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占山在东北抗战一年多，关内民众纷纷组成义勇军北上“援马”，其中有一位广东人，名叫蔡廷锴，时任第19路军军长。

    在第19路军，蔡廷锴并非老大，老大是总指挥蒋光鼐。

    这是两个从外貌到性格，乃至于家庭出身都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蒋个子瘦小，蔡个子高挑；蒋平静沉着，蔡性如烈火；蒋出身官宦，蔡起自农家。

    可是就像夫妻一样，外人乍一看，似乎怎么都不匹配，但人家的婚姻基础十分牢固。

    蒋蔡合作多年，两人已经形成了一种极有默契的互补。蒋光鼐学识丰富，主管大局，蔡廷锴身经百战，主管指挥。多少年来，他们的对手都曾想尽办法要将这对黄金组合拆开，然而从来没有能够成功。

    蔡廷锴从小兵开始干起，一直到当上将军，完全是靠自己一手一脚从枪林弹雨中血拼出来的。

    当年誓师北伐，蔡廷锴冲锋在前，左手受了重伤。还没等伤好利落，他就带伤猛攻武昌城，三次登城，终克全功。

    在人们的记忆中，北伐是一个光荣的时代，但当那一页翻过，一切都在悄然改变。特别是自孙中山辞世后，广东军人似乎已集体迷失了方向。

    蔡廷锴的老上司陈铭枢与张发奎并称“铁军二虎”，都因第4军而成名，宁汉分立后，他们一个投了蒋介石，一个依了汪精卫，几成私家武装。

    蔡廷锴和蒋光鼐亦只能跟在后面，像撞大运一样地选择“明主”。从此，打仗已不再是为了终极理想，而只不过是一部分人争夺权力和地盘的工具。

    对曾经的“革命军人”蔡廷锴来说，这无疑意味着一种极大的痛苦。可是除了继续迷惘和艰难行走，他又能怎么办呢。

    当“九一八”的消息传来，蔡廷锴受到很大震动，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为民族图生存，为军人争人格。

    陈铭枢进入孙科内阁后，19路军因此受到政府看重，由地方军升级成“御林军”，被调入京沪驻防。

    当时的京沪，指的可不是北京和上海，而是南京和上海，皆为江南繁华之地。可是蔡廷锴并不因此迷醉，他当时最热衷的，就是组织西南义勇军，随时准备奔赴东北去援助马占山。

    有人劝阻，他根本不听，执意要参加东北抗战，哪怕是不要性命都可以。他一再跟自己身边的参谋们说：“我们现在保国有路了，做军人的就要视死如归！”

    身为一个纯正军人，蔡廷锴终于找到了属于这份职业的骄傲和梦想。

    不用北上，寻衅的自己找上门来了。

    不过这回不是陆军而是海军，更准确地说，是驻于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作为一个海洋岛国，又是靠甲午海战起家的，日本对海军不可谓不重视。在大型驱逐舰、重型巡洋舰、大型航空母舰等方面，均能自主设计制造，其海军实力连西方列强也不得不另眼相看。

    与海军相比，陆军就寒碜多了，用海军的眼光来看，就两个字：粗糙。除了会吹点牛皮，跟西方的英美军队那是没法比，注定干不出什么成绩。

    可这只是海军一厢情愿的想法。人家陆军虽然“粗糙”，可是心比天高，很快，他们就充分发扬了不须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把比日本本土要大上好几倍的“满洲”给拿了下来。

    这是什么样的业绩？

    得放到神社上去供着的业绩，足可彪炳史册，光照千秋。

    看着陆军昂着头，目空一切的样子，自恃“技术流”的海军傻眼了。

    这口气咽不下去啊。

    但咽不下也得咽。因为按军队内部的说法，“满洲”，那是陆军的势力范围。

    人家的地面上，你再急也没用，顶多就是不合作了。

    那么我们海军的势力范围在哪里呢？

    回答是：在南方。

    海军认定中国的南方就是他们嘴边的肉，得紧紧咬住，绝不松口。

    现在陆军在东北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也该我们海军露一手了。

    根据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经验，打架之前先得滋事，而这回帮他们滋事的，正是海军瞧不上的陆军（关东军）。

