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失守，蒋介石没有把唐生智推出来做替罪羊，而是将责任揽到了自个儿身上，说自己作为全军统帅，第一个有罪过，对不起国家，尤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直到一年之后，在南岳军事会议上，他仍然就南京失守的战术问题作出了检讨，表示国家受到了巨大损失，实在对不起国家。

    内心里，蒋介石甚至对发起并扩大淞沪战役都产生了怀疑，时常一个人喃喃自语：我的智能学识还是太欠缺了，我的忍心耐力还是不足，所以才会遭此困厄。

    假如我更明智一点，或者再忍耐一下，不扩大战役规模，可能不致有今日之败，也不会损失如此之惨吧。

    陷身这样的危局之中，谁能助我，又有谁能真正为我筹策补过？

    当被孤独和无助深深困扰的时候，蒋介石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些故人，其中，有帮他跳火坑维持华北前线的义兄黄郛，有帮他打造国防工事整训德械部队的朱培德，有帮他削藩并经营西南后方的杨永泰。

    可是，在“七七事变”以前，这些人就都早早离去，再也不能帮他了。

    可悲啊。

    焦虑忧闷之下，蒋介石生病躺倒在床。

    蒋哭，近卫就笑了。

    他的笑，是那种放肆的笑，狂傲的笑，小人得志的笑。

    当日军兵临南京城下时，他曾通过陶德曼要求与中国“调停议和”，蒋介石答应可以谈，但并未明确同意日方条件，相反，还另外提了一个中方条件，那就是要取消“塘沽协定”。

    近卫一看，气坏了。他认为即将签署的，应该是一份城下之盟，可蒋介石的架势却好像是日本被打败了一样。

    南京一沦陷，近卫便立即按照伪满的模式，在北平拼凑了一个“临时政府”，这就等于招呼都不打一声，直接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准备了一个替代品。

    仿冒总是仿冒，做工再好，还是没法跟正宗的相比，近卫也并没天真到以为“临时政府”能完全代替南京政府，他只是在给对手施加压力罢了。

    作为中国的四大城市，北方的北平、天津，南方的上海、南京，都已被我攻陷，你南京政府现在连实体的存在都成了问题，不降何待？

    近卫现在对一个国家颇不满意。这个国家就是德国。

    其实从淞沪战役到南京保卫战，德国已经中断了武器输送，那些德国顾问也并未起到想象中那么大的作用。但日本人并不这样看，或者说，他们不愿意这样看。在他们眼里，中国本来就不经打，应该一触即溃才是，之所以能撑这么长时间，让他们损失这么多兵将，都是德国顾问在暗中帮忙的结果。

    德械是没有了，但德国顾问还在中国，还在帮助中国人打仗，你们想这样骑墙骑到哪一天？

    要不帮我们日本，要不帮他们中国，你自己选一个吧。

    这个题目可把希特勒给难坏了。眼看着中国必败（或者说已败），他那么势利的一个法西斯，怎么可能帮中国呢？

    他再派陶德曼去探日本人的口气。

    这样吧，我再去帮你劝一劝，中国不是已经答应可以举行直接谈判了吗？

    一说起这个事，近卫嘿嘿冷笑数声，谈判行，但条件不一样了。

    原来的条件是一个月前的行情，那时候我们还未打下南京，如今打下了，倘若还是一个价码，你说现实不现实？

    当初蒋介石说要取消“塘沽协定”，这在近卫看来，完全是“战败者无礼之言辞”，你都败了，还敢跟胜利者讨价还价，是不是脑子缺氧了。

    他随手拎过一把算盘，三七二十一，四四一十六，拨拉出了新的“靖和条件”。

    除原先要求外，又加了三条：

    其一，正式承认伪满。

    其二，凡日军所到地区均属非武装带。

    其三，中国对日赔款。

    这些条件，蒋介石能答应吗，一条都不可能答应！

    别忘了，蒋介石也是一个革命者，国民党当初就是以革命政党的面目出现，才推翻满清，打倒北洋的。

    满清崩溃，不光内政腐败，更重要的还缘于其对外屡战屡败，不断地签不平等条约，不断地赔大笔银子，北洋倒台，同样与屈辱地接受“二十一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如果蒋介石答应日方条件，那他还不如满清和北洋呢。

