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惟敬和内藤如安兴致勃勃带着《关白降表》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万历二十二年春天了。他觉得这次出使非常完美，满怀希望地去找宋应昌表功，可是等到他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

    宋应昌离职了。

    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这个时候都已经对宋应昌失去了耐心。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五日，石星上书，先称赞了一番宋应昌在过去两年里的贡献，然后说他既然已经回国，但倭寇的事不能没有人管，推荐了一个叫顾养谦的人来接替。

    对于宋应昌，石星自认仁至义尽。他并没有剥夺宋的职务，而是让他以胜战之身回京卸职交任。更何况，此时主战派对宋应昌不满已久，如果他还留在这个位子上，早晚要出问题，还不如急流勇退，保全自身——把他召回北京，也算是一种爱护。

    宋应昌没办法，只得返回大明。在临走之前，他还反复叮嘱朝鲜人和驻朝明军，千万不可撤军，否则局面会不可收拾。他回到北京，交接了职务，还得到了万历皇帝的称许。可他在京城屁股还没坐热，铺天盖地的攻击就涌了过来。

    广东道御史唐一鹏、河南道御史黄一龙、辽东巡抚韩取善、兵科给事中吴文梓、直隶巡按李尧民等人开始对宋应昌展开了持续不断地参劾，参劾的内容五花八门：从“经略失当”到“畏缩避战”，从“贪冒军功”到“任用不当”，甚至还有人说他伙同袁黄与刘黄裳等人，从战马买卖中牟取暴利，总之什么屎盆子都有。

    其中最重的一条罪过，是吴文梓提出来的。

    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军一万人兵分三路，进攻庆州的安康。驻守庆州的南军当时有数千人，主将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听说日军来袭后，立刻与朝鲜守将高彦伯出战，与日军正面相磕，打了一个平手。

    吴文梓以此为论据，力陈日军狼子野心，和议是假，主张和谈的宋应昌是汉奸。

    宋应昌有苦也说不出，石星骂他破坏和谈，言官们又骂他只想着和谈，这大明朝做点事怎么就这么难呐！

    一时间，宋应昌的处境风雨飘摇，眼看就要被打成大逆不道的罪臣。不幸中的大幸是，这些言官弹劾宋应昌的时候，捎带着弹劾了一个人，李如松。

    李如松是什么人？他爹李成梁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他本人是东北李氏家族的家主，辽东精骑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升迁贬谪对帝国政局影响极大。不要说李如松这次从朝鲜返回，是打了胜仗的，就是他败退而回，朝廷也不敢拿他怎么样。

    李如松回辽东以后，他家中有一个叫诸龙光的私塾先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突然跳出来向朝廷控诉李如松暗中与倭寇勾结。朝廷毫不客气地判了诸龙光一个诬陷罪，“枷刑日中”，几乎暴毙而死。朝廷对李氏的态度，可见一斑。

    李如松和宋应昌在朝鲜战场上一直不和，可现在却被一群言官栓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朝廷既然不敢动李如松，自然也不能动宋应昌。

    经过一番真真假假的调查，最终证明，大部分对宋应昌的指控都属子虚乌有。

    可惜这时候宋应昌已经是心灰意冷，不想再趟这里的浑水，终于提了辞呈，回原籍养老去了。

    至此，明军第一次援朝的两位文武大员当世雄杰，全都退出了朝鲜战场，终其一生都不曾再度踏足那片土地。

    宋应昌自从接手经略一职之后，兢兢业业，驱动大明这尊迟钝的战争机器，与袁黄、刘黄裳等幕僚制订了详尽周密的作战计划，调派各地军队，统筹后勤，协调与鞭策朝鲜官员等等。这些大多是琐碎事情，毫不显山露水，很少为人所留意。

    可如果没有了宋应昌强力而缜密的经营，残破萎靡的朝鲜根本无法支撑明军在朝鲜的军事活动，李如松更不可能打得那么随心所欲。纵观第一次援朝战局，明军运动颇有章法，进退有度，没出过任何大差错，此皆宋应昌运筹之功。

    至于广为人诟病的补给问题，这是一个客观困难。宋应昌从国内筹措粮草、器械从没出过半点疏漏，中朝边境粮草辎重堆积如山，奈何朝鲜就那么三五头骡子七八个人，换了谁来也解决不了。在这种极其局限的环境之下，宋应昌勉力支撑，让明军没出现大面积饥绥，应该是有功无过。

