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智规划的突围路线，是除下关的宋希濂师以及少数部队外，大部分往南京城外冲，然后向浙皖赣转移。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明智的决定，因为如果全军过长江北渡，一者长江北岸已面临着可能被封锁的危险，二者也缺乏足够的船只，而当时城外虽布满日军，但是空隙仍然非常大，只要有勇气，是一定能冲得出去的。

    唐生智究竟有没有对撤退和突围作过明确部署，这点相当重要。

    南京沦陷并且发生屠杀惨剧后，突围出来的人几乎都把怨气一股脑撒到了唐生智头上，认为军队损失这么大，作为最高指挥官应该上军事法庭。

    但唐生智确实对突围作出过明确的部署，只是他没有想到，此时此刻，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认认真真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了。大家本能地认为，城外到处是鬼子，出城岂不是自投罗网，甚至有很多人在开完会后，连部队都不回，更不通知，就自顾自地一个人往江边跑了。

    结果是，大部分部队都不执行唐生智的出城突围命令，而是随着老百姓一齐往江边涌。

    南京保卫战之前，为了防止各部队不遵军令，擅自渡江后撤，唐生智曾让宋希濂负责把全部船只都收集起来，但实际上真正有船的部队都不肯交上来，导致宋希濂手中掌握的船只并不多，再加上这么多人涌上来，哪里够用。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过江部队，以徐源泉第2军团损失最少，原因是他们当初没有将船只交出来。其他各守城部队，从“铁卫队”到参加“十日围攻”的三个德械师，个个损失惨重，到浦口时都仅剩下千余人。

    严格说来，只有两支粤军基本执行了唐生智向城外突围的命令，军长分别是邓龙光和叶肇。

    大厦将倾之际，也许什么都不需要，需要的就是信任、服从和胆色，哪怕有那么一点点怀疑和怯懦都不敢整军往城外冲。

    江南大地上，开始响彻着陌生的广东方言。

    第一句：几大就几大，唔好做衰仔！

    它的意思大致是说，豁出去了，死就死，但绝不能做软蛋。

    第二句：丢那妈，萝卜头！

    前面不解释了，后面是指小鬼子，不知道是说小鬼子像萝卜头，还是说萝卜头像小鬼子。

    带头喊这些口号的是邓龙光手下的师长罗策群，他冲锋在前，率队几次向日军阵地猛扑，但直至战死也未能冲过封锁线。

    师长都倒了下去，可知这条突围之路有多么艰险，邓龙光检点随身的直属队，仅剩百人不到。

    此时已至深夜，日军阵地仍然张着血盆大口，狰狞地逼视着这群挣扎中的广东人。

    随邓龙光冲杀的参谋长曾有龙精虎猛之誉，杀到这里，也已精疲力竭，心胆俱寒，甚至连牙齿打战的声音都清晰可闻。

    百人不到，如何还能冲得过去，几乎所有人都失去了信心，都主张再等一等，等后面的部队上来再突。

    这个时候大家都看着军长。

    邓龙光与薛岳同为保定六期生，当然也是懂点战略战术的。

    前面这么猛力撞击，虽然还没撞开，但肯定有所松动，也许只差一步，门就开了。

    不能等，万一后面部队没等来，日军大部队倒来了，岂不惨兮。

    所以还得继续“几大”。

    邓龙光调集火力最强的特务连向日军阵地发动急袭，但这只是一个虚招，其他人在特务连的掩护下，利用地形逐次跃进。

    之前的正面猛冲，已使日军形成了一个印象，即下一轮进攻又必如此，所以邓龙光的声东击西之术终于收到奇效，大家冲过了封锁线。

    冲过封锁线，特务连已去一半，举头前望，却仍是路程漫漫，黑夜茫茫。

    如果再碰到日军，可以肯定是既打不了，也冲不过。

    眼看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真的快到了绝望时刻，然而邓龙光渐渐发现，一切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糟。

    咱们的人怕“萝卜头”阻击，其实“萝卜头”也怕你们乘夜袭击，因此在封锁线之后，只要有宿营的地方，一定会点起篝火。

    这就好办了，想不踩到鬼子，大家都相安无事，只须绕过篝火就行。

    再往前面走，听到了一句无比熟悉的声音：丢那妈，萝卜头！

    冲锋时，它激励士气，相逢时，它令人落泪。

    原来是另一股失散的粤军，邓龙光顿时一块石头落了地。在他身后，此时只有十来个人了。

    另一个粤军军长叶肇的遭遇则更为离奇。

    与邓龙光一样，他也是保定六期生，可是他比邓龙光还要惨，后者直到山穷水尽时身边还有百来个兵，他却在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后成了一个连卫士都没有的光杆司令，什么战略战术，骑马打仗，统统失效。