    近卫不了解这些吗，作为一国首相，他岂有不晓之理，只是他认为南京既已攻下，名不副实的南京政府自然成了鱼肉，他想割哪一块就割哪一块，想怎么爽就怎么爽，根本就不用去考虑对方的感受如何了。

    12月26日，陶德曼给蒋介石带来了日方条件。

    对这些条件，近卫要求给予限期答复：1938年1月15日以前。在这以后，即使全部答应，也算作废，让你后悔都来不及。

    中说，袁绍给生病的曹操发了一封讨伐书，文章写得很给力，曹操听完之后，“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从床上一跃而起”。

    陶德曼来的时候，蒋介石正在生病，连站都站不起来，接待德国人的是他老婆宋美龄。

    在病床前听宋美龄读完“靖和条件”后，他虽然不一定会立刻一跃而起，但可以肯定情绪异常激动。

    这是赤裸裸的讹诈和羞辱，日方所提条件如此苛刻，绝无接受余地！

    事实证明，近卫并不真正懂蒋介石，后者往往到最艰难的时候却反而能迸发出惊人的意志力。

    先前，他或许有过悲伤，失望，彷徨，怀疑，到这时却只有愤怒和绝不妥协。

    近卫的“靖和条件”，让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今日除投降之外无和平，舍抗战之外无生存，日本不是真正想停战谈判，而是要借机征服与灭亡中国。

    近卫以为南京失陷和屠城就可以使蒋介石精神崩溃，却不料反而激怒了对方。

    当然，每个人的承受能力都不一样，日本人选择在南京屠城，并不仅仅是泄愤，恐吓也是目的之一。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人对我说，那时候南京城里人头滚滚，南京城外也是尸骨遍地，曾经的江南富饶之乡，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地狱。

    面对这种无边无际的恐怖，老百姓怕，已迁居武汉的各方人士，甚至军政要员们也在发抖。

    仅仅半年时间，中国的陆海空军精华已近乎丧失殆尽。残存下来的中国军队虽组织了二线防御，但兵力已严重不足，试想，全盛时期犹不能制敌，这时候还能再抵御强大的对手吗？

    战略这个东西，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看得出来，当时当地，几乎没有多少人认为中国还有胜利或成功的可能，均以为在军事失败的情况下，非赶快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放眼望去，更是举国惶惶，凄惨景况难以言状。

    据说当时除蒋介石之外，在国民党和政府内部，对战事比较乐观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冯玉祥，另一个呢，并不是国民党员，甚至还不是中国人，是德国顾问法肯豪森，但他们俩也不过相信中国仍然能和日本再打上六个月而已。

    在陶德曼送来了“靖和条件”并做了“内部工作”后，连法肯豪森也不再坚持他的六个月了。

    12月27日，中国统帅部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对陶德曼的此次调停进行内部讨论。会上，多数人主张接受“靖和条件”，抱病与会的蒋介石说了声不可以，话犹未了，连平时蔫蔫呼呼，不大出声的于右任都站起来插嘴，言语之中，颇有讥诮蒋氏不自量力的意思。

    连法肯豪森这样的“绝对军事权威”都断言了，中国打不过日本，那何必再继续无谓地耗下去呢？

    可想而知，这个时候主战，与淞沪战前，甚至南京失陷以前都大不一样，需要真正有点逆风而行的精神。

    像曹操读完书信的状态一样，蒋介石的病也很快好了，并且坚决主战。

    此时求和，对国民党和政府而言，无异于自取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要蒙受莫大耻辱，而且会导致内乱益甚，国内将因此再度失去凝聚力，重新进入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局面。

    你们这些人只看到如今时局之危，却不晓求和之害，真是愚不可及，何能撑此大难也？

    蒋介石把主和的官员，包括汪精卫、孔祥熙、于右任、居正等一个个找来，逐一进行面谈，反复说两句话，一句是“当此国家危迫之时，若无坚忍不拔之志，从何立足”，另一句是“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在屋内漆黑一片，似乎看不到一点光亮的艰难时刻，蒋介石把窗帘布一拉，说你们看看外面，世界大得很，我就不信没人帮我们一道整治日本人，关键是我们自己得苦撑待变才行（“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

