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桂滋收到回电后，大为振奋，立刻晓谕众将士，要大家力战待援。

    时间到了，出击部队却连个影子也没看到，再问，说是改到晚上8点了。

    在平型关指挥作战的是高桂滋手下战将、时任旅长的高建白。高旅长左等右等，等不到援军，前方却更加吃紧。

    情急之下，他直接去找了联络官。

    援兵为什么还不来，实在有困难的话，先派一个团来应应急也好。救急如救火，万一阵地被鬼子夺去，你就是派十倍的兵力也难再夺回来。

    联络官直截了当地说来不了。

    高建白退而求其次：要不，一个营也行啊。

    对方仍然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我们这六个团出击，主要还是为了与八路军相配合歼灭日军的，你以为是光为了援救平型关啊。

    高建白无言以对，只得退出。

    此时前线激战正酣，别说相差两个小时，就两秒钟都不是那么好熬的。

    高建白简直觉得时间已停滞，手上的表已经不走了。

    好不容易挨到8点。

    六个团在哪里呢？

    高建白一把拿过电话，直挂联络官：8点过了，为什么还不动？

    对方的回答差点让他晕过去：8点改成12点了！

    这是一个诡异的秋天，雁门关已经下起了大雪，平型关这里虽然没有下雪，但是雨一直没断过，前线官兵半个身子都泡在战壕里，真是又冷又饿。

    高建白在指挥所里踱来踱去，不时看表，估算着该死的12点什么时候才能到。

    12点到了，援军竟仍未有任何动静。

    再次拿起电话。

    这次高建白的“限度”，已经放到了“一小部兵力”。

    多多少少援一下吧，把这里异常危急的局势缓解一下再说。

    对方似乎被打动了，答应派两个连来支援，不过说要到明天早上4点才能到。

    9月24日，早上4点，没有任何意外，两个连根本没露面。

    高建白忍无可忍，拿着二战区给他的回电命令就去找那个联络官。

    把命令往桌上啪地一摔。

    二战区的命令，白纸黑字，写着是当天下午6点，配合八路军从平型关出击，怎么你们说变就变，而且变了这么多次，哪有像你们这样指挥打仗的。

    高建白很自然地就想到，这一定是下面的晋军贪生怕死，故意违背二战区命令，坐视自己这样的客军牺牲而不救，因此怒不可遏，说的话也很不客气。

    你要负“贻误战机”的责任，全国民众的眼光都集中在平型关，你不要做民族的罪人！

    这个大帽子往上一扣，联络官变得脸色煞白。

    等他把上级命令拿出来，高建白清清楚楚地看到上面写着：“非有阎长官电话，不得出击”。

    原来“贻误战机”的是“阎长官”本人！

    高桂滋是在帮晋绥军保卫山西，这种时候，老阎的心无论如何不至于歹到只想牺牲友军，保存自己的地步，要不然，也不会声称让李服膺人头落地了，他之所以迟迟不派预备队出击，非“不为”，而是“不能”。

    归根结底，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出击，总以为再等一等就是好的，同时也以为高桂滋的部队是块海绵，只要挤，就能出水，所以宁愿拿些假消息来搪塞，“哄”对方能撑多久就多久。

    真是无语了。

    联络官比老阎还厚道点，因为离战场较近，知道第17军确实已接近山穷水尽的程度，说那两个连还是我调来给你们用的，不过全系新兵，仅能聊以“壮士气”而已。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高旅长再发火也没用，只得重回指挥所。

