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意味深长地指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常常是由像人口增长或者其他根本性经济因素的长期变动所引起的，但是由于这些变动具有渐进性，所以容易被同时代的人忽略。”

    目前中国经济正在面临5个渐进性的长期趋势：

    一、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供给革命正在向全球扩散，纳米技术革命开始崭露头角，中国经济面临生产力革命的考验；

    二、中国劳动力供给在2014年到达顶峰后下降，人口红利退色，老龄化趋势不可阻挡，中国人口的中位年龄将从2008年的平均33岁逐渐增长到2049年的近45岁，中华民族整体创造力受到挑战；

    三、中国人力资本的积累不断提高，人的经济价值随之上升。中国已经从建国时的基本文盲国家提高到初中教育水平国家，这个趋势将继续保持，到2049年，中国的平均教育年限将达到12年，成为一个具有高中教育水平的国家；

    四、财政负担加重，众多领域需要财政支持与投入。社会保障体系有一个潜在的负债，教育需要5%的GDP规模的财政投入。自主创新全面上升为国家战略，需要每年4%的GDP的财政投入。中国的医疗保险费用将随着人口老龄化而逐年增加；

    五、储蓄率在维持高位的同时略有下降。随着中国国内投资机会的逐渐减少和消费理念的代际更新，“中国消费”将适度崛起。

    中国5个趋势中的前3个趋势与管理大师德鲁克在2001年为《经济学人》杂志所撰文《下一个社会》中的3个主要趋势不谋而合：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例下降；年轻人口在社会中的比例下降；劳动力向知识工作者转型。第4个趋势带有国际普遍性，也有中国的特殊性。但在5个大趋势中，生产力革命还是最根本的和最具有决定性的。随着制造业投资收益的逐步递减，必须通过“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经济”抓住新的生产力革命，增加有效供给，才能提供投资机会，刺激投资活动，推动经济增长。只要中国经济能长期保持又好又快地增长，就会为解决财政负担、解决结构性失业等矛盾赢得足够的时间和政策空间。

    （一）生产力革命

    从目前来看，世界上继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后，未来可能至少出现3次生产力革命：一是正在进行的信息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将进入“云计算”时代，互联网的存在和应用就像电一样，已经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又不知不觉。二是初露锋芒的生物技术革命，生物工程的突破领域将越来越广泛，涉及健康、医疗、农业和环保等。三是潜在的纳米技术革命，纳米革命将重构微观世界，显示出我们无法想象的物质特性。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相结合，将产生一场生产力“组合革命”。

    人类将“长出”纳米翅膀，通过生物电流驱使，像天使一样翱翔于蓝天；人类将使用纳米微型机器人，在血管里不断清扫沉淀物，心脑血管疾病将像普通感冒一样容易治疗。2006年，中国政府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对科技革命作了简洁的概括和预测，“进入21世纪，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将深刻地改变经济和社会的面貌。信息科学和技术发展方兴未艾，依然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导力量；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迅猛发展，将为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发挥关键作用；能源科学和技术重新升温，为解决世界性的能源与环境问题开辟新的途径；纳米科学和技术新突破接踵而至，将带来深刻的技术革命。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为技术和经济发展展现了新的前景。科学技术应用转化的速度不断加快，造就新的追赶和跨越机会”。

    中国制造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创造的崛起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高增长将依靠制造业持续到2029年，但2029年之后，中国新经济能否冲出工业经济边际收益递减但又占有主要经济资源的困境？否则，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日本经济那样的长期停滞。经过1995～2006年的增长，中国信息产业从无到有，2006年已占整个经济总量的5%，这个比例难能可贵。中国的信息产业革命是从通信开始的，互联网和手机市场的增长速度每年大约为20%，13亿中国人中已经大约有手机用户6亿，网民超过2亿，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在3G手机普及后，互联网和手机行业将重新洗牌，中国信息产业能否继续高速增长，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从2029年起，中国新经济产业需要保持高增长，成为名副其实的主导产业。

