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结局，却让一直在旁观望的日本人大跌眼镜。

    中国不仅没有走向内乱，反而还在抗战的旗帜下高度聚合了人心，诸侯们纷纷从反蒋变成了拥蒋，就连以往不共戴天的国共两党也奇迹般地站到了一块儿。

    与此同时，由于绥远抗战的胜利，南京政府在对日政策上更趋强硬，连一贯低调的汪精卫都喊出了“恢复失地，还我河山”的口号。

    在绥远抗战结束之后，日本在内蒙古已经一败涂地，他们把所有精力和着眼点都集中到了华北。

    有句话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华北也像绥远那样，团结一心，励精图治，日本人的“华北工作”恐怕又得像“内蒙工作”那样无功而返了。

    可惜这时的29军高层已经进入了后萧振瀛时代，鸡蛋上不是无缝，而是缝很大，越来越大，这就让人家从中找到了空子。

    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缘于在29军内部，宋、张之争又再次爆发。

    长城抗战结束后，宋哲元和张自忠所热衷的，都不再是领兵打仗，而是所谓的战而优则仕。

    宋哲元公开场合几乎再也不穿军装，出场的标准装扮是瓜皮小帽配长袍马褂，常给人以不伦不类的印象。

    “主公”如此，昔日武将们亦群起仿效，纷纷扔下大刀，戴起小帽。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何为仕途，在仕途之上应该干些什么，都不甚了了，乃至“见识常若顽童”，而他们本能的想法也是前面打了天下流了血，后面得安享富贵做大官。

    当时一位在北平居住的日本医生感叹说，宋哲元的政委会一落地，华北就又进入了武人当政的北洋时代。

    古语有谓沐猴而冠，代不乏其人。

    宋哲元、张自忠这些人，若在战场之上，都是一把好手，搞政治，却没有一个够格的。

    不过两人还有区别。

    既要搞政治，免不了要招揽门客。宋哲元的门客，就是政委会里的那帮人，里面很多是跟日本人有扯不清理还乱关系的汉奸文人。

    早在萧振瀛在时，就为此制定了一个原则，即用人而不被人所用——利用他们去跟日本人打交道，并显示自己“亲日”的一面，实际上并不重用此辈。

    萧振瀛虽走，宋哲元仍是“萧规宋随”，张自忠却是糊里糊涂，常常被人用而不自知。

    要说张自忠以前也有过冲动之举，却还不至于如此糊涂，那是因为有萧振瀛在。

    张、萧关系原来就很好，要不然当年张自忠也不会听从萧的话，让位于宋哲元了。后来张自忠虽因利益之争，加入过驱萧阵营，但关键时候，后者的话他还听得进去：萧振瀛让他停止反宋，他也就偃旗息鼓，暂不作此想。

    可是在萧振瀛离开华北后，身边少了这么一个诤友，情形就完全变了。

    天津租界里面，失意的政客、落魄的幕僚，多得数不胜数。这些人蜂蜂蝶蝶，都是一心要通过做张自忠的门客，以便有朝一日求得富贵的主。

    萧振瀛在时，他们被压在下面一动不敢动，萧振瀛不在，这些想富贵想疯了的门客们便一拥而上，天天在张自忠面前聒噪个不停——宋哲元如今是重嫡系，轻杂牌。

    谁是宋的嫡系？

    当然是冯治安。

    你没见宋哲元把什么好处都送给他了吗。按道理，你是二头儿，头儿宋哲元排下来就轮到你了。如果他不在北平，军队事务应该由你来代理才对。

    结果，这好事却归了冯治安。人家现在是29军代理军长，宋哲元不在，29军的军务皆由姓冯的一手主持。

    还有呢，别看宋哲元让你做了天津市市长，可他还把自己的河北省主席一职让给了冯治安。与河北比起来，天津这才多大一点地面儿。

    可以说，冀察两省两市，就数河北的位置最显要，本来这地盘也应该是二头儿的！

    得出的结论就是，张自忠不仅早已沦为宋哲元的杂牌，而且连二头儿的排名位置都快保不住了。

    如果你服软，那就俯身称臣，乖乖地在天津码头求个平安符，但倘若你还算个爷们儿，你不仁我不义，为什么一定要给这个没什么本事的宋哲元当小弟呢？

    张自忠原来心里就有气，给门客们这么一渲染，果然憋不住了。

    真是欺人太甚。我张某顶天立地一汉子，岂可久居人下。

    我们中国人的血液里仿佛天生就缺乏合作这一细胞，所以上下五千年，内斗向为吾国之传统，而且它是可以由大大小小各种圈子组成的。大到国家，小到斗室，不排出个让自己心服口服的座次来绝不罢休。

