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井建立陆上机场，却并不是为海军航空队准备的。

    与他原先的预料相反，自强渡蕴藻浜以来，上海派遣军的推进速度仍然十分缓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知道守军究竟有多少，抵抗阵地又有多广。

    只是看到前面不断有新的部队和阵地冒出来，打掉一个又来一个，打掉一双再来一双，生命指数不跌反涨，好像总也打不完，打到最后连自己都差不多要泄气了。

    在建立陆上机场以前，松井只能调用海军航空队的飞机，但问题是，海军那帮人不知道陆军需要什么，瞎侦察，搞的情报尽为鸡毛蒜皮。

    松井拿着一堆情报看了半天，仍然是一头雾水。

    此外，由于不懂陆上战术，海军航空队与地面陆军在动作配合、火力协同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所以这次松井建完机场就把海军给甩掉了，他召来的是陆军航空队，后者研究的就是陆上战术，自然比海军航空队要对路多了。

    陆军航空队进入淞沪战场后，拍摄了大量空中照片。这些照片都是有针对性的，不像海军那样毫无目的。

    要知道中国往上海派了多少部队，配置在哪里，只要看了这些照片之后就一清二楚。

    松井笑了，通过飞机侦察，他还解开了另一个一直困扰着他的谜团。

    自登陆作战之后，特种部队基本配属到了最高档次，不光各个师团配有山野炮联队，上海派遣军本身还有直辖的重炮兵旅团，但是拥有这么多大炮，轰击起来仍不够理想，甚至有时炮弹都弄到了不够用，这是为什么？

    如果说有沟壑挡道，所以坦克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这些松井还能理解，可是火炮大部分时间并不受此限制啊。

    研究完情报之后，松井明白了。

    原因是地面炮兵和步兵一样，目标定位不准确，开炮的时候，只能闭着眼睛狂轰滥炸，效果当然要大打折扣。

    知道了守军的阵地结构，那就大不相同了。

    陆军航空队的地面侦察技术果然不是盖的，他们甚至向松井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

    报告上显示，由于江南一带地下水位较高，导致守军工事一般都不能挖得太深，如果动用重磅的大炸弹纯属浪费，大批小炸弹即可摧毁其工事。

    看完情报和报告，松井心花怒放。

    逐村前进，定点打击，飞机开道，大炮随后。

    有了飞机引导，日军的大炮像长了眼睛一样，这边一打，那边炮弹顷刻之间就会像雨点一样飞过来。

    陆军航空队自己也直接投入进攻，以前村庄往往都是日军最难攻克的，但有了飞机密集轰炸后，占领就变得相对容易多了。

    置身于如此险恶的环境之中，陈诚所能做的，也只有咬着牙死战不退。中国军队一个师一个师开上来，随后又一个师一个师地消失在阵地上。

    这时候你有再好的战术也没用，因为战场已不需要战术，需要的只是人，能够继续填进去用于消耗的人。

    即使是蒋介石曾引以为傲的德械部队，此时也已损失了3/5，基层军官死伤过万——曾经想拿来做种子用的，今后再也不可能了。

    美籍历史学者费正清先生由此评论说，在淞沪会战以前，蒋介石的中央军内曾拥有上万名团营以下的军官，他们都经过军校和战场的双重训练，是撑起这支军队当时和未来战斗力的重要支柱。

    但是经过淞沪战场火炉般的“烧烤”，这些军官基本全都战死在上海，以后再未能够得到弥补，从此造成了一种结构性的缺陷。

    10月26日，松井终于突破了大场阵地，然而他同时也付出了更加惊人的代价。

    仅金泽师团死伤就已超过1.2万，基干部队灰飞烟灭，扛着枪站在前面的几乎全是增补上来的新兵。

    在所有部队里面，数第101师团最惨。这支部队来自于第1师团兵源地东京，出发之前未能进行集中训练，战斗力处于垫底位置，所以虽然是最晚上来的，人却死得最多，前前后后死伤了1.5万人以上，创下了侵华日军师团的伤亡数最高纪录。