    由于蒋介石的力排众议，中国统帅部内部终于达成一致，决定对于近卫所提条件，一概不予理会。

    尽管如此，外交部在答复陶德曼时，却并没有一口拒绝，而是说需要时间研究商量，等敲定后再正式答复。

    距离最后答复，还有将近一个月，这一个月可以做多少事啊，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军事部署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抢时间。

    1938年1月1日，蒋介石正式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专任军委会委员长，以便能够腾出全部精力来部署军事。

    近卫内阁和军方当然也不傻不笨，不可能呆呆地等你在那里“研究商量”而迟迟不动，他们在递交“靖和条件”时就说得非常明确：在你点头答应条件之前，绝不影响日本的军事行动。

    然而事情说来也怪，南京失守之后，日军并没有马上沿长江直取武汉，显然，这与日本人开战以来兵贵神速的作风是不符的。

    国外有观察家曾经指出，当时只要日军立即向内地进兵，他们可能遇到的最大障碍，恐怕也只是丛山与丘陵。

    毫无疑问，日本人在占领南京之后不继续穷追其敌，是在关键时候下了一个大漏着。

    之所以会“漏”，一方面是经过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日军本身也人困马乏，需要休整；另一方面，他们在攻陷南京后所产生的乐观麻痹心理无疑也起了作用，人一骄，动作和步伐自然就慢了下来。

    在短时间内，日本统帅部的战略部署开始转向保守，大踏步前进也变成了细嚼慢咽。

    不过归根结底，时间是不能等人的，近卫对此犹有感触。

    自从让陶德曼给中国政府带去“靖和条件”之后，他一直在痴痴地等着回音。可是等啊等，转眼半个月过去了，中方仍然毫无声息，好像完全忘记了有这么一码子事。

    最后两天，近卫真有度日如年之感，他甚至疑心对方是不是日历表出了问题。

    事到如今，也不要管什么矜持不矜持了。近卫把陶德曼请来，让后者给中方再送一份拟好的最后通牒，其实就是提醒一下：喂，还有两天啦！

    无人作答。

    直到1月15日下午4点，中国外交部才由陶德曼转来了答复。

    一看这份答复，近卫气昏了头。

    在答复上，中方并没有明确拒绝“靖和条件”，而是说这些条件的内容“过于广泛”，我们都看得云里雾里，能不能弄个更详细和具体的解释。

    这样还不具体，我一二三四五，已经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难道你们连“承认伪满”、“对日赔款”这几个字都看不懂？

    近卫就是再傻，也知道对方在使拖延战术了。

    好哇，死到临头，还跟我玩这一招。

    近卫咬牙切齿，你不仁，我不义，既然你们没有任何诚意，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立即停止谈判，不谈了！

    不过在当天政府与军方召开的联络会议上，近卫的主张还是遭到了反对，而反对者不是别人，正是参谋次长多田骏。

    多田骏顾虑的，自然还是对苏美备战那档子“经国大业”。

    虽然蒋介石的表现很调皮，但你不跟他谈，又跟谁谈，现在投入中国的兵力这么多，实在有够危险，所以还是得抓住时机继续谈，早谈早超生。

    近卫没有出现在联络会议上，代表他意见的是外相广田弘毅与陆相杉山元。这二位属于“停止谈判派”，而多田骏则是“继续谈判派”，两派你来我往，各不相让。

    众人的喉咙大小，声量高低，历来都是要以军队的脸色为唯一标准的，前线军队就是日本的火车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本来参谋本部是陆军的娘家，可是多田骏次长如此表现，哪还有一点娘家人的样子。

    现在能够代表陆军强硬立场的是杉山元，他才是强势的一方，而多田骏则变成了理屈词穷的弱者一方。

    吵到脸红耳赤之时，杉山元劲头上来了，拍着桌子威胁说要内阁总辞职，大家都不干了。

    多田骏脸色煞白。

    别别，顺了你们还不行，意见我保留，声明你们可以照发。

    1月16日，即在收到中方答复的第二天，近卫召集御前会议，并根据会议决定发表了一份声明。

    在声明中，近卫气呼呼的神情跃然纸上：即使攻陷南京之后，我们依然给了中国政府最后考虑的机会，可是这个政府居然不领情，还要策动抗战，太可恶了。

    所以，从今天起，我们将“不以国民政府作为对手”！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以后再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国的政府了，当然也不会再和你搞什么正式谈判。