    9月24日这一天，平型关之战已进入残酷阶段。

    见无法从正面攻克平型关，板垣师团便转向附近晋军据守的一块高地，一打，高地就被打下来了。

    在这之前，高地其实已被晋军丢过一次，是由高建白收复过来的，没想交到晋军手里后又丢了。

    这个高地还不能不在乎，它直接影响到平型关能否固守。

    此时大雨如注，高建白组织敢死队，前仆后继，冒雨从板垣师团手里再次夺回了高地。

    50多人的敢死队，幸存下来的只有11人。

    到底什么时候，援兵才能到呢？

    会到的，只不过因雨要推迟，等雨稍停后，晚上8点方能出击。

    高建白都快气得说不出话来了，我们这么多天来在雨中鏖战，你们晋军遇到雨难道还不会走道了，究竟要什么样风和日丽的天气，才肯屈尊出来溜一圈呢？

    没有例外，到了晚上8点还是看不到人。

    说是时间又改了，由于“预备队行军疲劳”，改为9月25日凌晨4点。

    大家悲愤到了极点，算起来，这已是第五次更改出击时间了。“疲劳”、“疲劳”，这预备队前面就没怎么打过仗，何“疲”之有？

    不仅是旅长高建白，作为军长的高桂滋同样急得要跳楼。

    第17军的预备队已全部顶了上去，到实在无法可想的时候，连数十个骑兵也被他搜罗出来，骑兵当步兵用，送到前线去顶缺，至此，手中再也无兵可派。

    求援电报雪片似的发，在最后一封电报中，高桂滋甚至说出了“最后哀鸣，伏维矜鉴”这样的话，差不多就是以军长身份，趴在地上痛哭着求情了：求求你们，派点援军过来吧。

    可是指挥部的回电还是那句重复的废话：已饬预备队出击。

    高桂滋坐不住了。

    当天他亲自来到前线督战，随同的还有第二战区的两名高级参谋以及《大公报》记者。

    高桂滋的意思很明白，不管是高参还是记者，你们都自己睁大眼睛看看，我真的没撒谎，前线确实已到了不堪境地。

    记者一来就被吓一跳，他看到守军所谓的战壕，其实只是一些在石山上挖的临时掩体，日军一发炮弹过来，这边的官兵就算不被炮弹击中，也会被石头砸倒。

    蒋介石同样很早就拨经费让阎锡山修建国防工事。与华北宋哲元根本没修不同，老阎是修了，只不过他的算盘珠子打得实在太精，属于“鸳鸶腿上割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明明一万元经费，他非要压缩一大半，那样修出来的工事是什么模样，就可想而知了。前面“大同会战”之所以会弄得惨兮兮，跟工事不堪使用也有很大关联。

    面对此情此景，两个高参亦觉无颜以对，答应马上催要援兵。

    听高参回去一讲，原先认为客军是在“打一板子叫十声”的指挥部大佬们总算意识到，这回高桂滋可能是真的顶不住了。

    如果不指望预备队，当然还可以从别的地方调援兵，可是战端一开，在平型关的晋军就全线大叫，都说自己跟鬼子粘上了，抽不出多余力量来增援。

    给人的印象，倒好像是全线都快顶不住了。

    傅作义此时已应阎锡山电召来到平型关，听着也不由得眉头皱成了一堆。

    在到山西之前，傅作义就清楚，一旦自己离开，绥远极难守住，但作为一个有全局战略眼光的将军，他更清楚，山西不保，绥远岂能独存，因此没有犹豫就来了。

    来了以后，阎锡山却又对他不放心，生怕后者名声太响，把自己尚能掌握的晋军都控制过去，所以竟然让他与杨爱源联合指挥平型关战役。

    杨爱源跟李服膺、孙楚等人皆为一类材料，岂能与傅大将军并列？于是，联合联合，最后就联成了一团稀泥。

    傅作义主张抓住战机，赶快从平型关方向出击，可是杨爱源听“孙神经”的话，始终不愿抽出兵力出击或援救高桂滋。

    杨爱源不肯出人，自己的绥军又不在身边，傅作义不是神仙，能指盼的也唯有预备队。

    可是预备队如海市蜃楼，永远看得见，摸不着。

    老阎真的把战场当成了生意场，手中捏着一把钱始终不肯投进去，只是瞪大着眼珠，看屏幕上曲线不断来回升降。

    他认为，高桂滋还能耗，再耗一会儿，把板垣拖得没力了，出击才能更有把握。

    由8点改到第二天凌晨，让傅作义都觉得难以启齿，因为在此之前，他已通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要求林彪在那个时段同时发起攻击。

