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占平津，再夺察哈尔，出兵以来可以说无仗不赢，无战不克，这一“辉煌战绩”令日本统帅部忘乎所以。

    人的瘾头一上来，是止不住的事，华北“驻屯军”已经不好玩了，而且也太慢，得加食添料，升升级。

    升级后的名称叫做华北方面军，规模扩展到了八师一旅团。

    在“七七事变”以前，日本仅有17个常备师团，但几乎每个师团都有一支对应的预备役部队，这批人就叫“在乡军人”，全部都经过军事训练，各师团还为他们专门建有武器库。

    不打仗时，“在乡军人”们就在本地当农民的当农民，经商的经商，轮到打仗了再紧急动员，发放枪支弹药，通过这种办法，短时间内即可由一变二，组建出新编师团。

    比如，第108师团就是新编师团，它是由第8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组成的。

    华北方面军又分为第1军和第2军，其中第1军由司令官香月统率，沿平汉铁路直逼保定。

    9月14日，爆发了保定会战，又称涿保（涿州—保定）会战。这是平津沦陷以来华北的第一次大规模战役，中方指挥官为刘峙。

    冯玉祥的老西北军有“五虎上将”，蒋介石的中央军也有，其大致入选标准为：黄埔资深教官、在东征和北伐中建有殊功。由于“五虎上将”的说法并非来自正式文件，纯属茶余饭后闲谈之资，因此其人员和排序多有差异，但不管怎么排列，刘峙都是少不了的重要角色，有人甚至称他是中央军中的首席良将。

    刘峙，江西吉安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2期。

    私底下的刘峙，不仅长相忠厚老实，而且口齿笨拙不善辞令，极少与人争执。当年中央军系统里有两个最好说话的“婆婆”，一个是何应钦何婆婆，另一个就是这位刘峙刘婆婆，后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人生在世没有不散的筵席，要给人过得去，要给人以生路，尤其不能用公权报私仇。

    刘婆婆嘴巴不会讲，但是人家内秀，中文功底很深，曾给欧阳修、文天祥等人编过文集，尤其在旧尺牍也就是古代书信上颇有研究。解放后他落魄南洋，困顿之余偶然给学生讲了一堂课，连学校校长都听得一愣一愣的，当即聘他为正式教员。

    两个婆婆皆洁身自好，刘峙本人一辈子与烟酒赌博挂不上钩。他继何应钦之后担任第1军军长，于治军方面堪为表率，一个步兵操典能够背到烂熟，平时穿着一身布军装下基层连队是常事。

    与生活中的随和不同，战场上的刘峙给人印象却是：内藏机谋，个性倔强，一旦决策便毫不动摇。

    在东征北伐乃至中原大战的过程中，刘峙几乎是战必胜，攻必克，蒋介石那些新老对手见到这员将没有不怕的，从那时候起，刘峙便有了常胜将军和福将的名号。

    当内战变为外战，常胜将军本来是有机会延续他的常胜之名的。

    平原之上，无险可守，最利于发挥特种部队的优势，香月不仅在地面出动了大量重炮和坦克，天上还有航空兵独霸——中国在北方几无空军可用于助战。

    他使用的步兵也几乎是最强的：熊本第6师团和宇都宫第14师团。

    熊本师团不用说了，那是有名的野兽师团。宇都宫师团在松木担任师团长期间，曾第一个在哈尔滨附近追击马占山，此时的师团长是继板垣之后的第二位“中国通”出身的名将——土肥原贤二中将，在他出掌宇都宫师团后，该师团也被称为土肥原师团，是一个拥有很多坦克大炮的机械化师团。

    香月认为他的锤子已经够重够猛了，却始终砸不开刘峙所布置的正面防线。

    倒不是说刘峙的兵力有多强，事实上他用于涿县第一线防御的只有孙连仲第26路军和万福麟第53军。

    孙连仲还行，毕竟是老西北军的旁支，而万福麟属于东北军，还是东北军中打仗比较烂的，其军官很多连地图都不会看，师以上高级指挥官在交战后更只靠电话遥控，前面的情况两眼一抹黑，根本不了解，所谓指挥，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瞎指挥。

    刘峙依赖的主要是工事。

    常胜不是偶然的，福气你不求它也不会自动上门。早在“七七事变”前，刘峙不仅在自己治理的河南省做到了“道路平，无苍蝇，无野狗”，而且未雨绸缪，积极备战，在北方平原督建了大量的国防工事。

