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我爱你,中国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关河五十州 本章:第十一章 我爱你,中国

    在退守苏州河南岸之后,陈诚又把一支劲旅顶到了第一线。

    这支劲旅的名字叫税警总团。

    提到税警总团,大家可能要笑了,不是说这支美式军团已经不行了吗,什么时候又坚挺起来,变成“劲旅”了。

    的确,税警总团在前面打得实在不算好,一边是不错的武器装备,另一边却是战斗力薄弱,到最后,不仅旁边的中央军,连地方军都看他们不起了。

    在淞沪南战场,税警总团的部分阵地还是增援上来的湘军帮他们收复的。

    移交阵地时,湘军连带着也把收容到的溃兵和部分“美式步机枪”(其实应是德造或捷克造枪械)移交给对方。

    这幅情景,自然是再滑稽不过了,“假洋鬼子们”竟然还得靠土老帽来保护了。

    湘军团长便把税警总团的营长叫过去,未讲之前,先拿眼睛往“美式步机枪”上一瞄:拿去吧,好好打,别再“溃”了。

    如果当时地上有道缝,我想那位营长肯定马上钻地缝里去了,丢人啊。

    底下官兵灰心丧气,后面老板的脸色也很难看。

    过去的老东家宋子文又回来了,并吵吵着想要回税警总团。

    按照蒋介石的本意,他是要用黄埔式改造,将税警总团变成手中类似于德械师那样的利器的,未料想这美式的水土不服,眼睁睁地就由橘树变成了枳树,咬在嘴里再也不甜了。

    行了,还给你吧。

    哈佛财神爷接在手里,却看得手脚冰凉:这还是“我的团”,那支熟悉的美式军团吗?

    他把自己姐夫喊过来,老孔,你给瞧瞧,是不是我看错了。

    孔祥熙说,没错,我也看见了,烂部队一个。

    宋子文怒发冲冠。

    现在的总团长是谁,给我过来。

    黄杰战战兢兢地跑过去,见这位皇亲国戚发了火,还想解释两句,宋子文一个“S UP”就让他闭了嘴。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不是我的税警总团不好,关键还是带兵将官太孬,非得撸几个不行。

    黄杰是蒋介石派过来的总团长,不看僧面看佛面,宋子文也不能做得太绝,自然不会直接把黄杰给撸了,只能退而求其次,让黄杰把两个支队的司令官全部给撤掉。

    两个支队的司令官,都是黄埔一期的,其中一个还是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侄子,可仗打成这样,确实也无话可说,不下何待。

    宋子文说,别以为我不懂军事,不会掌勺我还不会尝吗,前面六个团也有个别打得好的,第四团就不错,把这个团的团长提升上来做第二支队司令官吧。

    他没有看走眼,第四团进入淞沪战场以来一直打得不错,而第四团的团长也的确很了不得,其人就是后来被美国人称为“东方隆美尔”的孙立人。

    孙立人,安徽舒城人,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1927级。

    一提美国军校,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西点。但实际上在美利坚,弗吉尼亚与西点是并列的,二者一南一北,称得上是美国陆军军校的双子星。

    西点有艾森豪威尔,弗吉尼亚则有马歇尔和巴顿,都是二战中的五星或四星上将,谁也不见得比谁差到哪里去。

    这些军校都是外面听着好听,对很多学生来说,里面的生活是不堪回忆的。

    宿舍里既无自来水也没暖气,连个洗澡的地方都没有,厕所也是最老式的那种。至于伙食,则根本就不像给人吃的,面包硬得跟鞋底一样,一不小心可以崩掉你半颗牙。

    弗吉尼亚更恐怖,这里还有一个类似于三百杀威棒的不成文制度,即新生一定要挨老生揍,而这跟你犯没犯错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年马歇尔就曾被老生打成重伤,但当校方问他是谁打了他时,马歇尔一声不吭,这就是所谓的“硬气”,几乎就相当于地狱式死亡训练。

    孙立人当然也不能例外。有一次在跑步时曾被打昏在地,但即使昏倒在地,你也不能装熊,因为没有人会送你去医院,醒过来以后得接着再跑,而且跑慢了还得挨揍。

    就是在这种残酷的学校生活中,孙立人磨炼出了坚强意志,成为一个纯正的美式军人。

    不过英美背景的军校生,在当时以黄埔、保定、陆士为主流的国内军界其实很尴尬,税警总团两任总团长王赓和温应星都是西点军校毕业的,王赓在一期毕业的同学中,还曾名列第12名,但就这样,两位后来也没能泛起什么大浪来。

