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皇帝万寿，贵宝听说成麟已经回京，刚要派人去找，成麟自己到内务府报了到，带来了一段吕宋洋木的样子，说是李光昭已经在香港定购了三万二千尺的洋木。这自然是一个好消息，三万二千尺洋木，比实际需要的，还差得很多，但有这样一个急公好义的商人，能报效数万银子，足以杜塞悠悠之口，拿他作个榜样，劝令捐输，所以贵宝非常兴奋。

    延入室内，略作旅途安好的寒暄，成麟未谈正题，先要求贵宝左右回避，同时脸色阴郁，一看就知事情不妙。

    “贵大爷，”成麟第一句话就是：“咱们上了那个姓李的当了！”

    由于心理上先有准备，贵宝不致于大吃一惊，沉着地问道：“怎么呢？你慢慢儿说。”

    “姓李的话，十句当中只好听一句，简直就叫荒唐透顶！”成麟哭丧着脸说，“贵大爷，我可真不得了！将来绳子、毒药，不晓得死在那一样东西上头。”

    这一说，贵宝不能不吃惊，“何致于如此？”他强自镇静着，“你说说，那姓李的是怎么一个人？”

    李光昭是广东客家人，寄居海口多年，倒是认识好些洋人，但专以诈骗为业，骗到了一溜了之，打听到洋人已离海口，才又出现。

    两年前李光昭跟洋人做了一笔生意，把襄河出口之处的一片荒地，卖了给洋人，洋人上了当，心有不甘，跟李光昭提出交涉，要求退回原款。李光昭骗来的钱，一半还债，一半挥霍，早已光光大吉。于是跟洋人商量，说可以筑一道堤，使得那片低洼荒地，不生水患，而且也带了洋人实地去勘察过，只要能把堤筑起来，这片荒地确可成为有用之地。

    等他装模作样，雇了几名土工，打线立桩，立刻便有人出面干涉，这个人是当地的绅士，名叫吴传灏。

    吴传灏是受地方委托，向李光昭提出交涉。那片滨水荒地，是襄水宣泄之区，根本没有什么人承粮管业，等于是无主公地，如果筑上一道堤，襄水大涨时，没有出路，必致泛滥成灾，汉阳三镇的老百姓，岂不大受其害？

    李光昭何尝不明白这番道理，但为了对洋人有所交代，仰起脸大打官腔，非要筑堤不可，当时几乎动武，还是洋人劝架，才不曾打得头破血流。而李光昭的这些近乎苦肉计的做作，吴传灏当然不会了解，只觉得此人不可埋喻，唯有控之于官，于是由汉阳县到汉阳府，再从汉黄德道告到巡抚、藩司、臬司“三大宪”那里，无不贴出煌煌告示，严禁筑堤，以保民生。

    “我们大清国是有国法的，”李光昭对洋人说，“朝廷是讲道理的，地方官吏一定敷衍地方士绅。不要紧，我到京里去告，非把官司打胜了不可。”

    李光昭就此借“京控”为名，摆脱了洋人的羁衅，也是他如何到了京师的来龙去脉。贵宝一听，倒抽一口冷气，不过内务府的人做事，向来顾前不顾后，所以贵宝转念一想，这个李光昭倒有些本事，且听听下文再说。

    “李光昭是早就打听好了的，知道洋人已经认倒霉回了国，才敢回汉口。”成麟又说，“在路上他印了一张衔条：‘奉旨采运圆明园木植李’，又做了两面旗子，要在船上挂出来。我看这样子要出事，把当年小安子让丁宫保砍了脑袋的事一说，才算把他拦祝这个人的花样真多，胆也真大，跟洋人极熟，也许闯得出什么名堂来。”

    事多话长，成麟讲得又不甚有条理，因此贵宝一时颇感茫然，但最后这句话却是很清楚，成麟见闻所及，对李光昭的信心未失。但何以前面又说得他那样不堪？前后对照，成麟到底是什么意思，倒要问他一问。

    “到汉口一打听，木植如果现伐，得三年才能出山。”成麟未待贵宝开口，先就讲他回京的原因：“李光昭跟我说，不如到香港买洋木。到了香港，跟一个洋商定了三万二千尺洋木，就是我带回来的样子，李光昭付了定洋，说要两下凑钱，我特地赶回京来筹款。贵大爷，”老实的成麟以一种十分难看奇异的表情说，“为了补缺，我也顾不得了，我能凑多少就买多少洋木，作为我的报效，那时要贵大爷作主，别埋没了我的苦心。若是我叫李光昭骗了，也要请贵大爷替我伸冤。”

