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世界处于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之中，国际劳工组织估计2009年的失业人口高达5000万人，中国在危机中也不能独善其身。人类对1929～1933年的世界大萧条仍心有余悸，面对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对未来感到迷惘和恐惧。

    2001年，中国经济刚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中走出来，又遭遇了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美国经济和欧洲经济同步减速。中国经济外部需求不确定性变大，面临严峻挑战。2003年后中国经济开始回升，连续5年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期。2009年，中国经济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大幅度下降，失业人口迅速攀升，面临又一次严峻考验。我在2001年写的两篇文章，现在回头看看，当时的建议基本是可行的。在人均收入3000美元的今天，中国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应对2009年中国面临的经济挑战的有效手段。2009年，世界经济将出现罕见的衰退，美国经济从衰退中走出来要3～5年时间。在这段时期内，需要我们“坚定从容，打持久战；两军相逢，勇者必胜”。

    导致世界大萧条的几种原因

    美国的经济活动从1929年中期到1933年年初持续衰退，造成席卷世界的大萧条。在此之前没有哪一次经济萧条能有如此规模，时间持续如此之长。1929年10月24日中午，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行情猛跌，到11月中旬，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下降40%以上，美国失业率上升到25%的最高峰，并在20世纪30年代其他的年份中一直保持在15%以上。世界工业生产总产值下降36%，各国以邻为壑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货币竞争性贬值，世界贸易从1929年每月29亿美元降到1933年每月10亿美元，缩减2/3。

    凯恩斯在《1930年的大萧条》一文中，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惨况：

    当前我们正处于一场灾难之中，商业的萧条、失业的增加、企业的损失，其严重程度是世界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幸免于难。整个世界数百万的家庭，现在都处于极端贫困和恐慌——有时这一点更为严重——的状态之中。据我估计，世界上三个主要工业国家——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失业工人总数大约有1200万人。但是我不敢断定，在世界上主要的农业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美洲各国中，人类面临的悲惨境遇，是不是更加严重。那里的数以百万计的小农户，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暴跌，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以至于陷入破产境地，他们的农产品收入，远远低于所耗费的生产成本。因为世界上一些主要大宗产品，如小麦、羊毛、蔗糖、棉花以及其余绝大多数商品，其价格下跌所带来的后果简直是灾难性的。绝大多数产品的价格现在已低于战前水平；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它们的成本却依然远远高于战前水平。据说，一两个星期以前，利物浦的小麦售价，达到了自250年前查理二世统治时代以来的最低价格纪录。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怎么能生活下去呢？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面对危机，他颁布一系列“新政”，宣布“我们唯一担心的就是担心本身”。1934年，美国私人投资惊人反弹，带动消费复苏。同时，农产品价格急剧上涨，经济在1934年后快速增长。

    思考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问题的经济学家，对这次大萧条引起的原因，提出过几种可能：

    一、货币政策失误。当年美联储没有以牺牲国内经济为代价来维护金本位。

    二、财政政策失误。美国总统胡佛没有在经济萧条迫在眉睫时试图保持预算平衡，没有通过赤字大幅度进行财政刺激。

    三、银行体系崩溃。当年政府官员没有迅速向境况不妙的银行注资，以平复1930～1931年间蔓延开来的银行恐慌，当一家银行倒闭时，恐慌便传播开来，储户纷纷赶到其他银行挤兑。

    四、贸易保护主义。供给学派把大萧条归结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1930年，美国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进口平均关税由33%提高到40%，向2万多种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遭到各国报复，世界贸易大幅度缩水。

    五、投资机会枯竭，创新活动停止。这是熊彼特的观点。

    我认为，“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出在供给方面，投资机会逐级减少，导致经济增长减速。当然，需求方面政策不当也加重了经济衰退。

    世界经济衰退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和金融中心。美国经济在过去100年里，长期平均保持在2%～3%左右的增长率，基本上代表了前沿领域的创新性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最主要火车头。2009年，美国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5%，但其经济总产值却超过世界总产值的25%，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高达14万亿美元，相当于排在它后面的日本经济的两倍多，其人均产值比世界其他大国都高很多。美国是消费主导型的增长模式，国内市场很大，是一个非常内向型的经济体。美国服务贸易进口额、出口额高居世界第一位。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的持续高速增长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痛苦的产业结构调整，得益于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通用目的技术产业的崛起。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增长最快的10年，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国内的通货膨胀率也一直保持着很低的水平。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部门是主要增长来源之一。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平均每年增长大大高于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美国商务部的研究显示，信息产业的产值占整个经济总量的比重在上升，带动了超过1/4的经济增长。2001年美国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当前美国经济形势分析》的演讲中说：“对美国经济来讲，过去的10年是不同寻常的。核心技术的相互作用显著地提高了高技术投资的预期回报率，引起企业资本支出的增加，并显著地提高了生产率的潜在增长率。这些较高的预期回报率的资本化抬高了资产的价格，并对家庭在相当广泛的商品和服务尤其是新住宅和耐用品上的支出的巨大增长产生了很大影响。支出的增长甚至超过了已经提高了的实际收入的增长。”