    1月18日，日本召回驻华大使，中国也依例召回驻日大使，两国外交关系自此完结。

    哗啦一声，近卫把大门给紧紧关上了。这是一个让他自己，包括日本军政各界都后悔了很多年的决定，不过当时他们的那股劲头和神情，就跟过去松冈洋右宣布退出国联一样。

    也许还不能这样打比方，松冈宣布退出国联时，心里多少还有些后怕和无奈，同时日本国内也有争议之声，但近卫发布的这篇声明，你却完全可以认为是一曲他们提前为自己奏响的胜利凯歌。

    日本关上和谈大门，让国民党内的很多人都惊慌失措，特别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低调俱乐部”，可是蒋介石却并不这么认为。

    在日记中，他曾用不小的篇幅笑话自己的对手：打不过早点撤嘛，为什么要不好意思，故意藏着掖着，那样不难受吗（“盍不早日觉悟，明言撤兵为计也”）？

    如果你不看一下日期，一定以为是1945年抗战快胜利时候的事。

    我告诉你，此时是1938年1月，日军占有压倒性绝对优势，而中国处境艰难，在国际上也几乎孤立无援的时候。

    在1938年，和既不能，战又很难的，是中国。

    在最难熬的日子里，蒋介石也用上了鲁迅先生提及过的一个国粹，那就是阿Q精神胜利法。

    在他看来，日本否认国民政府，日军一路推进，都属外强中干之举。这些不过是倭夷想向我求和，遭到我的拒绝后作出的进退维谷之丑态。

    信不信随你，反正我自己信就行了。

    在近卫关上谈判大门后，日本统帅部的下一个目标仍然不是西进武汉，而是南北合击，打通津浦线。

    津浦线战场以徐州为中心，但中国军队在这个战场上的战绩，却一直属于最糟糕之列，在北方诸战场中，甚至都不及阎锡山主持的山西战场和程潜主持的平汉战场。

    中国统帅部曾专门在津浦线建立了一个战区，即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为冯玉祥。

    冯玉祥，字焕章，河北保定人，老西北军始创者。

    在来第六战区之前，冯玉祥出任的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第三战区管的就是淞沪战场这一片，可他实际上没管什么事。

    要论打小鬼子的热情，没有谁比他更高涨，在当时的国民党内，老冯号称“最坚决的主战派”，别说汪精卫这些“低调俱乐部”的人，就连蒋介石有时也自愧不如。

    民间盛传，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蒋介石不主战，而冯玉祥坚决主战，二人争执不下，老冯郁愤之下，甚至欲拔枪自杀。

    后来冯玉祥亲自出来辟谣，说根本没这一回事，但显然，这样的热点新闻，已使他在国内积累了很高的人气。

    另外，老冯还有一个好处，他会宣传，就是嘴皮子特能讲。

    汪精卫也善于演说，不过汪氏讲的那一套主要是阳春白雪，是给上层小圈子里面的人听的。老冯则不同，他是下里巴人，嬉笑怒骂，随口道来，连一般老百姓都听得津津有味，激动不已。

    据说，当年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曾有一个日本记者慕名去采访老冯。

    你采访就采访吧，话说得还很不好听，你听听他都说些什么。

    说是他到张家口后，爬上一座山，四周一看，呵，景色跟高丽差不多嘛。

    何谓“高丽”，当然指的就是被日本人吞并的朝鲜。

    老冯一听就不乐意了，这孙子话中有话啊。他脱口而出：我想，你妈一定是个窑姐儿！

    什么叫“窑姐儿”，那就是娼妓。旁边的翻译一时没回过神来，以为自己听错了。

    没错。老冯说，我就是这么说的，这记者他母亲是个娼妓，你给我照直译。

    翻译没有办法，只好跟日本记者“实话实说”。

    对面的日本人一听，立刻跳了起来：冯将军，你这不是在骂人吗，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老冯理直气壮：我就骂你了，怎么的吧。原因嘛，是你先骂我的。