    贵宝一听这话，只觉得他可怜，便安慰他说：“不致于那样！你的辛苦，上头都知道，小心谨慎去办吧！”

    得了这两句微带嘉许的话，成麟的勇气又鼓了起来。便下了个帖子，约请了几个至亲好友，在西河沿的龙源楼便酌，预备请大家帮忙，凑一笔整款借给他去报效木植，好补上笔帖式的实缺。

    约的是下午五点钟，一到那里，发觉情形有异，两三个便衣壮汉，在门口靠柜台站着，双目灼灼，只是注意进出的食客。接着澂贝勒到了，直接上楼，有个壮汉便拦着成麟，不许他踏上楼梯，成麟越觉困惑。

    一样地，楼上伺候靠东雅座的跑堂也大惑不解，澂贝勒他是认得的，却不知另一个华服少年是谁？看澂贝勒弯腰耳语，似乎此人来头不校正在张望得起劲，那位贵客随带的俊仆，一扭脸发现了跑堂，立刻就把眼一瞪，其势汹汹地奔了过去。

    “你懂规矩不懂？”他将跑堂的往外一推，低声喝问。

    跑堂的偷窥顾客的动静，是饭馆里的大忌，那人自知理屈，赶紧陪笑哈腰地道歉：“二爷别生气！是我看得刚才进来的那位大爷眼熟……。”

    “什么眼熟眼生的！”他抢着说道，“你这儿如果打算要这个主顾，就少噜苏。拿帐来！”

    跑堂答应着到柜上算了帐，用个小纸片写个银码，回到楼上，只见那俊仆还在等着，便请教“主家”尊姓，以便挂帐。那俊仆摇摇头付了现银。跑堂的再三说好话不肯收。那是京里的风俗，非得这样才能拉住主顾，主顾虽持付现，便是看不起那家饭馆，不屑往来之意。

    所以跑堂的相当着急，以为真是为了刚才的行动失检，得罪了贵客。

    就这一个要给银子，一个不肯收的当儿，只见澂贝勒已陪着华服少年出了雅座，俊仆随即跟在后面，一引一从，径自下楼。龙源楼门前停着一辆极其华丽的后档车，等华服少年上了车，澂贝勒亲自跨辕，丝鞭扬处，绝尘而去，惹得路人无不侧目。

    到这时候，那些壮汉才扬长而去，成麟亦方得上楼，心里只是猜疑，估不透那华服少年是谁？倒把自己的正事都忘掉了。

    他来得太早了些，虽经此耽搁，客人尚还一个未到，跑堂的沏上茶来，成麟便跟他闲聊，问起华服少年。由于他是熟客，跑堂的掀开门帘，看清没有人偷听，才凑到他身边，用极低的声音说道：“我跟你老说了吧，你老可千万放在肚子里。

    那位十八九岁，长得极清秀的小爷，是当今皇上。”成麟吓一大跳，“你别胡说！那有个皇上下馆子吃饭的？”话是这么说，他也并不是坚决不信，因为想到澂贝勒已加了郡王衔，而竟替那人跨辕，则身分的尊贵，起码是个亲王，如今那有这么一个皇子？

    “一点都不假。”那跑堂又说：“是鸿胪寺的立五爷说的。立五爷还在西头那间雅座，他常在宫里当差，不知见过皇上多少回，错不了！”

    成麟舒了口气，心里异常好奇，看样子是不假，但皇上溜出宫来，微服私行，总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看他还似不信，跑堂的便又举证：“宣德楼的那段新闻，你老总该知道？”

    “宣德楼出了什么新闻？”成麟问道：“我去年出京，这两天刚回来，一点都不知道。”

    “那就怪不得了！”跑堂的说，“翰林院的张老爷、王老爷，在那儿遇见了皇上，皇上还让王老爷唱了一段白门楼，夸他赛似活吕布。一过了年都升了官了。”

    愈说愈奇，也愈教成麟不能相信，然而无法再往下追问，因为他所请的客人，已陆续来赴约了。

    这些客人包括成麟的表兄巴颜和在内，听得成麟相邀，当他跟李光昭出京，大功已成，设宴庆贺，所以一见面纷纷道贺。越是恭维得好听，成麟心里越难过，也越着急，因为借钱的话，更难出口了。

    好不容易，成麟才把话引入正题，说是自己也打算买一批洋木报效，希望大家先凑一笔钱出来。

    “老三，”巴颜和不等他毕其词，就性急地问，“那李知府不是说，能凑十几万银子买洋木吗？”