    这似乎也能解释，为什么胡适等人热衷的“民主宪政”从来都只能沦为书生之见，因为那玩意就需要大家坐在一张圆桌前搞合作。可是我们从老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不是圆桌，而是四方桌，谁居上首，谁陪末席，甚至连上桌子的资格都没有，这都是有讲究的，岂能允许你们随随便便，呼啦啦地聚一堆，成何体统？

    据说新桂系刚刚平定广西时，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三雄”也是谁都不服谁，颇有自相火并之势。直到后来他们突然想到了一个地方——广西金田。

    那是当初太平军发家之所在。想想这些被清廷称为“长毛”的猛人吧，本来势头多好啊，可是江山才打了一半，就自己熬不住，闹起了内讧，结果“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想到这里，他们就不敢再闹了：人家好歹还拿下了半个中国，我们才刚刚搞定一个广西，争来夺去确实没有太大意思。

    广西的“三雄”故事前鉴未远，华北的“双雄”暗斗却又要开始了。

    张自忠对宋哲元不服气，想争做头儿，可是由于萧振瀛离开华北前做了布置，不仅冯治安站在了宋的一边，即如其他几个师长，也大多倾向于拥宋，这使双方实力达到了新的均衡，仅靠张自忠一人，如何能够再推得动宋哲元这座大山？

    实力不济，那就得玩计谋。

    张自忠的门客们曾尝试引用北洋时代“曹吴配”的办法，来架空宋哲元。

    曹就是尽人皆知的“贿选总统”曹锟，吴就是吴佩孚。“曹总统”稀里糊涂，根本搞不清楚究竟该如何治国理政，平时诸事不问，所以“曹吴配”当家的实际是吴佩孚。

    以“曹吴配”来套用“宋张配”，就是希望宋哲元退到名义上的华北负责人，而由张自忠来主持一切，掌控实权。

    这事当然得宋哲元自己愿意才行。

    经过暗中联络，天津的“拥张派”便传话给北平政委会里的“拥宋派”，让后者找机会试探宋哲元。

    政委会里的那帮家伙，与其说他们是“拥宋派”，倒不如说他们是骑墙派更好。反正不管是拥宋、拥张，甚至拥日，无非是奔着名利二字去的，谁上来能给他们荣华富贵，就向谁山呼万岁。

    宋哲元本来就是一把手，从他身上捞不着太大的拥立之功，但如果能够使二头儿张自忠“黄袍加身”，意义就不同了，一旦成功，那就是“开国功臣”的待遇啊，所以，这些人的热情比“拥张派”还来得高。

    可是宋哲元并非曹三傻子（曹锟），他个人的自尊心很强，宋、张关系也完全不同于曹、吴，如何甘心充当傀儡一般的角色。

    “拥张派”碰了一鼻子灰，张自忠自己也有些束手无策。

    这时候他们就想到了萧振瀛在时曾使用过的那个策略：挟日自重。

    宋哲元谁都可以不怕，他能不怕日本人吗，所以只要能借到老虎皮，宋哲元就只能变成一只猫，在我们面前乖乖就范。

    张自忠没有想到，他这是在玩火！

    当初萧振瀛也是在29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才不得已使用这一下下策的，而倘若你不是萧振瀛那样的纵横高手，到最后几乎注定要引火烧身。

    萧振瀛离开华北后，日本人并没有放弃“以华制华”的策略，一直想在29军内部继续做文章。

    现在张自忠的门客主动接洽，自然是求之不得，于是马上把张自忠给顺势托起来，拿一堆舞台灯光照着，捧其为华北的中心人物。

    1937年4月，日方放出诱饵，说要邀请宋哲元赴日考察。

    按照宋哲元自己的解释，他觉得自己理所当然不能去，但是又不能因此得罪日本人，两难择其中，便让张自忠访日。

    事情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张自忠接受宋哲元的命令，代其前往东瀛。

    然而真实的内幕并非如此，张自忠其实并非宋哲元所派，他是自己拿着邀请书去日本的！

    在当时，日本绕过宋哲元，而单独邀其部下，显然对宋哲元的声望和权威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甚至也是一种侮辱。宋哲元明知这一点，却也只能打碎牙和血吞，对外还要解释，说这是自己的权宜变通之计——张自忠使日，实乃吾之驱使。