    无奈之下，叶肇和他的参谋长只好化装成难民，一路奔逃，可是在鬼子眼里，并无难民和军人的区别，被他们看到，一律不放过。

    叶肇无法，只得躲进山里。由于随身未带食物，他们饿到头昏眼花，实在撑不住了，不得不冒险下山。

    路旁，有一堆地瓜皮。

    不是地瓜，只是剥下的皮。倘在平日，谁也不会正眼去看，但这时叶肇却激动万分，如获至宝。

    两人立即蹲下身去，抢着把地瓜皮送进自己嘴里。吃完一抹嘴，发现还剩了点，又小心翼翼地装入口袋，以便作为下一次的口粮。

    在周星驰版的《武状元苏乞儿》中，由贵族沦为乞丐的苏乞儿父子会一起争抢狗食，甚至为从破碗中捡到一根肉丝而击掌相庆。假如叶肇能穿越时空，提前看到这个镜头，没准会认为是在演自己。

    昨天，他们还是威风八面的将军，转眼间却连小兵都不如了。

    活下去，成了唯一的信念。

    吃完地瓜皮，不料却遇到了一队日本兵。

    这队日本兵是辎重兵，缺人挑担，便将二人抓去做了挑夫。

    参谋长先挑，走了六七里地后，他装成脚疼（也可能是真的很疼），实在走不了，就停了下来。日本兵见状，上去就是狠狠几脚，他便索性躺在地上“死”了过去。

    参加京沪作战的日军，以冲在前面的熊本师团、京都师团等野战部队最为野蛮，自登陆后，到了无房不烧，无人不杀的程度，这一度让后续及辎重部队叫苦不迭，因为日军的后勤补给也很成问题，都杀了烧了，别说就地抢粮，连替他们挑担的人都没有了。

    假如叶肇两人遇到的是日军战斗兵，就不是踢几脚的问题，而是至少会给一枪或者一刀，那“装死”的参谋长就惨了。

    参谋长“死”了，他的担子移到了叶肇肩上。

    可怜堂堂中将，哪里干过挑夫的活，肩上乍压重担，没多大一会儿就走不动道了。

    鬼子打量他也不是个干重活的料，正好又抓到了其他壮丁，才放了他一马。

    包括邓叶在内，每个从南京城往外冲的粤军都称得上英勇，当然也都很狼狈。广东话成了他们抱团的精神支柱，或聚或散，或合或离，只要听到“几大”，听到“丢那妈”，就知道在求生路上，自己并不孤独。

    前期收拢整理的粤军即有1000多人，实际在江南地区还有很多未得到及时收容的散兵。

    我曾听这里的老人们说起，江南敌后抗战初起时，抗日武装里面，别说打仗，知道怎么开枪的人都挺少，只有一些操广东话的老兵是例外。想来，他们极可能是流落当地的粤军官兵。

    如果粤军不向城外突围，他们的命运会是怎样，谁也不敢去想。

    邓龙光有感于此，当得知唐生智遭到群起围攻，甚至有可能要上军事法庭时，他主动拿出一直藏在身上的油印命令，替唐生智解了围。

    1937年12月13日23时15分，裕仁天皇从侍从武官府那里拿到了一份奏报，奏报是参谋本部送上来的。

    启奏吾皇：南京已被完全攻陷。

    日军自占领南京后，为报复淞沪战役伤亡接近十万人的损失，开始成批杀害被俘人员和南京市民，这一中世纪式的屠城前后长达六周之久。战后，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证实被杀害人数约35万。

    南京，多么美丽的一座城市。

    从《长干行》中栩栩如生的邻船对话，到《石头城》里潮打空城的浅回低唱，我敢说，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把汉文化中的南方元素表现得如此感人至深。

    你可以在秦淮河打捞旧时月色，可以在夫子庙领略前朝飘逸，甚至可以在明孝陵感受到那种将历史文化与山川美景熔于一炉的震撼。

    宛如釉色渲染的青花瓷，当它摔破在地，那是真正令人心碎的声音。

    300年前清军对扬州的那次屠城才不过十日，南京却经历了长达六周深不见底的黑暗。

    在那些天里，也许连南京上空的月光都是惨白的，从这里侥幸逃出的每一个人，都会在回忆里增添一层血泪以及刻骨铭心的仇恨。

    南京大屠杀，使国际社会感到了巨大震惊。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日本政府在第二年被迫将松井石根及部下将佐80余人从中国召回。

