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一周为期，地球人都知道这是日军出兵齐齐哈尔的借口。

    10月3日上午，到期了。

    关东军朝江桥开来两列铁甲车，“满铁”工人和武装日军气势汹汹地从里面走了出来。

    除了地下跑的，还有天上飞的。仙台师团出动的飞机在上空盘旋，用以掩护这幕丑剧。

    在他们背后，仙台师团滨本第16联队早已屯集嫩江南岸，随时准备向对岸发起攻击。

    联队长滨本喜三郎大佐此时的心情是非常轻松的。

    在他眼里，自己的对手东北军根本就不能称其为军队，只不过是一群贪生怕死的乌合之众而已。

    东北的征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连那些所谓的“士官系”军官听到关东军杀来，也是抱头鼠窜，老早就撒丫子跑没影了。看上去，他们似乎不是比谁更像勇士，而是比谁更像逃跑冠军。

    我在陆大的名册里没有找到滨本喜三郎的名字。不过这似乎并不妨碍滨本兄弟想要创造历史的决心。

    他跟他的同学（也不知道是哪所学校的同学）吹牛，说自己来江桥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全日本最优秀的指挥官。

    依我看，这种狂劲，都是让形同幼稚园一样的北大营给惯出来的。

    在到达江桥之前，他已经听说了张海鹏伪军的惨败。但这一事件在滨本看来其实毫无参考价值。

    他认为，张海鹏伪军只是一群比北大营的东北军更烂更没用的“支那”部队而已，怎么能跟“皇军”相比。

    显然，他的思维还停留在“北大营时期”。

    他不知道的是，马占山并不是北大营的将领。

    他曾是一个土匪。

    从来只有土匪欺负别人，很少有人能欺负土匪。

    而且打仗这码事，有时候是需要一点悟性的。恰好，马占山就属于那种有点悟性的人。

    他没上过正规军校，在绿林结寨时怕是连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在哪个旮旯都搞不清楚。但他上的是社会军校。

    整天打打杀杀，枪里来炮里去，倘若能侥幸活下来，并且脑子还不算太笨，就一定能琢磨出点道道。

    比如著名的黄埔军校，主要教的其实就一样东西：黄埔精神，而且课时很短，然而这所学校却教出了一批批不同凡响的学生，最后连老师也打他们不过。

    原因就在于大部分课堂都办在了战场，军人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

    马占山很像一个人——东北大帅张作霖，他的脑子非常好使。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靠脑子也能吃饭的聪明土匪。

    到江桥抗战，自然用不着他本人再在马上玩“镫里藏身”，不过他巧妙地把这一绝招运用在了战术指挥上。

    要守一座桥，有一种办法，就是像当年的张飞张翼德那样，当阳桥头一声吼，吼得百万曹兵仓皇后退。

    不过，这只是历史演义。打仗基本靠吼的神话，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碰到的。

    马占山放弃了死守江岸的做法，早早地就把防守部队集中起来，撤入真正能固守的工事堡垒。

    在此之前，经过谢珂和马占山的轮番经营，以铁路为基线，已构筑了较为坚固的堡垒阵地。

    马占山将能用于作战的全部人马都撒在这些蛇形工事中，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战略纵深。

    不过，在江桥抗战前，无论是张学良的电令，还是对双方实力的评估，都让马占山不敢轻易造次。

    这时候中国已向国联递交诉状，蒋介石和张学良对打赢国际官司颇具信心，期望值也很高。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给马占山的指示，毫无例外地还是那一句：“避免直接冲突”。

    当然，这个指示对马占山究竟有多大约束力，那就另当别论了。

    作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战将，左右你思维的绝不应该是单纯的长官意志，而必须是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但马占山可以不理会张学良的电令，却不能不正视一直以来东北军兵败如山倒的现实。

    张海鹏伪军与关东军毕竟是两码事。再怎么着，伪军也是东北军变过来的，大家知根知底，好打。关东军就不一样了，“九一八”以后，吉、辽两省可不没几天就都被占领了。

    马占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国愤青，仗是要由他来负责打的，责任是要由他来扛的。攻守双方谁的胳膊更粗壮一些，他没办法装作不知道。

