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去与留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马伯庸汗青 本章:第七章 去与留

    七月中旬,秀吉在名护屋突然宣布,对大明做出让步。

    这个让步不再是虚话,而是实打实的让步。

    七月十四日,毛利辉元、小早川隆景两个军团开始从釜山撤退回国;到了七月二十一日,被俘一年多的临海君、顺和君两位朝鲜王子抵达釜山港,他们没有多作停留,与谢、徐两位明使直奔汉城而去。到了八月五日,他又送了一个大礼包,正式下达了在朝日军撤退令,日军开始有次序地缓缓朝国内归还。

    这个一贯眼高于顶的小老头,突然之间变得格外善解人意。

    日本人的这一连串让步让朝、明联军大惑不解,他们已经习惯了日本人的狡诈与不守信用,怎么这些禽兽突然转性了呢?

    究其原因,不是什么经济结构上的需要,不是什么政治军事上的诉求,更不是社会阶层的呼声。这个理由非常单纯,单纯到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够理解:

    太阁大人老来得子,得好好庆祝一下。

    八月三日,在大阪的侧室淀姬为秀吉产下了一个健康的儿子,起名为丰臣秀赖。

    秀吉想要有个自己的儿子都快想疯了,他曾经有过一个儿子鹤松,但在壬辰战争前一年夭折,让他痛不欲生,间接促成了侵朝战争。在鹤松死后,秀吉一直认为自己身体衰微,再也没机会有亲生儿子了。想不到这一次铁树开花,一击中的,淀姬居然顺利产下一个儿子。

    这让太阁大人高兴得简直要疯了。

    早在淀姬生产之前,小西行长便劝说过秀吉,说孩子即将出世,应该少动兵戈,增加福德。秀吉很迷信,生怕因为自己的杀业而让这孩子也夭折,所以在七月底,秀吉同意释放了两位王子,并撤回了一部分军队。

    等到八月三日秀赖出生以后,欣喜若狂的秀吉当即连名护屋也不想呆了,迫不及待地要返回大阪去亲手抱一下自己儿子。这种时候,他变回了一个普通老人,满心都充塞着喜悦,除了儿子什么都不想考虑。小西行长趁机又提出撤军事宜,这次秀吉答应得更加痛快,二话不说就批准了。

    就这样,因晋州之战而骤然紧张的朝鲜局势,随着这个婴儿的降生而戏剧性地发生了转变。日军从八月份开始撤军,截止到十月底,先后有浅野长吉、毛利重政、羽柴秀胜、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福岛正则、伊达政宗等大名相继撤退,前后五万人归国,占日本占领军的一半。

    日军的撤退在秀吉看来是大胜归国,在明、朝联军眼中,却是日本服软的标志,看来战争即将结束了。无论是柳成龙还是李如松,此时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此时明方已经接到谢、徐的报告,说“关白极其恭谨礼待,愿顺天朝”,现在秀吉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原本围绕在内藤如安与沈惟敬身边的冷言冷语逐渐消失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内藤如安确实是带着诚意去北京请降纳款的。内藤如安与沈惟敬对小西行长充满了感激,若不是他在日本的周旋,恐怕他们这辈子都要在汉城渡过了。

    八月底,沈惟敬和内藤如安终于艰难地迈出了使明的第二步,从汉城向平壤进发。随着他们后撤的,还有三万名明军。

    这三万名明军,大部分属于李如松的辽东军编制。他们在朝鲜奋战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已经疲惫不堪。朝鲜大臣曾经在辽东军中听到《山坡羊小詞》,一共十来首,都是抱怨朝鲜生活艰苦的,当时便断言说辽东军已无再战的士气。

    辽东军的最高统帅李如松一接到撤兵的命令,半点都没延误,拔腿就走。八月十四日,撤到半途的李如松在黄州得到了朝鲜国王李昖的接见。

    尽管朝鲜对李如松颇多微词,但朝鲜三都八道毕竟是在这位提督手中光复的,无论如何得表达一下对恩人的感激才是。

    朝鲜国王李昖一见到李如松,恭恭敬敬向他叩了三个头。以国王之尊向一位提督叩头,这已经大大超越了礼数的规格。李如松吓了一跳,赶紧把李昖搀起来,说我因为粮草不继兵马多疲,没有彻底把日本人赶走,真是太惭愧了。

