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似乎已经诞生，只需要等西安方面开会正式通过一下就行了。

    但是第二天波澜再起。

    东北军内部先起反对之声。这个内部主要指的不是王以哲、何柱国这些“老人”，而是新近崛起的“少壮派新人”，比如在临潼负责扣蒋的孙铭九。

    西安事变之前，孙铭九不过是张学良手下卫队营的营长，属于大内侍卫的角色，在东北军将官中原本是排不上号的。但西安事变过后，他已俨然成为少壮派的首领，连张学良的话似乎也可听可不听了。

    从少壮派的角度上来说，既然大家都是靠捉蒋扣蒋“一举成名”的，一旦放蒋介石回去，无疑就是纵虎归山，这老头子能不寻机进行报复吗？所以坚决不能放。

    这边张学良刚把昨晚的情形复述一遍，那边会场上就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有人问道：姓蒋的说得好听，谁知道他会不会真的去做，有什么具体保证吗？

    张学良此时已抱定和平释蒋的宗旨，周恩来的支持和蒋介石的让步都让他更加坚定了这一想法，眼看骑虎难下的局面即将走出，却意外地遭遇到了来自自己内部的阻力，不由得又急又气。

    他听后马上逼视对方：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

    语调之激烈一反往常，使屋内气氛立时紧张起来。

    如果放在从前，以少帅在东北军中之权威，此时众人就应该噤声了。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虽然说话的人也感到有些慌乱，却没有一点要退缩的样子。

    你不是让我说吗？那我就说给你听听。

    蒋介石所有答应的这些事，不能等他到南京后再做，在西安就要实现，有一件他没有做，我们就得不到保证，也就坚决不能放人。

    张学良心里很清楚，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你们要知道，我们发动这次事变，对蒋介石的打击已经够大了，他自己的地位都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如何履行诸位的要求。现在最重要的，是帮他撑起面子，恢复其领袖威信，让他“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

    但不管张学良怎样解释和说服，双方都难以达成一致，最后会议不欢而散。

    会散了，却并不表明众人的情绪会散。

    有少壮派军人愤然出言：西安事变是我们大家伙提着脑袋干的，早已不是他张、杨两个人的事了。

    哦，你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闹着玩的吧。如此做法，置我辈生死于何地。

    听到这些话，少帅的神经立刻紧绷了起来，他生恐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赶紧把原来负责看管蒋介石的孙铭九卫队营调开，转而由其他侍卫部队接任。

    与东北军相比，第17路军的反响更为强烈。蒋介石几次三番在西北搞“拆迁”，明里暗里催着要他们挪窝，摆明就是不想让人过好日子，所以其中下级将领都对蒋介石恨入骨髓，颇多“报复思想”。

    东北军说要“保证”，第17路军却说要什么保证，一颗“花生米”了结不就得了。

    要不是张学良有所提防，很早就与杨虎城商定，把蒋介石移到自己看管的区域，后者现在是不是尚有命在，还真是得两说的事。

    受到部下的影响，原本在释蒋问题上就犹豫不决的杨虎城开始动摇了。

    张、杨合作，杨虎城常有“齐大非偶”的顾虑。

    什么叫“齐大非偶”，这是一个典故。

    说春秋时候，齐国国王想把女儿嫁给郑国太子。当时齐是大国，郑是小国。按道理，这应该是一个让郑国太子受宠若惊，备感荣幸的一件事，但这位太子出人意料地婉拒了送上门来的好事。

    理由便是：每个人都有适宜自己的配偶，齐大郑小，门不当户不对，我是配不上您家公主的。

    此典故收在《左传》上，想来作者左丘明老先生对郑太子是很赞赏的。

    都是男人嘛，谁娶老婆也不希望总被对方压着一头，那日子还要不要过了。

    东北军无论兵员还是武器粮饷，都远超第17路军，这样的合作伙伴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你的一种潜在威胁。

    两广事变之初，张、杨原计划通电响应，但对陈济棠能否成功，两人心里都无胜算。商量的结果，是由张学良到南京去拜访老友宋子文。

    拜访是假，摸底是真，因为宋子文了解很多外界所不知晓的军政内幕。

    不探不知道，一探吓一跳。原来蒋介石已经在江西搞定了余汉谋，陈济棠垮台要不了多长时间了。

    这下，响应是肯定不能够了。摸到底后的张学良并没有马上返回西安，而是到上海的花花世界去转了一圈。

    可你老兄倒是透个底给杨虎城啊，他却没有。一直在西安翘首南望的杨虎城既见不到人，又看不到信，还以为张学良去蒋介石那里告了密，急得眼睛都生出了毛病——如果东北军和中央军合起来对付第17路军，后者只有完蛋一途。