    何况他本身面临的困难确实不小。

    连升几级，担任黑龙江省代主席，毕竟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领导者的威信并没有随着这个任命同步到位，一个“代”字就很能说明问题。

    一旦和日本人打起来，下面的各防守部队能不能服从命令和调遣，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此前，东北军步兵精锐，超过一半都在关内，关外的那一半，有的当场被关东军给灭了，大部分则早已撤往锦州至山海关一线。

    省城能打一打的，主要是徐宝珍的卫队团。除此之外，还能从边境临时调集到一些部队，但能不能上阵杀敌还很难说。这中间又有一部分是骑兵。这些骑兵部队威风倒是威风，但以速度为强项。你要让他们从马上跳下来，跑到工事里去帮着防守，不仅太浪费，而且还是标准的弱项。

    最后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打仗不是小朋友过家家，得花钱。

    马占山对这点颇有体会，一来省城就问过谢珂，库存里还有多少银子。

    谢珂给他伸了两个指头。

    你猜猜，有多少？

    不是2000万，也不是200万，连20万都不是。

    只有两万。

    当家当到这个份儿上，万家父子也真够可以的。

    就这点钱，给省城这帮人发工资都不够，更别说粮饷了。

    马占山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拉下脸皮，四处化缘，这才得以勉强度日。

    领导不支持，力量太弱小，腰包太羞涩，这种种的种种，都决定了马占山根本不可能成为主动挑衅的一方。

    用马占山的话说，叫做“沙塞孤军，后无救援，军器窳败”，自己的情况不是不妙，是相当不妙。

    尽管他作了准备，态度强硬，但作为一个相对的弱者，如果不被逼到无路可走，谁也不愿真的图穷匕见。

    可一切都由不得他。因为对面的关东军就是名副其实的滚刀肉，就是要逼得你走投无路。

    在“满铁”开始修桥后，马占山下令部队全部撤到大兴站。

    清水和林义秀在交涉时曾提出要求，即在修复铁桥时，中国军队必须退出15里，而大兴车站距离大桥有将近18里路，超出了日方的要求。

    我照你说的办，但过界了就别怪我不客气。

    东北军已经在撤了，没想到鬼子给了颜色就开染坊。那些日军飞行员仗着谁也打他不着，竟然随随便便就把炸弹从飞机上一脚踢下去，不分青红皂白就对中国后撤部队来了一通狂轰滥炸。

    马占山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一下子来了火，立即下令部队在大兴站前进入一级战备。

    完全没有胜算，但事到如今，不能被人指着鼻子欺负。拼了！

    中方的强硬出乎日军意料，不过或许这也正是他们想要的。

    就在东北军撤往大兴的前一天晚上，滨本曾派出侦察分队，坐着小船潜入对岸。

    这次行动很突然也很成功，三名中国哨兵未及作出反应，就被绳捆索绑后带回南岸。

    日版渡江侦察记的牛刀小试，显然更加增强了滨本原先的认识：对面的东北军一样很菜。

    1931年11月4日，凌晨，秋雾浓重。滨本联队一个中队率先越过江桥，向大兴站进发。

    偷袭北大营的也是一个中队，不过那是铁路守备队，现在则是关东军的正规部队，有什么理由搞不定呢？

    看起来，对方果然未做任何防备。一切都是那么静谧，使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不抵抗”的北大营。

    也许“支那人”还在营地里睡大觉呢。这使进攻的日军大大降低了戒备心理。

    一直以来，仙台师团在东北的作战经验都可以简单归结为：打仗跟玩似的。

    可惜，这次他们要把自己的性命也一齐玩完了。

    担任正面防守任务的徐宝珍卫队团并未睡觉，正趴在阵地工事里，眼睛眨也不眨地瞪着他们。

    没有动静，只是日军还在15里范围之内，马占山传下的命令是：超出一里就开火。

    在中国，东北大汉那是跟山东大汉齐名的，说起来都是有点腱子肉的高大威猛汉子。然而，一个“九一八”事变便差点把这个招牌砸得稀巴烂。

    人家打你左脸，你伸右脸，要那一身腱子肉有甚用？

    屈辱、悲愤、苦闷，无时无刻不包围和困扰着东北军中真正的热血男儿。

    史上只有降将军，无降典吏，更无降士兵。

    这次，黑龙江的东北军终于决定雄起一次，他们要挺起腰杆来走路。

    说好退出15里的范围，可是日军脑子里显然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他们是准备到大兴车站去吃午饭的。