    没奈何，只得硬着头皮再电朱德，要求推迟一天出击。

    朱德那边收到电报后联络林彪，可是115师的报务员已经关掉电台要出发了，八路军总部赶紧派通信员飞奔前去，口头通知。

    战场不是儿戏。林彪自然也对这种糟糕透顶的指挥颇有怨言，在事后的总结中，他说晋军这种打法和配合，不是差，而是太差了。

    明明自己制订的出击计划，自己却不能遵守。你打，他旁观，时常吹牛说要决战，但决而不战，就算打，也极不坚决。

    久经战阵的林彪可谓一针见血，道出了晋军老大阎锡山的弊病所在。

    这天晚上，瓢泼大雨袭来，板垣师团乘势再度发动猛攻。

    白天，高桂滋讨不到一点救兵，临走时给高建白留了一“策”：死守抵抗，打完为止，打完了就算完成任务。

    可怜的旅长已差不多陷于绝望之中了。

    此时他忽然眼前一亮，联络官原先答应，犹如送人情一般的两个连来了！

    虽然姗姗来迟，但这种时候，别说两个连，就是两个排也是好的呀。

    高建白赶紧上前，请他们进入阵地协防。

    可是一请二请三请，这两个连始终都不动弹，全部袖手旁观，且呆若木鸡，仿佛他们不是来打仗，倒像是以观察员身份集体来视察的。

    高建白这才想起，联络官曾说过，这是两个新兵连，只是来给他“壮士气”的。

    这里是战场，不是阅兵场，一群泥塑木偶，能壮个什么士气，结果士气没壮成，倒反而影响了大家的情绪。

    要是在平时，高建白也许理都不会理这帮“熊兵”，但前线实在太缺人了，有总聊胜于无，便出面去找那位联络官，让后者帮忙把这两个连“请”上去。

    上是上去了，然而战场的激烈程度却把这些新兵吓得哇哇大叫，没放几枪便一哄着撤了下来，躲到山沟沟里去了。

    日军正好从此处形成突破。

    气急败坏的高建白赶紧派人上去封堵，缺口是堵住了，却遭到了很大损失。

    高建白至此彻底死了待援之心。

    再也没有人能来挽救他们了，能战之士或死或伤，17军的战斗力耗损殆尽。

    9月25日凌晨4点，说好的第六次出击时间。

    结果都是一样，仍然没有看到出击的晋军部队，不过高建白已经麻木了，他再也不会去找那个联络官，也不想发什么电报，就准备按照军长高桂滋所说的那样，人在阵地在，打完为止。

    8点，预备队总算出动了，但老阎并没有一家伙全拿出来，而是一个团一个团紧紧巴巴地从袋子里“抠”，而每个“抠”出来的团又前后至少相隔十来里路。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些团出动之后，连出击的方向都搞不清楚，竟然糊里糊涂地钻到“一条狭长的山沟”里面去了。

    进了山沟之后，听着外面此起彼伏的枪炮声，他们不敢出来，又没有电台，所以对外面发生了什么变化一无所知，直到天黑，才走出来绕路退回。

    高建白打破脑袋也想象不到，那些曾经朝思暮想的援军预备队，会在他最危急的时候，像兔子似的抱着脑袋钻在山沟里不动弹。

    他只知道，他已经把最后的力气都用尽了。平型关战役才刚刚开始，高桂滋第17军已经伤亡接近3000，精锐部分十不存一。

    上午10点，终于有几个阵地的人全打光了，于是板垣师团潮水般涌入。

    不过占领者却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很“不幸”的消息：自己的后方联络线被切断了！