    从1840年起，中国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时间之长，代价之大，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农业技术的高水平，并不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充分条件，中国在18世纪、19世纪相对欧洲具有高水平的农业技术，但错过了工业革命机遇就是明证。中国制造的成功并不能保证中国新经济的出现。在创新时代，即2029～2049年，有20年的时间，这20年比前面所有时期都困难。中国经济需要靠自主创新艰难前行。中国经济必须建成“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经济”，才能完成从工业经济向“中国新经济”的艰难转轨，制造业产生的大量结构性失业是难以避免的。熊彼特式的创新是长期的、痛苦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只有摧毁旧的产业，才能让新的产业有崛起的空间。2029年后，信息产业、生物产业和纳米产业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二）人口红利的淡出

    由于人口结构的大幅度波动，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接近尽头。如图4-1所示，从2009年至2049年，假设现有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的前提下，根据联合国对中国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预测，中国将先后迎来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年龄段的人口）和劳动力三大高峰。总结起来，中国人口长期动态有3个特点：

    一是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最高峰，人口总量达到峰值后开始缓慢下降；如图4-1所示，总人口在2030年的峰值是14亿人左右。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外普遍预计21世纪中叶中国总人口将达到16亿人的高峰，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中国的出生率会下降得这么快。

    二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在2014年左右达到峰值。根据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的人口出生率等数据判断，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转折点将在2014年达到，比大多数人所预期的要来得早。尽管马上达到最高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庞大和减少缓慢，使创造就业和减少失业成为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三是劳动力在2014年左右达到高峰。假设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基本不变，今后40年劳动力增长率将从建国前60年的2%增长率突然下降到0.7%，基本等于没有增长，表明人口红利已经逐渐淡出。具体地说，品牌时代的年平均劳动力增长率约为0.8%，创新时代的增长率为0.5%。

    （三）教育红利的延续

    中国人口红利消退是国内外经济学界普遍认同的大趋势，但是国内外经济学界对中国教育红利长期延续的可能性估计不足。

    中国政府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努力把大量的人口负担转变成一种人力资源优势。根据《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表4-1量化了中国教育长期规划。2010年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程度将比2005年52.7%的毛入学率明显提高，达到80%左右，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规模基本相当。在1998年高等教育大幅度提升后，该《纲要》提出要适当控制高等院校招生增长幅度，稳定招生规模，2010年在学人数达到30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5%左右，在2020年达到40%，在2050年达到55%。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与国际上普遍的普及率还有很大差距，如高收入国家高等教育在1996年就达到了60%以上的平均水平。

    按照《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的长远规划，运用王燕和我在世界银行提出的人力资本计算方法，计算出未来人力资本的变化。如图4-2所示，2049年中国劳动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2年，即实现高中毕业的目标。在品牌时代，人力资本增长率从价格时代的年平均2.21%下降到1.22%左右，在创新时代基本保持在1.40%左右。

    图4-3显示中国未来40年的人力资本结构变化。可以看到，大学人力资本有大幅度上升，接近40%左右，小学水平的人力资本将消失，大学水平的人力资本将占40%左右，表明“知识社会”的出现，但初中和高中水平仍占微弱主体。