    接下来两个人拉了半天家常,李如松人之将走,其言也善,拽着李昖絮絮叨叨叮嘱了半天,说要击败倭寇,一定要兵精粮足云云,还指点朝鲜人在庆尚、全罗两道应该如何防守。这时候一位朝鲜大臣张云翼站出来大声问:提督这一次西归,就再也不回来了吗?”李如松肃然道:“倭寇还没打完了,我怎么可能不回来呢。”

    李提督食言了。他在黄州见完李昖以后,继续带人朝西撤去,在九月十二日渡江回到辽东,结束了在朝鲜为期九个月的征程。回国以后,因抗倭有功李如松被加太子少保,中军都督府左都督。五年以后,李如松在一次与鞑靼人的战斗中轻军深入,战死于浑河,终其一生再没有踏入过朝鲜半步。

    在他回国之后,朝廷里不停地有言官上书,批评他一心求和丧权辱国。此后历代对于李如松的评价,众说纷纭,朝鲜史书固然没什么好话,中国史书上也对他评价不高,贬多褒少。

    必须承认,李如松在朝鲜确实有很多污点,比如他对南兵不遗余力地打压;比如他对朝鲜大臣们的恶劣态度;比如辽东军在朝鲜的军纪劣迹斑斑;他在后期消极避战的举动,也广为人所诟病。

    但李如松在朝鲜战场上的功绩同样不容抹煞。在他入朝之前,李朝只能龟缩在平安道一角苟延残喘;在他入朝之后,三都八道相继光复,日军被压缩到了釜山一地。一名将军,以数量少于敌人、补给劣于敌人的军队克复三都,转战三千里,这无论如何都可以称得上是名将了

    无论是日本史书还是朝鲜史书,都把日军的最后退缩归功于李舜臣与朝鲜义军,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评价。李舜臣和朝鲜义军从日军入侵开始以后一直在奋战,战术上的几次胜利却未能削弱日军在战略上的优势。即便是李舜臣在海上奇迹般的反攻,也只是延缓了日军的推进速度,并没从根本上扭转局势。

    真正的战争拐点,恰好是在李如松入朝之后。

    除了平壤之外,李如松没有跟日军打过几仗,战绩上不那么漂亮。可正所谓“善战者无赫赫战功”,在他的指挥之下,明军对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外线压力,这种压力让日军在战略上逐渐陷入被动,迫使他们从进攻转入防守,并最终不得不撤退——要知道,这可是四万缺衣少食的明军对十万日军的战果。

    《孙子兵法》里说:“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意思是说,擅于打仗的人,别人看不出他多么足智多谋,也数不出什么煊赫战绩,但他总能悄无声息地引导自己的军队立于不败之地,让胜利看起来理所当然。

    孙子说的,正是李如松这样的人。

    我们不妨作一个假设。假设李如松最终没有入朝,那么朝鲜人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反攻么?

    答案显而易见:不可能。

    李提督的价值,就在这里。

    李如松走了,但也有没走的。宋应昌在八月十日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刘綎的川军和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的浙兵留了下,协助防守庆尚、全罗两道,总兵力一万六千余人。饷银大明出,粮草由朝鲜供——毕竟日军还有一半兵力留在了朝鲜,没撤干净,必须得派人盯着。