    那些天，平型关这里又刮风又下雨，日军虽称“鬼子”，却也是肉体凡胎，所以需要运送大量的御寒服装。这活当然得交给辎重部队。

    悲哀的是，辎重部队却被林彪给盯上了。

    9月25日凌晨，在林彪的指挥下，八路军115师打出了历史上著名的平型关伏击战，一举消灭南北两股日军辎重队。

    115师在八路军中属第一主力，参加伏击战的官兵几乎清一色为从长征中走过来的老红军，尤其在改编过程中，由于缩小了编制，营长变连长，连长变班长，班长变战士，导致部队中干部比例非常之高。

    但为了打赢这场仗，八路军仍付出了很大代价，伤亡人员中多数为老红军和老干部，一营之内，就牺牲百人之多，总计伤亡约在千人以上。据说，毛泽东在陕北得到内部战报后，亦曾为之心疼不已。

    亲自指挥此役的林彪在事后感慨，说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指国共十年内战），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

    有代价就有报偿。由于打的是辎重部队，八路军犹如捕杀了一只大肥羊，缴获到的军大衣，足够115师将士每人穿一件。

    平型关伏击战的成功，本来可以使整个战场态势发生重大变化。

    这里，我想起了一种民间技艺，叫做“舞龙灯”。

    江南的舞龙灯，不知传于何时，但在我看来，其漂亮和精彩程度完全可以与广东闽南的舞狮子媲美。

    尤其我家乡的龙灯队，曾经像电影中的黄飞鸿一样，多次上京表演，更可以说是此中精华。

    一般常见的“软皮龙”，就剩一只脑袋在前面晃悠，后面仅跟一层软绵绵的皮，那不好看，我家乡的这种，是用竹子一节一节编了骨架的，舞起来饱满充实，恍惚之间，犹如真龙在云中盘旋飞舞，煞是夺人眼球。

    在我的印象当中，一条竹龙，大概要七八个精壮小伙子才能舞得起来，这七八个人中，跑动最频繁，也可以说是最累的，不是“龙头”，而是“龙尾”。

    为什么是“龙尾”，少年时还不太懂，后来才渐渐明白过来。

    那是因为龙的每一次行动，都需要有尾部来支持和协调，也可以这样说，龙头最威风，但最重要的是龙尾。

    一旦龙尾失灵，整条龙就都动不起来了。

    对于平型关战场上的板垣师团来说，假如前方作战部队是龙头，后方辎重部队就是龙尾，龙尾被一刀斩断，龙头也就面临着被包而围之的困境。

    死一些辎重兵尚是小事，整条“龙”都可能动不起来却是大事，板垣纵使再有胆，也不敢对之熟视无睹，只能赶紧调整兵力部署。

    换言之，他的既定军事计划被打乱了。

    倘若晋军出击的时间不一拖再拖，又倘若当天早上的第六次出击准时而有效，现在的局面就是两样了，不仅平型关不会遭到突破，板垣的先头部队还有可能第一个被包围乃至遭到歼灭。

    直到平型关伏击战结束，那些起个大早，却连晚集都没赶上的“山沟突击队”才又重新钻了出来。

    绕路退回后，得知平型关已被突破，由于害怕受到军纪处罚，率队指挥官连师部驻地都不敢回。

    想来想去，只能把责任都推给高桂滋，说正是由于后者擅自撤退，才导致平型关先期被占领，而他们在出击时，意外遭到高桂滋阵地的日军射击，结果出击受阻。

    那你们现在在哪里呢？

    答曰：前线战况危急，没法撤回来，请示下一步怎么办。

    怎么办，老阎也不知道。

    虽然他顺水推舟地把板子都打在了高桂滋身上，私底下说对方“放弃平型关”，比刘汝明放弃张家口，还更为可杀，其实心底里未必不明白，那个最该打屁股的恰恰是他自己。

    在平型关担任前敌指挥的，表面上是杨爱源，后来又加上一个傅作义，但其实老阎都在背后遥控着呢，没有他的许可，任何人都别想调动晋军。

    他人虽说也在前方，却是在雁门关，对平型关战场的情况两眼一抹黑，根本不了解，却还要瞎指挥，几乎把老天赐给晋军的所有好机会都给白白浪费了。

    从放入关内扎口袋，到坚守平型关，再到平型关外决战，作战思路和策略变了又变，出击时间调了又调，弄得一地鸡毛，结果却等于什么也没有改变。

    平型关的预备队本有两支，那个“六个团”的预备队此前并无与日军作战经验，出击出到了钻山沟的程度，也并不显得特别突兀，倒是由陈长捷指挥的另一支预备队具备较强的实战能力。