    全球对美国新经济的过分乐观最终导致股市泡沫。如图3-18所示，从1999年开始，美联储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而逐渐提高短期利率，终于在2001年刺破股市泡沫，信息产业投资大幅度下降。但由于美国消费的强劲增长，并没有导致美国经济的衰退。人们会认为都是格林斯潘所犯的过错，他降息的幅度过大，而且维持过低利率的时间太长。但是，格林斯潘只能控制3个月短期利率，对美国国债市场5年中期利率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当美联储2001年年初重新调低短期利率的时候，世界各国和投资者对美国增长前景过分乐观，愿意以低利率购买美国5年以上政府债券，把钱借给美国，导致美国中期和长期国债利率也跟着大幅度下降，怂恿了美国中期利率的长期走低。图3-18显示，与住房贷款密切相关的美国5年期国债利率在2002～2005年期间是相当低的。图3-19明确表示，美国股市市盈率在2001年股市泡沫破裂后，投资者仍然有较强的乐观情绪，在2003年到2007年的4年中，一直保持在25左右，远高于15的历史平均水平。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市盈率才回归15水平。所以，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是世界投资者对美国增长前景非理性乐观的结果。

    长期的低利率会产生两个效应：第一，低利率促使投资者过分乐观地评估前面的风险，在这一背景下，随着乐观情绪盛行，市场纪律失灵，尽职调查被外包给了信用评级机构；第二，过低的中期利率制造了房地产市场巨大的需求：一方面，随着抵押贷款利率的下降，会有更多的人变得有能力购买住房和有资格申请抵押贷款。在降低利息的同时，美国的住房贷款机构不断放宽房贷标准，尤其是针对收入较低、信用等级较低的客户，开发出各种新型贷款，比如可调整利率贷款，这种贷款在最初5年利率非常优惠，到5年之后就会根据当时的市场重新设定利率，但人们对未来比较乐观，不是很担心5年后后期利率和抵押贷款利率会大幅度上升。

    2004年，我当时为两件事震惊：一是美国到处都在贷款，连理发店和房产中介也在办理这项业务；二是房贷利率不是高得难以承受，而是低得难以置信。过低的中期利率刺激了抵押贷款和过度消费，使得在2002～2006年期间，造成了房地产泡沫的出现（如图3-20所示）。这些买房人对利率波动的风险是脆弱的，一旦低的利率上升，便会失去支付能力。个人储蓄的降低以及家庭债务的增加，导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和过度消费开始。

    美元是世界性的通用货币，尽管美元贬值，世界舆论关注，各国中央银行在行动上并没有大幅度减少美元资产，表明日元和欧元资产并没有因美元贬值而增加多大吸引力。但是，美国联邦储备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考虑的更多的是国内经济周期。当国内目标与国际目标冲突时，国内目标肯定会压倒国际目标。1982年拉丁美洲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巴西和阿根廷经济危机，这些危机发生前都出现了美国为了应对国内通货膨胀而大幅度升息的情况，成为诱发国际资本流出这些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2006年开始，通货膨胀率温和上升，美国联邦储备局开始逐渐升高短期利率，持续的低5年国债利率也突然上升（见图3-18）。这时，采用5年期调整利率的贷款者面临一个当初想象不到的高按揭贷款利率。房地产价格从2006年之后开始缓慢下跌，再融资也变得困难，房子变得不好卖了。

    于是，坏账开始滚雪球式地出现，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了。

    欧盟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居民部门过度负债和房地产泡沫，经济也迅速下滑，由于欧洲的“硬化症”，指望欧洲经济首先复苏是不大可能的。日本经济2008年第4季度的跌幅达12%，连饮誉全球的丰田汽车公司也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首次亏损。国际油价已从最高时每桶140美元狂跌到40美元以下。俄罗斯的“油经济”特点突出，经济多元化不足；新兴市场国家遭遇国际资本突然倒流，面临资本账户危机的风险，有几个新兴市场国家已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初级产品和石油跌幅远远超过附加值高的产品，发展中国家处境更是艰难。

    凯恩斯针对1930年的大萧条指出：“这些就是我现在想让你们特别关注的几点：第一，要重视当前局势的极端严重性，劳动人民已经约有1/4处于闲置状态；第二，这次经济灾害是世界性的，我们无法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摆脱困境；第三，然而我们自己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们必须具有积极活跃的精神面貌，动手做一些实事，大力提倡消费，使大企业可以重整旗鼓。”