    这件事可以解释为：与陆军相比，海军算是有身份的人，所以打架滋事的能力也差了很多。

    由于国联一直盯着东北，把关东军盯得十分不爽，高级参谋板垣就想在南方弄点事出来，好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他盯上了上海。

    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凡欲染指中国的列强几乎都要在这里摆摊设点，遂有万国租界一说。

    要想吸引眼球，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的了。

    经办人他也找好了。此人是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辅佐官田中隆吉少佐，表面搞外交，其实暗中早就是个老间谍了。

    办事就得给钱，这是天经地义的。

    日本人做事向来都十分小气，干这么一件极可能惊天动地的大事，板垣也只肯掏区区两万日元。

    让板垣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个田中，后来在东京审判时当庭指证了他，连当时给了多少钱都说出来了。

    就这么点钱，隔了这么多年，又不查账，还能记得清清楚楚，说明田中的记忆力真不是一般的好，做间谍的确是块材料。

    拿了钱，田中又去找了一个合作伙伴——著名汉奸兼女间谍川岛芳子。

    两人在一块儿讨论，商量究竟什么事才能让日本人气愤，西洋人同情。

    比较难找。

    抵制日货？群众互殴？军人互殴？

    不行不行，都炒N遍了，早就不新鲜了，而且这些事情一出来，总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先跑出来欺负对方，殴伤中国人。

    占便宜当然是好，但是弄不大啊。再说，如果要爆炒这类玩意的话，等于是把日本自个儿给晾起来，让人评头论足。

    这两个货色想到脑袋发胀，总算有了点眉目。

    无论是群众还是军人，都是俗人。要跳出这个框框，只有找不俗的人。

    谁是不俗的人？

    僧人啊。

    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有一门佛教宗派是后来发展起来的，与中国佛教并无直接联系。这就是日莲宗。

    日莲宗在日本传播很广，不仅平民，就连一些军政要人都很信仰。当时，有一些日莲宗的和尚住在上海的寺庙里面，经常要到租界外面去化缘。

    田中和川岛芳子都认为，要是这些人有个三长两短，肯定能触动日本人的敏感神经。

    1932年1月18日，由日本特工一手策划的“马玉山路事件”（又称“三友实业社事件”）爆发。

    事件的谋划虽然复杂，其过程说起来却很简单，就是田中把他手下的几十个情报人员化装成中国工人，打死打伤了两个日莲宗和尚。

    由于日本人居心叵测，事情最后越闹越大，理所当然由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接盘”，开始酝酿动武。

    眼见上海气氛紧张，谣言四起，蔡廷锴不得不放慢北上脚步，但这并没有动摇他原有的决心。

    他让人代拟了自动解职通电，如果十天之内上海没有特别事故发生，他将以西南义勇军总指挥的身份，搭乘津浦车北上，到时军长这个乌纱帽也就不要了。

    别人争军权，夺地盘，这些在蔡廷锴眼里却都无足轻重，皆可随手抛下。

    很快，蔡廷锴通过报纸看到一则消息，上面列举了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市政府提出的几条要求，每一个条款都非常苛刻，而最让他无法接受的，竟然是限19路军于“1月27日前，从闸北的驻防地向后撤退30公里”。

    19路军是中国的军队，什么时候轮到日本人来下“限令”了？气愤之余，蔡廷锴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问他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