    宋应昌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很像是一个清洁工。无论你怎么努力扫地，都看不出成果，可一旦你撂挑子了，立刻就看出来了。

    当然，宋应昌本人不能说没有毛病。他对南军的偏袒程度不比李如松护犊子的劲头差，南北之争他至少得复49%的责任；他还曾经指使手底下的人向朝鲜人索要倭寇头颅，用来换取军功。这也是宋应昌的污点之一。

    不过这些错误瑕不掩瑜，不能掩盖宋应昌所做出的贡献。朝鲜战争历时六年，如同李如松是最出色的统帅一样，大明经略先后换了四任，宋应昌的表现也是最出色的一位。他在朝鲜战争中的尽心尽力，值得历史给予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有趣的是，不光是大明有人对宋应昌不满，就连朝鲜人也对他不那么瞧得起。

    有趣的是，不光是大明有人对宋应昌不满，就连朝鲜人也对他不那么瞧得起。

    这其中的表面原因，是因为宋应昌在粮草运输问题上对朝鲜官员不假辞色，动辄呵斥，甚至还越权干涉朝鲜官员的任免，惹得朝鲜朝廷不满；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一个跟战争八杆子打不着的学术歧见。

    李朝一直以来师从大明，意识形态上信奉的是朱子学说为基础的儒学。而宋应昌、袁黄等人，则是王阳明的信徒，其中袁黄与王学渊源极深，他父亲袁坡是王阳明的弟子之一，他的老师是王阳明的嫡传学生王畿。

    宋应昌、袁黄和其他“王学”门人一样，满怀着将阳明之学传遍天下的伟大理想。在万历十二年，王学门人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让王阳明正式配祀孔庙。等到宋、袁来到朝鲜以后，却惊讶地发现，一向对大明亦步亦趋的朝鲜，居然对阳明学说无动于衷，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于是，宋应昌、袁黄在打仗之余，还希望把王学萌芽播种在这片荒地之中。王阳明文武双全，所以他们就从最要紧之处入手，先教朝鲜军人阳明兵法，等到时机成熟了，又正式向朝鲜国王提出要讲习王学，传授儒生们阳明心法，甚至建议在朝鲜孔庙里也摆上一尊阳明像。

    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朝鲜大臣们即使被日本人占领国土时，都没这么气愤。他们对宋、袁的这种做法极其不满，明里暗里拼命抵制，无论如何也要维护朱子学说的尊严，甚至骂宋应昌等人是“世衰妖兴，一至于此”。后来袁黄被李如松弹劾了十条罪过，其中一条就是他在“左道惑众”，连带着一些对王学有兴趣的朝鲜儒生，都被问罪处罚。

    在这种情绪带动之下，朝鲜官员对宋应昌的一切都看不惯，种种记载里颇多讥讽。讽刺的是，这种激烈反弹与争论，反而让王学在朝鲜人所共知，引发了更多人思考，并最终发展出朝鲜阳明学分支的江华学派，也算是无心插柳。宋应昌、袁黄若知后事，也足堪欣慰了。

    插播完毕，咱们回到正题。

    宋应昌走了，顾养谦来了。

    顾养谦是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时任兵部左侍郎兼蓟辽总督，也算是一号人物。石星推荐他，一是因为他办事水平不错；二是因为他没参与过抗日战争，政治上没有包袱，可以毫无心结地展开议和活动。

    比起宋应昌来说，顾养谦推动议和不遗余力，真心诚意，因为他的使命是促成和谈，只有和平才是显示出他的价值来。

    可是他甫一上任，并没有急于表露出自己的态度。此时朝廷局面还乱得很，如果主战，会被主和派攻击；主和，会被主战派攻击，左右都不是人，顾养谦可不希望落得和前任宋应昌一个下场。

    顾养谦一直在等，等一个合适的契机。

    大明朝廷里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根本性分歧，在于日本的态度：主和的认为日本已经表现出恭顺，可以安抚；主战的认为日本是狼子野心，根本没表现出臣服的姿态。

