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不足，将也出了问题。

    宋哲元是把南苑防守的希望寄托在赵登禹身上的，可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赵登禹，早已不是几年前那个威风凛凛的打虎将了。

    众所周知，冯玉祥对老西北军的管制以严苛著称，经常性不发饷银，造成了后来树倒猢狲散，大家都不肯跟着老冯干了。29军虽没有达到过老西北军那样大的规模，但其高层来自于原老西北军的各个派系，成分也十分复杂，而宋哲元本人在声望上又远不及冯玉祥，怎样保持军队不散，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过去宋哲元无须为此发愁，因为有萧振瀛在，哪里苗头不对，自然有这个善打人际交道的军师去摆平，等到萧一走，就轮到宋哲元孤零零地坐在前台了。

    显然，聚财不分财，肯定是失败的。宋哲元反其道而行之，他分财不聚财。

    长城抗战之后，经济条件一改善，他就给各师军官“分赃”，经常一万两万地发钱，有时甚至还赠送房子。

    天长日久，军队高层渐成奢华风气。在老西北军时代，凡是抓到有军官赌博的，不是撤职，就是关押。到了29军驻守华北时期，整体军纪却大幅度松弛下来，老西北军时传下来的各条禁令几成废纸，吃喝嫖赌抽在军队中司空见惯，根本没有人管，谁要洁身自好，别人还会说你是傻瓜蛋，不合潮流。

    宋哲元在个人自律上是很严的，然而他自从“战而优则仕”之后，便很少进入军营，对此既不了解，也很少过问。

    在治军上，他和冯玉祥走向了两个极端，一个太苦太紧，易散，另一个太奢太松，结果散倒还没有散，内里却烂了。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想当年，喜峰口上，赵英雄挥着大刀，曾是何等的英姿飒爽，可自从不打仗，过上太平日子后，他也“追赶潮流”，躺在炕头上，吭哧吭哧地抽上了大烟。

    那个时候好这口的29军将帅，以张自忠和赵登禹为最。赵登禹自己也知道不好，曾想延请京城名医帮他秘密戒除，可惜每每又临时动摇，迟迟下不了决心。

    由于深深陷入“烟霞之癖”，张自忠变得晕晕乎乎，脑子就没有清醒的时候，赵登禹的身体则越来越差，再没有了原先一夫当关的气概。

    昔日的打虎将高大威猛，身躯雄健，而在南苑担任总指挥时，却已极度消瘦，与原来判若两人。

    赵登禹在南苑的指挥十分混乱，临时抽调学兵团设防成了他最大的败招。

    学兵团全是新兵，里面大多数是从平津招来的大中学生。那个年代不是现在，别说大学生了，中学生都很少，尤其在29军里面，十有八九都是斗大字认不得一箩筐的大老粗，本色的文化人几乎没有。

    当初，宋哲元招这些学生兵，就是准备当军官培养的，平时哪里肯轻易让他们上前线，连下放基层部队都舍不得，所以他们的实际军事经验几乎是一片空白，有人甚至才刚刚领到枪，连怎么射击都不知道。

    当然，由于情况紧急，使用学兵团也是无法之法。可是用归用，你却不能让他们马上就单独御敌——或者应让老兵带着，或者给其他作战单位作配合，如果缺乏这两样东西，让一群孩子上战场，无异于驱羔羊入虎狼之群。

    赵登禹让学兵团负责守卫的，却是极其重要的东南阵地。年轻人并无退却，然而死伤殆尽，南苑的第一个缺口即从此处被打开。

    我去过南苑，虽然早已物是人非，但是当站在齐腰高的茅草丛中时，仍能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悲情。