    补充新兵，人家补一次，它要补上好几次才能维持正常运转。

    在大场主阵地的外围，几乎到处都是日军的尸体和躺在地上的伤兵，失去主人后的各式武器更是丢得满眼皆是。

    按照日方统计，整个淞沪战役，日军总计死伤接近十万，等于在上海被打掉了八个野战师团。这一点是日本人之前无论如何想不到的，“九一八”时想不到，“一·二八”时想不到，长城抗战时想不到，甚至发动“七七事变”时也想不到。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中国正规军迅速崛起的作战能力，令日本朝野上下感到十分吃惊。

    大场失守，不仅使得北郊的上海派遣军和市内的海军陆战队得以会合，而且使江湾和闸北皆处于数面受敌的困境，如不继续后撤，就要被人家包饺子了。

    陈诚调整防线，向苏州河南岸转移。

    这时第88师师长孙元良忽然接到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命令，后者要求第88师继续留下来，或者是在市郊打游击，或者化整为零，分守闸北各据点。

    孙元良大吃一惊。

    闸北的市郊不是现在，那时候可没这么多房子，而且地形平坦，连座隐蔽的小土丘都找不到，如何打游击？

    分守也有困难。

    经过三个多月的大战，德械师此时都已打到没了人形。孙元良师也经过了先后六次补充，老兵仅剩十分之二三，刚刚上来的新兵未习战阵，有的先前甚至连枪都没怎么放过。

    孙元良对顾祝同打比方说，这就好像一杯茶，第一回沏时很浓，可你加过六次开水后再尝尝看，加一次淡一次，越加越淡，早就不是原来的味道了。

    现在部队全赖老兵支撑，同时对新兵一边作战一边训练，慢慢地才能把他们都带出来。假如拆成一瓣瓣的，哪里还能保持什么战斗力，闸北也根本就守不住。

    顾祝同认为孙元良言之有理，但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个决策出自于兼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的蒋介石。

    当时，国际上即将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又刚刚发表“防疫隔离演说”，蒋介石很希望能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美国之力，把日本这个“瘟疫”给“隔离”出去，所以他需要一支部队继续留在闸北。

    其实说白了，就是做给洋人，特别是美国人看的，表示上海尚在我手，以便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

    顾祝同左右为难。

    蒋介石的命令不能不遵守，可是孙元良说的似乎也有道理。如果没守得半日，一个师反而被人家给干没了，那脸就丢大了，而且还是在老外眼皮子底下丢的。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孙元良说我有。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留在闸北，肯定是要牺牲的。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守很多点是守，守一个点也是守。与其把一个师都白白牺牲掉，不如选拔一支精锐部队，就守一个点，这样还更漂亮一些。

    顾祝同点点头，那就照你说的办。

    孙元良本来告诉顾祝同要留一个团，后来一想，“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还是留一个营吧，对外声称800人，即“八百壮士”，但实际上只有一半，400人。

    另外这400人也并非像孙元良说的，是特地选拔出来的精兵（实际也没时间没办法挑了），除了担任营连长的少数老兵外，大多数是后期由保安团补充来的新兵。

    全师撤退以前，孙元良将留守之将叫到跟前，然后足足有20多分钟没说出一句话。

    留下来就意味着死亡，他很难向对方开口。

    这个留守之将，就是谢晋元。

    谢晋元，广东蕉岭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

    淞沪会战开始时，谢晋元的职务是旅参谋主任，但随着能打仗的老兵非死即伤，参谋人员也都被孙元良补充到了一线，所以他这时的身份是副团长（后被晋升为团长）。

    谢晋元留守的据点是苏州河北岸河畔的四行仓库，之所以叫四行仓库，是因为那是上海四家银行堆放货物共用的一个仓库，开战以来，一直被用作孙元良的师司令部。

    当初张治中带着自己的黄埔弟子重点钻研的一个课题，就是如何守。那些秘密工事成为中国军队在上海市区由攻转守时所能依赖的重要屏障，四行仓库就是其中之一。这里存储了足够的粮弹和饮用水，加上建筑物十分坚固（银行仓库有多牢你也知道了），堪与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相媲美。