    吴铁城答复说，有是有，不过你放心，政府不会让步的。

    可是吴市长的话并不能完全作数，日本人逼得急，政府也吃不消了。

    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亲自来找蔡廷锴，要19路军撤退30公里。

    19路军驻沪期间，军容风纪样样为人称道，且在自己国土之内，为什么要给日本人让步？

    蔡廷锴悲愤之余，脱口而出：如果政府一定要19路军撤，当然不能不遵从命令，但军队听命的是政府，不是敌方。

    调我们离开吧，离开京沪，退是绝对不可能的！

    御林军当然不能走，所以何部长也只能好言相劝，然后起身告退。

    这番谈话对蔡廷锴的刺激非常大，整整一个晚上他都睡不好觉。

    在蔡廷锴看来，政府实在太过软弱，当对方欺负到家门口的时候，不仅不能帮着撑腰，反过来还要劝你束手，这是什么世道。

    尚未踏上北去的行程，如刀的现实却已将一颗心切得粉碎。

    第二天，蔡廷锴把驻闸北的第78师师长区寿年叫来，告诉他，虽然还没有接到上级的正式命令，但做好准备吧，肯定是要撤了。

    区寿年皱着眉头，苦着脸，好半天才说了一句话：

    算了，不做军人了，回去做农民种地好了，省得在这里丢脸。

    这句话其实也正是蔡廷锴自己想说的。

    是啊，数落了半天东北军，轮到自己的19路军竟然也是如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蔡廷锴只能找话安慰部下：小不忍则乱大谋，能屈能伸方是大丈夫。

    军长师长一道去见总指挥，蒋光鼐听了，叹息无语，末了留下一句话：遵照政府命令就是。

    蔡廷锴让区寿年“能屈能伸”，他自己却已打定主意。

    一旦撤退令下，即动身前去东北，在那里找回我的尊严和荣誉。

    1月26日，军政部的撤退命令下达，果然是后撤30公里。

    蔡廷锴感到既无奈又悲凉。他传令区寿年：明天撤退完毕，但在宪兵接防前，必须留一小部分在原地担任警戒，以免给日本人钻了空子。

    蔡廷锴留的这个尾巴，为后面事件的发展埋下了玄机。

    宪兵队来了，可是那“一小部分”却迟迟不肯挪地方，两边就僵在了那里。

    尽管如此，大家也都知道，第19路军这么做，跟撤退令一样，不过是表明一个姿态，最终他们还是要被迫把地方给让出来的。

    蔡廷锴已经打点好行李，但这时一个意外情况的出现，让他完全打消了离沪的念头。

    1月28日晚上9点，靠近虹口区的居民纷纷拖家带口逃了出来。

    虹口区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驻地，无缘无故老百姓不会作出如此反常举动。

    一问才知道，是他们听到了陆战队的集合号。

    老百姓就住在附近，对陆战队的起居习惯自然十分熟悉，对方一旦有什么反常举动，马上就预知到大事可能不妙了。

    不是已经答应后撤30公里了吗？

    岂止是后撤，日方提出的全部条件，南京政府一个不漏全答应了。

    当天下午，吴铁城将书面答复正式送达对方。

    你们的要求都已满足，这回该没话说了吧。

    日本领事自然是没话说了，海军却不一样，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甚至急得差点跳起来。

    你们怎么可以全部答应我们的条件呢？不能答应啊，我们的要求是很“无理”的呀。

    因为他什么都准备好了，连陆战队的动员工作都做了，海军军令部的进攻命令也早已下达，就是要整你。

    偏偏中国政府却对日本的“无理”要求来了个照单全收，等于白忙活了。

    但这时盐泽发现，他可以挑到毛病。

    叫第19路军在“1月27日前”走路，今天已经是“1月28日”了，还有人没走，呵呵，太妙了。

    这时候的盐泽再也不管不顾，连领事也不通知，就马上落笔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他要求：闸北的19路军必须立刻撤退，工事平毁，把防务移交给日军。

    时间是规定死的，就今天。

    信写好了，他不发。

    当然不能发，一发他生怕这个要求也会在当天就得到满足。要知道，中国政府在处理此类对外事件上的效率一向还是比较高的。

    好不容易挨到晚上11点25分，集合号都吹过了，离规定的通牒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他发信了。