    “不错！”成麟赶紧接口，“不过他是他的，我是我的。”

    “这话就不对了！”巴颜和疑云大起，“当初原是这么说的，一起出京办木植，他出钱，你出力，将来劳绩的保案上去，优叙大家有分，只要他补上了实缺知府，你起码也能补上一个九品笔帖式，何用你花钱报效？”

    这话把成麟问得张口结舌，原形毕露。于是有人敷衍着说：“成三哥犯不上花这钱。即使真要报效，等李知府的木植运到，匀出多少，归你的名下，该多少价款，我们想法子凑了还他。”

    成麟心里有数，这还是人家顾他面子的说法，倘不知趣，再说下去，就要盘诘李光昭的底细，会弄得很难堪。所以装作很感激地拱手说道：“这样也很好。到时候真要那么办，我再请各位帮忙。”

    这顿饭，在客人自是吃得索然寡味，做主人的则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官梦震醒，而且还得应付巴颜和的索债：他经手替李光昭代借的五百两银子。

    这里所谋成空，李光昭却还在广州盼望。看看资斧不继，后路茫茫，一不做，二不休，悄悄在广州置办了动用物品，带着他那名十分玲珑的跟班，名叫李贵的到了香港。

    一到就住进香港最大的得利客栈，包了两间房，一间作卧室，一间作起坐，房门上贴出一条梅红长笺，大书“钦派圆明园工程监督李寓”，命李贵在跟别人谈到他时，称为“钦差”。又弄了几口大皮箱，里面不知道装的什么东西，外面贴着“奉旨采办圆明园木植李”的衔条，放在起坐间里，进门客人，一望而知。同时雇了一顶绿呢大轿，每天穿起公服，戴一副大墨晶眼镜，招摇过市。

    这一下，立刻便有人来兜生意，因为两广总督衙门和粤海关有圆明园工的“传办事件”，是香港商场都知道的，所以都不疑李光昭假冒。谈生意照例先拜会，后邀宴，有此一番酬酢，才讲到正题，李光昭便天高皇帝远地大吹特吹，提到木植，说是既买洋木，便得跟洋商直接打交道，免得中间剥削。别人不知道他是骗惯了洋商的，都当他精明能干，便真的替他找洋商的路子。

    结果找到一个法国人，名叫安奇，一谈之下，十分契合。李光昭决定买三万尺的洋木，谈好价钱，要付定金的时候，李光昭连连冷笑，说是象这样的生意，只有买主先孝敬经手人的，如何先要定金？大清皇帝买洋木，还怕少了他的价款？等木植运到天津，验明货样，自然照价发款，内务府办事的规制一向如此。

    于是签了约。自然，安奇有安奇的打算。

    安奇在中国已有多年，但运气不好，经商迭遇风险，在广州和香港，欠下了好些债，能有这笔大生意，可以一苏涸辙，所以格外迁就。至于李光昭的来历，他虽也怀疑，却认为不致遭受任何损失，因为他对中国的官场，极其了解，天津教案发生时，曾亲历其境，看透了中国人办洋务，只讲保住虚面子，暗地里多大的亏都肯吃的。如今李光昭所签的约，有“圆明园李监督代表大清皇帝立约”字样，果然属实，则等货到天津，一经验收，不怕拿不到钱，倘或假冒，则可请求领事提出交涉，一口咬定大清皇帝悔约。他深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是最会做官的，必不肯为了上十万银子，闹出大清皇帝悔约的纠纷，贻笑列国，颜面不保。

    在李光昭，也有一个如意算盘。他在广州的时候，已经知道圆明园工程欲罢不能，而最困难的是，缺乏木料，慈禧太后万寿期近，需求甚亟，只要有一船洋木到了天津，不怕内务府的人不听自己的话。他预备这样说：洋木总值是三十万，自己答应过报效十万银子，扣除以外，应找二十万两。付掉安奇的价款，起码还能多十万银子。拿这笔钱在吏部加捐一个“大花椽”，把没有“部照”的候选知府，弄成个真的，等奖叙的旨意下来，再打点打点，搞个“不论双单月”，遇缺尽先补的名堂，然后走路子指明分发到湖北，那就扬眉吐气了。

    两个人各有打算，彼此凑合，签下了一纸英文的合同。安奇认为照商场的惯例，不付定金，合同无效，坚持要“意思，意思”，那怕一块钱都行。李光昭倒也慷慨，付了十块银光闪亮的墨西哥鹰洋。

    合同很简单，口头谈得详细。安奇表示他在小吕宋有人替他办货，由香港打电报到加尔各答，再由伦敦转到小吕宋，至多半个月工夫，货色就可运到香港，然后一起随船到天津，交货领价。