    长城抗战时，徐庭瑶对日军的特种部队特别是坦克部队了解还不深刻，所以临时修建的工事终有缺陷，防住大炮却防不住坦克。有了长城抗战的教训，刘峙对工事进行改进，特地增加了防坦克壕。

    你有铁甲马，我有绊马坑，冀中平原上遍布的防坦克壕，令香月也无可奈何，土肥原有那么多坦克，然而大多数时间里只能摆着看看。

    难以突破，就要寻找薄弱处，而薄弱处往往就在对手两路防区的结合部，所谓的“两不管地区”。

    此时的中国守军，刘峙守平汉线，宋哲元守津浦线，在平汉和津浦线中间的地方，最难分清责任，刘峙可以说是宋哲元的防区，宋哲元也可以说是刘峙的防区。

    香月命令土肥原朝此处出击。

    在日本国内，香月以研究步兵战术而闻名，但他的对手也是个战术专家，后者对自己哪里最薄弱同样十分清楚，所以土肥原出击后很快发现，刘峙早有防备，那里已经有人在等他了！

    不光有人，在土肥原前面还挡着一条永定河，要冲过去得徒涉河水，难度太大了。

    这个结果似乎有些让人泄气，但在侦察之后，土肥原大喜过望——他听到了守军车辆开走的声音。

    对方不是要坚守，而是要撤退！

    撤退的是万福麟，刘峙把他派到这里来堵漏洞，他却只想装装样子，看到土肥原杀到，提前开溜了。

    土肥原马上发动强渡，渡河之后即从侧背对刘峙的一线防御造成了致命威胁。

    9月18日，涿县陷落。

    涿县一失，保定便失去了屏障，但刘峙在保定还预留着后手，被他布置在二线防御上的不仅有关麟征第52军，还有其他“杂牌部队”，加上从一线防御上退下来的部队，若一齐用命，香月的日子并不好过。

    可问题恰恰出在“杂牌”身上。从一线撤下来的，只有孙连仲肯协防保定，但两天之后也呈溃退之状。其他已经上来的，还没上来的，都声称已与刘峙失去联络，争先恐后地跑没影了。

    刘峙再一看，能打的就只剩下了一个关麟征第52军，一共只包括两个师，却要防守长达40里地的正面，不说火力占着下风，光人就不够用。

    刘峙急得要命，一个劲儿请求蒋介石火速增派援军，然而此时淞沪战役已经打响，并在逐步扩大，兵力根本没法北调。

    想那长城抗战时，徐庭瑶手里曾有三个师，还被日军一个师团给冲垮了，现在要想用两个来扛人家三个，结局可想而知。

    饶是如此，也并没有形成绝对的一边倒。为攻下保定，香月以特种部队为前导，出动坦克140辆，火炮260门，空中还有60架轻重轰炸机轮番攻击，后则继以三个常备师团，然而一天也只能在平原上前进20里，过了10天后才在关麟征撤走的情况下占领保定。

    战后一清点，中国军队伤亡了两万，但保存了主力部队的基本建制。与此同时，日军则死伤了5177人，而且里面全是熊本、土肥原师团的老兵。显然，对这样的结果香月不可能完全满意。

    同样大为不满的还有中国的后方舆论。内战之中，刘峙从未打过一次败仗，轮到外战，国人自然对之期望甚深。尤其当时抗战初起，国人自信心还很强，“经过八年抗战，将领中很少有没吃过败仗的”，那是后来才慢慢领悟到的。