    那么多鲜活的年轻的生命，他们曾像花一样灿烂夺目，然而就在那一瞬间全都消失了，而且永不能返。

    这是多么残酷的青春。

    缺口被打开之后，赵登禹便再无力量组织反击。

    在29军领兵打仗，主帅之勇是很重要的。赵登禹既已无复当年之勇，对南苑的情况又不熟悉，就免不了会在临阵指挥和个人表现上全都大失水准。

    南苑遭到围攻，在北平的宋哲元就要援救，但是如果直接出手援救南苑，一个不好，很可能会中香月“围点打援”之计，所以宋哲元没有这么做，而是采取了更高明的战术。

    围魏救赵：你围我的南苑，我就打你的丰台。

    由于驻丰台的步兵旅团主力已经加入了南苑之战，守备兵力相对空虚，因此冯治安得以迅速占领丰台车站，并将剩余日军压缩到了附近的村庄。

    如果一切顺利，即使难以解南苑之围，退而求其次，舍南苑而取丰台，以一兵换一卒，亦是妙招。

    可惜南苑方面实在打得很不理想，短时间内就现出了败象，日军在南苑完全占据了主动，使他们的分兵成为可能。

    获悉冯治安攻占丰台后，步兵旅团当即赶回，冯治安需要顾及身后的城池，不得不迅速撤离。

    “围魏救赵”功亏一篑。

    意识到南苑守军恐怕无法支撑，为保存实力，宋哲元决定通知赵登禹撤出南苑。

    但是没法联络。

    原因是日机对南苑进行了狂轰滥炸。南苑的营房围墙，用来步战都显不合格，更没有什么防空设施，哪里顶得住飞机炸弹。

    守军原有1000多匹乘马，经此一炸，多半倒毙，而且死状极惨，不是焦头烂额，就是开肠破肚。

    南苑副总指挥、骑兵师师长郑大章被这么一刺激，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带着他的骑兵团往北平方向跑了。

    战前，蒋介石督促宋哲元在平津周边修建国防工事，确实是有远见的。无奈宋哲元和他的师长们都没当一回事，自己把经费私下“分赃”分掉了，这时候，就轮到他们为此还债了。

    不光是马，人也被炸得死伤惨重，更糟糕的是，通信设备被全部毁掉了，南苑与北平的电信联系因此中断。

    电话打不了，电报发不出，只能派人去南苑送信。

    几个小时之后，借助于南苑周围大片青纱帐的掩护，信使终于进入南苑，并把撤退令交到了赵登禹手中。

    此时缺口已经越撕越大，逐渐形成了“管涌”，谁都能看出，南苑失守只是早晚的事。

    赵登禹遂层层传达撤退令，并亲自率队撤出了南苑。

    说是带着大家撤退，其实就是一窝蜂，各管各，由于编制混杂，官兵们毫无秩序，乱哄哄地往公路上涌。

    经过的地方叫做大红门，是一个会让29军永远记住的地方。

    因为撤退部队将从这里踏上死亡之路，他们中埋伏了！

    这支伏兵，是步兵旅团萱岛联队，原本驻扎通县，属于香月的预备队，他们又是如何知道南苑守军要从大红门撤退的呢？

    同样是由于泄密。

    从北平往南苑的通信线路不是被炸坏了吗，宋哲元的命令是经过几个小时后才送达赵登禹手中的。

    这几个小时，就给那个狗汉奸潘毓桂再次提供了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家顶戴的大好机会。

    信使还在路上，他就急匆匆地向日本主子发出了密报。

    香月于是知道赵登禹即将撤到北平，而且必然经过大红门。

    在赵登禹出发撤退之前，萱岛联队已经奉调离开通县，并在大红门附近布下陷阱，就等鱼儿上钩了。

    香月不仅要捕鱼，还要捕大鱼。他下令机枪手重点对准汽车射击，道理很简单，就因为里面坐的可能是29军的高级军官。

    结果，从南苑出来的四辆汽车全被击毁，最前面的一辆黑色轿车更是被打得弹痕累累。

    赵登禹就在这辆黑色轿车上，当即身中数弹，血流满身。

    随行的护兵因为不在车上，反而没事。等到他把赵登禹从车里拖出来，人已经快不行了。

    看到长官的惨状，护兵伤心欲绝。

    赵登禹挣扎着看了他最后一眼：军人战死沙场，没有什么好悲哀的，这是我们的本分。

    是的，从当兵打仗第一天起，死亡就成了相伴始终的伙伴。只是在这最后的一刻，昔日的“打虎将”必然还会有一些遗憾和悔恨，为曾经的无所适从，为曾经的失去方向，为曾经的不够勇敢。