    然而老阎又听信了孙楚的话，后面这个“神经”向他献计，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得把陈长捷藏着掖着，以便机动使用。于是，在南口战役中有上佳表现，也可以说是当时晋军将帅中最擅长打仗的陈长捷便被闲置在了一边。

    平型关之战中，老阎始终抱着侥幸心理，以为高桂滋还能再顶一下，顶到最后却真的把人家给顶折了。

    本来说是要到关外去决战的，还没“决”成，平型关就被突破了，这意味着“坚守平型关”也成了一件悬案。

    要不，索性把板垣放入关内，再退回起点，玩口袋阵？

    老阎一时间真不知如何是好了。

    幸好这时他收到了一个情报。

    从中原大战开始，老阎就有一个长处，那就是在“听风”、“看风”方面颇有心得，他在日军后方设有秘密军事电台，每天收听特工人员从那里传来的情报。

    情报证实，当天林彪115师在平型关东北方向打了一次伏击，此战对日军震动不小，一度有板垣也被击毙的传言，而日军统帅部获悉后，也连续急电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要求火速查明，阵亡的军官究竟是谁，是不是板垣本人。

    阎锡山生性多疑，对自家的前线军事报告，他都要掂来掂去，打上100个问号，唯独从日本人那里打探出来的消息，他才认为肯定准确，没有水分。

    至此，终于弄清楚了，原来平型关才是主战场，而雁门关只是次战场，八路军也早就抄到日军后面去了。

    要是早上出去的那支预备队争点气就好了，要不，如今可不就决战于长城之外了吗？

    这时他才想到了那个被其“雪藏”的陈长捷。

    快点拿出来吧，要不就来不及了。

    已经来不及了。

    所谓战机，往往都是一瞬间的事，比如林彪现场指挥平型关伏击战，就是在两股日军辎重部队未会合之前打的，如果等对方合兵一处，肯定还要难打得多，指挥官高明不高明，说到底就是一个对时机的把握问题。

    老阎指挥作战，从头到尾，都是追在人家屁股后面，而且总是慢那么一拍。

    股市低迷时，不敢投钱，指望市情上涨以后再投，等到曲线终于往上走了，才哆哆嗦嗦地把钱投进去，没料想，投进之时，正是股市下跌之日。

    阎锡山这个人，居家理财做稳当生意绝对是把好手，却不适合于到股市去搞投资，因为后者是要有点“活着干，死了算”的气魄的。

    某种程度上，战场跟股市一样，没有起码的冒险精神和敏锐感觉，哪里能玩得转？

    早上几天，平型关之战刚刚打起来，要是把第一支预备队如期派上去，不光平型关能守住，还能出击。

    哪怕早上一天，出击仍有希望。

    到第六次更改时间的这一天，其实派第一支预备队已没什么用了，因为高桂滋瘫倒在地，预备队本身又不是什么强力部队，负负加一起得不了正，即便后者没有钻山沟，平型关也很难守住，更不用说出击了。

    此时就该派陈长捷上。

    阎锡山想到陈长捷，却是平型关伏击战结束以后的事，时机又过了。

    板垣已将半个师团的主力全部调到平型关，现在才派陈长捷，人太少了，并不足以对板垣师团形成绝对优势。

    其实，人还是有的，而且很多，但都停留在雁门关一线。

    雁门关那里本来是用不着这么多人的，因其北面有两座山，均可做北面屏障，若凭险据守，可节约大量守备兵力。

    负责防守雁门关的指挥官，是晋军大将王靖国，这位老兄跟他的大多数同事几乎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菜鸟得不能再菜鸟，你给他的兵再多都觉得太少。