    蒋介石不是不懂军事，他也认为刘峙在保定会战的指挥上没有什么明显的失误，只是舆论攻击厉害，只好选择让刘峙退避三舍。

    平生第一次打败仗的刘峙，就这么从云霄上一头滚落下去，不仅失去指挥之权，还被人借题发挥，讥之为“长腿将军”。

    刘峙的幕僚为自己的长官抱不平，想要将会战的整个经过公布出来，却遭到了刘峙的制止：这是军事秘密，岂可轻易告人，我忍耐就是！

    重新被人关注，是很多年后的事，他自言当时的局势，连不懂军事的人都能看出不妙，他是如同“跳火坑”一样被再次派到指挥位置上去的。

    那当然又是一个败仗，而且是大败仗，它彻底宣布了刘峙军事生涯的终结。

    人生就是这么诡异，一辈子打了无数的胜仗，最后却以一次败仗收场。

    对于很多人来说，输掉一次，也就等于输了全部！

    刘峙自己努力装出对这些都不在乎，但当他70多岁时，也发出了“浮生如梦”的叹息。

    年岁不会制造圣人，只会制造老人。

    ——刘峙《我的回忆》

    忍了一辈子的刘峙，终于说出了一句非常富有哲理的真话。

    在香月沿平汉路进攻保定之前，占领察南的东条英机中将已在策划新的攻势。

    东条英机，毕业于陆大第27期，著名的“巴登巴登密约”发起人之一，时任关东军参谋长兼蒙疆兵团指挥官。

    东条出生于武士世家，他的父亲东条英教在甲午战争中一举成名，被誉为日本陆军的“天才”和“智将”，所写的兵书，更是被奉为日本的“陆军宝典”。

    有了这么一个老武士做榜样，东条从小就立志做“小武士”。他刚上学时不爱读书，只愿与人斗狠，而且向来死不服输。

    但有一次，他服了——几个人打他一个，被人家揍得鼻青脸肿，惨不忍睹。

    这样不行，双拳难敌四手，看来我得学万人敌才行。

    自此东条才用功起来，要不然他也考不上陆大。

    老东条当年是靠中国人的血为自己铺平了进阶道路，小东条如法炮制。他在东北期间，对东北抗联的镇压不遗余力，可以用“血腥”和“残忍”来形容，因此有“剃刀东条”之称，赵一曼就牺牲于这一阶段。

    “剃”东北抗联这样的游击队，对东条来说还是小菜一碟，他的最终梦想还是像老东条那样，到关内去“剃”中国正规军。

    他指挥的蒙疆兵团（东条兵团）其实是个从关东军中临时拼凑而成的混成旅团，兵员仅有几千，却击败了拥有三万守军的刘汝明，轻而易举地占领察哈尔全境，这让东条忘乎所以，很快就将矛头转向山西。

    9月5日，东条兵团进入晋省境内，其兵锋直指大同。

    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该着急了。

    阎锡山，民间俗称“阎老西”，字百川，山西五台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

    民国年间，地方诸侯和封疆大吏很多，但没有一个能及得上老西儿。他执掌山西权柄38年，真正把这里治理成了国中之国，不仅经济搞得好，有全国“经济建设模范省”之誉，而且他本人也成为政治上的不倒翁——中原大战之前差点跟蒋介石争夺天下，中原大战之后，老蒋亦拿他无可奈何。

    阎锡山当年的陆士同学在回忆时，都想不出这位大佬在学生时代有何过人之举，都说他其实表现平平，成绩也极其一般，于是阎锡山的成功秘密便成了众说纷纭的话题。

    若看老阎早年的相片，矮胖子，大头颅，身子像个肉轱辘，活脱脱就是个大老板或账房先生的标准模子。

    内战时期，阎锡山对上海一家小报的漫画津津乐道。画上一共三个人，蒋介石一手握手枪，一手托现洋；冯玉祥一手举大刀，一手抓窝窝头；他阎锡山则是一手提杆秤，一手拿算盘。

    别人认为这幅漫画有丑化之嫌，老阎却不介意，他还很得意这个，认为画得形象，画出了自己比蒋、冯高出一筹的地方。

    俺归结起来只有一个字，叫做算，两个字，叫做会算！

    会算好啊，因为算盘之中有财富，有军队，有政权，能算者赢，不会算者输。

    老阎的算计，非同常人，那真是要算得连骨头都疼的。别人算年，他就算月；别人算月，他就算日；别人算日，他就算时；别人算时，他就算分；别人算分，他就算妙，能算出来的要算，算不出来的也要拼命算，直到算得昏天黑地，累倒在地两腿抽筋为止。

    老阎在经济上算，在军事上算，在政治上也算，可以说无一不算。山西人形容他说，只要老西儿睡觉打个滚，便可以想出许多新点子。

    早在平津沦陷之后，他就开始算计，要是日军也打到山西地界上来，该怎么办。

    老臣赵戴文进言，说的却是早年的“九一八”。

    想当年，张学良就是棋错一招，那沈阳“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东北军“兵甲也非不坚利也”，结果这位老兄却犹犹豫豫，迟迟舍不得拿主力出去和日本人拼，最后把家底都给弄光了。<bdo>ｈｔｔｐ://ｗｗw?９９liｂ?ｎeｔ</bdo>