    耳边突然依稀响起了喜峰口上那一声大吼：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天边划过一道闪亮的火焰，恰如惊鸿一瞥，随后四周俱暗。

    南苑血战，29军损失惨重，活着回到北平的人很少，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在大红门撤退时阵亡的，29军副军长佟麟阁中将亦在其中。

    南苑激战期间，宋哲元不仅在焦灼地等待守军突围的消息，还有一桩已经困扰他数天的心事没有解决。

    那就是本应坚守天津的张自忠脱离了岗位。

    早在发生“广安门事件”时，宋哲元就感到不快，你不好好在天津负责防守，怎么还越过我，向北平守军胡乱指点呢？

    接下来的一个报告，更令宋哲元大为惊愕，原来当天张自忠就在北平。

    我明明叫他留在天津的，怎么一个招呼不打，跑到北平来了？

    天津是华北“驻屯军”的大本营，作为前锋，大敌当前，当然不能擅离。

    不过此时形势紧张，正是需要众将用命之时，宋哲元也发不得火，只能寄望于张自忠不久即会自行返津。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一直到南苑之战打响，张自忠仍在北平，同时却又一面不露。

    宋哲元摸不清张自忠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

    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知道，日本人有意在幕后操纵“宋张相争”，以便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不是猜测，而是大汉奸潘毓桂亲自上门来告诉他的。

    宋哲元跟这姓潘的见面谈话，实际也是一次私底下的谈判，因为对方就代表着香月的意思。

    谈着谈着，潘毓桂发现宋哲元不肯屈服，忽然变了脸，说你要再不对“皇军”让步，等着，我们会拥戴张自忠，把你换下去。

    潘毓桂得意洋洋地表示，“不换思想就换人”，这还是香月特地让他来转告的。

    宋哲元听后大怒，立即痛骂一顿，将潘汉奸赶了出去。

    宋、张的关系，如果套用中的说法，宋是“宋公明”，那张就是“卢俊义”，虽然平时可能疙疙瘩瘩，计较座次，但大家毕竟是一块磕过头焚过香换过帖子的生死兄弟，面对外来威胁时，肯定都会以大局为重，这点宋哲元还是自认有些把握的。

    现在只要他“宋公明”态度坚定起来，“聚义厅”的兄弟自然都会团结在一块，共同保住“水泊梁山”。

    是的，日本人撺掇“宋张相争”的离间计绝不可能得逞，香月只不过是想借此来威胁我罢了，我岂能上当，中他的圈套。

    可是张自忠本人为什么要搞得那么神秘兮兮，为什么要离开天津来北平，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宋哲元不知道，他也无法知道。

    在头脑里一片纷乱，理不清头绪的情况下，他给秦德纯打了一个电话：张自忠到北平了，你知道吗？

    闻听此言，秦德纯同样很愕然。

    我不知道啊，是你叫他来的吗？

    宋哲元叹了口气：不是！

    既然大家都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只好暂时放下，毕竟现在天津还平安无事，最险的是南苑。