    10月27日深夜，谢晋元率部从上海北站进驻四行仓库。

    此时仓库的西边和北边已被日军占领，东边是公共租界，南边是苏州河，过河也是公共租界，与外部联络的唯一出口，只是仓库东南角的一个窗口，所以四行仓库事实上已成为孤岛。

    如果没有四行仓库保卫战，作为副团长的谢晋元也许会默默无闻。要知道，像他这样级别的军官，光在淞沪战场上英勇战死的就不知凡几。

    谢晋元得到了一个名扬中外的机会，但也绝对有资格得到这样的机会。

    在进入四行仓库后，他立即在库内建筑工事，并把所有门窗全部封闭，堆满沙包麻袋，做好了死战的准备。

    即使在小格局中，也往往会迸发出无穷的民族智慧。

    我到过很多江南古镇，见识过不止一座古老的宅院。在那些极其普通的门槛后面，往往掩藏着令人眼花缭乱，却又为之拍案叫绝的建筑。它们是住宅，但又是花园，是戏楼，是重重叠叠，一环套着一环的景观，每一步都让你啧啧称奇，每一步都让你感慨前人的奇思妙想。

    沿着这个线索，我还可以向诸位介绍一下明末清初的江阴保卫战。

    小小一座江阴城，24万清军铁骑屯集于城外进行围攻。

    城里守军有多少？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仅仅六万民兵。

    率领这六万民兵的，只是一个江阴典吏，管仓库的官而已，他的名字，叫阎应元。

    阎应元螺丝壳里做道场，古今中外凡是能用的计几乎全都用上了，什么苦肉计、拖刀计、短促突击、偷营劫寨，甚至于中的草船借箭。

    结果，24万正规军怎么都攻不进去，被阻于城外达81天，并且连折三王十八将，战死人马比六万民兵的总数还多，接近七万！

    谢晋元如同当年的阎典吏，该用能用的计他都用上了。

    如果说三十六计有什么共同特色的话，就一个字：诈。

    先跟鬼子玩玩诈术。

    大部队撤退后，四行仓库外围还留有一处钢筋混凝土掩体，知道日本人个个精打细算，一定会拿去再利用，所以谢晋元很通情达理地在掩体里藏了多枚手榴弹，外加一颗大号的迫击炮弹。

    眼看着日军士兵果真钻了进去，守军从外面把连着手榴弹的绳索一拉，手榴弹引爆了迫击炮弹，一屋子的人都上了天。

    等到日军正式围攻四行仓库，谢晋元更是频频设计，乃至用类似“草船借箭”的办法来巧赚对手。

    日军火力猛烈，守军就用长竹竿挑着钢盔伸到窗外，看上去就好像一个小兵在左顾右盼。这样射人射马的好机会，日军狙击手自然不能放过，于是争先恐后地朝钢盔上乱打，闹了个不亦乐乎。

    看准日军射手的所在位置后，谢晋元在楼顶上亲自端起枪，一枪一个过去，鬼子兵皆应声倒地。

    见指挥官尽显一等神枪手的风采，守军顿时军心大振，连新兵们都备感鼓舞，完全不记得自己是身处日军包围之中了。

    四行仓库顶楼由于设有高射机枪，所以日机也没办法进行低空俯射轰炸。唯一的缺点是高楼上没有窗户，钢筋水泥的墙壁上又很难凿出枪眼。

    这个也得借日本人的“箭”。

    见守军从楼顶上进行射击，日军就调来平射炮，朝楼上乱轰。

    到底是银行造的楼，几颗炮弹对它来说，几乎是毛毛雨，不过，枪眼不用愁了，因为炮弹帮着“凿”出来了。

    有了现成的枪眼，守军既可以向前射击，又能向下扔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十分爽。

    在短短几天之内，日军接连向四行仓库发动七次进攻，均无功而返。

    白天不行，就改用夜袭，却意外地遭遇到了谢晋元发起的“照明战”。

    作为德械师，武器相对好些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在于官兵素质都很高，不光是军事素质，也包括文化和科技知识。