    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日本人使的一个离间之计，为的就是打压宋哲元，抬高张自忠。

    聪明的，无论如何不能上他这个当。

    可是张自忠还是高高兴兴地去了东京。在那一刻，他肯定认为由于日本人的“破格器重”，自己的光环超过了宋哲元。没有想到的是，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踏入了一个可怕的陷阱。

    除了离间，里面还隐藏着其他大大小小各种阴谋。

    在东京期间，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亲自宴请张自忠，并照相留念。吃完饭后，其他参观团成员打道回府，张自忠和旅长们则留下进行会谈。

    这是一次神秘的谈话，时间很长，一直谈到深夜才作罢。参观团的成员们只知道，返回的几个旅长神情紧张，问起来，只是说谈得不成功，却不肯透露一字半句。

    尽管外界不掌握谈话的具体内容，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讲求效率”的东条绝不会浪费时间，主客双方的话题也断不会只限于吟风弄月。很有可能，日方就是利用这一机会在试探张自忠等人，以便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张自忠此时虽有“挟日自重”的打算，可仅凭他一个人并不能决定如此大事——岂止张自忠，当时就连宋哲元，若想直接投日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萧振瀛曾经说过，29军是以抗日起家的。一支用大刀砍过鬼子脑袋的部队，精忠报国的思想早已深入骨髓，并非一两个首脑人物所能随意变更。

    显然，即使张自忠本人愿意，他也得顾及手下的旅长以及基层将士的情绪，断然不敢随意造次。

    然而素来精于计算的日本人并没有白忙乎。

    “参观”期间，日方着重于炫耀其军力国力。特别是在所谓的航空表演中，涂着膏药旗的日机从高空俯冲而下，几乎从众人的头顶一掠而过，气势十分逼人。

    回来后，张自忠问随同诸将：感觉如何？

    这几个旅长气得哇哇直叫：有什么感觉，小日本这么做，无非是要向我们示威。

    张自忠默然无语。

    人家的飞机能贴着我们头皮飞，我们却连块飞机皮都没有，若要言战，恐怕连公平较量的机会都得不到。

    除了暗藏玄机之外，此行还让张自忠得出一个结论，即日本军事力量太强，29军轻易触碰不得。

    张自忠此后在对日态度上，一直是29军中的“主和派”，不能不说这次的耳濡目染对他的个人判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在内，张自忠离心离德，在外，由于缺少萧振瀛，宋哲元自己在对日交涉上也频频出现漏洞，终于他招架不住，不得不以回山东老家扫墓为名离开京城，以躲避日本人的纠缠。

    可是躲终究不是个事，因为你跑得了和尚却跑不了庙。

    1937年7月7日晚上，日军以演习为名向卢沟桥开枪。

    第二天早晨，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突然向宛平城发动进攻，这就是“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

    事发突然，宋哲元又不在北平坐镇，危急时刻，萧振瀛留下的居中布局显现作用：冯治安命令宛平守军就地还击。

    经过激战，宛平守将金振中血染征袍，以全歼日军一个中队的战绩，不仅守住宛平，还夺回了卢沟桥。

    那是卢沟桥战事最好的时候，让人恍然以为又回到了长城抗战，回到了喜峰口。

    正是由于战事看上去还比较乐观，“七七事变”本身也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可能，所以当宋哲元在山东老家得到报告时，并没有选择即刻“起驾回宫”。

    可是接下来的情况却越来越不对劲。

    冯治安在卢沟桥附近对抗步兵旅团，屡挫其锋，然而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后者不但不见少，反而还越打越多。

    问题就出在张自忠的防区：廊坊。

    宋哲元事先曾告诉张自忠，如果日军从此经过，一律不准放行。

    其实就算宋哲元不说，张自忠也不会不明白，华北“驻屯军”的大本营在天津，从天津向卢沟桥增兵，必须经过廊坊。

    这里是步兵旅团的生命补给线，假如能予以卡断，冯治安便可不战而胜。

    但廊坊守军从天津师部接到的命令，却是只能监视，不能拦截。

    什么叫监视，说穿了，就是眼巴巴地看着人家从这里大摇大摆通过。

    一段时间里，天津日军及其辎重就顺着廊坊，川流不息地往卢沟桥开去，而谁都知道，那就是过去打29军的。

    在这一过程中，日军曾有一辆辎重汽车陷到泥里。师部给廊坊守军的指令竟然是：责令你部帮助日军把汽车拖走！

    这一荒唐的指令令守军指挥官都瞠目结舌，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日军自己把车推出了泥潭，才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尴尬。