    二战胜利后，大屠杀直接责任者分别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追究。除原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已病死外，原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被判绞刑，在屠城中欠下血债最多的是熊本第6师团，原师团长谷寿夫被枪决于南京雨花台。

    十里秦淮，万千冤魂，终能得一告慰矣。

    然而有些事，我们还是不能忘记。

    地产大王王石曾在“捐款门”事件中饱受诟病，不过我在听过他的一次访谈后却改变了看法。

    他说，我去过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也去过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馆，可我从来没有去过自己国家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我也没去过，十分惭愧，而且我也承认，潜意识下不愿面对，是我至今未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毫无疑问，那是民族的一道伤口。伤口总不会让人愉快，就像中国戏曲，不管开头和过程多么悲伤，最后都会处理成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王石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我心有所动。

    他问，这是否也和我们民族的整体意识已被忽略有关。

    当一个民族面对它的伤口时，会作出什么样的举动和反应？

    不说犹太人纪念馆，说哭墙。

    一面巨大的石墙，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来到那里，或面壁肃立，或默默祈祷，或长跪悲戚，或泪如雨下。

    我曾经在一篇小文中说过，这种群体性情感的深沉积淀和爆发，足以使整个民族更加团结和坚强，而这正是哭墙的价值所在。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就是我们的哭墙。

    除了仇恨和悲痛，它还应该负载更多，比如民族的自我体认和反思，以及对每一个遇难者的追思和怀念。

    唐生智本来极可能会像他所誓言过的那样，与南京同殉。

    他没有给自己预留一条过江的船，但是他说过，身边的幕僚可以走，其他人都可以走，因此长官部的参谋长就自己做主，把从江阴要塞撤回的一条船要了过来，而正是这条船，成了长官部上下三四百人的诺亚方舟。

    最初大家都上了船，却不见唐生智，听到岸上传来枪声，很多人都主张不要等，赶快开。

    参谋长很有良心，他极力劝阻众人，说一定要等唐长官来了船才能开。

    一个小时后，唐生智才在一名副官的陪同下来到江边。上船后，他还希望尽量多载些人走，因此在岸边又多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其他人纷纷催促，才不得不下令开船。

    过江后，没想到北岸真的出现了日军，只得继续亡命，前往扬州去投奔顾祝同。

    此时唐生智身体非常虚弱，走路都需有人搀扶。随从副官在路边找到一辆板车，可是车上到处都是牛粪。

    唐生智身为上将，虽落魄如斯，但起码的体面还是要的，哪里肯坐，只得继续由卫士们搀扶着走。

    走了几里，实在走不动了，又问副官：有没有车可坐？

    副官回答：有。

    一喜：哪里？

    副官说，喏，这辆板车我一直拉着呢，知道您迟早还是要坐。

    唐生智悲从中来，不由得长叹一声：想我唐某带兵20年，大小百余战，何曾有过今日之败？

    我真是既对不起国人，又对不起自己。

    板车很臭，但还是坐吧。

    唐生智坐在板车上，一路问左右，长官部的人员有没有全部过江，谁谁谁有没有跟上来，表情异常沉痛。

    我到扬州，曾去过梅花岭。

    梅花岭者，以史可法衣冠冢而得名。那里现在已经围成了一座小院，本来想进去，但天色已晚，只得作罢。

    按照全祖望在《梅花岭记》中的记述，扬州城破之际，史可法本想自杀，但刀被诸将夺下，并为之“所拥而行”。也就是说，如果当时能够突围，史可法也是不会死的。

    无奈扬州已经被四面围困，退到城门口的时候，“大兵如林而至”，清军杀进来了，其他人大多战死，唯史可法被捕。

    《梅花岭记》到这一段是最气壮山河的：

    围攻扬州的多铎对史可法很客气，称他是先生，劝他投降，但他大骂而死，死之前留下遗言，“当葬梅花岭上”。

    事后看来，这多铎充其量也就是个披发左衽的鸟人，他并没有厚葬史先生，梅花岭上只是其部将收集的史可法旧时衣冠而已。

    要想你的敌人尊重你，唯一一个办法就是打疼他，多铎没到疼的地步，所以他不会打心眼里真正尊重你。

    史可法千秋盛名，梅花岭上梅花如雪，芳香不染，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切并没有能够阻止扬州的浩劫。

    据史籍记载，史可法就义前，曾对多铎说，自己即使碎尸万段，亦甘之如饴，唯一的请求是“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