    信函分别送达上海市市长和公安局局长。

    就这么点时间，你以为信使是坐磁悬浮来去的啊。

    盐泽都没那个耐心再等半小时，信送出去五分钟后，他就下达了向闸北进攻的命令。

    枪响时，蔡廷锴正在朋友家做客。

    在接到闸北前线打来的电话后，他并未感到吃惊，而是从容地回答：按计划行事。

    然后他放下电话，跟着朋友上楼，隔着窗户看到，闸北方向果然不断有一道道密集的枪火划过天空。

    好了，不须到东北，亦能抗敌。

    虽然蔡廷锴始终有不顾一切去东北“援马”的愿望，但早在“马玉山路事件”发生之前，他就已经预感到日军海军陆战队也有发起挑衅性进攻的可能。

    抵抗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要确定一条抵抗线，也就是究竟踩在哪条线上打鬼子。

    当时提出来三条抵抗线，第一条是上海市区，第二条是上海郊区，第三条是更远的昆山。

    如果按照一般的战场要求，应该是选第二或第三条，但蔡廷锴选的是第一条。

    为什么？

    第19路军有守土之责，卫戍的就是京沪，把上海丢掉，跟不抵抗也没多大区别。

    而且如果战上海，军事上可以扬长避短：咱们武器肯定不如鬼子，这是他们的长处，不承认不行，但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缩小它。

    怎么缩小呢？就是钻在城里跟他们打巷战。上海是大城市，到处都是房子，最重要的是有万国租界，老外都住在这一片，日军的飞机大炮再牛也不敢乱逞威风。

    缩小对方长处的同时，弥补自己的短处也很重要。这一点蔡廷锴也想到了。

    19路军属于标准的穷人部队，武器非常寒碜。官兵所配枪支多数为广东造的七九式步枪（那时的广东货可并不时髦，属于准淘汰产品），每支步枪配100多发子弹，没有什么重武器，只有一些汉阳造的轻机枪。

    改善武器装备成了当务之急。

    先向政府伸手，请求调拨。

    可那时候的孙科内阁自个儿都快穷得要砸锅卖铁，毁家纾难了，哪有闲心和余钱来理这个茬，所以报告打上去，连个响声也没听见。

    无奈之下，蔡廷锴只好自己想办法。好在大上海的洋行多，只要你给钱，总有办法给你弄来武器。

    最后终于筹到一笔钱，从外国洋行那里搞到了一批武器弹药，就是这批武器，在闸北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路军不是“九一八”时的东北军，其军事主官久经沙场，意志如铁，随时有赴汤蹈火，粉身碎骨的精神准备。

    引用中的话，可作如下评点：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和性格的，而这种气质性格和首任的军事主管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部队就有了灵魂。

    因为一切早已了然于胸。

    因为一切早已准备就绪。

    因为一切早已置之度外。

    在指挥部，蔡廷锴向南京发去密电：闸北已经开火，我军决意抵抗。

    盐泽的这次进攻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一个突袭，便占领了天通庵车站。

    天通庵车站的轻易得手，让盐泽大为得意。如果再拿下上海北站，他就可以控制市内的淞沪交通了。

    第一次进攻，日本海军共投入陆战队员2000人。

    闸北前线的张若嵩团有1000人。不过在战斗打响时，他却意外地得到了一支援军。

    这支援军就是宪兵团。因为19路军老是拖着不肯把防区让出来，宪兵团嘀嘀咕咕很不满意，但也只好先去找出租房。有一个连住的地方离交战地点很近，一看，怎么着，鬼子还真摸过来了，那还等什么，跟着19路军一起打吧。

    此外，还有警察大队的两个中队。警察管的是城市秩序，宪兵管的是军队秩序，打仗自然没有野战部队在行，不过只要手里有枪，多少都能派上点用场。这么一加，就有了1700人。