    面对这么密集的兵力屯集，东条迟迟不敢从正面发动进攻，但为配合板垣行动，他还是时不时要作出一些佯攻动作，而他只须拿巴掌在空中虚晃那么几下，就把王兄给吓住了，顿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然后一个劲儿对阎锡山吹风，说是东条兵团极可能大举而入，因此最好一个兵都不要调出去。

    阎锡山听了这番话，虽然明知平型关已成主战场，却仍旧置重兵于雁门关，整整三个军的兵力，全都扎堆挤在那里动都不动。

    甚至傅作义的绥军，那样一支生力军，千里迢迢，长途跋涉从绥远赶来，竟然也被阎锡山控于雁门关后，说是要用于策应。

    这么多这么好的部队，不去决战平型关，却一窝蜂守在自己家门口，真不知道老阎是怎么领会作战之道的。

    陈长捷一马杀出，不仅击退了平型关正面的日军，而且在后面穷追不舍，像是不把鬼子脑袋都一个个扳下来就绝不罢休，这派气势，让晋军同僚看了都不禁为之咋舌。

    此时，若其余部队能紧紧跟上，陈长捷即可将日军断为两截，到时板垣必危，然而反之，那个最危险的人就会是陈长捷。

    陈长捷往身后看去，没有一支部队能跟上来。

    板垣何等样人，很快集中全力，夹击陈长捷。

    陈长捷本想一锤定音，不料孤军深入，还导致一位爱将折戟，有利战势亦随之转眼消失，一时痛得龇牙咧嘴。

    阎锡山同样十分失望，陈长捷出击失利，看来至少在平型关外决战的想法又要成泡影了，还是缩回来防守吧。

    可是有人却惊喜地叫了一声：不可，此正有利之机也！

    这个人就是傅作义。

    平型关战役打到现在，可以说是混战成一团，一般人都看得眼花缭乱，莫知所以，可是名将却不同，他反而会看得更加清楚。

    傅作义发现，经过高桂滋和陈长捷的轮番上阵，对板垣杀伤很大，而且后者实际也已倾其全力，再无后续部队。

    也就是说，板垣的力量用到了极限。

    要是我再挥一重拳过去，他还能站得住吗？

    决战，这是最好的时候。

    傅作义立即奔赴雁门关，面谏阎锡山，请求将绥军调出，用于平型关。

    前方一天天吃紧，计算一次次落空，心里最不好受的其实还是老阎。他甚至都要猛抓自己的头皮了，怎么回事呢，难道我真的已经沦落到不会打仗，只会拨算盘的地步了？

    傅作义这么一说，无疑又给阎锡山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不仅同意了傅作义的方案，还准备主帅亲征。

    不过，雁门关虽说也是前线，但毕竟离东条兵团还远得很，平型关则是要和日军天天见了，所以在去之前，老阎还有些犹豫，这倒不是说他有多怕死，而是不知道自己这么豁得出去，能不能给前线战况带来一丝转机。

    那一天清早出来，老阎一个人在院子里转来转去。

    这时旁边忽然有人对他说，你不要犹豫，前线得去。

    何人如此大胆，非逼着“主公”去犯险？

    此人叫张培梅，时任第二战区执法总监。他在山西军政两界，是个有名的黑脸包公式的角色，在战场上，不管是谁，看到有敢畏缩不前的，二话不说，上去便是一刀。

    张培梅对阎锡山说，你就是不会打仗，到前线走走，干嚎两声给当兵的看看都是好的，大家会更舍得拼命一些。

    这话虽然不无道理，可要不是从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张包公”嘴里说出，老阎非得急眼不可：谁说我不会打仗的？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老阎哼一声，没说话。