    好在仗打起来就不一样了,归根结底,最适合军人的还是到战场上去历练,因为那场合是要靠手艺吃饭的,而且淘汰率极高,如果你有真本事,即使是小荷花,也迟早都能露出尖尖角。

    孙立人的第四团在税警总团的六个团里面打得最好,不是运气而是实力使然。“一·二八”会战后,这个团在江西参加射击比赛,个人前十,他们占了七席,团体则是拿了第一。

    这可都是练出来的。

    蒋介石想用黄埔的模式来改造税警总团,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并不是说黄埔有多么落后,而是二者差别实在太大,黄埔在整体风格上更接近日苏德体系,与英美的根本不在一个路子上。这就相当于,你让我们的国足今天学跳桑巴,明天模仿日耳曼战车,一块面团搓来捏去,最后搓捏出来的,有可能既不是巴西队,也不是德国队,而是四不像。

    在黄杰入主税警总团后,只有孙立人带的第四团维持了老样子,该怎么练还怎么练,其他人早就忙着赶潮流,换行头,去套黄埔的模式了。

    在淞沪南战场,第四团表现出色,不光官兵训练有素,孙立人在指挥上也有其独到之处。

    他靠前指挥,跟士兵们趴在一个战壕里。

    当然了,放大了来看,到淞沪会战的时候,团营长甚至师旅长在第一线的比比皆是,并不稀奇。与别人稍有不同的是,孙立人不光是跟着一道开枪扔手榴弹,或是喊两句励志的口号,而是真能看出东西来,然后根据战场态势作出应变。

    等到战斗越来越激烈,别的团都把阵地给丢了,唯有第四团的阵地始终确保无虞,原因是孙立人手里牢牢地掌握着一支预备队,这也是他作战的一个原则,即如果阵地上有十个人能打的话,一定要拨起码三个人到后面去。

    第四团的阵地也被日军突破过,但就在口子还没被完全切开的时候,孙立人马上就会带着预备队杀上来,于是阵地又得而复失。

    接着他再抽预备队,反正就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循环,从而使得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心里始终都有一个底。

    在人事调整后的税警总团,第一支队仍由黄杰直管,但孙立人已实际掌控了整个总队。

    六个团,大多数已被打得变成了营,只能缩编取消番号,不过人不在多,有将则灵,由善战之人统领,队伍马上就活了。

    看到自己的美式军团重新回归,宋老板的热情也重新高涨起来。

    缺工事材料吗,财政部给运去,什么钢板、三角铁、沙袋麻袋,大卡车一辆一辆装着送过来,有了这些玩意儿,日本人的飞机大炮一时都无计可施。

    白天没法吃饭,财政部运,日机二十四小时在天空盘旋着,就等下面升起炊烟好扔炸弹,没想到税警总团如今不烧饭了,啃的都是洋面包,你奈我何。

    宋子文像以往一样,对自己的子弟兵关照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他甚至想到了,苏州河岸边会不会有蚊子啊(其实已是秋季),兄弟们平时会不会因为不卫生而闹肚子啊(参照财政部标准),得了,快把蚊香和消毒药片给一并捎过去吧。

    对于指挥作战的将领,简直不知道怎么心疼好了,抬头一瞧,柜子上不有白兰地吗,全给拿去,秋季多雨,喝点洋酒可以预防风寒。

    不仅孙立人,连他手下的一众参谋,每天一瓶,雷打不动。

    领导这么把你当人看,再不好好干就太不够意思了。

    “东方隆美尔”要大展拳脚了。

    在苏州河北岸,日军托着腮帮子在想,怎么渡过去呢?

    河面上原来有桥,但中国军队一过去,马上就轰隆隆地全给炸了。

    再看看对岸的工事,修得很见水平,连材料都是由钢板和三角铁这样的铁家伙组成的,特别是从缝隙里伸出来的枪口,一看就知道是捷克造,火力不差,如果直挺挺地在水面上架浮桥,就等于给守军当靶子用了。