    如若有什么证据证明日本确实服软了，那就好办了。

    说证据，证据还就真来了。

    沈惟敬、内藤如安伪造好了《关白降表》以后，兴冲冲地来找宋应昌。结果宋应昌没找到，他们碰到了顾养谦。

    顾养谦一看，乐了，这可真是瞌睡时来个了枕头哇。有了这份关白降表，事情就好说了。

    然后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找万历皇帝商量，说日本人已经把降表给准备好了，看能不能把对日本提出的条件再弄的优厚一点，从“只封不贡”改为“封贡并行。”这可以理解，开出的好处越多，和谈的概率越高嘛。

    朝廷中的主战派一看顾养谦这小子又来这一套，绵绵不断的弹劾又攻了上来。但这一次顾养谦扛住了，因为他上头有石星顶着。

    石星之前没出手保宋应昌，是因为后者跟他的战略思路不合，现在顾养谦是地道的主和一派，手里又有《关白降表》，他自然得全力保下。

    对于顾养谦的“封贡”之议，万历心里很犹豫，不是特别情愿，只想给秀吉个空头名号就算了。可顾养谦这人有耐心，反复陈说日本非常恭顺，和平一定会达成，甚至说朝廷若不答应封贡，那我就辞职算了，没法儿谈。

    万历问计于首辅王锡爵，这老头子答的含含糊糊，说什么“若真心向化，绝无絶理。又非我孝子。若分外要求。绝无许理。”等于什么都没说。万历又问石星，石星自然是向着顾养谦的。几番周折，万历皇帝这才勉强开了金口，说只要日本人拿出点实际保证，都撤军回去，那封贡之事便有可议。

    得了万历首肯，顾养谦乐颠乐颠地开始准备做第二件事，撤兵。

    当时驻守朝鲜的明军尚有一万六千余名，分为川兵与浙兵两部。顾养谦为了让日本人感觉更舒服，和谈气氛更和谐，毅然决定先把浙兵撤回国来，只留下刘綎的川军协助防守。

    吴惟忠、王必迪、骆尚志等浙军将领对这个命令没有太大抗拒，在入朝的这几年里，南兵已经在朝鲜战场付出太多牺牲，现在是时候回去休整一下了。

    于是，这些戚家军的后裔们点齐兵马，在朝鲜君臣依依不舍地挽留下退出朝鲜。这些伟大而朴实的战士凭借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真心尊重，朝鲜人视他们为真正的勇士，日本人看见他们掉头就跑，而当他们返回祖国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却是……杀戮。

    入朝的浙兵其实分为两种：一种是开战前临时从浙、闽、粤等地御倭兵力抽调北上的；还有一种是戚继光当初带来北方驻扎在蓟镇的浙籍部队。后一种部队回国之后，接到命令直接返回蓟镇驻地。可是蓟镇总兵王保却拒绝给他们发放饷银。

    这一下子激怒了浙兵，他们在朝鲜浴血奋战，缺衣少食，唯一的动力是回国以后可以有大把奖赏可发，可现在朝廷食言而肥，怎能不让他们愤怒？

    更关键的是，蓟镇总兵王保是辽东出身。南兵北兵在朝鲜战场上已经互相看不顺眼，如今回国了，又有辽东人骑在头上拉屎，更不能容忍。

    其中有三协浙兵反应最为激烈，几乎酿成兵变。王保听说以后，赶紧宣布召南兵去教场领饷银。这些南兵以为真有银子发，放下武器，高高兴兴去了。一进教场，王保立刻翻脸，周围出现无数刀斧手，逢人就砍，登时杀得血流成河。王保唯恐还有幸存者，又把部队名簿取来，一个一个点名，点到有活的，再补一刀。

    王保在杀完南兵以后，犹嫌不过瘾，纵容部下把附近的行商又掳掠了一番，把这些算到已经死去的南兵头上。王保随后上报朝廷，说南兵谋反，劫掠商贩，蓟镇出兵镇压，已把叛军全数扑灭。

    这起惨案引起了普遍关注，一些有正义感的言官——如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等人——上书抗议，批判说王保所作所为，简直比坑杀赵军四十万的白起还狠毒，要求重新调查此案。

    负责调查的巡关御史马文卿一力包庇王保，而兵部尚书石星也表现出倾向支持王保的态度。他倒不是对这人有什么好感，主要是因为撤兵是顾养谦做出的决定，如果此案要细查起来，顾也脱不了干系，会影响到中日和谈战略布局。