    大家都看到了，不用说无枝可栖的东北军，就说那些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学生吧，多可怜！

    赵戴文的话弦外有音，山西城也高，池也深，还有自己的兵工厂，可不能走错一步。

    阎锡山听得频频点头，山西一定要起而抗战，不能再犹豫。

    按照民国历史学者黎东方先生的分析，家国理念既是中国人的缺点，也是优点所在，只看如何发挥。

    我们很早就知道百善孝为先，先有对家的孝，然后有日后对国的忠，但自古及今，这个东方国度又实在太大，很多人对国家没有什么完整概念，他到老到死，知道和关心的还只是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到了民国，所谓国家统一，至多也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仍是四分五裂，这一问题就显得更为严重。

    汪精卫说过，中国实际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防”，只有“省防”，或者是“数省联防”。不过话又说回来，“省防”也罢，“数省联防”也好，只要真正肯“防”，有时爆发出的防卫力量也是惊人的。

    蒋百里因此认为，地方抗战，亦是阻击日军入侵的一道重要屏障。

    到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屯师上海，重兵来不了北方，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真的成了地方抗战的一座桥头堡。

    对阎锡山来说，山西抗战，当务之急就是死守大同，所以准备组织大同会战。

    算盘拿出来，又要算了。

    结果算出了一个口袋阵。具体设想，就是要在大同这里做一个大口袋，由李服膺担当“诱饵”，把蒙疆兵团引入口袋之后，再由傅作义从外面把袋子扎起来，大家随后拎着棍子一齐上，嘁哩喀喳，准保能把东条的几根骨头都打个零碎。

    倘若大同会战组织成功，不仅山西可以保住，阎锡山自己也必将继绥远抗战的傅作义之后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然而，你就是把“七七事变”后的会战全部翻个底朝天，还是找不到“大同会战”在哪里。

    不奇怪，因为这个传说中的会战根本就没能搞得起来，袋子还没扎，袋底就先破了。

    “袋底”在大同东北的天镇，由李服膺据守，可是仅仅六天之后，他就不支撤军了。

    时人评论，在晋军将领中，李服膺长于“外交”，喜欢拉关系，走门路，却“短于军事”，练兵重表面，作战讲私情，别说什么指挥艺术，就他自己的第61军里面，中级以下的官兵大多不认识，这点与中央军的汤恩伯、胡宗南相比，几有天壤之别。

    前面的南口战役不提也罢，单就天镇之战而言，战前，李服膺连军事会议都没召开过，既不研究敌情，又无妥善方略，到战役打响时，他也始终坐镇后方，从没有到前线去了解过战斗实况，当然更不用说鼓舞士气了。

    长官不动脑，当兵的只有白牺牲。对天镇，东条都没有发动步兵的正面冲锋，光机炮轰击，一个团就去了大半，这仗如何打法。

    一线官兵焦急万分，前后18份紧急战况报告送到指挥部，可是李服膺始终拿不出任何良策，只是和一群参谋整天在防空洞里躲飞机，到最后，就索性在一片惊恐和混乱中传令撤兵。

    撤令一下，前线杀红眼的将士无不顿足捶胸，甚至痛哭失声，迟迟不愿奉令撤离，因为连最基层的士兵都知道，这意味着前面的牺牲都付诸东流，大家白干了。

    李服膺不管不顾地撤军，还连累了其他人。

    汤恩伯的13军在南口之战中损失惨重，奉令撤入平汉线休整，但是阎锡山觉得汤恩伯比较能打，硬把他个人给截留下来，邀其参与指挥“大同会战”。

    汤恩伯本不欲留，可是又不好意思拒绝，毕竟，在南口最危急的时候，人家老阎也很仗义地派陈长捷去帮过忙，欠的人情总是要还的。

    那就留下来吧。

    然而，还没等他进入状态，李服膺一撤，东条兵团轰的一声掩杀过来，从天镇方向冒出来的日军到处都是，汤恩伯顾此失彼，当头就吃了一闷棍。

    南口失守，但好歹是打到不能打了，这才几天工夫，便落得这个惨样，汤恩伯着实经受不起，见到阎锡山后抱头痛哭，说我对不起我的官兵，一天之后，即辞别离开。

    由于天镇失守，“大同会战”落得个鸡飞蛋打的结局。9月13日，大同失陷，之后没几天，整个晋北都丢得一干二净。闻此消息，全国舆论不是哗然，而是沸然了。

    李服膺和晋军的无能，让东条捡了个大便宜。10月14日，他又趁傅作义参加太原会战，绥远防备空虚而一举占领了归绥（呼和浩特）和包头，从而控制了整个内蒙古。因为这一系列战功，他受到了参谋本部的嘉许，并被授予二级勋章，成为他后来晋升陆相，并亲自组阁的重要资本。