    7月28日下午，宋哲元召开军事会议，秦德纯、冯治安等在北平守将尽皆与会，会上讨论的重点就是如何加强北平的防守。

    会才开到一半，一个衣衫不整的人忽然出现在门口。

    撤往北平的南苑守将，赵登禹和佟麟阁均在半路战死，有一个人却得以全身而退。

    他就是骑兵师师长郑大章，而能留得性命的重要原因，却是没有接到命令就擅自撤退了。

    由于没有看到过宋哲元的那道撤退令，他不是走的大红门，而是走的大红门以东的便道。

    正因如此，南苑的骑兵团反而未遭遇太大损失，进城后还被派去守城门了。

    刚刚进北平城时，郑大章并不敢来见宋哲元。因为擅自撤退罪名非小，杀头都有可能。

    幸好他很快就得知，原来宋哲元已经下达了撤退令，这才稍感释然，觉得可以借此过关了。

    但接下来，就传来了大红门遭伏击的消息，郑大章闻听后大惊失色，同时也深感侥幸。

    出现在门口的那个衣衫不整的人，就是郑大章。

    他向宋哲元报告：佟、赵均已阵亡，南苑官兵伤亡惨重，日军大有围攻北平之势。

    为了撇清责任，他当然不敢说骑兵团未有大的损失，而是说下属骑兵伤亡一半，另一半也撤到南边去了。

    不过此时宋哲元已顾不得他后面说些什么了，他只真真切切地听到了“佟、赵均已阵亡”的消息。

    这一噩耗，差点把宋哲元给当场击倒。

    在他看来，南苑失守虽是意料中事，赵、佟的同时殒命却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尤其赵登禹，当年29军建军的八兄弟之一，怎么一眨眼工夫，说没就没了呢。

    那是一位他最器重的勇将，长城抗战时若不是赵登禹豁出性命带伤打前锋，哪里会有喜峰口大捷，又哪里会有29军今天的荣耀。

    可是，那么艰难的日子，你也挺过来了，怎么现在就挺不过去呢？

    宋哲元痛不欲生，捶胸大哭：断我左臂矣，此仇不共戴天！

    29军与日军，如今不光有国仇，还添了一笔家恨。

    可以想见，南苑惨败的消息，多多少少给与会众人带来了震撼，尤其是郑大章那失魂落魄的样子，无疑又给北平防守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兄弟看上去过于惊惶，进门时甚至连敬礼都忘了，说话也语无伦次，身上哪有一点军人必备的镇定和从容。

    宋哲元还沉浸在悲痛之中，秦德纯却很快注意到了这一点。

    当务之急是要守北平，大家都得挺住！

    他当即站起身，对郑大章说：我们军人无论遇到任何艰苦情况，态度要稳重，礼貌要周到。

    这话说得很到位，亦相当及时。郑大章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礼失态，赶紧整理一下军装，随众人坐了下来。

    会议继续进行。

    南苑已丢，但是北平还在。

    原先宋哲元死也不肯让中央军进入华北，到南苑血战打响前一天，他才感到大事不好，因此让秦德纯主动电请蒋介石急速北援。

    蒋介石也明白宋哲元如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境地，于是不再催后者去保定，而是让其坐镇北平——至少固守三天。

    对于此时的宋哲元来说，守住北平，不仅缘于“王命在身”，责任所系，更在于它是29军在华北的精神堡垒。

    这座堡垒如果尚在，大家不用说坚持三天，就是再多一些日子也有可能，而堡垒若有动摇，无论士气还是人心，都将随之崩溃。

    蒋介石说过，三天，只要三天，不仅外交上会有办法，后续援军也将全部到位。

    现在两天都快过去了，也就是说，北平只需再坚持一天多一点，战局就可能迎来转机。

    事实也正是如此。当时中央军孙连仲、万福麟部已经开到保定以北，其先头部队距离北平只有60里路，一个强行军就能赶到。

    宋哲元还有机会，29军还有机会。

    就在这时，又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会场，他的到来，使在场几乎所有人都惊讶不已。

    此人，就是一直未露面的张自忠。

    宋哲元很恼火，你这尊神仙总算是现身了！

    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竟然还待在北平，万一日军进攻天津怎么办？

    可是张自忠关心的不是这个，他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战还是和。

    事到如今，你还要扯这个没用的犊子，宋哲元自然很不高兴，于是双方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争吵起来。

    争吵过程中，张自忠的态度很坏，情绪激动，没有一点把领导当领导的样子，甚至于连随从副官们都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张自忠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对待过宋哲元，毕竟那是29军的大头儿，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

    争到最后，张自忠下了断论：时局至此，战已无法，只能和，而要和，又只有我张某人才有办法！

    他撂给宋哲元一句话：如果你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

    就是这句话，让宋哲元变得脸色煞白。

    一刹那间，他仿佛什么都明白了，明白了张自忠为什么隐伏在北平三天都不露一面，后者不过是在等待一个时机而已。

    现在，南苑惨败，战将折戟，日军即将兵临城下，29军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他认为那个时机到了。