    15里，16里，开火！

    “偷袭者”毫无防备，连对方的脸都没看着，地上就血肉模糊地倒下一片。

    滨本联队被打蒙了，他们好像进入了时空错位。

    不能够啊，“支那”部队竟然会主动朝我们开枪，不是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吗？

    要想再往前面冲，发现对方武器太猛，单是机枪就能拉出数道火力网，碰上去非死即伤。

    只得停下来，希望头顶的飞机能帮上点忙，以减少地面损失。

    没想到的是，日机也跟着倒霉。由于扔炸弹时飞得过低，一架轰炸机遭到地面机枪火炮的攻击，差点没能挺得住，飞行员连大腿都被打穿了，可想而知东北军的火力有多猛。

    地下的，天上的，现在都停了摆。

    历史上著名的江桥抗战自此拉开了序幕。

    被马占山兜头打了一闷棍的滨本，还没意识到这趟黑龙江旅行的风险有多么巨大。他认为，先头部队的失败，仅仅是个意外。

    怎么回事，离大兴站明明只有两里路了，挪一挪屁股就能过去嘛，真搞不懂。

    一个中队不够，派大队吧。

    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到了现场，大队长终于明白了中队长的苦恼。

    因为防守地形对守军来说实在是太有利了。

    正面是铁路，区域极其狭窄，加上对方火力极其强劲，如果直挺挺地往上冲，无异于送死。

    铁路以西不用守。因为那里全是还没有封冻的沼泽地，一旦陷进去，除了给人当靶子，再也没别的念头可想。

    铁路以东除了烟草地，就是高坡。要通过烟草地，视线容易受到遮蔽，不利于发挥日军的火力优势。至于高坡，居高临下，那更是防守方占便宜。

    大队长权衡了一会儿，还是决定从正面突破。但是中队做不成的事，换了大队，一样白搭。冒险冲上去的人，基本上就没有回得来的。

    日军作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步炮协同。然而江桥抗战打响后，滨本原来预想的炮火掩护作用并没有能够发挥出来。

    马占山说我退15里，那是有讲的。

    滨本联队使用的是“三八式”野炮，射距也不短，可是隔着一条江，再加个16里的距离，就算踮起双脚，再踩张凳子也很难够得着。

    过江重新构筑阵地吧，桥又没完全修好，只能走人，火炮和拉火炮的马匹都没法过去，如果硬要过，就只能掉下去祭江神了。

    炮兵急得直跺脚，可就是帮不着步兵一点忙。

    大队长很着急。

    黑龙江的冬天，白天短，晚上长，没一会儿天就黑下来了。可他还没完成任务，连大兴车站的边都没摸着，怎么跟滨本交代呢。

    突然想到了，晚上不更好吗，还多一层保护，完全可以借此避开对方火力，从侧面搞偷袭。

    真是妙极了，大队长越想越兴奋。他马上指挥部队，准备悄悄地从铁路以东的烟草地附近绕过去。

    可是他想到的，马占山也早就想到了，后者在烟草地里埋伏了一个连。

    一个连能有多大威力？

    这可不是普通的步兵连，而是一个火力超猛的机枪连。

    绕袭的日军大队中也有一个机枪中队（相当于中方的机枪连），可仍然跟它没法比。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一个连100多号人，几乎是人手一挺捷克式轻机枪。

    黑夜中，忽然从烟草地里飞出无数火舌，日军光注意前面的高坡，没想到旁边还藏着伏兵，本来要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现在却首先报应到了自己头上。