    这笔交易一做，李光昭成了香港商场上的知名人物，有人想做内务府的生意；有人想捐官；有人为打官司准备“京控”要找路子，都来拜托。李光昭来者不拒，无不拍胸保证，一定帮忙。于是有人为他惠客栈的帐，有人送“程仪”，真有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之乐。

    那知乐极生悲，就在洋木将到香港的前一天，安奇喝酒大醉，在九龙到香港的渡船上，失足落海，等捞救上船，已经一命呜呼，债主闻讯齐集，分掉了那一船洋木。

    李光昭得到信息，大惊失色，赶到安奇的洋行里去打听，得知大家分配洋木抵偿债务的经过，还想挽救，劝安奇的债主们，仍旧把洋木运到天津，照约行事，保证所得到的现款，比此刻瓜分木料来得划算。无奈合同的一方已经亡故，契约责任，自然归于消灭，倘或出了纠纷，打官司不能传安奇到案，必输无疑。所以任令李光昭说得舌敝唇焦，大家只是摇头不允。

    这一下害得李光昭进退维谷，大为狼狈。绕室徘徊了一夜，终于恍然大悟，“安奇死了，还有别人。洋商不曾死绝，何妨照样再来一次！”他欣喜地自语着，“对！就是这么办。”

    这一次找到的也是一个法商，名叫勃威利，洋行设在福州，因而谈妥了便到福州去签约。

    勃威利专门经营木材，在中国的业务，委托福州美商旗昌洋行代理，所以这张合同，亦由旗昌洋行出面代订，勃威利连带签署负责。合同中载明订购洋木三船，共计三万五千英尺，连运费在内，每尺银圆一元五角五分，总计五万四千二百五十元，在三十天内运到天津，立即验收给价，每船每迟延一日，津贴泊船费用五十元。至于定金，照安奇的成例，只付了十块鹰洋。

    办好手续，李光昭携带英文合约和木样，坐海轮北上，一到天津，先禀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根据内务府奏准的原案，请求饬令天津海关，免税放行，一面向内务府呈报，说是“亲自航海，运来大木，将抵天津大沽，请派员点收”，同时附呈木样。至于木植数量价格，李光昭因为京中官员不懂英尺大小，也不晓得洋木价格，索性滥报，说第一船洋木共有五万五千五百余洋尺，总值三十万两。

    正好，两广总督瑞麟，亦专差解到一批洋木的木样，摆在内务府内，看着能否合用，如果合用，“即行购买运解”，内务府的官员，拿李光昭的木样，放在一起验看，认为统通合用，分呈奏报皇帝“请旨”。

    对广东的处置，比较简单，只是说明情形，请旨饬令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迅速购办，解运进京。关于李光昭的那一部分，却有些疑问，因为有懂洋木行情的，说洋尺比中国的“三元尺”来得小，而五万五千多洋尺的木植，也不须三十万银子。因此，内务府大臣决定请旨“饬下直督，就近派员，按李光昭所禀根件数目尺寸，验收造册咨送臣衙门，一面由该督迅速设法，运赴圆明园工程处查收，再由臣等查验，是否与所报相符，核实估计价值，奏明请旨，格外恩施，以昭激励。”

    这样做法，另有深意，首先是一笔运费，着落在李鸿章身上，不管他将来如何报销，内务府可以不必花钱。再是在李光昭身上留下一个伏笔，就凭“核实估计价值”这句话，就有许多好处。

    皇帝自然“依议”。于是内务府抄录原奏及李光昭的原呈，办公文咨请直隶总督衙门照办。经此周折，已是一个月过去，勃威利运到天津的第一船洋木，已经在码头上停泊了二十天，而且洋商跟勃威利已经发生纠纷了。

    在福州，李光昭可以吹得天花乱坠，一到天津，不见码头上有任何官员，来照料这批由大清皇帝派人代表立约订购的木料，押运的洋商，便起疑心。催着李光昭收货给价，李光昭只是支吾敷衍，几天以后，连他的人影子都见不到了，于是向美国驻天津领事署申诉，提出交涉。

    就在这时候，神武门出了一个乱子，皇帝微服游幸，日暮归来，拉车的一匹马不知怎么受了惊吓，由神武门狂奔入宫，直到景运门，才经守卫宫门的护军拦祝这件事被当作新闻一传，皇帝的荒唐行径，连带地也播传人口了。李鸿藻忍无可忍，决定犯颜直谏，而造膝密陈，因为体制攸关，毕竟不能畅所欲言，所以亲自缮了一通密折，当面递给皇帝。