    刘峙打了败仗，蒋介石可以让他下课，对阎锡山他却不能。

    山西不归南京政府直辖，那是人家的地盘，蒋介石想来想去不放心，决定找个能说会道的去给阎老西敲敲边鼓。

    找到的这个人是黄绍竑，时任军委会作战部部长。

    9月20日，黄绍竑到达太原。

    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阎锡山不在太原，已经上前线了。

    前线者，雁门关是也。

    雁门关离日军占领的大同不到300里，算是最前沿阵地了，可知军情之紧迫。

    黄绍竑又急忙赶到雁门关，并见到了阎锡山。

    阎锡山很清楚，倘若大同不丢，黄绍竑就不会以“作战部部长”之尊，这么风风火火地赶来山西前线。

    果然，黄部长就是来传达老蒋的旨意的。

    “蒋委员长”说了，山西山多，不比华北平原，此处易守难攻，而且晋绥军又一向以善守著称，相信你们一定能把山西给守住，不让日军轻易南下。

    老阎竖着耳朵听得很仔细。

    山西可守，晋军善守，我自己难道还不知道，能守会不守吗，到现在还要扯这些，所有症结不过还是一个大同。

    听完旨意，老阎当着身边一干谋臣，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来了一句：大同的撤守，不是给日军打退的，那是战略需要，我自动放弃的！

    对这一说法，黄绍竑倒是早有所料，但老阎下面的表态多少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老阎说，他要挥泪斩马谡，枪毙李服膺，这叫“非大赏不能奖有功，非大罚不能惩有罪”。

    锣鼓听声，说话听音，黄绍竑在这方面的能力素来很强，阎锡山能将自己的心腹大将斩首示众，也让他确定，山西抗战决心甚大！

    决心是决心，现实是现实。山西本来还有一个晋北可为屏障，如今则只能退入内长城，以此为依托组织防守了。

    除了东条之外，阎锡山这时又遇到了一个更危险的对手——板垣征四郎。

    按照华北方面军的部署，板垣师团乃方面军直辖部队，其任务只是看守南口，而且因为组织保定会战，华北方面军进行了兵力大集中，板垣已经有一个旅团被抽往华北，所以他这时手里可控制的兵力其实只有半个师团。

