他不知道的是,自己今后还有没有可能再回到原来的地方。
虽然说是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但现实生活中的军人,往往是打了一次败仗就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就像刘峙,号称“常胜将军”,老“五虎”里面属于最牛的,可是因为在保定会战中摔了跟斗,竟然被人奚落成了“常败将军”。
卫立煌是幸运的,因为还有机会重来。
这次绝不能再输。
陈诚在任时,把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设在楚雄,此地离昆明有三百里路远,当时主要是陈诚顾虑军风军纪废弛已久,在无法有效改善官兵待遇的情况下实施的“苦肉计”——要穷穷一块儿,大家都没话说。
卫立煌把长官部迁到了保山,这回却不是要做样子,而是为了真刀实枪地开练。
保山已接近滇缅边境,离怒江前线不远,便于观察敌情,用兵筹谋。
当年中条山之败,败就在败在麻痹大意上,若是当时能靠前一点指挥,则决不至于败得那么惨。
先得去看看怒江。
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曾谈到他为了出师南征,曾“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其中的泸水,据说就是怒江。
怒江源于青藏高原,其河面不宽,旱季水流也不是很急,但是到雨季就像变了个脸,波涛汹涌,真个是犹如天神怒吼一般。
这是一道很难轻易逾越的天然屏障,对西岸的日军是这样,对东岸的远征军也是如此。
1944年4月,卫立煌带着幕僚经过多次察看,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渡江地点,滇西远征军也初步完成了装备和训练。
此时,中国驻印军已在缅北发起第二次旱季攻势,孟拱河谷杀声震天,处于亢奋中的史迪威一再催促,要求滇西远征军按照计划渡过怒江,与驻印军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就在这节骨眼上,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昆明和重庆大受震动。
蒋介石给卫立煌发来加急电,要他回师楚雄,以保昆明。
捏着两位老大的电报,卫立煌反复思量,觉得按哪一头的意思办都不好。
回师楚雄,就意味着出师计划要泡汤了,可自己出来这一趟算怎么回事,没有战功,到头来罩头上的帽子还是一个“中条山”,今后又有何前程可言?
若只听史迪威的话,不顾一切渡江作战,到时昆明若有差池,自己一样要吃不了兜着走。史迪威固然不好惹,那蒋介石却也不是好侍候的老板,一个抗命失地之罪就可以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给这两个牛人扛活不容易啊,卫立煌最后决定走“中庸之道”:先抽一部分兵力到贵阳,等局势稍一缓和,再相机发起渡江战役。
最弱军
1944年5月,眼看进入雨季,到了怒江要大发脾气的时候,卫立煌感到不能再等了,必须像诸葛丞相那样“五月渡泸”。
在怒江岸边已集结五个军,但在渡河前,有个军长突然问工兵部队:“渡江之后,假如站不住脚,能不能再把我们接回来?”