    日本记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老冯说，你刚才把我们中国比作朝鲜，不是在骂我是亡国奴吗，那我骂你妈是妓女，以一骂还一骂，公平合理，两不相欠。

    那记者方知失言，只得匆匆结束采访，狼狈而去。

    显然，这样的段子，虽然上不得大台面，但老百姓最爱听，那是比多少遍抗日口号和理论都更带劲儿的。

    可是蒋介石既然让冯玉祥去当最重要战区的一把手，当然不是只希望他去讲段子，而是要他多多指教前方将领，概因蒋介石很清楚，此时以黄埔为主的将领普遍太年轻，勇敢有余而经验不足。

    这时候大家想象当中的老冯应该很会打仗，别的不说，一个中原大战，麾下的西北军不是也曾经把中央军都打得连连后退吗？

    然而问题并没这么简单。

    德国顾问法肯豪森慕名来访，提到了在淞沪战场上实施的多种打法，其中就包括闪击战术。

    可是老冯却一摆手，要那么多花花招干吗，中国自有中国国情，我们老西北军就是靠大刀砍出来的，就是到几年前的长城喜峰口，29军的大刀还不同样奏效。

    敌有坦克，我有宝刀，何惧他乎？

    和法肯豪森一样，身为中国统帅部一员的白崇禧也去拜访过老冯。可是在三战区长官部，他却没看到冯玉祥，起初“小诸葛”还以为老冯去视察前线了。

    第二次他又去，这次还没见到人，心里就有点不爽了，老冯这家伙是不是躲着我啊，难道对我有意见？

    一旁的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笑了，有什么意见啊，这个老冯，他是怕飞机！

    追究起来，冯玉祥的这个病根还是中原大战那会儿落下的。

    那时候只有蒋介石有飞机，西北军没见过这个新式玩意儿，特别怕。老冯为了让大伙不怕，就对官兵们打了个比方，说这世上乌鸦比飞机总要多得多，那乌鸦拉的屎也从来没有掉到过我们头上，难不成飞机“拉的屎”（炸弹）就正好会掉头上？

    结果一颗“屎”偏偏就落他手下大将樊钟秀的脑袋上去了。

    至此，老冯自己反而得了心病，对飞机扔炸弹格外敏感。要说有防空意识也并不是坏事，可他却防得过了头。

    老冯白天不在战区长官部，是钻防空洞去了。

    上海这里没有山，也没有防空洞，不过在旁边宜兴倒有一个张公洞，里面可以防空，他就到洞里面去办公了。

    显然，要见老冯，必去宜兴。

    宜兴离上海100多里路，白崇禧坐汽车花了两个小时才赶到那里。一看，老冯眼光倒是不错，张公洞很大，里面藏个一两千人都没有问题。

    去了以后，白崇禧弄明白了，原来老冯也不在张公洞里办公，大部分公事和私事都交给顾祝同去处理了，只有到晚上，天上没飞机了，他才会回上海去看看。

    冯玉祥自己话里话外也透出了音，他说他要学日本的乃木希典。日俄战争的时候，乃木把事情都移交给参谋长，而自己只做两件事，一为骑自行车和作几首歪诗，一为等死！

    也真有老冯的，他其实说的是他自己，人家乃木是带着三口棺材上战场的，两个儿子都赔进去了，能那么闲吗？

    更令人发噱的是，某天三战区开军事会议，开着开着，忽然日机来袭，警报大作，众人还未反应过来，就见老冯嗖的一声没了影，那动作绝对是少林武当的身手。

    可是屋外也没有遮蔽物，只能往田野里跑，一个不留神，“武林高手”滑进稻田，摔了个四仰八叉，那么大一高个，转眼之间就成了泥人。

    当时张治中等与会将领都在场，表面使劲憋着，暗地里却一个个捧着肚子笑出了眼泪。

    如今的小青年真是不厚道啊。

    白崇禧把情况反映上去，跟何应钦一商量，觉得可能还是因为三战区多为中央军和南方部队，与老冯没有部属关系，所以才会弄得这么尴尬。

    这时由于津浦线战场频频失利，外界对冯玉祥前去执掌军事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毕竟老西北军是冯玉祥一手带出来的，如今津浦线上的29军、鲁军都可以算是其支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应该是津浦线战场最理想的军事统帅。