    1700打人家2000，如果摆到正儿八经的战场上去，那是必定吃亏无疑的。幸好这里打的是巷战，你就是人再多，一个巷子里能挤多少？何况盐泽为了便于进攻，早就把他的人分成了三路，每路500人。所以不能看总量，要看局部。我们有1700就够了。

    甚至还有富余。张若嵩把人马调配出去后，又额外留了三个连作为预备队。

    等到正式交火，发现难点果然不在人多人少，而在于陆战队有坦克车作为前导掩护。

    这种坦克车是日本从英国进口的，名为维克斯轮式坦克。外表看起来跟个大甲虫差不多，其顶部装有圆形炮塔，有两挺重机枪可回旋扫射。

    尖端武器来了。

    此前，19路军经历的主要是北伐和中原大战这些国内战争。坦克这种东西，很多人看都没看见过（称之为“铁牛”)，更不用说知道怎么防御了。

    三路日军都有两到三辆坦克车在前面开路，19路军在路口构筑的防御工事被冲毁，日军一度冲入防线，形势十分危急。

    见此情景，张若嵩急忙打电话到指挥部，请求增援。

    蔡廷锴没有马上增兵，而是问他：你现在手上还有多少人马。

    张若嵩回答，原有1700人，已伤亡1/3。

    蔡廷锴点点头。

    尚有千人，要什么增援，最低限度，你团要在闸北坚守三天，三天之后才可以换防。

    张若嵩不敢再说什么了。

    蔡廷锴打过的仗不计其数，前线能不能顶住，能顶多久，你瞒不过他。

    张若嵩只得把预备队调上来，一阵猛打猛冲，这才收复阵地，击退了日军。

    虽然没有派一个子的援兵，但蔡廷锴遣来了首席战将——156旅旅长翁照垣。

    在第19路军的大帐之中，翁照垣称得上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只不过这颗明星经常会给自己惹祸，用嘴巴。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他大发议论。

    有枪在手里，为什么不打？那样就算败了，也不失军人本色！

    他对少帅也直言不讳：“张学良不是一个有坚强卓越修养的军人。”

    评价就一句话：这哥们儿不过一少爷而已。

    说这些话容易得罪人啊，可是翁照垣似乎从来就没想过要给自己的嘴巴上安个闸。

    翁大嘴说话率直，做事也极富冒险精神。

    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后来不知怎么，忽然想起要到法国去学开飞机。

    但是飞机毕竟不是汽车，飞行执照也不同于汽车执照，其间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当时的飞机还是个新生事物，无论是驾驶技术还是飞机本身的性能，都算不上成熟，报刊上经常有飞机开着开着就起火燃烧乃至坠毁的新闻报道出来。别说中国人，就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也没几个敢染指这种高难技术的。