    于是，在石星、马文卿等人的阻挠之下，这起事件遂被定性为“平叛”。王保非但没受惩罚，反而平叛有功，升官了。这些南兵没有倒在倭寇手中，却死在了自己人的屠刀之下，真是叫人不胜唏嘘。

    顾养谦对南兵没有半点感情，对国内发生的这些事毫无兴趣，他正在紧锣密鼓地忙于安排第三件事。

    这事与朝鲜人密切相关。

    在这之前，朝鲜人听说了大明朝廷的争论，赶紧派遣了一位叫许项的使者，去游说明臣们不可撤军。这位使者到了辽东，直接被顾养谦给拦了下来。

    老顾一看，不行，不能让朝鲜人害了我的大事。他把许项软禁起来，派了一个叫胡泽的手下，带着他的亲笔前往朝鲜汉城，递交给国王李昖。

    李昖打开这封宪帖以后，当时呆住了。在这封信里，顾养谦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这个要求太精彩了，我忍不住要把其中的重要段落摘录出来：

    今者饷已不可再运矣,兵已不可再用矣,倭奴亦畏威请降,天朝正宜许之……尔国君臣如以倭渐退留釜山等听候明旨,不敢复肆侵犯,悉入章奏,闻之朝廷,为倭恳请封贡,以速其去,倭必反德尔而去,且不复

    来矣。

    意思是：我们一不打算派饷，二不打算运兵，和谈是唯一的出路，你们若是不想日本人再打过来，不如替他们上表朝廷，请求封贡。日本人得了便宜，自然便不会骚扰你们啦。

    顾养谦不愧是一位“奇才”，为了促进和谈，居然连这么一招都想得出来。他打的如意算盘很简单，连被害人都请求宽恕凶手了，朝廷岂有不恩准的道理——至于朝鲜人愿意不愿意，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朝鲜的安危掌握在大明手里，大明说什么，朝鲜就得做什么，没有商量的余地。

    朝鲜大臣们一听这个建议就急了。这也太过分了吧？我们被日本人欺负得这么惨，居然还让我们替他们请求封官？以德报怨，也没这么报的。于是李昖派了一波接一波的使臣去拜访顾养谦，希望他收回成命。

    可惜顾养谦不是宋应昌，他铁了心要和谈，对朝鲜的恳求压根不听，反而以撤兵作要挟。

    两边就这事开始扯皮，一扯就扯到了七月份。还没等扯出结果呢，来自北京的一场信任危机悄然降落在顾养谦头上。

    原来早在万历二十二年初，宋应昌那时候已经离任，顾养谦还在上任的路上，整个朝鲜战区正处于没人管的状态。李昖趁这个机会，派了一个谢恩使团去北京告状，把晋州惨案和倭寇在和谈期间的一系列骚扰行径汇报给大明朝廷，请求千万别搞什么封贡。

    这个使团在北京大概是没使动关节，一直没机会觐见万历皇帝，一呆就是好几个月。他们带的奏章，即便是递上去了，估计也是石沉大海，无人问津。可凡事架不住有心人。这份奏章，被戶部的給事中陈世恩无意中看到了。

    陈世恩立场是主战，正发愁如何才能攻倒石星庇护下的顾养谦，他看到这份奏章，不禁大喜过望，连夜查阅往来文书，写了一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弹劾帖。这篇弹劾帖写的极其精彩，里面大量引用了大量明、日、韩三方的信件文书和作战记录，引经据典，逻辑清晰，力证顾养谦的封贡之议是完全错误的。

    万历看了这个帖子，很不高兴。顾养谦这小子，倭寇明明这么嚣张，他还说什么倭情恭顺，这不是拿皇帝开涮么？他批示说：“事成，功有所归。不成，责亦难诿。今后但有争论奏疏，宜两存勿辨，以观日后效验如何。”

    石星一看这个批示，登时坐不住了。万历本来是支持和谈的，现在立场却发生了动摇。他赶紧让顾养谦拿出点成绩出来，否则皇帝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变心思。

    顾养谦一听，连忙对朝鲜人放了一句狠话：“你们若再不替日本人请求封贡，我就把明军全撤回鸭绿江，到时候东事将不复矣！”他说到做到，在浙兵之后，刘綎所部川军也被调回国内，大明在朝鲜的驻军力量被进一步削弱。