    相对于一些地方军连电灯是啥样都没见过，谢晋元对电灯照明这一套玩得相当熟练。

    从第一天开始，他就将四行仓库内的电灯全部予以熄灭，以避免晚间暴露。

    当日军对仓库发动夜袭时，若尚在一定距离内，即用信号弹进行射击，那东西不管打不打到人，起码周围都被照亮了，一找到目标，轻重机枪马上跟着一道突突地打过去。

    再靠近一点的，信号弹用不上了，就用手电筒。

    把大号的手电筒绑在竹竿上，从枪眼里伸出去，往下一探，顿时把地面照得瓦亮瓦亮，连鬼子那惨白的脸都看得见了。

    别废话，直接甩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就行了。

    谢晋元后来还把仓库里的棉花翻出来，搓成捻子，浸上煤油，点着后往周围地面一扔，这叫火攻，即算你能侥幸逃过子弹，避过炮弹，总没胆子像哪吒一样，踏着风火轮前进吧。

    “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整整四天，如泰山般岿然不动。

    在河对岸的公共租界内，无数人都在看着。在他们眼里，四行仓库保卫战，就像一部现实版的爱国史诗大片。

    他们看到，一个中国士兵浑身裹满手榴弹，突然从仓库顶上一跃而下，跳入日军丛中，轰然一声，与敌同归于尽。

    观众里面，很多都是被迫逃到租界避难的中国老百姓，战事失利，让人们几乎日日处于失望和忧伤之中。当亲眼目睹这一情景时，他们不由激动得热泪盈眶。

    失利不可怕，只要有了这些勇士，中国一定不会亡！

    10月28日夜，一名叫杨惠敏的女童子军，冒险进入四行仓库，把一面浸透着汗水的国旗送到了谢晋元面前。

    谢晋元接过国旗，眼睛湿润了。

    准备升旗！

    仓库屋顶没有旗杆，谢晋元就让人找来两根竹竿，连在一起，做成临时旗杆。

    东方已现鱼肚白，在曙色微茫中，谢晋元带领部下庄重地举起手，向国旗敬礼。

    虽为孤军，我们却绝不是孤独无助的，因为后面有你——祖国。

    祖国，只要记得你的名字，哪怕是被死亡紧紧包围，我们也不会感到任何恐惧。

    没有华丽的奏乐，没有隆重的仪式，只有日军从对面不时射来的冷枪，但是那神圣而肃穆的气氛，单纯而悲壮的场面，却让人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这一刻在谢晋元心中牢牢扎下了根。

    10月30日，租界工部局收到日军通牒，后者声称要调集重炮和重机枪，对四行仓库发动一次总攻。

    在连续几天的仓库争夺战中，日军打得缩手缩脚，有重炮，不敢照直轰，有飞机，又不敢高空投弹，因为仓库附近就是公共租界，万一流弹误入租界，他们害怕引起国际争端。

    这样打仗当然是要吃亏的，光仓库周围被打死的日军就有200多，而“八百壮士”却只有30多人伤亡。

    时间一长，日本人受不了了，发通牒就是告诉西洋人：我要硬来了，才不管你什么租界不租界呢。

    工部局拿着通牒十分害怕。

    在四行仓库通往公共租界的河桥南端，有一个巨大的煤气桶。这个煤气桶距四行仓库不过几十米远，如果日军要不顾一切地大打，枪炮不长眼，万一打到煤气桶上，爆炸起来整个上海都要遭殃了。

    于是，各国使节都拿着照会前来说情，要求中国政府尽快安排四行仓库的孤军撤离，连宋美龄都接到了很多类似请托。

    蒋介石要的本来就是关注，现在差不多全世界都知道了四行仓库这个名字，当然再没必要让守军白白送命了。

    谢晋元却不肯撤离。

    才坚持了四天，弹药消耗不过1/10，吃的喝的，守个三年也不怕。为了抗战，中国已经牺牲了这么多人，400孤军不过其中的沧海一粟，何惜一死。

    所以，我绝不会为了保命而逃去租界！

    在日军发起总攻的时间即将到来之前，负责联络的宋子文打电话给谢晋元：你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不应再执拗，赶快撤。