    “飞行发烧友”翁照垣不但有这个胆量，还做得相当出色，到后来，甚至能独自一个人驾驶飞机了。

    要问飞行员最怕什么，十有八九都会说，那就是飞着飞着，机身出机械故障。

    因为是在空中，不是在地面，没法立即抢修。这种情况下，什么资深、技术都没用，要想保住自己的性命，唯一的选择就是立即跳伞。

    至于飞机，那就没法再管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很不幸，翁兄也遇到了这类倒霉事。

    他也想跳伞，可是发现不能跳。因为飞机下面有民宅，他这么纵身一跳不要紧，失去控制的飞机可就只能往法国老百姓的房子里面钻了。

    当然了，如果真的跳了伞，也没有人能够站出来进行指责——飞机眼看就要完蛋，飞行员当然不能跟着一起去陪葬，这是常理常规，任何人都会这么做。

    千钧一发之际，翁照垣作出了一个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选择：冒险迫降。

    幸运的是，老天照顾勇士和义人，飞机迫降成功了。

    得知这一消息，法国人泪飞顿作倾盆雨。感动啊。

    他们把翁照垣称为“一个勇敢的中国人”。

    说是说的翁照垣，其实我们所有中国人的脸上都有光。这就好比现在某游客跑到人家那里朝大街上吐口痰，罚的虽是他，一家子人却都得跟着蒙羞一样。

    翁照垣赶到前线时，正值陆战队发动第二次进攻。

    盐泽认为第一次没得手，可能是人还不够多的缘故，因此在组织第二次攻击时，又加上来1700人。

    坦克仍然开在前面，嚣张得要命。

    现在，“勇敢的中国人”像学开飞机那样，开始琢磨怎样才能攻破眼前的“铁牛”。

    经过第一轮较量，大家已从最初的惊疑中清醒过来。很多人都看出了“铁牛”的毛病：这是一种轮式坦克车，下面不是履带，而是轮子。

    轮子就是它的弱点。

    中国军队虽然第一次看见坦克车，但汽车还是有人见过的。打有轮子的坦克车，方法应该跟打汽车差不多。

    翁照垣把一些身手敏捷的广仔挑出来，组成了敢死队，埋伏在马路两旁的商店内。

    日军坦克开得兴起，丝毫没有察觉这些变化，而是继续向前隆隆推进。

    商店，过了。子弹，来了。

    坦克车一开过去，藏在商店内的敢死队突然杀出，一下子截断了步兵和坦克车的联系。

    说实在的，人待在坦克内并不好受。有座钢板罩在外面固然是觉得安全了，可视野小了，周围的情况很难看得清楚。

    坦克车开着开着，忽然发觉不对劲，怎么只有前面打枪扔手榴弹，后面听不到动静？

    往后一看，不得了，跟屁虫们已经被枪弹隔开了，想跟也跟不上来。

    这还了得。赶紧往后转，要去帮兄弟们一把。

    可是上海的路面实在太窄了（现在很多街道似乎也是如此），砰的一声就和旁边的坦克撞在了一起。

    这下好，大家卡成一堆，都走不了了。

    交通事故出的实在不是时候。因为中国警察不但不会帮着指挥交通，还要痛打落水狗。

    打坦克车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可着劲炸它的轮子。

    七八颗手榴弹一捆，扎成集束状，然后扔到坦克下面去。

    只听轰的一声，成了。

    刚才还耀武扬威的坦克车一动不动地瘫在那里，虽然炮塔上的机枪还可以扫射，但车身已经不能动了，实际上成了一残疾人。

    再也不怵坦克车了，手里有什么就都往上面招呼吧。

    遇到枪林弹雨，车子外面的日本兵还可以趴下身子躲避，动弹不得的坦克车就只好站着硬挨了。

    渐渐地，中国兵发现不光轮子可以炸，就连坦克的车身也不是什么金刚不坏之体。如果运气好，位置准的话，用捷克式机枪照样能在车上钻个窟窿。

    按理，坦克车车皮要是厚一点，除非专业的穿甲弹，一般子弹是比较难打穿的。

    问题是这种英制坦克的皮不仅不厚，还很薄。

    你还不能怪英国佬偷工减料。人家这种坦克车本来就是用来在城市里搞搞巡逻，防防暴乱的，给警察用正好，要是拿到正规战场上来，不歇菜才怪。

    可能是当初大鼻子洋人做广告时随意扩大了效用范围，这才让小日本花了大钱，吃了大亏。

    如此说来，违规广告真是要不得啊。

    就算再次的步枪，也不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坦克车是打不进去，但打在上面的子弹却可以反弹。

    有的日军陆战队员倒是跟上来了，挤在坦克车旁边或后面还以为很安全，压根没想到从车体上反弹出来的子弹也会伤到自己。

    两个小时后，盐泽发现不对劲。坦克车风光不再，进攻也没有了开始的好势头。可是他手上已无多余兵力可用于增援，只好改弦更张，变三路进攻为两路进攻，从撤出的一路上调出兵力，转到另外两路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