    曾经，宋哲元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兄弟能帮他守住天津，因此一让再让，对方却仍然在日本人设下的离间计中走不出来，还在想着“宋张相争”，甚至发展到要借机谋取权位的地步。

    眼前这个人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了，他不再顾及手足之情，不再顾念在南苑和大红门的路上倒下的骨肉兄弟，他迷失了道路和方向，却还浑然不觉。

    权利名位和毒品一样，都能使人变成魔。

    香月处心积虑的阴谋果真得逞了：通过潘毓桂鼓动张自忠，使得29军的这根弹簧瞬间崩断！

    说句实话，如果要争，宋哲元此时还是可以一争的，然而那样两军冲突，只会在29军中爆发一场惊天大内讧，亲者痛，仇者快，高兴的还是日本人。

    赵登禹的死，已使宋哲元悲痛至极，难道还要自家兄弟再相互捅刀吗？

    在完全明白对方的真实意图之后，宋哲元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也罢，你要的不就是权位吗，我可以给你。

    他按照对方的要求，当着众人的面，提笔写下手谕，将政委会委员长连同北平市市长一职全部交由张自忠接替。

    当天晚上，宋哲元便与秦德纯、冯治安等人匆匆赶赴保定，由于行色匆忙，他连天津的家人都来不及通知和带走。

    如此慌乱，是因为宋哲元此时实已处于险境之中。张自忠虽然拿到了他要的那个手谕，但如果回去给他的那些把兄弟一撺掇，再回来要他的命怎么办。那样，想不火并也得火并了。

    在宋哲元等人看来，此时的张自忠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有什么事他会做不出来。

    因此之故，得赶紧离开，一分钟都不能耽搁。

    夜色茫茫中，宋哲元告别了北平城。

    北平的夜，如此凄清，他不是在出征，而是在逃离，就像很多年前的那个东北枭雄，进城时纵有再多的骄傲和憧憬，离去时也只剩下了一地的失意和惆怅。

    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那就是谁都没有想到过自己会一去不复返，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宋哲元还在做着回到北平的梦。

    7月29日，张自忠“视事就职”。

    在此之前，他排除了最后一个障碍。

    宋哲元和冯治安虽然走了，但是冯治安的部队还在，军部还在，从南苑脱险的人马也还在，而这些都不是他张自忠能指挥得了的，哪怕你已经成了“委员长”。

    就在宋哲元离开的那个深夜，他打电话把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叫了过去。

    他告诉张克侠，宋哲元已决定全军撤离北平，你赶紧把能拉的都拉走吧。不然就迟了，明天早上日军就要进城。

    张克侠听得此言急了起来，他在向冯治安报告后，立即召集部队，星夜出城，也去了保定。

    宋哲元能撤出他的基本部队，还得多亏冯治安，再说开去，若没有当年萧振瀛留下的“锦囊”，就是想保得性命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是萧振瀛终究也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他千算万算，也算不到中间会发生这么多变故。

    这些人一走，“张委员长”就可以大展拳脚了。

    他在就职后，马上对政委会进行改组，把原来名单上的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统统划掉，换上了潘毓桂、张允荣等“把兄弟”。

    与原来相比，改组后的政委会已经面目全非，重要席位皆由汉奸一手掌控。不但如此，潘毓桂这个奸贼还得以兼任北平市公安局局长，张允荣则出任平绥铁路局局长。

    蒋介石在庐山谈话时，曾再三强调过，华北地方政权不容改变，官吏不能任意撤换。

    张自忠未经南京政府同意，想变的都变了，想换的都换了，等于把日本人的目的都达到了，所作所为，着实令人痛心。

    现在的水，已经不是到腰部，而是快到肩头了。

    潘毓桂当上北平公安局局长后，立即下令禁止抗日宣传，同时全城搜捕蓝衣社和共产党。

    张允荣的那个职务更微妙。

    平绥铁路，是由北平直达绥远的。本来是冯治安和刘汝明相互配合的通道，现在可好，变成日军进攻察哈尔乃至绥远的捷径了。

    北平的天空一下子乌云笼罩。

    在此之前，北平抗日气氛浓厚，军民都已被发动了起来。

    即使是南苑战败，佟、赵阵亡后，北平的士气也并没有被真正挫伤，大家虽然个个眼泪汪汪的，如丧考妣，但一门心思想着的，仍是要上阵杀敌报仇。

    当时就有评论说，北平军民这种守城拒贼的热情，是大清建国三百年以来从未曾见过的。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只是一个晚上的工夫，全变了。