    乍看起来，美国经济的问题在于消费方面，因为毕竟是居民过度消费和房地产泡沫引发了次贷危机。人们作出消费决策是与预期终生收入成正相关的。终生收入（或永久性收入）很重要。终生收入又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美国消费过度的原因是对终生收入存在过分乐观的预期。所以，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还在于供给方面，美国经济增长没有达到美国国内居民和国际投资者的预期。2001～2006年，在短期和中长期利率超低的情况下，美国企业投资从2001年以来一直像“扶不起来的阿斗”，信息产业没有像预期的那样风云再起。

    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的“新经济”提高了资本的预期回报，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美国，美国资本账户产生大量盈余，而经常项目逆差的恶化则达到了较大程度。

    如图3-21所示，美国信息资本从1967年后开始迅速积累。It尖端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是高度资本密集的，信息产业工人增加不是线性的。图3-22告诉我们，信息产业就业人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基本持平，从1994年到2000年开始迅速上升。2001年遭遇了泡沫破裂后，总就业人数明显下滑。

    随着信息资本积累，信息服务业工资价格呈逐步上升趋势。

    图3-23表示，美国信息产业平均工资远远高于非农产业，劳动力应源源不断地从其他部门转入信息产业。但是，这与图3-22表示的美国信息产业就业人数2001年后减少形成矛盾。信息服务业没有大规模吸收制造业劳动力。

    图3-24显示，美国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比日本、法国和德国经济高得多。表面上看美国经济增长速度较高，也说明美国劳动力市场非常灵活和有弹性。在这样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下、在信息产业工资大大高于其他行业的背景下，美国信息产业仍然没有足够的劳动力。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国内劳动力市场上合格的信息产业工人严重缺乏。由于合格的信息产业工人缺乏，如图3-25所示，美国信息产业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从1997年以来逐渐下降，美国经济也相应减速。

    美国需要经济改革

    虽然决策者不断施以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但美国经济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这种政策失灵的情况就像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不能靠反复打“强心剂”，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经济体制改革。美国经济应该进行“供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一味的财政刺激是“治标不治本”。2009年2月，201名美国经济学家联名致信美国总统奥巴马，反对他的经济刺激计划。他们信中说：“尽管现在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成了凯恩斯主义者，并且我们都赞同大幅提高政府的财政赤字，但是我们不相信政府支出会改善经济环境。20世纪30年代，胡佛总统和罗斯福总统的政府支出并没有将美国带出大萧条的泥潭。政府支出也没有避免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失落的十年’。因此，寄希望于政府支出来拯救美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想改善经济，政策制定者需要依靠大范围的改革来消除就业、储蓄、投资和生产领域所存在的障碍。低税率和减少政府赤字才是更好的财政政策。”

    美国经济的知识员工供给不足。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人力资本就停滞不前。1983年4月美国国家卓越教育委员会在美国联邦教育部委托下，提交了《国家处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教育报告书，阐述了美国进行教育改革的急迫性。该报告发出严重警告：“每一代美国人都在教育、识字和经济收入上超过他们的父辈；在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代人从教育中获得的技能将不会超过、不会等于，甚至不会接近他们的父母。”

    1983年的《国家处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有没有效果呢？

    2004年3月11日，格林斯潘在美国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就美国教育状况作证时说，“概括说来，（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技术的熟练程度提高了，从而适应了复杂资本积累的需求。但是在过去20年，有技能工人，特别是高技能工人的实际收入增长大大超过平均技能的工作者。与这个趋势相比，低技能工人的实际工资却低于平均值，甚至没有增长。这样一个相对工资差别现象意味着我们在高技能工人的供给上短缺，在低技能工人上过剩”。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预言了“知识员工”的出现，但美国教育出现严重问题，生产“知识员工”数量远远跟不上信息产业发展的要求。

    我认为，有三个原因导致美国教育问题。第一是联邦政府教育投入远远不足。从表面上看，美国政府对教育很重视。例如，1994年克林顿政府时期，国会通过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2002年1月8日，布什总统正式签署了《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但实际上是“雷声大雨点小”。美国联邦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不足1000亿美元，比起美国联邦政府支付的国债利息小得多。美国州政府在教育上的财政花费已经相当高，达30%左右。所以，美国联邦政府不出钱，地方政府没有更多的钱，多个全国教育法案在落实上大打折扣。第二是信息产业的劳动力不够。在美国，科学素质低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第三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对海外移民和留学生的政策更加苛刻。美国信息产业需要大量的“知识员工”，“9.11”之前，这些知识员工主要来自其他国家；“9.11”之后，美国本土的知识员工供给仍旧不足，海外移民的知识员工也受到了限制。所以，由于美国教育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和移民政策的收窄，信息产业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制约了该产业的发展。

    “解铃还需系铃人”。美国经济仍处于世界经济“坐庄”的地位，不能推卸其对世界经济的责任。2009年，美国在信息和生物产业仍然占有最前沿地位，美国也拥有大量的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但是，美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很重。在教育上要动大手术，从财政上增加教育投入；在金融领域要加强监管，居民部门增加储蓄和调整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世界自由贸易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