    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前后，杨虎城还是边合边疑，十分谨慎小心。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在张学良一度迟疑时，露有惧色了。

    在对待已沦为阶下囚的蒋介石的态度上，张、杨也分歧很大。张学良虽然扣蒋，但属万不得已，南京的政要首脑里面，他和蒋介石还是最为亲近的，所以西安事变后，他对蒋介石仍是“执礼甚恭”，不敢有过于失礼的地方。

    蒋介石被扣，空下的位子自然有人惦记。比如国外的汪精卫就正在加紧往国内赶，在蒋介石缺席的情况下，他极有可能重新掌控南京政府。汪、张早在长城抗战前就有过势不两立的冲突，蒋、汪两个人，如果你一定要张学良从里面选一个出来做头的话，毫无疑问他只会选蒋。

    一边是外界并不支持扣蒋行动，另一边是蒋介石的位子将可能被汪精卫或其他人所取代，这时候的张学良就非常希望能尽快释蒋。

    宋美龄刚到西安时，张学良就当着她的面表示，自己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要“委员长”同意领导抗日，签不签字都可以。

    张学良其实是个很聪明的人。别说蒋介石死也不肯签字，就算签了，真有那么大的作用吗？

    要知道在南京政府，蒋介石虽然权势日重，但说出来的话也并非绝对圣旨，就算在国民党内，他的反对派也有不少。更何况，蒋介石既处于被扣之中，南京的要员们日后完全可以以蒋介石签字系“出于胁迫”为由，对所有条件予以全盘否认和推翻，都用不着蒋介石自个儿出来反悔。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张学良本身对签字其实并不热衷，他相信的，还是自己与蒋介石的“君子协定”。

    张、杨之间最重要的分歧在于，杨虎城主张要么不扣蒋，扣了就不能轻易放，纵然关着不杀，也绝不给其以东山再起的机会。张学良则以为，既然蒋介石已答应了中共的调停条件，应立刻予以释放，且继续拥其为领袖。

    在是否释蒋的问题上，张、杨争着争着就大吵起来。

    张学良情绪激动：我们开始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还不是要停止内战，让“蒋公”领着我们抗日吗，现在他都答应了，你为什么还要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呢？

    杨虎城也不再隐瞒自己的观点，气愤地对张学良说：在没有获得任何保证的情况下，你却同意让老蒋就这样一走了之，他回去后肯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的。

    张学良则完全不同意自己搭档的看法：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怕担责任，那政变的完全责任由我来负好了。

    说着，少帅忍不住冒出了一句气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不能政治解决，张某将独行其是！

    到这个时候，两人都控制不住自己的火气了。杨虎城一甩手，拂袖而去。

    一旁的周恩来眼见张、杨几乎要闹到决裂的程度，赶紧上前劝解，让张学良少安毋躁，大家可以慢慢再商讨。

    张学良意识到，在西安的“三位一体”中，他和杨虎城分居天平的两头，周恩来的态度显得最为重要。

    这天晚上，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周恩来来到了蒋氏夫妇居住的宅院。

    此时蒋介石躺在床上，因为病痛而动弹不得。当周恩来进屋时，四目相对，两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彼此熟悉的地方——黄埔军校。

    十年过去，已显苍老的“蒋校长”仍称“周主任”为部下，而“周主任”也表示，只要“蒋校长”不再“剿共”，不光他本人仍然是部下，即如红军，亦可听其指挥，直接开赴抗日前线。

    知道蒋介石需要休息，周公很识趣地聊了几句就退了出去。虽然初次相见十分简短，但无疑极其重要，因为它实现了国共领导人在多年为敌后的第一次握手，也见证了双方的诚意。

    这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开头。

    1936年12月25日。这一天对蒋氏夫妇具有特别意义，因为当天是西方的圣诞节。他们很希望借此“吉兆”尽快离开西安。

    可还是走不了。

    这是南京主战派定下的最后一天，这一天过去，对西安的总攻就要开始了。

    宋美龄决定再次劝说张学良。

    你知道吗，三天的期限就要到了，如果还不能放“委员长”回京，中央军肯定是要发动大举进攻的。到时，我等固死，你也不能独存。

    不如今天就把我们放掉吧，就等于送国家一个“无价之圣诞礼物”。

    张学良很是为难。

    鉴于杨虎城不肯放蒋，他已准备必要时不惜用兵了，可是比较困难。

    若以总体实力而言，东北军或许强于第17路军，但在西安一地，张学良掌握的部队却并不比杨虎城多，不仅城门由后者负责把守，城外更有第17路军九个团，而东北军仅有一个团。