    日军前敌指挥官颇有头脑,经过琢磨,他发现了一个规律。

    苏州河会受到潮涨潮落的影响,天黑时涨潮,河水向西倒流,到天亮时落潮,又会按照正常顺序“一弯河水向东流”。

    这样的话,就不用傻乎乎地直接从北岸向南岸搭桥了,只需先利用晚上在北岸搭一个与河宽相等的浮桥,等到天亮,利用水的流向和浮力,浮桥就会自动漂向南岸,如此岂不就成了。

    如果在搭桥时,能再施放大量烟幕弹,简直是天衣无缝。

    打仗有时候是要凭脑子的,很多日军官兵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在这方面就跟我们拉开差距了。不过,这说的只是整体,缩小到苏州河之战,小鬼子的脑子就不好使了。

    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更有文化和头脑的。

    在孙立人的指挥下,税警总团用厚钢板在岸边搭了很多临时隐蔽所,日军的炮弹打不着,但他们可以躲在里面守株待兔。

    10月28日,日军自认等来了机会。

    那天早上起大雾,面对面都看不清人,别说隔着一条河了,快过。

    可是偷渡者并不知道岸边早就藏着许多猎手,后者看到浮桥便猛投手榴弹,浮桥当即被炸断。

    由于人多,还是有一批鬼子兵上了岸,并一头扎进了附近纱厂的储煤窖。这个储煤窖在一个三米高的陡坡下面,枪炮都够不着,手榴弹也没用。

    不过孙立人首先关心的不是储煤窖里的鬼子,而是还漂在水面上三三两两的橡皮舟。

    以钢板做成护墙,继续投手榴弹,直至把残余的橡皮舟全部炸沉为止。

    一顿“榴弹雨”下去,别说橡皮舟,连一块橡皮都看不到了。

    北岸的日军急得跳脚,南岸的日军也近乎抓狂,可是他们谁也没有办法,想开枪都找不着目标。

    好了,后路没了,你们就在储煤窖里等死吧。

    附近不是有纱厂吗,孙立人让人到纱厂去搬棉花。

    众人都不知道要派什么用场,但长官这么要求,必有用意,那就去搬吧。

    十几捆棉花包被搬到陡坡之上,浇上煤油,然后轰的一声点着了,往陡坡下面推。

    燃烧着的棉花包封住了储煤窖口,有的直接滚了进去,里面的日军开始大概还感觉不错,挺热乎嘛,但是很快就像蜂窝里的野蜂一样炸了起来——烤白薯可不就是这么来的!

    连续几天,日军再也不敢过苏州河了。

    11月3日,上海派遣军主力齐集北岸,正好又是一个大雾天,他们才利用橡皮舟浮桥再次实施强渡。

    与上一次相比,这次用兵多,规模大,相当数量的日军得以登岸。孙立人不得不组织敢死队,与之进行逐屋逐室争夺,终于把大部分阵地都给夺了回来。

    战斗结束后,税警总团因损失较大,奉命换防休整,但孙立人忽然改变了主意。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叫小红楼的据点,也钻进去了20多个鬼子,由于是两层楼房,易守难攻,税警总团还没来得及拿下来,换防命令就到了。

    孙立人既有名将潜质,性格上也十分好强,与他的上司黄杰那样阿弥陀佛的人更是判若两端。他觉得还是应该先把小红楼里的鬼子解决了再说,免得给人留下话柄,说是我孙立人自己搞不定,想将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他人。

    作为一个靠脑子打仗的人,一般情况下,孙立人从不主张靠牺牲士兵的生命去一味蛮干,他决定采用地雷爆破。

    地雷第二天凌晨运到,孙立人喜不自胜,由于天色尚黑,他便从指挥所里走出来,打着手电筒亲自查看。

    不料这时正逢日军炮击,由于他的指挥所离河岸很近,一颗炮弹当空爆炸,孙立人被炸伤十几处,光嵌入体内的弹片就有八九块之多。

    浑身是血的孙立人躺在地上,差点让人以为他没气了。

    全面抗战才刚刚开始,“东方隆美尔”还没怎么亮相就完蛋了,那后面这部书怎么说?所以我们在炮弹爆炸的一瞬间,特地给孙立人戴了顶钢盔,又让他蹲着身子,这样其他地方尽管惨不忍睹,但脑袋没事,吃饭的家伙还在,大家不用过分担心。

    宋子文听到消息后,赶紧派来救护车,但是孙立人只接受伤口包扎,却拒绝上车。

    那谁,你代替我进行指挥,务必用地雷把小红楼给炸掉。

    听到整座小楼都被炸塌,孙立人这才坐上救护车。

    上海完全沦陷之后,日军在苏州河岸立了一块石碑,碑文曰:遭遇华军最激烈的抵抗于此。

    受了重伤的孙立人与战场只能暂时说拜拜了,对于他来说,淞沪战场给他的空间还是太小,连小试身手都算不上。不过当时他或许不会想到,若干年后,自己将在异国战场上腾空而起,取得令孙元良这些人都为之咋舌的辉煌战绩。

    在苏州河相持不下的同时,日本政府一面拒绝出席“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一面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为中介人,试图与中国进行“秘密和谈”。

    中日的各自要价相去甚远,蒋介石看了心里自然很是不爽。何况朝也盼暮也想的国际会议已经召开,胜负未分,如果这时候就答应了你那些过分要求,我怎么向国民交代?