    就这样，廊坊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漏勺，步兵旅团缺什么，就可以从这里补到什么，缺兵补兵，缺粮补粮，缺弹补弹。

    冯治安所统之兵为第37师，廊坊守军为张自忠第38师，民间称之为：37师打，38师看。

    如果你不清楚29军的组成，没准还会以为这是不搭界的两家人哩，难怪前方的冯治安虽然一度占尽优势，却怎么也没法灭掉眼前的对手。

    冯治安眼看战事在朝着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也有些急了，赶紧招来部将何基沣商议对策。

    何基沣亦是“八兄弟”之一。他向冯治安建议，要想把局面完全扳过来，光争一个桥是没有用的，即使今天拿下来，明天也可能再被敌人夺回去。

    那怎么办呢？

    依在下之计，不如把步兵旅团的老巢丰台一举端掉，这样可以一劳永逸。

    冯治安一拍大腿，眼前为之一亮。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冯治安暗中大范围调动兵力，将第37师的主力全部集中起来，准备由何基沣负责具体指挥，给丰台日军来个致命一击。

    丰台日军其时只有步兵旅团一个大队，不仅士气不高，兵力也相对薄弱，在何基沣从三面对其形成包围之后，几乎可以肯定会被连锅端掉的。

    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主和派”张自忠突然插进一脚。

    他从天津打电话给前线的何基沣，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大打出手，这很愚蠢。

    虽然同为“八兄弟”，但张自忠在军内无论资历还是官阶，都比何基沣要高得多，所以后者只有洗耳恭听的分儿。

    张自忠一板一眼地教训何基沣：真的打起来，你知道谁会高兴吗？

    何基沣不语。

    张自忠自问自答：国民党（指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都高兴，他们就希望让我们29军去打头阵，然后自生自灭才好。

    我知道何基沣你手痒痒，想痛痛快快地打一仗，可我们都是带兵的，还怕没有仗打吗，但我们打仗，说到底是为了29军这个团体，不是为了个人好表现。

    听到这里，何基沣终于忍不住了，不由得脱口而出：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要去打日本人，而是他们日本人来打我们了！

    张自忠一时语塞。

    他实际上还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一些所谓的政术，都是门客们给他提供的，一旦遇到何基沣这样的问题，他也答不上来。

    军队当然还可以硬性命令，下级服从上级，可是张自忠毕竟不是何基沣的顶头上司，他没法对人家呼来喝去。

    知道冯治安也是“主战派”，张自忠便索性给宋哲元打去电话，让后者直接对何基沣下达停止进攻的命令。

    张自忠出面打这种招呼，不仅无礼，还有越权之嫌。

    要不要打丰台，从上到下，自有军长宋哲元做主，如果宋哲元一时难以决断，他还可以让副军长秦德纯给他参谋，哪里轮到你一个师长来说三道四。

    然而结果却是军长听师长的，而且言听计从，宋哲元立即以29军军部的名义，严令何基沣：“只许抵抗，不许出击”。

    在29军中，一直盛传着一个说法，即宋哲元最顾忌张自忠，就生怕一个不好惹对方不高兴，因此在张自忠私自出访日本等事情上都是百般袒护，张自忠每次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他也总是能照办的就照办，即使一时办不了，也竭力敷衍，反正从不给打回头票。

    莫非宋哲元胆小，不敢跟张自忠争？

    非也。这恰恰体现出，宋哲元虽然因见识所限，有其偏狭的一面，但在维护29军团体方面，是具备克己让人的大局观的。

    当年29军建军，在争执头把交椅应该属谁所有时，萧振瀛力挺宋哲元，理由就是宋“义高能得士”，像个做大哥的样子。

    能做到这一点，与宋哲元的宽厚个性以及善待下属不无关系。

    有人说，还宽厚呢，他不照样把首功之臣萧振瀛给一脚踢出去，还逼其出国了吗？

    我告诉你，按照故国老传统，对于君王或诸侯而言，这就算是“仁义之举”了。

    读古史，我们在看到柳宗元、苏东坡这样的一代文豪被贬谪到天涯海角，乃至“万里投荒”时，都会为他们感到不值，忍不住还要痛骂皇帝老儿两句。其实“文字由来重李唐”，唐宋时候的皇帝实在都称得上是仁厚之君，你再怎么出言不逊，也罪不至死，那柳、苏被赶得再远，不还是地方官吗？他们照样可以倒背着手，在山水之间优哉游哉，写下漂亮的文字。