    宋应昌始终认为,明、日之间终有一战,和谈封贡什么的只是权宜之计,当不得真。因此,一切部署都必须着眼于未来要打一场大战。

    这在战略上是一个英明的决定,可是在政治上却很糟糕。主战派的人认为宋应昌卑躬屈膝,一味求和;主和派认为宋应昌存心挑衅,破坏和谈——结果导致他两边都不是人。

    更糟糕的是,主和派的中坚大将,是曾经站在背后鼎立支持他的上级——兵部尚书石星。

    在战争爆发之前,石星是朝中最坚定的主战派,一力主张援助朝鲜,并促成了明军出兵。而现在战争进展到了这个地步,他的立场却悄然发生了转变。

    万历二十一年恰好是京察之年,石星想在职场上更进一步,混入内阁的话,必须得力求稳妥,不能出任何岔子。现在朝鲜三都光复,国王归位,大明援助朝鲜的战略目的已经达成,足可以给万历皇帝与朝野一个交代。只要和议一成,一份“襄助藩国,倭人臣服”的大功是少不了的。在这个节骨眼上,实在没必要再冒险开战,应该见好就收。

    可是朝廷对封贡这件事,一直存有争议,分成两派,彼此争论不休。一派是大学士张位等人,他们认为封贡是件好事,可以免动干戈,作买卖总比打仗强。

    可是更多的人对倭寇仍旧心存疑惑,兵科给事中张辅之就认为“许贡则中外解严,其祸迟而大;绝贡则战守豫备,其祸速而小。”地方大员更是极力反对,浙江巡按彭应参上表说倭寇天性就是一群强盗,允许他们从宁波入贡,等于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万一趁机作乱,沿海都会受起荼毒。

    他们对宋应昌与石星群起而攻之,认为两个人为了贪功牺牲国家利益,还翻出旧帐,说在平壤和汉城沈惟敬跟倭寇许诺封贡,肯定是出于宋、石两个人的授意,三个家伙都该撤职查办。

    这个指控相当严重,宋应昌不得不上书自辩,解释在平壤和汉城假意许贡,只是为了迷惑倭寇,并不是拿朝廷公器开玩笑。石星虽然心里有讲和的想法,可看到群情汹汹,不敢明说,也赶紧为宋应昌辩护,坚称“封贡”是假,欺敌是真。

    不过石星到底是宦海老手,他在奏表里玩了个心眼,没把话说死。奏折里一面替宋应昌辩护,一面隐隐约约地暗示,日本人确实有乞封的意向,万一他们真带着降表过来,咱们可得好好检查一下他们是否有诚意,再说封贡的事。

    曾经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餐厅服务员,他每次接待顾客,都比别人赚得多。顾客点菜的时候,别人问:您要不要吃鸡蛋“,而他问的却是:“您是要一个鸡蛋还是两个鸡蛋?”石星用的,也是这种技巧。他不说该不该给日本封贡,而是说如果日本人来乞降,咱们该怎么处理,无形中替万历与朝廷预设了一个议和的立场。

    万历皇帝听了石星的建议,觉得不错,便开口说给秀吉封一个日本国王没问题,就是个空头名分。至于入贡,还是免了吧,让他们老老实实呆在日本岛上就行了。

    根据万历的口谕,朝廷拟定了一个底线:日本从朝鲜全部撤军;秀吉派人上一份降表请罪;大明封秀吉为日本国王。

    皇帝既然定了基调,群臣也暂时消停了。石星心中大喜,赶紧告诉宋应昌,你手里不是还扣着一个日本使臣么?赶紧弄过来吧。

    石星说的日本使臣,正是内藤如安。

    原来沈惟敬和内藤如安两个人在汉城随明军后撤,满心以为能跟宋经略、李提督一同赴辽。可是九月十二号宋应昌和李如松渡江回辽,他们两个却被留在了平壤,一呆就是两个多月。

    对于截留使臣这件事,宋应昌的解释冠冕堂皇:“我是打算把内藤如安羁留几个月,到时候留守的明军部队都安置好了,朝鲜军队也都整训完毕,届时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没后顾之忧了。至于这个日本人使者要杀要剐还是要送去北京,听朝廷一句话。”

    现在石星要求把使者送到北京去,宋应昌却没答应。宋应昌心里正来气呢,我刚上书说封贡是假的,现在石大人您又让把日本使者送北京议和,这不是让我自己抽自己嘴巴吗?