    早上看到报纸，上面写着：29军退了，北平不守了。

    真让人有天旋地转的感觉。

    如果29军能够协力同心，全面对敌，纵使蒋介石的中央军不能及时援救，日军要想顺利拿下平津也是比较吃力的。

    你不要看华北已有一师团、三旅团，可是只要一散开来，兵力马上就捉襟见肘了。

    为此，香月还玩起了“诈术”。

    当时有人看到从日军汽车上摔下来一个鬼子兵，开始还一喜，想着这帮浑蛋真该死，就该掉下一个摔死一个。没想到，那个“兵”却很有弹性，摔下来后竟然是一蹦一蹦的。定睛一看，才发现原来是橡皮人。

    又有一次，从车上掉下一个“弹药箱”。打开来，里面全是石子。

    在国内师团还未上阵前，香月就用这种办法，整车整车地把橡皮人和石子往前线拉，虚张声势，以吓唬华北军民。

    显然，人少，就需要集中。

    在发起南苑之战时，香月几乎把所有能集中的兵力都集中到了这一战场，其中包括抽调原在天津附近的朝鲜军龙山师团参战。

    因为在他看来，天津是最不用担心的，已经跟自己的后院差不多了。

    他没想到的是，这个臆想中的“后院”却第一个起火了。

    7月28日那一天，南苑在激战，天津卫同样枪声四起。

    都是突袭，都是要先下手为强，只不过双方的位置更换了一下而已。

    当时张自忠正在北平观察动静，与驻天津的第38师暂时失去了联系，后者便自动自发地向驻天津的日军发动了猛攻。

    直到张自忠“视事”后再次发去急电，第38师才撤出天津。

    天津这边的火还没扑灭，马上又有了“通县事件”。

    通县是冀东伪政权所在地，该县的保安警察队队长张庆余原来是于学忠的部下，早在“七七事变”前，他就跟宋哲元暗中建立了联系，准备待机反正。

    但是通县驻扎着步兵旅团萱岛联队，张庆余担心自己不是对手，因此迟迟不敢行动。

    直到爆发南苑之战，香月帮他解开了这道难题——萱岛联队被调到大红门伏击赵登禹去了。

    张庆余抓住机会发动起义，把通县残余的日军给灭了个一干二净。

    在获悉通县有变后，香月想要调兵过去镇压，可是天津那边火也烧得正旺，两边都要灭火，手上又没这么多兵，一时间，弄得这位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顾前难顾后，顾首难顾尾，若不是关键时候张自忠逼走宋哲元，华北形势完全有可能被翻转过来。