    可是到明清你试试，一言不合，不砍你脑袋，就是打烂屁股，充军流边，结果精神和肉体一道灰飞烟灭。

    宋哲元对可能威胁自己权力宝座的昔日兄弟，如萧振瀛、张自忠，也并没有举刀相向，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意思。

    须知，即在东北军中，素称仁厚的张学良也曾在登基不久之后，毫不留情地让“似有不轨之心”的杨宇霆人头落地。

    萧振瀛不掌军权，宋哲元就让对方暂时“乘桴游于海”，但张自忠与萧振瀛不同，这位实际的二头儿可是有实力的，宋哲元没有办法释其权，那就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打，要么让。

    从骨子上说，宋哲元是个硬汉子，乃至29军也打上了他的烙印，属于宁折不弯的那种。他身边的那些“谋食门客”曾经也不比张自忠少，撺掇宋、张相争的“进谏”亦不绝于耳，都巴不得两人把刀子拔出来，朝对方胸口上互捅呢。

    但宋哲元和萧振瀛都明白，无论谁赢谁输，这种内斗的后果都是很可怕的，无非是好好的一个团体四分五裂，29军彻底玩完。

    所以宋哲元在大部分时间都选择了让，并竭力给外界造成一个印象，即宋、张是真正的兄弟手足，对外说话都是同一个声音，做事都是同一个步调。

    只是如此让来让去，把大好的作战方略都给“让”掉了。

    奇袭丰台的计划只得就此搁浅，29军失去了一个彻底扭转宛平战局，以解城桥之围的良机，纵使金振中冒死夺回卢沟桥，也难补其憾，惜哉。

    就是在这件事上，宋哲元看出张自忠无心于战，而这也大大动摇了其主动出击的信心，眉头开始锁成一堆。

    这时他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急电。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综合各方面的情报，认为此次事件不容小觑，日本人来者不善，须认真对待。

    先前的绥远抗战，不仅使傅作义声名大振，同时也鼓足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人之勇气——看来日本人也不是完全惹不起，通过以硬对硬的方式，一样可以吓退之。

    我可以和傅作义搭档，在绥远击退伪蒙军，为什么不能和宋哲元联袂，在华北挫败“驻屯军”呢？

    按照那个所谓的“何梅协定”，中央军是不能进入河北的，但事情紧急，蒋介石也顾不得这么多了，连调孙连仲等四个师的兵力开入河北保定，并指定由宋哲元赴保定亲自指挥。

    可是宋哲元接到电报后却十分犹豫。

    如今的老宋早已没有要“南蒋北宋”甚至于一统江湖的野心了，他只想坐定华北。这里是他的独立王国，谁也别想抢走，不管是日本人，还是蒋介石。

    华北形势不仅没有缓和，还更趋紧张，他也渐渐看出来了，但他仍然希望靠29军自己的力量来抵御日本人。

    当然这很难，看看张自忠的表现就知道了。

    一说到难，宋哲元不可能不想到那个被他驱出华北的人，在那个人面前，几乎就没有难字。

    若是他还在我身边，华北局面应该不致如此被动吧，我也用不着亲自到前台去“肉搏”。

    后悔是肯定会后悔，只是覆水难收。

    宋哲元这样的性格，是绝不可能当着面主动给人认错，或者低声下气求人的，你要他现在就发个电报，让萧振瀛回国辅佐，更是绝无可能的事。

    可是如何应付眼前呢？

    又想起了萧振瀛临别时留下的“锦囊”，上面说，一旦有事，要以张自忠为前锋，而以张自忠其时在29军高层中的地位而言，无论是战是和，若是绕过他，都断难执行。

    7月11日，宋哲元离开山东。不过他不是到保定，也不是到北平，而是去的天津。

    因为张自忠在那里。

    可事实上，张自忠并不在天津，而在北平，他着急的，也并不是如何摆阵御敌，而是和日本人进行“和谈”。

    这个时候的张自忠，俨然已经从“军事家”变身为“政治家”，而那次东京之行，则让他对日军军力产生了很深的畏惧之感，认为29军注定打不过对方，战不如和。

    “张政治家”到北平后，通过秦德纯出面，与日方草签了“秦松协定”。根据协定，宛平守军由保安队代替，步兵旅团则撤回原防，29军只需形式上向日军道个歉，就一切都解决了。

    签完协定，张自忠十分得意，以为自己出手非凡。已到达天津的宋哲元闻讯之后，也对日本人的承诺信以为真。

    这下好了，“七七事变”终于可以尘埃落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