    在召见陶德曼时,他让德国人转告近卫内阁,要谈可以,但必须到会议上大家三堂六面地公开谈,这样偷偷摸摸地肯定不行,而如果日本始终不愿恢复战前状态,那也是没得谈的,要打,我们奉陪。

    一方要“秘密和谈”,一方要“公开谈判”,说不拢,作为中介人的陶德曼只得怏怏而退。

    当天,日本派出的第四批援军——第10军悄悄抵达金山卫附近海面。

    第10军由从北方抽调的熊本第6师团等三师一旅团组成。组织第10军进攻上海,说明日本已准备在上海投下最大的赌注。

    这一天是11月5日。

    拂晓,海上正好起了大雾,视线不清,监视哨无法观察日本军舰的运动情况。

    早已虎视眈眈的第10军突然组织滩头强攻。

    在金山卫防守的仅一个炮兵连和一个步兵营。炮兵发现敌情后,立即进行炮火阻击,无奈第10军登陆的远不止一个点,轰了这里,就打不了那里,陷于顾此失彼的境地。

    等日军接近时,炮兵连甚至不惜动用出膛即炸的零线子母弹拦击,可是潮水般涌来的鬼子兵,岂是几门炮就能挡得住的,金山卫阵地遂告失陷。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大叫起来,日本人最擅长迂回抄击,难道就不会防着一手,多置些人马,五年前“一·二八”会战的亏还没吃够吗?

    说得没错,中方将领也并非不知兵。本来在阵地两侧,从浏河至南京,从浦东至杭州湾,都摆满了警戒兵团,以防备日军迂回,但是很快这个格局就被逐渐打破了。

    原因其实还是出在力不能支上面。

    在淞沪战场如火如荼之时,中央阵地常常入不敷出,后面又无兵可调,救急如救火,只好临时从两侧抽调兵力。

    此举意味着什么,从蒋介石到陈诚都很清楚,那就是巨大的风险,但是你不从那里抽人救急又怎么办,不管北战场还是南战场,若无援兵不断接力,防线也许立马就垮了,两侧就算全是人,还不一样会输得很惨。

    一开始还想得挺好,抽出来多少人,等后方来了部队后,马上再补进去,这样就没事了。可没想到的是,凡是从后方来的,管他多少人,有没有战斗力,前线都能一个不剩地照单全收,否则阵地就会丢失或出现空隙。

    你要说这是在饮鸩止渴也没什么不对,可倘不如此,淞沪会战早就可以宣告败局收场了。

    同时,中方对金山卫的防守也确实松懈了一点。战前,中国统帅部曾多次组织对金山卫一带的地形进行考察,但都认为这个地方水浅涂深,船只靠岸很困难,绝对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

    等到上海派遣军从川沙口、吴淞登陆,并将守军逼至苏州河南岸后,大家又本能地认为,日军由北向南打得顺风顺水,就算要再次登陆,也一定会选择长江南岸。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看上去最难攻的地方往往却是最薄弱之处,第10军登陆金山卫,为中国守军败走上海一锤定音。

    这再一次证明,日军在进攻战尤其是迂回包抄方面确有其独到之处。

    今天,当我们遍查所有的回忆录和资料,虽然时见怪你怪他之辞,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谁都没能准确地预见到对手会登陆金山卫,甚至连德国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都出现了判断上的错误,他认为日军企图在江浙各处再次登陆,只是佯动性质,其目的在转移视线,分散中方在上海的作战兵力。

    这个世界,总有那么多意外。

    惊悉日军登陆金山卫后,陈诚连抽两个师前去堵截,然而都挡不住第10军的凌厉冲击。

    这时蒋介石打电话给陈诚,问他:怎么办?