    然而明末笔记《扬州十日记》表明，清军对扬州的屠城曾是何等残酷，以至于两个多世纪后，它仍然能够吹响汉民族发动反清起义并缔造民国的号角。

    在前往扬州的路上，不知唐生智有没有想到过，其实他只欠一死。

    假如没有那条船，假如他没能逃出生天，即使不像史可法那样当着日本人的面“大骂而死”，就像万千军民那样死在混战或混乱之中，亦能名垂青史矣。

    人生无常，幸与不幸间，真不能以道理计。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办法。

    我看到过的一部清代笔记对史可法殉难有完全不同的记述。

    有一个读书人流放黑龙江宁古塔，在即将释放回到中原前，宁古塔将军曾告诉他一段轶闻：

    以前破扬州时，我也在军中，曾亲眼目睹史可法一个人骑着小驴来到大营。我们多铎亲王劝他投降，并拿洪承畴作比方。但史可法只是一个劲儿摇头，他说他本来是要自杀的，但就怕死得不明不白，来这里不为其他，只求一死。

    多铎百方劝谕都没用，只好把他杀了。

    对这段记述，我总觉疑惑，在那样的非常情境之下，史可法如何还能骑着小毛驴，优哉游哉地去见多铎？要知道，路上随便哪个清军小兵，都能一刀把他给解决了。

    满人统治中原，很多过去的血迹都想抹去，以便把自己打扮成秋毫无犯的王者之师，这个宁古塔将军大概也是如此的出发点，不过他回忆史可法只求一死的表态，倒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唐生智在南京城该怎么做呢？

    也许，他应该像川将饶国华那样，盘腿坐在地上自尽而死。城陷，将必同亡，这才是最佳的选择。

    从远战到近战，从近战到守城，从守城到巷战，直至短接，这些他都做了，只缺最后一个环节，那就是“短接再不力，则自杀”。他没有自杀，也没有被杀，因此唐生智的道德品质及操守才饱受指责，也因此最终没能成为一个英雄。

    然而不管怎样，我们应该知道，扬州被屠，不是史可法的错，同样，南京被屠，也不能归咎于唐生智的抵抗。这一点，不能本末倒置。

    唐生智辗转到达武汉后，“低调俱乐部”的老大汪精卫把他请去吃饭，席间一再哀叹，说不能再打仗了，得另想法子。

    唐生智这时虽因南京之败而备受指责，却仍不改初衷。席间他悲愤地对汪精卫说，我们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他们都是为抗日而死的，如果这时还要“另想法子”，何以对祖先，何以对死者？

    汪精卫低头不语，家宴遂不欢而散。

    见到蒋介石时，他表示自己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并请求处分。虽然蒋介石并没有处分他，但他仍然以照料重病的老父为名，避居乡里。

    这之后，唐生智终日沉浸于佛学和哲学之中，而对于失守南京的沉痛和内疚，也几乎伴随了他半辈子。

    现实常常会让人变得更加脆弱，很多年前的那个绰号，似乎也早早就为结局作了准备，青灯，古佛，意义，以及一生的反反复复，沉沉浮浮。

    南京的失陷和屠城，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一个重大事件。

    日本从上到下，从天皇到内阁，再到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几乎人人都沉浸在狂喜和兴奋当中。

    从淞沪会战，到南京失守，一共是四个月。

    当初陆相杉山元夸口，一个月即可结束中日战事，那时候淞沪会战还没打起来。以后时间就越拖越长，不是一个月，变成了三个月，三个月不行，又拖到了如今的四个月。

    但是终于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裕仁天皇极感满意。他满意，是基于这么一个判断，即南京之战是淞沪战后的决定性战役，打赢了这一场，胜负立判，中日战争至此可以以全胜而告终了。

    他错了，完全错了。

    其实有一个人已经作出了预言，只不过他的话似乎已少有人注意。

    他说，战争不是在今天结束，而是在明天继续。

    唐生智与他的老师蒋百里一起，曾为国防战略忙了很多年，即使在南京弃守的最危急时刻，对于这一点，他仍然头脑清醒。

    事实上，在南京保卫战前后，日军除又消耗了一部分兵力外，五个师团的主力暂时都被牵制在了南京。

    利用这一间隙，多达五六十个师的中国军队得以从京沪线安然撤出，他们不仅得到了喘息的时间，而且初步组织起了二线布防。

    为此付出代价的，正是南京，而代价的高昂，则令一个人痛苦不堪。

    这个人就是下达撤退令的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