    张培梅却不依不饶，他见老阎没有反应，又加重语调：快走吧，还犹豫什么，莫不是你怕小日本的飞机？

    这一激将法上来，老阎再也顶不住了，好，去就去，我怕个甚啊。

    当下，阎锡山就和傅作义同到平型关，并召集军事会议，重新定下了决战平型关外，歼灭板垣师团的决策。

    傅作义拿到令牌，立即将绥军从雁门关调往平型关。一时间，主帅亲临，精锐出击，参战将士人人振奋，都认为斩板垣于平型关下已为期不远。

    失败正一步步向板垣走去，可是关键时候，他又得救了，因为雁门关忽然被东条兵团突破。

    雁门关密密麻麻摆了那么多部队，东条也不会傻到拿脑袋去撞墙，因此他开始坐立不动，就是希望板垣从防守力量更为薄弱的平型关先取得突破，然后自己随后跟进。

    就在林彪打响平型关伏击战的这一天，他得到报告，说板垣师团已完全控制平型关并继续西进。

    这当然是一份内容出错的报告。

    那一天，算得上是板垣倒霉的一天，却还有人用这种方式跟他开愚人节玩笑，看来这板垣平时的人缘着实不怎么样。

    可是歪打正着，以为板垣已经得手后的东条却壮起了胆，决定向雁门关推进，以协助板垣师团“击溃守军”。

    事后，在得到平型关前线的准确情报后，东条深感后怕，原来板垣君自己还一只脚陷在平型关前拔不出来呢，亏我还想乘势去捞一票，真是好险。

    可是他冒险成功了。

    不是这位石原眼中的“上等兵”特别勇敢机智，而是我们这边掉了链子。

    无论东条，还是阎锡山，此前都犯了同一个毛病，那就是过于高估雁门关守将王靖国的能力了。

    人家都是特别擅长打仗，而我们这位王兄，却是最不擅长打仗。

    打仗时，布阵很重要，王靖国脑子都不动，把那么多部队站桩似的排列在原地不动，一副等着被动挨打的模样儿。

    你不动，自然就容易被对方看出破绽，东条兵团乘势而入，从缝隙中一穿即过。

    9月29日，东条兵团占领了繁峙县城。

    繁峙在平型关的侧背，东条占领了这里，显然对平型关守军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但这个威胁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大。

    事实上，占领繁峙的，仅仅是东条兵团的一小部分先头部队而已，后面的大队人马根本还未赶得上来。

    在它两边，尽是雁门关后的大量守军，假使这时王靖国手段辣一点，两个指头捏过去，没准就能把这帮人给捏死，从而重新堵住漏洞。

    过于突前，既有可能迎来机遇，也可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陈长捷本人就是再好不过的例子。

    可惜王靖国太缺乏当机立断的魄力，而更为可惜的是，晋军主帅阎锡山甚至还不如他的部下。

    9月30日，在得知后路可能为日军截断之后，阎锡山紧急召集各路将帅开会。

    会上，傅作义提出了上中二策。

    上策，就是两头兼顾，那边歼灭繁峙之敌，驱日军于雁门关之外，这边定定心心地以绥军和陈长捷为主力，再配合八路军的抄击，可一举解决板垣师团。

    可是除了傅作义、陈长捷等少数人之外，剩下来的晋军将领几乎皆为无胆之人，都嚷嚷着问，要是繁峙的日军一时灭不掉怎么办，要是板垣很坚挺如何说，一旦双方对峙起来，那我们的补给线岂不是要被切断了。