    谢晋元只得同意撤退。

    10月30日深夜，孤军撤出四行仓库，最后一个离开的是谢晋元本人。

    撤退过程中，租界英军指挥官不顾日军抗议，亲自使用重机枪进行掩护。其实这不是他分内要做的事，只是每天耳濡目染，这位老外军人也被“八百壮士”深深感动了。

    l0月31日零时，孤军全部进入租界，但他们一进去就重新陷入了困境。

    日军发现谢晋元撤走后，警告工部局：赶快把他们引渡给我们，如果敢放其归队，我们将不顾外交规则，同样冲进你们的租界进行追击。

    工部局一看，只好来个两不得罪，既不引渡，也不释放，而是在收缴谢晋元等人的武器后，将他们羁留了起来。

    不是俘虏，却无形中成了俘虏，作为军人，岂能离开手中武器，谢晋元悲愤莫名，恨不得拿着枪重回四行仓库继续战斗。

    他虽然又饿又累，但流着眼泪，始终不肯吃工部局提供的任何点心。

    从此，“八百壮士”失去自由，再次沦为孤军。他们被关在铁丝网内，不能出大门一步，

    铁的武器没有了，最后剩下来的只有精神。

    起先他们有国旗，但是国旗很快就被收走了。在孤军营内，既无国旗，也无军号，连旗杆或者竹竿都找不到一根。

    可是他们天天“升旗”。

    每天早上，由谢晋元带头，向空中敬礼。敬礼完毕，大家肃立唱国歌。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些人脑子出了什么毛病，因为他们始终目视前方，好像那里真的在升着一面国旗一样。

    谢晋元不知道他们还要被关押多久，可他知道只有在国旗下，孤军才不会像离群的大雁那样失去方向，也才会在漫无边际的孤独和寒冷中感到一丝温暖。

    在孤军营中，谢晋元仍保持着军中所有程序，从站岗到训练到升旗，都毫不松懈，有人违纪，还要进行责罚。

    这样一天可以，一月可以，甚至一年也可以，但如果是几年，就不一样了。

    外界传来的消息基本都是坏消息，中国军队越退越远，已经退到重庆去了，胜利和反攻似乎已渺不可期。

    我们不过是一群俘虏，国家都要亡了，还有什么必要再神经兮兮地搞什么站岗、训练、升旗？

    在一些人眼里，谢晋元的做法，变成了一种固执和不可思议。

    谢晋元遇到了他自奉命固守四行仓库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有人劝他，现在外面大气候这样不好，不能再对官兵太严了，太严恐怕生变。

    谢晋元有时自己也很苦闷，可是他认为孤军不是俘虏，“八百壮士”仍是军人，军纪严明正是为了使大家不至于失去方向。

    他手书一联：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1941年4月24日，四名士兵迟到，谢晋元上前责问。四人突然跳起，拾起地上的洋镐将其打倒在地。

    一个小时后，遇刺的团长停止呼吸，官兵闻讯失声痛哭。

    但是谢晋元的孤军精神保留了下来。

    在租界，孤军营是如此，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落到日军手里也一样。

    因为受不了欺负特别是人格上的侮辱，他们曾多次拿起石头和木棒，跟日军守卫干架。

    由于“八百壮士”声名赫赫，连日本人也不敢轻易加害，就换了个地点，将他们从上海解往南京监狱。

    到了南京，说要挑大粪。

    “八百壮士”大怒，什么，让我们干这个，你当我们是谁？

    拿过挑粪的扁担，咔嚓一声，卸了一个日军守卫的胳膊。

    这下，鬼子真的被弄毛了。

    四周架起机枪，既然侍候不起，那就不如将你们全突突了。

    代理团长说了句话，让日本人无言以对：我们不是俘虏，你们却把我们当成俘虏对待，请问该不该打？

    怕了你们，日军将枪口放下，自此以后再也不敢将孤军集中关押。这在日军的俘虏营里几乎也是绝无仅有的奇闻逸事。

    这就是团长谢晋元给他们指明的道路。

    无论何时何地，“八百壮士”始终都没有撤出精神上的四行仓库，他们无愧壮士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