    步兵干不过机枪，自己的机枪连又不是对手，只得狼狈退回南岸。

    一个白天，一个晚上，马占山部队火力之猛，完全超出了日军的想象和估计。当他们判断出对方可能拥有相当数量的捷克式轻机枪时，不由大惊失色。

    滨本在听取汇报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一定是苏联人送的武器。

    在此之前，日军曾得到情报，说马占山在离开黑河前曾与苏联方面有过接触，后者为了支持抗日送了不少军火。

    然而事实上，这些秘密武器并不是苏联人送的，而是江省参谋长谢珂无意中淘宝淘来的。

    马占山还没来上任的时候，谢珂一边备战，一边四处寻宝。

    省城的文武官员，你要让他们显摆宝贝，那是一捧一大摞，而且个个是觅宝识宝的行家。在这方面，公子哥万国宾就不弱他人。

    不过他们的宝贝是名人字画、古玩瓷器，而谢珂需要的宝贝却是枪支弹药。

    前面已经烽火四起，高官们还是抱着他们的宝贝不放，就是不愿拿出来给前线官兵发枪发饷。

    不过退一步讲，就算他们愿意掏腰包，兵荒马乱的，这枪一时也没处买去。

    谢珂没办法，只好让军备修械所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自己加班造点机枪出来。

    名为修械所，当然主要专长不是造枪，更没有造过机枪。

    大家都怀疑这位谢参谋长是不是急糊涂了。

    但既然参谋长发了话，有了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技师们只好先商量，看到底怎么办。

    有人便提出来，不会发明，难道还不会模仿，去找一把枪来照葫芦画瓢不就行了。

    为了让山寨版产品更像那么回事，必须得找一个最新正版出来做样品。

    他们打听到，以前老长官万福麟从老外那里买过一批捷克式机枪，一直放在仓库里。

    修械所便打了一份报告，要求从中借一挺出来作试验。

    报告递上去后，万国宾见是军备修械所要用，而且只借一挺，就画圈同意了。

    机枪送到修械所，立即被大卸八块，拆成了零件。

    结果非常令人失望。

    众人折腾了半天，枪还是仿制不了。原因是这些被逼上梁山的修枪师傅想得太简单了。

    捷克式轻机枪如果这么容易被仿造，那捷克人早就去喝西北风了。

    为什么叫捷克式？因为人家捷克是在国际上申请过专利号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你别看捷克现在不声不响，当年可是排在英美之后的世界第三工业大国。主打产品不是别的，就是军火。产品质量个个有信誉保证，非常符合战争潮流。

    诸多好东西中，最拉风的就数这种斯捷潘工厂出产的捷克式机枪，全世界都知道：好机枪，捷克造。

    在后来的中日战争中，中国兵用捷克式机枪曾有过多次打穿日本坦克的记录。

    绝对是尖端武器，堪比现在的飞毛腿爱国者。

    修械所的同志们傻眼了。

    枪仿造不了倒也罢了，毕竟是高科技的东西，小改小革难以攻关也情有可原。

    最糟糕的是，枪拆了以后，没人能装得起来。

    这个没法向万国宾交代啊。

    修械所的人没办法，只好一五一十地向谢珂汇报，希望谢珂能帮着说说情，宽限几天，让他们有时间把机枪重装起来。

    军械库里有这么多机枪，谢珂原本并不知道。

    听工匠一说，他眼前一亮：既然有现成的好机枪，那还用得着仿造吗，拿出来用就是了。

    谢珂马上起身去找万国宾要枪。

    万国宾赖不掉，只好承认自己的军械库确实有100挺捷克式机枪。不过他推脱说，这些枪要拿出来，必须经他老爷子万福麟同意才行。

    公子哥心里其实藏着个小九九：这100挺捷克式机枪就是100个宝贝（他还不知道借出去的那个宝贝已经装不起来了），值老钱了。万一缺银子花，还能拿一些出去换钱，干什么要白白交出来。

    见万国宾不肯把枪交出来，谢珂可急了。

    日军攻击沈阳时，兵工厂那么多好枪好弹，飞机大炮，都白送给了日本人，还让他们拿着反过来打我们。莫非我们又要重蹈覆辙？

    当着这个大难当前还在打个人小算盘的官僚的面，谢珂毫不客气地扔下了一句话：我是参谋长，非常时期有权控制调配所有军事物资。如果老万长官怪罪下来，由我一力承担。

    万国宾无话可说了。他再舍不得，也知道眼下是得罪不起谢珂的，只好同意从军械库里把机枪全搬出来。

    本来是100挺，但因为被修械所拆零了一挺，结果就变成了99挺。

    这99挺捷克式机关枪在江桥抗战中狠狠地风光了一把，也算是机缘巧合，帮了马占山大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