    2001年，管理大师德鲁克描绘“下一个社会”形态时认为：“‘下一个社会’将是知识社会。知识会成为社会的关键资源，知识工作者将成为主要的劳动力，它具有下列三种主要特质：一、没有疆界——因为知识的传播甚至比资金流通还容易；二、向上流动——每个受过正规教育的人，都有力争上游的机会；三、成功和失败的几率均等——任何人都可以获得‘生产工具’，即取得工作所需的知识，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这三种特性加起来，会使知识社会变成一个充满激烈竞争的社会，无论对组织和个人而言，都是如此。”在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和人口红利淡出的中国，为应对生产力革命的挑战和“下一个社会”的来临，大幅度投资人力资本是在品牌时代和创新时代获得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对于中国经济，我认为可以采用“反木桶原理”进行设计。“反木桶原理”认为木桶最长的一块木板决定了其特色与比较优势，在一个特定范围内成为制高点。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最长“木板”呢？毫无疑问，是无与伦比的潜在人力资本优势。1985年5月19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100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与人口众多的印度一样，中国具有生产“知识员工”的巨大潜力。在价格时代和品牌时代，中国经济低成本中低素质的劳动力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创新时代，拥有成本相对较低但高素质的数以亿计的“知识员工”将是“中国新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2008年，温家宝总理在一篇《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文章中，适时提出了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这项重要战略任务，要求教育要综合考虑人口变化、学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特点，主动适应工业化、信息化的新要求。

    对台湾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李国鼎指出教育体系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科技的创新，当然要靠人才，而人才的产生必须来自教育”，“寻求科技发展根本解决之道，在于教育制度的改善”，“倘若我们仍依循过去不具弹性的教育系统，将很难培育出有创意的青年人，而一个未曾有的科技新时代，我们实需大刀阔斧地修正原教育制度。”即将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将会对中国人力资本积累产生深远影响。可以考虑采取“十二年义务教育”等措施把具有大学水平的“知识员工”的数量提升到占中国2049年的人力资本结构的一半以上，并通过建立国家学习体系来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失业问题。

    （四）财政负担加重

    中国政府致力于在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中国梦想2.5”，可谓是人类社会破天荒的创举。从财政收入增长潜力来看，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约20%，离30%的国际大关还有很大的空间，但需要及早谋划未来40年的财政负担，逐步弥补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巨大缺口，个人消费没有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过高社保税率的恐惧，同时保持债务的可持续性和经济体制的供给活力，最终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宏大目标。

    世界主要经济体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老龄化时代。欧洲、日本的退休人员预计占全社会人口的比例将逐渐增加，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一代”正在成为“银发族”，也开始步入老龄化。许多国家的中长期财政政策对老龄化社会的医疗、退休问题相伴随的财政压力预想不足。200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提出警告：“虽说这场危机（世界金融危机）造成了庞大的财政成本，但至少在发达国家，长期财政偿付能力面临的主要威胁仍来自不利的人口变化趋势。”中国虽然还不是发达国家，但同样面临着成本高昂的人口结构转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种担忧同样也适合中国经济。

    由于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平均寿命的延长，中国社会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要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这种情形的出现是20世纪80年代始料未及的。按照国际上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0%、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7%即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中国在1999年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人均GDP仅1000美元，而发达国家在处于老龄化门槛时的人均收入远远高于1000美元，所以中国居民是“未富先老”。2008年60岁以上人口比例上升到11%以上。北京和上海首先出现了人口年龄的“倒三角”结构，预示着中国大城市的人口发展趋势。如图4-4所示，从2009年至2040年，中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将迅速上升，从2009年的10%左右跃升到2040年的30%左右。预计2040年以后，老龄化趋势减缓，形成老龄人口高峰平台，届时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4亿人以上，这意味着每3～4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

    养老金是现收现付制度，支付给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年轻人的贡献。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抚养费不断提高，纳税供养老年人的劳动人口下降，由于没有足够的积累，中国将在2029年后产生现金流短缺，中国经济将面临养老金严重筹措不足的挑战。目前中国以庞大的劳动人口为后盾，养老金尚且入不敷出，以后随着老龄化日益严重，一方面老人逐年增多，达到4亿人，另一方面年轻劳动人口逐年减少，养老金存在很大缺口。具有指标意义的是1964年出生的“中国婴儿潮”，到2029年正好达到65岁，大批退出劳动力市场，进入申领养老金的退休生活。这个养老金潜在缺口现在还不明显，但2029年前后会充分显露出来。财政的中长期规划应及早考虑这个养老金缺口问题，不能等到2029年以后才开始应对，未雨绸缪将赢得主动。特别是2029年中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时代”进入“中速增长时代”，财政收入增长也不可避免地减缓，财政花费的增长还难以预测，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费用增加是必然的。由于“中速增长时代”约3%的增长速度很可能高于中国国内的实际利率水平，因此中国国内债务的可持续性应当没有问题（见图4-4）。