这话一听,心就一沉。
未渡就想到要回来,跟仗还没打,先找退路一样,都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而这无疑是一件再糟糕不过的事。
当时国内的中国军队,只有第七十四军这样的超一流部队可以跟日军硬碰硬,大多数别说攻,能勉强守一守就可以给打高分了,以至天长日久,大家都养成了习惯,即打仗之前一定要往后看一看,找好退路再说。
第五十六师团的疯狂曾给首期出征的远征军造成
致命威胁
更别提盘踞怒江对岸的,还是日军第五十六师团。
在第一次远征中,有两个师团暴得大名,它们同出于北九州,一个是从正面击退远征军的“菊兵团”第十八师团,另外一个就是快速猛插,抄了远征军后路的第五十六师团。
经过那一战,来自于久留米的第五十六师团在南洋日军中声誉显赫,号称“龙兵团”,而且自侵占怒江以西地区后,这个师团就一直留驻滇西,再未换防,他们天天在那里挖工事,其阵地之固可想而知。
当所有看得见的情况都一五一十摆在面前,担忧和恐惧就会像野草一样四处蔓延。
卫立煌到云南后,对每个军都走访了一遍,跟师长以上军官一一谈话,他知道这种未战先怯的心理不光是一支部队有,而是大家都有,不光是军官有,士兵也有。
在这里,卫立煌看到了第五十三军。
第五十三军原属东北军系列,从前的老军长是万福麟,也就是保定会战时第一个开溜的部队。
第五十三军曾接受过卫立煌的指挥,那时还称得上是东北军系统中编制最大的一个军,虽有保定之败,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仍有四个师六万人,为一般部队望尘莫及。
可当他们再次出现在卫立煌面前时,却已是凄凄惶惶,可怜兮兮。
原因,当然还得首先从自己身上找。
第五十三军人多,武器相对也好,可是战斗力弱,每次作战都和保定会战中一样,没抵抗几下就要败退,以至战区组织大小战役时,没有谁敢把它放在重要位置,都怕东北军一掉链子,害自己步刘峙的后尘。
别说当初的卫立煌,就算鼎盛时期的薛岳也不敢放胆使用第五十三军。两次长沙会战,第五十三军都参加过,可基本上是有它不多,没它不少,作用还不及杨森的川军。
这是个恶性循环,你越怕打仗就越打不好仗,越打不好仗,上级就越不重视你,表彰、补给之类的好事统统与你无缘。
第五十三军是从湖南走到云南的,这时万福麟已升迁,由副军长周福成接任军长,人马也从四个师缩到两个师,六万成了三万。
部队在一起,能够攀比的就是战斗力和以往的战绩。在滇西远征军里,第五十三军是毫无争议的“最弱军”,谁也不待见。
不过,卫立煌并没有因第五十三军垫底就将之忽略,相反还很重视,在军营里一待就是五天。
检查武器,发现步兵连每连只有四门迫击炮,而按美械装备的统一标准,应为六门,卫立煌便让军长周福成把另外两门也拿出来。
周福成不是没拿,而是集团军没发。
滇西远征军分为两大集团军,第五十三军隶属第二十集团军,集团军总司令霍揆章嫌“最弱军”战力不济,觉得给全也是浪费,便自作主张扣下两门,以便其他能打的部队损耗了,还能立即进行补充。
不管霍揆章怎么想,这对周福成当然不公平,只是心里虽有气,上面如果不问,他也不敢多说,就怕你们上头都穿一条裤子,合着伙来欺负人。
现在既然司令长官主动问起,周福成心头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了,“我的所有炮都在这里,没有的两门让集团军给扣了!”
卫立煌的目光转向霍揆章。
霍揆章满脸通红,但当着周福成的面,他又不能说出“最弱”这些理由,只好解释说:“扣是扣了,不过是准备今后补发的,因为担心第五十三军一下子用完,坏了没法再补。”
这点小伎俩当然骗不了卫立煌,他随即追问:“既然如此,为什么集团军里的其他部队都发全了呢?”
霍揆章张口结舌,无话可说。
卫立煌板起面孔,“少发两门迫击炮,就会减少火力,这可是自己配苦药给自己吃啊。”
霍揆章赶紧诺诺连声,“明天就发,迫击炮都在仓库里存着呢。”
卫立煌把第五十三军的军官集合起来训话,明确承诺,“请大家放心,今后会对第五十三军平等看待,装备和补充一律按司令长官部规定,不得克扣。”
谁要是不听命令,必受处罚!
由于战绩劣,名声差,第五十三军到云南后一直都是夹着尾巴做人。从周福成到最基层的东北军军官,最担心的还不是克扣武器,而是怕遭到缩编乃至“吞并”。
如今,终于有人肯帮着撑腰和说话了,而且这个人还是最高长官,能不激动加感动吗?
卫长官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么好?
