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他开始尝试那种滋味了。那种滋味如同苦胆。”

    这是最后一句话。书中的主角陀思妥耶夫斯基坐在继子巴维尔生前租住的公寓里，开始了小说《群魔》的写作和主人公斯塔夫罗金的创造。“斯塔夫罗金”也成为库切的最后一章。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错综复杂的互文关系，当小说的叙述似乎要进入到一个戏剧性的结论时，库切先生却从这个可能性的沸点上撤退，重回主角陀思妥耶夫斯基迷宫似的心灵世界，让他的人物沿着自己的道路走去，发出自己饱满的声音，形成充满张力的对话关系。这不禁让人想起库切的诺贝尔奖受奖演讲：《他和他的人》。库切毕竟是库切,连他写的受奖词也与众不同。在这篇受奖词中,他把笛福及其作品中的人物鲁滨逊、礼拜五进行衍化,衍生出一幅亦真亦幻的图画，同样充满互文的张力。

    1869年10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彼得堡秣市，也就是中著名的干草街，调查继子巴维尔之死。库切在中，如此这般地设计陀思妥耶夫斯基1869年秋冬的彼得堡生活，让他笔下的大作家走入其作品《群魔》的场景。最终，所有生者的体验都在一场煎熬和受难中转变为写作中的元素：首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然后是库切的，最后形成了双重的“他”和“他的人”的对话奇景。

    事实上，186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第二位夫人安娜婚后不久，为躲避债务和官司，远走他国，直到1871年才回到彼得堡。这个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人过中年，饱受癫痫折磨，负债累累，但长期离群索居的孤独生活使他能够全神贯注于冥思遐想，他内心一直存在的基督徒精神得到了不寻常的展现。他的友人斯特拉霍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国外度过的这四年是他一生最好的时期，就是说，是带给他深刻的思想和感情的时期。”显现在中的，是他的关于救赎的弥赛亚情结，早年的革命激情和革命冲动已经消隐，对涅恰耶夫及其极端革命和无原则的恐怖主义主张，持的是厌恶的情感和对立的立场。

    库切的设计也许源于这样的理由：1869年俄国发生了以无政府主义者涅恰耶夫为首的人民惩治会内部的暗杀事件，帝国警察围剿涅恰耶夫分子；当时在德累斯顿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报纸上读到了这则消息，开始构思以父与子两代革命者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群魔》，在这个背景上，涅恰耶夫成为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被暗杀的伊万诺夫就是大学生沙托夫的原型，1871年起《群魔》在《俄国导报》上连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和创作世界的某种释义，尤其是对他创作《群魔》的释义。

    巴维尔是小说的焦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他而和涅恰耶夫、警察、女房东、女房东的女儿、伊万诺夫有了种种关联，发出各自平行的声音。事实上，所有这些人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人物：女房东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和她的早熟的女儿，两人都显得多变和难以把握，并都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身体和心理上的慰藉；警察代表马克西莫夫，带着理性和高压政治的混合特性；暴烈的无政府主义者涅恰耶夫，他既有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身狂乱的青年时代的影子，也是去世的继子巴维尔的具体化人物。

    在另一个向度上，库切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人和其他作品的人物也邀请到1869年的彼得堡，让他们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在“地下室”、“火”等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话语的场景里，参与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生活中去。小说中，库切多采用现在进行时，并用他（he）来叙述，形成作品中的共时性。情节在共时性的作用下，使人物的自由行动处在一种关键时刻，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库切让自己的主人公承受特殊的精神折磨，以此逼迫主人公把达到极度紧张的自我意识讲出来。正如巴赫金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都是些思想家式的人物：具有伟大而尚未解决的思想的小人物。那么，在中，库切创造了思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人物具有开放的、鲜活的他人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拥有完全独立的声音，发出价值十足的议论，与作者形成多重的平等的对话关系。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复调的，那么是复调的复调。在小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人物以及那些有着特殊意味的场景经过库切鬼斧神工般的裁剪和微调，呈现得扑朔迷离、亦真亦幻，形成了多层次的互文，折射出丰富的寓意。

    1971年，库切回到南非，后在开普敦大学任教。其间，他深入研究俄罗斯文学，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专题。库切是喜欢实验的，也许在研究中，遗世独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引起了他的共鸣，一种惺惺相惜的感情使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进了小说，当然用的是他小说家的生花妙笔，来表达他对另一位作家的敬意。在对人的命题的探险历程和对现实的人文关怀中，库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同行与对话者。库切成长的年代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逐渐成型继而猖獗的年代，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经历的革命的俄国生活有着异形同构的特质。所以，库切孜孜不倦地叙述种族隔离这一特殊境况下人的状态，并引发对普遍的人性的探究，他的声调是悲哀的。正如书名所昭示的，即便野蛮人不存在，我们也要想方设法把他发明和捏造出来。在库切笔下，人的内心深处总潜藏着魔鬼，不失时机地要把它投射到某种便利的替罪羊身上。同样的命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这种魔鬼有时就寄生在无原则的恐怖主义中，表达了他对俄国革命的反省。在中，通过众声喧哗的对话和错综复杂的文本互涉，无论是库切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有一个政治的隐喻，一种政治的哲学。

    然而，是澄澈的。也许这种澄澈来自库切对文字有力的节制和叙述上的冷静。但是动情的，也许这种动情来自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深深的敬意。1984年，库切的儿子死于意外事故，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继子巴维尔无止境的追寻与悼念，也许也寄托着库切内心的情感。这种父与子的二元话语关系不仅是血缘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充满现实和隐喻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库切最为放任情感的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