    朝鲜人扛不住顾养谦的威胁，纵然他们有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咬牙认栽，违心起草了一份代倭请封表。

    与此同时，他召见了困在辽阳好长时间的内腾如安。顾养谦之前一直把内腾如安软禁在辽阳，是因为他知道单是这份降表不能说明问题，必须和朝鲜人的代请封贡奏折一起交上去，才有说服力。可怜内藤如安就为了这薄薄的几页纸，白白等了好几个月。

    这次顾养谦见了内藤如安，说你收拾收拾，带上《关白降表》准备上京，只要朝鲜人的奏折一到，你就出发。内藤如安欢天喜地回去整理行装，耐心等候。

    可怜内藤这一等，又是两个月过去……

    朝鲜人的代请封贡的奏折写好是写好了，可到底送还是不送，大臣们又争论了很久，等到李昖下了决心，让使臣带着奏折出发的时候，已经是九月份了。

    这时一个人事变动的消息传到了汉城。顾养谦被回调兵部管事，接替他的是兵部另外一位侍郎孙矿。

    李昖一听就急了，被免职了？我们才按照老顾你的要求昧着良心帮日本人说话，这才几天你就被撤职了？

    这不坑爹呢吗？

    不怪李昖这么激动，顾养谦搞出这么不靠谱儿的一出戏，让朝鲜人的立场全乱套。

    顾养谦怎么会被撤职呢？又是石星下的手！

    以陈世恩为首的言官这几个月来卖力弹劾，顾养谦又迟迟拿不出成绩，已是左支右绌。五月份福建巡按御史刘芳誉上书请求绝封，在奏折里他说已经派人联系上了在日本的许仪后——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这个人物——取回来更详细的情报。情报显示日本厉兵秣马，一直在积极备战，甚至连日军火器原料积储产地什么的都打探清楚。

    刘芳誉是顾养谦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石星一看到这份奏疏，便知道老顾已是圣眷不在，不能再留了。他

    只得施展出丢车保帅的手段，把被弹得千疮百孔的老顾调回部里，另外派了孙矿去接任。

    孙矿也主张封贡的，可朝廷的风向有了变化，他也不好表露出太明显的倾向。在陈世恩等人的策动下，很快朝廷掀起了一股新的主战风潮，鼓吹响应朝鲜的请求，增兵半岛以备倭寇再袭。

    陈世恩“保卫朝鲜，干掉倭奴”的口号还没喊完，朝鲜人的代日封贡奏折在九月十二日送到了北京……

    这一下子，大明朝廷所有人都糊涂了。

    朝鲜到底怎么回事？先说不可与倭寇议和，现在又忽然来这么一封代倭封贡的奏折，前后矛盾抵牾，混乱不堪。

    远在汉城的李昖委屈得都快哭了，想打的时候碰上大明想和，想和的时候又碰上大明想打，这时间差真不怪我，实在是要怪北京离汉城太远，信息更新太不及时了。

    这一连串黑色幽默的误会搅混了京城的水。主战派苦心孤诣为朝鲜制造舆论，现在苦主居然先反水了，士气为之顿挫。

    这时候，老奸巨猾的石星意识到，机会总算来了。

    这位老政治家向皇帝提议说现在大家思维这么混乱，要不咱们找个明白人问问吧。万历皇帝说找谁问啊？石星淡然一笑，告诉皇帝日本有一位使臣小西飞就在辽阳，一直恭敬地等待着来北京朝觐的许可。

    万历皇帝对日本使臣兴趣不大，可石星又告诉他，您别忘了，这位日本使臣身上，带着丰臣秀吉给咱们大明的降表呢。这一下正搔到了万历皇帝的痒处，他之前听顾养谦说过有这么回事，但没细问。现在石星一提，他马上就想起来了，下旨说：“叫过来吧！”

    皇帝金口一开，什么事情都好办。石星立刻派了一位兵部特使姚洪前往辽阳，通知已经等得快发疯的内藤如安去北京觐见，沈惟敬作陪同。

    内藤如安大喜过望，连夜收拾行李，往辽东而来，并于十二月上旬抵达帝都。

    当他看到北京巍峨的城墙时，不禁泪流满面。万历二十一年七月，他带着主君的期待踏上釜山，到今天终于到了北京，这一段路他足足走了一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