    一旦双方打起来，杨虎城是完全可以先下手为强，把蒋介石扣起来再说的。

    张学良便找到宋子文，哥俩共同商讨如何才能摆脱窘境。

    能不能把蒋介石秘密带到机场，乘他人不备，突然飞离西安？

    这个设想马上就被他们自己给推翻了。

    太危险了。杨虎城肯定已经把这里严密监视起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说不定还没等到机场，蒋介石就要落在他手里了。

    再想。

    张学良忽得一计，唤作“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我们可以让宋美龄和端纳先走。其他人问起，就说停战期不是到了吗，他们是到南京交涉，以便延长停战期的。

    只要这边转移了视线，那边就可以给蒋介石化个装，藏在汽车里混出去，直接送到东北军营地，然后大家再在洛阳会合。

    宋子文觉得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也只得如此。但是宋美龄坚决反对。

    知夫莫如妇。没人比她更了解老蒋的脾气了，那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怎么肯把脸画得跟个花脸猫一样逃出去呢。万一在城门口被查出来，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更何况，蒋介石背部还在华清池受了伤。就算能侥幸从城里混出去，西安到洛阳，那可不是一点点的路程，坐着汽车这么颠过来簸过去的，那两根老骨头还不都得给拆散了。

    所以宋美龄说，一定要让蒋介石坐着飞机公开走，要是做不到，还不如一起死在西安算了。

    事到如今，张学良简直有些技穷了。

    要坐飞机，还要公开，靠我一个人断然是没这么大能量的，还是请周公来帮忙吧。

    于是，蒋、周便有了第二次谈话。

    这次谈话，双方都从容了许多，也更具目的性。

    蒋介石知道此番只能自己救自己了，所以话语极为恳切：你知道吗，即使在“剿共”的时候，我也一直是记挂你们这些中共要人的，包括你，包括那些黄埔学生，毕竟都曾经是我的部下嘛。

    我跟广西的桂系怎么样，差不多也打了七八年。可是说好就好了，我对他们“施以仁怀”。对你们，我也一样啊，肯定会慷慨对待的。

    蒋介石甚至表示，只要红军对他“效忠”，可以享受和中央军一样的待遇。具体细节，以后可以在南京直接谈。

    一旁的宋子文趁势插嘴，希望周恩来施以援手，让蒋介石迅速离开，否则再耽搁的话，只会让局势进一步复杂和恶化起来。

    周恩来答应了这一请求。

    事实证明，蒋、周的二次谈话极其重要。如果周公不在关键时候扮演关键角色，出面说服杨虎城释蒋，后者是很难安然无恙回他的南京城的。

    在苦等消息的过程中，蒋氏夫妇着实受了不少罪，他们几乎是在煎熬中度过的，不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究竟是福还是祸。