    于是在报经蒋介石批准后，中国统帅部便在津浦线上成立了第六战区，并由冯玉祥出任战区司令长官。

    在三战区无所建树，还让小青年们看了笑话，老冯其实心里也不痛快，现在听说可以重率旧部，自然高兴，当下便搭车北上。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偏偏是这个第六战区，对他们的司令长官最为排斥。

    其实也怪老冯自己，他此次到六战区去上任，颇有一些个人的私心杂念，那就是想乘机抓军队，以便恢复自己老西北军龙头老大的地位。

    六战区的韩复榘、宋哲元虽为老西北军分支，但这时早已自成一派，对此最为敏感，马上就看出来了。

    韩复榘当初因为反叛冯玉祥，与老冯素有过节。冯玉祥到得济南，还没等他开口，韩复榘就抢先把山东防务如何紧张汇报了一下，说一千道一万，无非是强调无法随冯玉祥北上。

    之后，他背地里一个密电打到蒋介石那里，说他不想进六战区，宁愿划入李宗仁的五战区。

    韩复榘统领鲁军，又负有守鲁之责，他的话不能不重视，然而命令也发下去了，总不能说变就变吧。

    韩复榘说，你们要硬把我塞给冯玉祥，那我就不打了。

    没办法，只好折中，让韩复榘到五战区去，同时从他的部队中抽出一部分到六战区，再给韩复榘挂个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的头衔，算作分他兵的安慰。

    韩复榘这边闹腾完了，等冯玉祥正式上任后，宋哲元也急急退避三舍。

    给出的理由是，旧病复发，情况严重，得请病假，要到泰山去休养一段时间，第1集团军（即扩编后的29军）暂交冯治安代理。

    自离开北平后，宋哲元的身体一直不好，这是确实的，但此时请病假，大半却还是因为看到老冯要抢夺兵权，索性远远躲开，眼不见为净。

    话又说回来，韩复榘的鲁军，宋哲元的29军，与老西北军实际已没有多少关系了，人家当初能创到这份家业也个个吃足苦头，很不容易，现在前面抗着鬼子，后面还得防着你夺他的交椅，谁能真有这么大的气量呢？

    实际指挥第六战区作战时，老冯在用兵方面又远不及练兵。和在淞沪时一样，他还是怕飞机，怕到了没法正常指挥打仗的地步。

    由于害怕日机轰炸，他的指挥所每天都要换好几个地方，而换一次地方，六战区的通信网就要跟着变更一次，各部队因此经常与指挥所失去联系，乃至无法报告军情。大家只好在下面各打各的，变成了一堆乱哄哄的没头苍蝇。

    本来北方战场，以津浦线战场对中方最为有利。其时连降暴雨，华北平原尽成泽国，日本华北方面军第2军大部分时间都不能用于进攻，而是在四处找船，找能够渡过大大小小水滩的船。

    在这种情形下，别说机械化特种部队无法顺利推进，就连飞机，也因为雨天能见度差，常常被迫减少出动次数。

    多好的作战形势，可是老冯到任后，不仅没有理顺关系，反而越弄越乱，各部队你防我，我防你，大家防着冯玉祥，谁都不肯与日军正面硬拼，结果步步后退，战局也因此一塌糊涂，作为津浦路北端重镇的沧州没多大一会儿就丢了。

    成立第六战区不仅没能产生相应效果，反而还被第2军逼到鲁北防线，导致还没怎么成型的第五战区都因此受到不小威胁。

    蒋介石大失所望，只好由白崇禧再拟份电报，撤销第六战区，让冯玉祥依旧回南京。原来觉得这事太伤面子，很难办，未料老冯枪杆子没抓着，又连吃败仗，也早就不想干了。

    于是，双方解脱，老冯回家重新做他的军委会副委员长，而津浦线防务则交由第五战区负责。

    一个曾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战区，就这么悄无声息地作昙花一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