    这两把火的损失，香月全都记到了张自忠的账上。

    等他实际控制华北局势后，便过河拆桥，要踢开张自忠另开一席了。

    7月30日，日军占领卢沟桥。当天，北平在政委会之外，又成立了“维持会”。

    张自忠虽然一时利令智昏，但他并不笨，马上看出情况不妙。

    两会并存，说明人家要准备把你抛掉了。

    军人的资本就是枪杆子，现在张自忠在北平还有两把枪：阮玄武旅和石振纲旅，后者原为赵登禹的留平部队。

    但是日本人既然想架空你，当然不会允许你再拥有枪杆子，何况还有天津之战的前鉴在那里，你这两个旅要是也不听使唤，再反戈一击怎么办。

    一夜之间，阮玄武旅竟被日军围住缴械，整整6000官兵一弹未发，全部交出了手中的武器。

    石振纲旅虽然还未被缴械，却也是人心惶惶，连旅长石振纲都感到，要是再不想办法，日本人同样会对自己下手。

    于是，这个旅便悄悄地冲出城，去察哈尔投奔了刘汝明。

    好了，张自忠现在真的是清汤寡水，没有一兵一卒了。

    搞“政治”，他根本不是这块材料，连那些昔日的“把兄弟”，见他已经失势，也赶紧换了副嘴脸，对他再也不予理会。

    他已经完全被架空，成了光杆司令，再也无法行使任何实质甚至是形式上的职权了。

    8月6日，张自忠不得不在报上发表声明，即日辞去一切职务，随后避入东交民巷。

    从主动“视事就职”，到自行辞职，满打满算，仅八天时间。当时就有一家媒体报道说，张某只是拘束地过了八天委员长瘾，就被日本人一脚踢开了。

    其实对于张自忠本人来说，那意外的两把火，看似烧掉了他的“前程”，却使他从此拥有了灵魂被拯救的机会，倘若再晚一点，水已经快要没过脖子了。

    一个月后，张自忠化装潜出北平。

    他本意是想回老部队，也与部将联系上了，但是宋哲元明确告诉他，你必须去南京，不能回部队，这是政府的命令。

    话虽然没有全部讲出来，但里面的意思，已经非常明了。

    你还认为你有资格带兵吗，把问题讲清楚才是首要的。

    只有南下。

    动身之前，张自忠与家人作了最后一次告别。此时的他，已经是面黄肌瘦，形容憔悴，见到家人后，很久都没有说出一句话。

    还说什么呢，如今说什么都晚了。也许只是一念之差，一切却已难以改变。

    最终，张自忠打破沉默：你们回去吧，以后家里的一切事情，再不要问我了。

    他是戴罪之身，所以必须有上军事法庭的心理准备。此去，恐再不能归家矣。

    胡适后来在见到蒋介石时，曾替张自忠辩护。他说张自忠不应被谴责，因为他保住了北平这座城市，避免了不必要的破坏。

    此时的胡适还是“低调俱乐部”的骨干成员，同时他又是一个很纯粹的文化人，议论时事常常免不了书生之见。

    他并不清楚29军高层的内幕，也不知道，当初如果宋、张团结对外的话，不仅北平有可能守住，华北局面也将完全不同。

    张自忠一走，所谓政委会名存实亡，北平完全成了维持会的天下，而汉奸们也向主子争相献媚，一出出伸手乞讨官帽的丑剧如期上演。

    有个叫冷家骥的汉奸，见张自忠不在，伪北平市市长一职空缺，便想自己坐上去，可是日本人不同意，还把他叫过去，结结实实地骂了一通。

    归根结底，香肠要由主人给，愿不愿给，何时给，还得让他说了算，这是一条犬就能自己随便索要的吗？

    《嗛斋日记》的作者李景铭当时也在现场，目睹了冷家骥的丑态和狼狈之状，就嘲讽他说，国家都到如此地步了，你竟然还在猎官，真是无耻之极。

    其实李景铭本人也是个官迷，他本来在河南，听到“七七事变”爆发，就急急忙忙赶到北平，进了维持会，并且还从别人那里抢到了一个财政局局长的差使。

    与冷家骥相比，两人真可谓是五十步笑百步。

    8月8日，日军在北平举行入城式。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率领大队日军，趾高气扬地进入了这座中国的北方古城。

    一位记者当时正在现场，他说他的心情，只有用法国作家都德的才能形容。

    德国人打仗打赢了，法国的阿尔萨斯从此将归属德国。

    老师于是对自己的学生说，知道吗，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我们一定要经常讲，永远不要忘掉。

    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阿尔萨斯人本身讲的就是德语，小说家只是借此宣泄自己的爱国情绪罢了。

    可是，北平不是阿尔萨斯。这里的人们一直说的是最标准的中国语言，它也许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却是最值得我们珍视的。

    东北人民的苦难，如今开始轮到华北百姓来承受了。《嗛斋日记》记载，北平城里，虽然表面上还是由中国警察在维持秩序，但手里拿的不是枪，也不是警棍，而是钓鱼竿。

    北平的最后一课，充满了悲凉和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