    对这些问题，傅作义也没法回答。

    打仗本来就有冒险成分，什么都按照预定的想法走，稳稳当当，轻轻巧巧，那叫游戏，还是得用黑客软件暗中操纵的那一种。

    上策无人喝彩，傅作义转而极力向阎锡山推荐中策。

    所谓中策，就是退一步，重点顾一头，即由平型关原有守军继续坚守，而集结绥军，趁突破雁门关的东条兵团人数尚少，且立足未稳，将其一扫而光，以解平型关后方之忧。

    较之上策，中策风险要小得多，傅作义认为能被接受的可能性比较大，他甚至表示，愿意请缨出马，亲率绥军出征。

    可以想见，以傅大将军之威名与绥军的作战能力，此一击，必能予以繁峙日军致命打击，如此，战局将一片光明。

    老阎动心了，可是他刚想点头，一旁的孙楚马上就叫起苦来，不行不行，平型关防守正面过宽，板垣势大，若无绥军相助，我们守不住哇。

    血肉战场方见英雄本色，帷幕里的夸夸其谈都算不得好汉，此时的“孙神经”可再无一点“必能阻其于平型关外”的豪迈了。

    听“军师”这么一说，老阎又犹疑起来，他转过头问傅作义：要不，先稳住平型关一头再说？

    傅作义本以为阎锡山会采其中策，未料对方竟忽然动摇，不由得大为着急。

    不击繁峙，安能稳住平型关，孙楚之见实不足取，“主公”应速速定夺才是。

    大家的目光全都集中于阎锡山，因为谁都知道，不管孙楚如何巧舌如簧，傅作义怎样声名显赫，最后的定调者，有且只能有一位，那就是眼前这位“主公”。

    只是“主公”早已六神无主。

    繁峙要击，平型关要守，哪一头都得顾啊。

    这时候最好有大批天兵天将下来，让老阎接在手里，拨一半到繁峙，再拨一半到平型关，可除了做梦，这样的美事到哪里去找？

    快马到，又有紧急军情上奏。

    奏报的是王靖国。

    这位老兄没有马上调兵将日军驱出繁峙，而是集中了一部分兵力到代县。

    代县者，为繁峙之下首耳。晋绥军要回太原，须先过繁峙，再经代县，很显然，这又是一个被动防守的阵势。

    可是这一军情听在老阎耳朵里，却让他的整张脸都刷地变白了。

    不是吧，难道代县都守不住了，照此说来，我们的后路岂不是要全给截断了。

    也许明天早上，东条兵团的骑兵就会赶到代县，把路口一堵，谁都跑不回去了。

    老阎不会骑马，只会骑驴，他按照山西驴的速度推算了一下，想想无论如何是跑不过日本人的汽车和东洋马的，再不赶紧撤，就真的来不及了。

    这时候的阎锡山，再也没有在平型关歼灭板垣师团的雄心壮志了，收缩防线跑路才最要紧，遂击案起立：战局无法补救，迟退将陷全灭。

    我命令，全线撤退！

    军令颁下，傅作义和陈长捷皆为之失神叹息。

    苦战半月，牺牲逾万，众将士艰苦忍耐，方迎来出关围歼板垣的一线曙光，奈何因担心陷于敌后，而坐失此良机乎？

    要知道，此时的八路军一直在敌后，人家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概因此时无论是板垣，还是东条，力量都极有限，并不是想灭谁就能灭谁的。

    就在晋绥军全线撤离的过程中，板垣始终坐而望之，并未能急起直追，不是他不想，而是不能。

    经过前段时间的反复搏杀，关内进不去，关外又受到八路军的袭扰，板垣师团已经疲惫至极。

    板垣现在最担心的是自己能不能脱困，建功是根本就不去想了。见前面的中国军队主动撤离，这才长出一口气，我的妈呀，再晚几分钟，都要窒息休克了。

    繁峙日军很少，当他们看到大批守军从城门口经过时，连眼睛都发直了。

    要是这么多人直接来攻城，谁能挡得住哇。

    幸好不是来攻城的，只是过个路而已。

    在“目送”晋绥大军通过之后，日军就像接收部队一样，跟在屁股后面“接收”了无人防守的代县。

    傅作义苦心孤诣想出的上中策，阎锡山都未采信，即如孙楚那样大家一道守平型关的下策亦不能纳，最后用的竟然是“全线撤退”这样一个下下策。

    太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