    从11点半等到2点半，再从2点等到3点，两人注视着屋里的电话，那里始终没有传来他们需要的喜讯。

    忽然，宋子文跑了进来——杨虎城终于被说服了。

    接着进来的是张学良。

    现在天已经晚了，要不明天早上飞南京吧。

    宋美龄一跃而起：还等什么等，等他们改变了态度再来抓我们吗？

    马上走！

    高兴归高兴，要离开西安的心情也未必不比宋美龄更急切，但此时蒋介石想到了更深更远的地方。

    这杨虎城虽然暂时被说服了，答应放我一马，却没有说什么时候让我走，要是他又忽然反悔了，或者等我的飞机上了天，再在下面玩阴的，给我来上一炮怎么办。

    所以在跑路之前，一定得先把姓杨的给稳住。

    与自己老婆比起来，蒋介石的心机终究还是要深沉得多。

    走都要走了，他还把张、杨叫过来“训话”，不过没有责备，只有宽慰：尽管西安事变属于“叛变行为”，但我已经原谅你们了，答应的事也都会一一照办。

    说是给两个人“训话”，其实大部分都是讲给杨虎城听的。

    蒋介石知道杨虎城意在“经略大西北”。西北，这是多重要的一块地儿，舍了身家性命也绝不能放手。可是现在你还在人家枪口底下，言不由衷就是必然的了。

    他告诉张、杨：我把西北交给你们了，将来打算搞一个西北五省的统一军事机构，让你们负责。

    这就叫投其所好。说白了，就是骗人。要是蒋介石真有此意，哪用得着请周恩来帮他从中斡旋。

    前脚把张、杨送走，后脚蒋氏夫妇一班人就赶紧去机场。到了机场一看表，已是下午4点。

    正要登机，忽然有一个人急如星火般地赶来。

    这个人如果是杨虎城，蒋介石的心就得悬在那里了。幸好不是，是张学良。

    事实上，当天就释蒋的决定，都是张学良根据蒋氏夫妇的意见，在很短的时间内确定下来的，乃至于“三位一体”中的杨、周均毫无察觉。

    直到被叫过来“训话”之前，杨虎城还不知道当天就要释蒋的消息。来了之后才发现，蒋介石马上就要上车去机场了。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低声告诉他：现在就放蒋走。

    杨虎城愣住了。

    不满几乎是一定的。放我是同意放了，可是什么时候放，你总得事先跟我们商量一下，知会一声吧。

    可是当着蒋介石等人的面，这话还不怎么好说，更不能跟张学良争论，只得硬着头皮一起听“训话”。

    应该说，蒋介石没有像他老婆说的那样，拔脚就溜，而是执意作“临行话别”，并在话里暗示要把西北交给张、杨，对稳住杨虎城多多少少是起到一点作用的。

    此时如果后者突然翻脸，把兵派到机场，阻止飞机起飞不是没有时间。

    在回去的路上，杨免不了要嘀咕几句：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作出这么大的决定，周先生知道这件事吗？

    张学良则是一脸无奈：今天不走不行啦，你也看到了，我们下面还有这么多人不同意释蒋。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呢。

    让杨虎城更感郁闷的一件事发生了。

    张学良说他要亲自送蒋进京。

    不会吧，我们肯送佛已经不错了，你干吗一定要送到西天呢？

    但张学良决心已定，他当即写下手令交给杨虎城，言称自己不在，东北军即由其一体指挥——当然杨虎城实际上仍然指挥不了东北军，这也是后来“三位一体”分裂的原因之一。

    见张学良如此，杨虎城也无话可说，只得眼睁睁地望着他离去。

    等到“三位一体”中的另外一位——周恩来闻讯赶到机场时，飞机早已远去。

    周公黯然神伤，仰天长叹：何必摆队相送，还要负荆请罪呢，你会吃亏的。

    在获悉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赴京后，他的幕僚们始而愕然大哗，继而垂头丧气。有人甚至愤而说出了“竖子不足与谋”这样的话。

    谋臣尚且如此，将官就更不用说了，东北军内部一片沮丧。

    历史听到了叹息和怨言。

    然而如果我们愿意从张学良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就会知道“负荆请罪”并非完全出于其一时之冲动。

    当时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大多不予认同，对张、杨更是群起而攻之，这一点张学良虽人在西安，却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得到，并背负了很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加上扣蒋放蒋又争执这么长时间，外界对张、杨恶感更甚，在两人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上不会不进行质疑，张学良确实有表白自己的必要。

    另外，他也需要弥补自己与蒋介石的私人感情。

    国民党内为人处世，表面靠制度法令，其实大部分还是要依赖彼此的私下交情，不然的话，也不会兄弟帖子到处乱飞了。蒋张曾经是中央和诸侯关系的典范，可是一个西安事变，“最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张伤了蒋。虽然由于力主放蒋，二人关系已出现缓和，但张学良肯定认为仅此还不够。