有人说,卫立煌本身就是“嫡系中的杂牌”,人家靠的不是裙带和学历,而是实实在在的战功,因此才会对所有部队做到一视同仁。
这似乎也说得过去,就像卫立煌在训话中所说的,要“平等看待”。
可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第五十三军的想象,卫立煌对“最弱军”表现出的,还不是“平等看待”般简单,那已是一种异乎寻常的重视和关照。
信心之战
强渡以前,卫立煌将制订好的作战方案和计划予以下发,但各军一拿到手,就引起了议论。
第一个焦点,是第十一集团军成了防守部队。
滇西远征军有两大集团军,无论战斗力,还是对滇西敌情和地形的熟悉,第十一集团军都要胜过第二十集团军。
大兵团作战,尤其是这样关键性的反攻,远征军全扑上去都嫌不够,还要留人防守,就算是要防,也应该让第二十集团军防,结果却是第十一集团军成了主攻部队。
第二个焦点,也是争议最大的焦点。
第十一集团军主攻也罢,使几乎所有人都想不通的是,第五十三军竟然被安排为主力之一。
那个“最弱军”,也能成为主力?它有多强的战斗力,能打这样的硬仗吗?
周福成自己都不知道梦中抽了哪支上上签,让卫立煌这么关照自己,想来想去,也没别的好解释,只能从人情脉络上瞎联系。
兴许是当年受过卫长官指挥,所以他才把咱们当亲生儿子了吧?
意外得宠当然是好事,不拼命打也肯定是对不起领导的,可问题是第五十三军能力就这么一点儿,连他们自己对能否强渡成功都心中无数。
有数的人,是卫立煌。
吸取中条山的教训,卫立煌对这次远征准备得非常细致。他在隔江观察时,发现第五十六师团采取的其实是死守要隘战术,即守住高山据点,而没有沿江部署重兵。
卫立煌立刻意识到,渡过怒江其实不难,难的是后面,在地形复杂的大山里与“龙兵团”作战,那才真叫难。
知道为什么要让第十一集团军主守了吧,守是假,留着最强的部队,随时投入后续攻击才是真。
把第五十三军列入强渡主力,则出自于卫立煌的另外一番盘算。
第五十三军是“最弱军”不错,对此卫立煌也不是不清楚,可是本来也没指望它第一口啃的便是硬骨头,关键是给它信心,让它认为自己很行,特别是装备美械之后。
不但如此,还能给各军以示范,你瞧,“最弱军”都渡江成功了,我们还怕什么!
“恐日病”,或者说是恐第五十六师团的病铁定不治自愈,也就不存在军长脑子里都在想“我还能不能回家”之类的事了。
前提,当然是大家都以为怒江很难渡。
说到底,强渡怒江,其实是一次心理战,或者说恢复信心之战。
名将的思维皆有相通之处,卫立煌的这一战术,与南昌会战时的冈村宁次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就是用“最弱师团”打头,才挽回了日军的士气。
5月11日拂晓,滇西远征军揭开渡江战役的序幕。
渡河部队乘坐的是一种前尖后方的帆布船,一只船可以运送一个班,然而使用起来却极其方便,不用的时候折叠放在背包里,一个人就可以带走,要用的时候只需拿气囊充一下气。
美式后勤配备真是世界一流,几乎挑不出一点毛病,可是乘客们的心却仍然悬在半空中,好半天落不了地。
眼睛一闭下了船,眼睛一睁上了岸。
强渡怒江
想象中的恶战没有发生,因为卫立煌已经用特种部队为“最弱军”铺平了道路。
强渡之前,远征军在岸边建立了炮兵阵地,一水儿的榴弹重炮,往那里一摆,日本人的炮够不着,它却可以准确无误地完全摧毁日军江岸防线。
经过火力清除,当强渡正式开始时,岸边已没有什么日军,第一批渡江部队仅两人伤亡,就顺利地攻占渡口阵地。
滇西远征军由此士气大振,“恐日病”也一扫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