    陈诚那么一个从不肯服输的人,也看到了大势已去,只得回答:为今之计,只有赶快撤出上海,退守国防线。

    陈诚所说的国防线,重点是指吴福线(苏州到常熟福山),当时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

    蒋介石整整思考了半个小时,同意了陈诚的意见。可是考虑到“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才刚刚开了没两天,如果此时就退出上海,中国可能会在会议上颜面扫地且无功而返,于是让陈诚再坚持三天,三天后再撤到国防线上去。

    显然,这又是一个以外交牺牲军事的例子。三天,黄花菜都凉了。

    11月9日,陈诚下令全军总撤退,向吴福线转移,可是已经太迟了。

    趁你病,要你命,这是一切坏人的必然思路。

    第10军指挥官柳川平助见江南道路狭窄,全军掩杀尚有困难,便以熊本师团为先锋,一头朝京沪铁路上的昆山直插过去,从而切断了上海守军与后方的联系,撤退部队因此一下子陷入混乱之中。

    由于无法完全堵住各条道路,柳川又遣出多支小规模挺进队,轻装前进,绕前袭击,更是加剧了这种混乱。

    有如四年前长城抗战后期的“滦东大溃退”,本来有秩序的撤退也开始演变成无秩序的“溃退”,只是规模更大,场面更惨。

    溃退,几乎已成为中国正规军队的一种难改痼疾。白崇禧曾经拿他在北伐时期的经历作比,说那时候的南方部队就是如此,典型特点是宜攻不宜守,攻则气盛,大家哇呀呀叫,不顾性命地往上冲,可是守则气馁,都挤在一条道上争相跑路,每个人都不管他人,只求自己能早一点逃出被围歼的厄运。

    不可否认的是,淞沪一战,前期确实过于惨烈,尤其是退到苏州河南岸的,大部分都被打残了,可以说已达到消耗的极限,再相互一裹卷,皆失再战之心。

    在溃退中,各级指挥官都相继失去了对自己部队的有效掌握,将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将,纷乱的模样令人瞠目结舌,甚至连一干大将们都出了糗。

    胡宗南在苏州河畔的司令部,首先遭到日军的偷渡袭击,司令部参谋人员及警卫连死伤殆尽,才保得胡宗南一人只身逃走。

    另一位倒霉的是薛岳。他那时正发高烧,乘着小汽车往吴福线撤,路上却遭到日军挺进队的机枪扫射,司机和卫士当即中弹身亡。

    薛岳是给先总理当过卫队长的大内高手,即使是生病当中,也保持着一种职业性的敏感。见情况不妙,他一脚踢开车门,然后纵身跃入路旁的水田,又仗着水性不错,连游五道河沟脱险。如果这位那时就战死上海,以后长沙会战的绝活我们也就别想看到了。

    在整个淞沪会战中,牺牲将官职务最高的是东北军第67军军长吴克仁中将,而吴克仁就是在大溃退中遇难的。

    淞沪战场是各支军队争取荣誉之地。吴克仁在上战场前就对部属说,不管别人怎样,我们东北军绝不能再被人家戳着后背脊梁骨,骂我们只会叫嚷抗日,实际打起仗来却是草包一个。

    可是吴克仁也没有想到仗真会打到如此惨烈。看着旅团长在眼前一个个倒下,他虽然嘴里说“马革裹尸,乃军人最光荣的归宿”,然而却一边说一边流泪,内心伤痛至极。

    更想不到的是出现大溃退。

    从一线撤下来时,身边仅剩了几个随从。吴克仁不由得摇头苦笑:想当年曹操败走华容道,曾是何等狼狈,不意吾辈竟还多有不如。

    江南沟壑纵横,北方人又有很多不会游泳,在遇到一条深水河流时无计可施,侥幸的是随从在附近找到了一块门板,这无疑是一块救命的木板。

    正要倚板而渡的时候,一个当地政府的文官也凄凄惶惶地跑到了岸边,比之于军人,他更为无助。

    吴克仁在问明他的身份后,不由得长叹一声:我们军人打了败仗,已有愧于大家,若再只顾自己逃命,那就更是惭愧万分了。

    这块木板,你先拿去用吧。

    文官怀着感激的心情渡过了河,却再也没有看到将军现身。

    有人说,吴克仁是在过河时被日军机枪扫射而死的,还有的说他是在中弹后伤势过重淹死的。

    包括吴克仁在内,东北军在淞沪战场上共阵亡将级军官五人,重伤三人,团长伤亡超过一半,到最后突出来时五万编制的一个军,只能勉强缩编成一个师。

    11月12日,上海完全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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