    亲自陪同蒋氏进京，完全可看成是一次感情的投资。

    飞机还在飞行途中，飞机上的人则是心境各异。

    蒋介石躺在机舱唯一的长沙发上，他双目紧闭，脸色憔悴，看上去，丝毫没有脱险后的那种喜悦和兴奋。

    除了身上有伤，病痛未愈外，他的心情可以理解。

    相比于蒋介石，其他人则要轻松得多。

    宋美龄看着窗外，虽然疲惫，但脸上始终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微笑。

    他们夫妇终于又可以在一起了，不管今后如何，这都是一件值得额手相庆的特大喜讯，这个圣诞节，上帝实在是太照应他的子民了。

    张学良的心情也算是好的，他甚至一度闭着眼睛昏昏欲睡。

    到洛阳时，天已黑了，由于事先并没有通知洛阳方面，因此少帅命令飞行员在洛阳机场上空盘旋一两圈，以便让地面的人知道他们要降落。

    飞机降落，张学良看到无数学生和士兵朝这里涌来，只是他们对待飞机上的人的态度却泾渭分明。

    宋美龄第一个迈出舱门，人们驻足立正，当她的双脚着地，更是得到了英雄般的敬礼，有两名军官上前来搀扶她。

    张学良就跟在宋美龄身后，可是他得到的待遇却完全不同，刚刚站稳，便有四个士兵拿枪对准他，其中有一个甚至露出一脸愤怒的表情，声称要开枪杀了他。

    宋美龄闻言，立即回头：不许这样，让他一个人走！

    最隆重的当然是对待蒋介石。

    他被搀扶下飞机，前来问候的人们排成欢呼方阵，有的人把帽子抛向空中，有的人眼里闪着泪花，有的人则已是喜极而泣。

    在西安时，虽然宋氏兄妹曾反复安慰蒋介石，说你的声望不仅没有因为西安事变而下降，反而还因祸得福，像坐着直升机一样升了上去。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谁能信呢。

    在洛阳的这个晚上，全信了。

    洛阳万人空巷，鸣炮庆祝，以致店铺里的鞭炮都被人抢售一空，不是“洛阳纸贵”，成了“洛阳鞭炮贵”。

    这叫什么，这叫民意，蒋介石真正成了无人能撼倒的“领袖”。

    毫无疑问，此时张学良的脸色已经变得煞白，对眼前的这一情形，他不是完全没有预计，只是没有预计到会这么可怕。

    爆竹在腿边炸响，仿佛炸响在心灵深处。

    人们都在庆祝，都在欢呼，没有人再去理睬那个孤独失意的人。

    蒋介石不愿在洛阳多耽搁，于是第二天早上，他们一行便再飞南京。

    当然不可能再让张学良这个“叛逆”跟“领袖”坐一块儿，于是五个人分两拨，蒋氏夫妇和端纳坐一架飞机，张学良和宋子文坐原来那一架，同时有军用飞机护航。

    给张学良开飞机的，是他的美籍私人飞行员。人们对张学良的极度敌意，都被他看在眼里，也急在心头。

    在往南京的途中，忽然刮来了一场沙尘暴，满天卷起翻滚的黄云。张学良的座机是美国波音飞机，性能优越，很快就将护航机甩下了一大截。

    这时飞行员悄悄对张学良说：也许我们不去南京最好。

    不去南京，他可以带主人回包括西安在内的任何一个地方——连他这样的老外飞行员都能看出，张学良如果到南京，绝不会有好果子吃。

    然而少帅表现出了超常的冷静。

    没关系，你继续往南京飞，如果有人要杀我，让他杀吧，我不在乎！

    飞机停在南京军用机场。飞行员回头望去，少帅的脸上已是一副听天由命的表情，就好像子弹打在身上也不会躲避。

    正如所料，洛阳的一幕再次重现在南京，机场上已经有一大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围了上来。

    张学良站在机舱门口，他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将是一种什么命运。

    飞行员一把拉住他：小心……

    张学良转过身，忽然落下泪来。

    在洛阳，那么困窘，他没有掉一滴眼泪，可是当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他落泪了。

    这个世界还有人记得你，没有抛弃你。

    张学良伸出双手，跟飞行员握了握。

    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现在我们就再见，无论我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好好照顾自己，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走出几步，张学良又回过头去，再一次默默地握了握飞行员的手。

    然后，他昂着头，穿过人墙，走向别人给他安排好的归宿。

    1936年12月31日，南京军事法庭当庭作出宣判，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5年。

    第二年，南京政府发布特赦令，但仍将其交由军委会严加管束。

    即使如此，这个年轻人还有希望，真正让他绝望的是随后发生的“二二兵变”，东北军自相残杀，四分五裂，西安的“三位一体”也随后瓦解。

    张学良为此带信给于学忠：话不知从何说，泪不知从何流。

    从此，他彻底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开始了漫长的幽居生涯。

    张学良晚年总结一生，曾无限感慨地说：我的生命从21岁开始，到36岁结束。

    21岁，他向父亲张作霖提出整军经武的一揽子计划，在奉军中崭露头角。

    36岁，发动西安事变……

    他曾经风流倜傥，曾经权倾一时，曾经万人景仰，也曾经拥有数不清的朋友，后来，这些都一一离他远去。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命运像早已设置和安排好的一样，它会让你感觉拥有一切，又会同样毫不留情地把这一切都从你手中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