    可是板垣哪里肯安安静静地坐板凳，他要去进攻山西。

    东条能拿下晋北，日本人已是津津乐道，说板垣要靠半个师团继续南下，去的地方还是最险的山西腹地，不光华北方面军，就连大本营都认为太过冒险，几乎等同于痴人说梦。

    上头不同意，板垣就得想别的招。

    早在“九一八”前后，他跟石原莞尔就成了一对好哥们儿，现在后者正在朝中做着大官，为什么不走这个路子？

    板垣发了一份私人电报给石原，作战部部长便替他在参谋本部进行了一番鼓吹。

    最后结果是：OK！

    事实上，板垣对进攻太原可谓成竹在胸，而他的法宝还是跟南口战役时一样，即对当地地理非常熟悉。

    天下人只知山西之险，却不知如何破险，某却知道。

    多年前，板垣便假借到五台山进香的机会，勘察好了进攻路线，如今只不过是照着那个路线重走一次罢了。

    这个路线，因一座长城关口而闻名，它叫平型关。

    9月21日，板垣师团突然攻向平型关，对晋绥军侧背造成很大威胁。

    阎锡山督阵雁门关，防的是正面的东条兵团，没想到旁边又闪出一条会咬人的毒蛇，不由手忙脚乱。

    还得算啊。

    虽然“大同会战”失败了，但老阎并不认可那种自己只会算军事账的说法。

    蒋、冯、阎、李四巨头里面，若单比本本的话，自己这个绝对最亮——陆士第6期！

    早在中原大战之前，我就领着晋绥军打过无数次仗，不然，如何能有今日之江湖地位，说山西人不会打仗，那真是扯淡。

    当然，老阎也知道，人家说的不是以前，说的是现在，眼瞅着这几年晋军还真没打过什么漂亮仗，要是有，也都是由实际已分离出去的傅作义带着绥军干的。

    剩下的确只有回忆。

    老阎一个人托着腮帮子，盯着面前桌案上的地图，搜肠刮肚地回忆从前曾经打过的那些“漂亮仗”。

    看到平型关，忽然就想到了。

    十年前，第一次北伐。

    那时正是北伐军风头正劲的时候，北洋的“常胜将军”吴佩孚垮了，孙传芳也跟着倒了大霉，老阎识时务者为俊杰，立刻在太原城头升起了青天白日旗。

    北平的张作霖一看他投了国民党，马上派奉军入晋“讨伐”，前锋直逼平型关。好个老阎，不闪不躲，索性敞开平型关，放奉军进来，然后在关内予以重击。奉军进得来，却出不去，那个狼狈。

    只可惜当时北伐军在徐州那里就退了下去，未能北上援助晋绥军，否则的话，也许二次北伐都不需要，第一次就可以把张作霖给赶到关外去了。

    想到这里，老阎高兴了。

    都是同一地点嘛，历史为什么不可以重演呢。

    本来在大同就要布口袋阵，却让李服膺这个不成器的东西给坏了事，可这并不说明我的整个口袋打法有问题，不妨换个地点，在平型关这里再扎一口袋。

    阎锡山策划的平型关战役，起初就是要把板垣师团“诱”入平型关，放进口袋后，再将平型关口截断，然后按在里面狠打。

    按照阎锡山的亲自部署，来参加会战的各路人马都忙乎开了，做饵的做饵，攒底的攒底，一切准备停当，口袋大致成型，就等板垣小朋友来上钩了。

    应该说，老阎的这个思路不坏，很见陆士功底。

    倘若板垣真的一头钻进这个口袋，自然要吃不了兜着走，可是谁都没想到，关键时候，老阎却又改变主意了。

    阎锡山决心动摇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一个叫孙楚的谋士来献计了。

    孙楚，外号人称“孙神经”，毕业于保定军校第1期。

    虽说是保定首期的高材生，可孙楚并不比李服膺好多少，也属于老阎身边的乖孩子类型，“让干甚就干甚”，平时自己不会动脑，打仗更是乏善可陈。他能充帐下谋士，只是一张嘴巴特别能说会道而已。

    为什么会被称作“孙神经”呢，就是他指挥作战时喜欢卖弄，强以不知为知，出招时花样翻新，华而不实，因此常给人举止恍惚、神经错乱之感。

    阎锡山说要把板垣放进来关门打狗，孙军师却作跌足大呼状，曰大事坏矣。

    为何？

    雁门关，主战场也，平型关不过是次战场，现在把板垣放进关来，岂不正中对方分进合击之计。

    如果是北伐那会儿，老阎打仗正打得热乎，没准还会坚持己见，可多年不握枪把子，手早就生了，相应地也越来越缺乏自信，听孙楚一说，不由得犹豫起来。

    那依你之见呢？

    孙楚胸脯一挺：照我看，晋军在平型关已集结了不下十六七个团，足以抵挡板垣，同时又有八路军抄于敌后，到时必能阻其于平型关外。

    想到在大同的口袋阵不仅没布成，还把整个晋北都丢掉了，本想狠一点的老阎最终还是采纳了孙楚“坚守平型关”的方案。

    老实说，坚守平型关的计策也不是不好，关键还是得看你能不能守住。

    平型关一线，首先与板垣交上火的，是高桂滋第17军。

    高桂滋不是晋绥军，属于来援助山西的客军，与板垣师团先头部队苦战三天之后，终将其阻于平型关外。

    由于所部牺牲很大，高桂滋连发求援电报。

    此时阎锡山另外又得到报告：八路军林彪115师越过五台山，已从平型关东侧潜出，并将秘密部署于日军后方公路两侧。

    联系两方面的消息，老阎忽然又有了新的计算。

    关门打狗过于冒险，坚守平型关看来又失于保守，那何不在平型关外决战呢——由平型关正面出击，再让八路军包抄其后路，岂不妙哉。

    老阎激动起来，决定调动担任预备队的六个团出击，既可增援高桂滋，又可顺势出击。

    出击时间：9月23日下午6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