    若征收社会养老保险税，需要的税率会惊人的高，必将减少劳动力的可支配收入，削弱劳动年龄人口参与工作的意愿，减少劳动力参与率和工作的积极性，削弱中国经济应对生产力革命和其他外部冲击的供给灵活性与弹性，造成有效供给不足。可行的办法是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从而提高相应的工资收入，在不征收或少征收社会养老保险税的前提下，加大劳动力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贡献。同时，合理运作国有资产和全国社保基金，使其获得满意的收益率，以弥补养老金缺口。但工资提高、国有资产增值和全国社保基金的有效运营所能作出的贡献仍是不充足的，可以按照世界上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实行的做法，逐步延长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0岁逐步延长到65岁，再视情况延长到70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延迟退休与大量年轻人就业困难形成矛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保持经济增长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来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在退休年龄延长的情况下，充分就业将是解决中国养老金潜在缺口的主要措施之一，也是对中国经济体制创造就业机会能力的重大考验。

    除养老支出外，还有3项必须增加的财政支出，总花费可能占GDP的15%以上，它们同样不容忽视：一、2009年颁布的中国新医改将覆盖全体国民，未来40年，医疗花费将随着人口老龄化显著上升；二、中国财政中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需要逐渐增加到5%；三、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投入。2002年，中国财政对研发的投入突破1%的GDP大关。在品牌时代，需要政府对研发的长期投入，2029年后还需要长期保持占GDP4%的财政投入。

    （五）储蓄率在维持高位的同时略有下降

    中国不是主要依赖出口而实现的经济增长，净出口占GDP的比例一直维持在10%左右。但中国居民消费的适度崛起将会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深刻影响，并是中国应对国内投资机会不足的一个法宝。刺激国内居民消费，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支点。

    中国普通家庭储蓄行为与美国差别很大，至于原因，可能是预防动机所驱使，也有说法是受中国经济投资机会的鼓励的结果，到现在也无定论。如图4-5所示，中国国民储蓄占GDP比例高达40%，而美国还不到15%，相差如此之大，令人惊异不已。有一个笑话，说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在天堂中相遇。中国老太太到死的时候才攒够了钱买房子，美国老太太在死的时候刚刚还完贷款，但已经享受了多年的房子了。这个笑话表示中国老太太储蓄倾向更强，而美国老太太消费倾向更明显，中国老太太与美国老太太在收入消费倾向上差别很大，这也反映了中国人和美国人在消费倾向上的差距很大。从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来看，美国储蓄率过低，导致居民部门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过高；而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增长减速，表明中国受外部冲击仍然很大，国内消费还是不够，也就是说国内储蓄率过高了。

    中国制造商生产的东西部分用于出口，而主要用于国内消费，就会减少外部冲击。要把中国经济转变为以个人消费为主的内需主导型是长期的艰巨任务。1964年出生的“中国婴儿潮一代”在2029年就基本退休了，“80后”和“90后”具有与“60后”和“70后”明显不同的消费习惯，在2029年左右达到生命收入高峰，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高储蓄率的长期倾向。中国老龄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储蓄率。如图4-5所示，我预计，中国储蓄率在2009～2049年会有所下降，但不会下降太多。未来40年，中国国内储蓄率将从40%左右逐渐减少到30%。由于储蓄率长期高位运行，中国经济发展就会有比较充足的资金支持，实际利率可以维持在较低水平，所以国债的可持续性可以轻易保持。那时，中国经济缺少的将不是资金，而是投资机会。但同时中国宏观经济方面会反复出现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造成高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风险挥之不去。人民币国际化将是减少国内流动性的一个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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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