    李鸿藻跟皇帝是师生的情谊，十三年来，除却母丧守制那三年，几于无日不见。所以皇帝的性情如何，只有他最了解。外和而内刚，好面子，重感情，秉性又极其机敏，谏劝之道，只有相机开陈，或者取瑟而歌，暗中譬喻。这年会试，李鸿藻以副主考入闱，第三场文题：“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以及试贴诗，“赋得无逸图，得勤字五言八韵”的题目，就出于他所拟，而意在讽劝。此刻所上的密折，措词仍是浅明而宛转。首先引用上年皇帝亲政，两宫太后在养心殿召见亲贵大臣，面谕辅助皇帝，知无不言的训谕，作为建言的根据，接着便“沥陈愚悃”，说的是：“伏思皇上亲政以来，一年有余矣！刻下之要务，不可不亟讲求者，仍不外读书、勤政二端，敢为我皇上敬陈之：前数年皇上日御弘德殿读书，心志专一，经史记诵甚熟，读书看折，孜孜讨究，论诗楷法，亦日见精进；近则工夫间断，每月书房不过数次，且时刻匆促，更难有所裨益，不几有读书之名，而无读书之实乎？夫学问与政事相为表里，于学问多一分讲求，即于政事多一分识见，二者诚不可偏废也。伏愿我皇上懔遵皇太后懿旨，每日办事之后，仍到书房，计真讨论，取从前已读已讲之书，逐日温习，以思其理；未读未讲之书，从容考究，以扩其识，诗论必求其精通，字画必求其端整。沉心静气，涵养圣德，久而久之，自受益无穷矣。皇上亲政之初，凡仰蒙召对者，莫不谓天禀聪明，清问周至，钦佩同深，气象为之一振。迩来各部院值日诸臣，未蒙召见，人心又渐懈矣！咸丰年间，文宗显皇帝每日召见多至八九起，诚以中外利弊，非博采旁咨，无以得其详细也。若每见不过一二人，每人泛问三数语，则人才之贤否，政事之得失，何由得悉乎？夫臣下之趋向，视朝廷为转移，皇上办事早，则诸臣莫敢不早；皇上办事细，则诸臣莫敢不细！不如是则相率偷安，苟且塞责，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伏愿我皇上仰法祖宗定制，辨色视朝，虚心听言，实事求是；于披览章奏之际，必求明其所以然，则事理无不贯通矣。而又勤求法制，屏无益之游观；轸念时艰，省无名之兴作。”

    通篇文章，要紧的就是最后这两句话，但摆在数百言论读书勤政之道以后，文字就显得不够力量。皇帝看完，不以为忤，却也没有摆在心上。

    李鸿藻则是一心盼望着，皇帝会虚己以听，或者召见，或者见诸行动，有改悔的迹象，结果什么都没有！自然大感失望。他所听到的是许多流言，其中最离奇的一说是，皇帝曾出现在陕西巷，韩家潭一带，那里是有名的“八大胡同”，犹如唐朝长安的平康坊，“苏帮”的“清吟小班”集中之区，岂是万乘天子所能驻驾的地方？因此，李鸿藻说什么也不能相信。然而惊疑莫释，只好去请教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荣禄，跟李鸿藻是至交，他由工部侍郎调任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但始终是醇王手下的一员“大将”，负着保护京师的重任。

    “有这回事。”荣禄对李鸿藻无所顾忌，直言相告，“不但到了八大胡同，还有下三滥的地方。”

    李鸿藻大惊失色，话都说不俐落了：“那，那是什么地方？”

    言语便给的荣禄，迟疑未答，因为一则李鸿藻不会知道那些地方，解释不明白，再则亦真不忍言！想了想，这样答道：“四哥，你就甭问了！”

    李鸿藻心如刀绞，坐在那里，半晌作声不得，思潮激荡之下，挤出一句话来：“怎么跑到那些地方去了呢？”

    “不能老逛八大胡同啊！”荣禄答道：“清吟小班是内务府那班阔大爷的天下，多在内廷当过差，全都认得，撞见了怎么办？”

    “你遇见过没有？”

    “没有。”荣禄答道：“我也不敢！四哥，你想，真要遇见了，我怎么办？只有暗中保护，不敢露一点儿痕迹。”

    “唉！”李鸿藻长叹一声，不知不觉地滚出来两滴眼泪。

    “园工非停不可了！”荣禄面色凝重地说，“日本人居心叵测，如果不免一战，军费就很为难，那经得住再兴大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