    在之前那一轮弹劾里,宋应昌被弹的最凄惨,替石星背了不少黑锅。现在石星又来这么一出儿,让宋应昌十分不爽。

    石星对宋应昌的消极也很不高兴,三番五次催促,宋应昌却始终不予正面回应。他的理由是:内藤如安自称是为和平而来,可身上什么文书都没有。陛下要求必须有关白的降表,议和才能继续。

    宋应昌搬出皇帝来当挡箭牌,石星无可奈何,只得指示他尽快去日本弄一份降表回来。

    宋应昌、石星之间书信往返,一转眼就到了十一月份。在这期间,沈惟敬在平壤呆得如坐针毡。内藤如安迟迟不能赶赴北京,这让他有很不好的预感。拖的时间越长,他的谎话被识破的可能性就越高。

    需要说明一点。在沈惟敬胆大包天的操作下,内藤如安表现得非常恭顺,一副要去膜拜天朝的嘴脸。无论是万历皇帝、石星还是宋应昌,在这个阶段都不知道秀吉曾经提出过七条极其苛刻的要求——若是他们知道这个,恐怕早就掀桌子开打,断断不会再有任何和谈。

    另外一个谎言制造者小西行长在西生浦也特别着急,太阁大人已经从秀赖公子的狂喜中逐渐清醒过来,开始询问北京啥时候把割让朝鲜的文书签下来。小西行长实在等不及了,给沈惟敬写了一封信,言辞严厉,质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沈惟敬接到信后一阵苦笑,这事已经有点脱离控制了,他也没好办法。

    事情就僵在那儿了。

    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万万没想到的是,最后帮他们解了围的人,居然是加藤清正。

    自从明、日停战以后,大规模战斗停息了,可小打小闹却始终不断。在庆州、熊川等地,日军与明、朝联军经常发生战斗。在十月二十九日,加藤清正与朝军在永善又爆发了一次冲突,朝军将领赵希仁战死。十一月二日,明方本想派遣沈惟敬去交涉,可是他离前线太远了,临时派出了一个叫谭宗仁的指挥,前往熊川质询。

    加藤清正二话不说,把谭宗仁软禁在了营中。消息传回到明军这边,沈惟敬精神一振,意识到这是个机会,主动请缨前去交涉。明军军中没人愿意去跟倭寇来往,既然他主动要求,便把他放了出去。

    沈惟敬到了熊川以后,没去找加藤清正,先找到了小西行长。两人一见面,沈惟敬赶紧把大明提出的条件告诉行长,行长一听急了,说这跟太阁大人提的要求差太多,根本不可能谈得拢啊。

    这事若是揭穿,无论小西行长还是沈惟敬,都没好果子吃。两个人愁容满面,都在问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还能怎么办?继续瞒吧!

    万历皇帝不是要关白降表吗?没问题,我们给你伪造一个!

    十二月二十一日,两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居然真的伪造了一份降表。

    在这一份伪造的降表里,“丰臣秀吉”极其恭顺地表示,先前的战争完全是一场误会,实在是因为日本太过迫切要向大明进贡。现在误会既然消除了,日本知道自己的错误,希望大明皇帝能够原谅,并赐予“日本国王”的称号。

    小西行长怕这谎撒的太大无法收场,还特意修改了“秀七条”的内容。秀吉说要割让四道,他大笔一挥,改成割庆尚一道;秀吉说要公主,他大笔一挥,说女人不要了,赏赐两万两银子就行;秀吉说了四、五条要求,他大笔一挥,改成只要堪合贸易恢复就好。

    若是让秀吉知道,这每一处改动,都足以让小西行长剖腹一万次。

    很多人看到这一段历史,对小西行长和沈惟敬的举动都大惑不解,这么明显的谎言,难道他们以为日本和大明是白痴吗?

    其实,如果把整个议和活动串起来就会发现,两人开始时候只想撒一个微不足道的谎言,接着为了遮掩这个谎言,不得不去撒一个更大的,逐渐升级,逐渐失去控制,等到他们意识到整件事情已经上升到一个荒谬地步的时候,已经无法回头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谎言有多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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