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应该要数印度次大陆以及克什米尔控制线。

    ——美国总统克林顿前往印巴进行外交访问之前的演讲

    法蒂玛．巴图尔还记得第一次听到那“轰”的爆炸声从印度炮兵阵地传来的情景；她也记得炮弹从蓝天落下时的呼啸声；她更记得在田里收割燕麦的姐姐阿米娜和自己，在第一声爆炸响起时面面相觑的神情。

    她们居住的布罗尔摩村位于古尔托瑞河谷，在边界另一边印度士兵的随身地图上，属于“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在此之前，这里从来没发生过新鲜事——至少对10岁的法蒂玛来说是如此。天空中传来了她们从没听过的呼啸声，她在姐姐脸上看到了和自己一样的惊讶神情，

    “这是什么东西?”

    第一批155毫米榴弹落下之后，法蒂玛选择尽可能遗忘一切。记忆中的影像就像烧红的火炭，炙热得根本无法碰触。躺在麦田里的尸体，残骸，震天的轰响，呼啸，爆炸——一切都太快，太近，最后汇聚成一股尖叫。

    阿米娜急急抓住法蒂玛的手，加入四处惊恐奔逃的村民中间，用最快的速度——虽然永远都不够快——奔向能遮蔽天空的洞穴。

    在避难所的黑暗之中，法蒂玛不记得(或是不想记得)阿米娜为什么又回到了爆炸声中。她想，姐姐是回去带小孩子们进来——那是阿米娜的个性。至于那颗正落在洞口的炮弹，法蒂玛却一点儿记忆都没有。她唯一能说的，是在那颗炮弹爆炸之后，姐姐的灵魂完全破碎了，她们两人的命运也永远改变了。

    1999年5月27日，蒙大拿的午夜时分，摩顿森在地下室里焦急地翻阅着各国通讯社的新闻，想了解在克什米尔突然蔓延的战乱细节。

    大英帝国最后一位驻印度总督蒙巴顿伯爵随手划下的边界线，像是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摩顿森焦急地给巴基斯坦军队中的朋友打电话，那边传来的消息让他更加无法人眠：成千上万的难民徒步越过高山隘口往斯卡都前进，他们筋疲力竭，夹带着很多伤员，急需人道救助，但巴尔蒂斯坦地区却无法提供他们需要的基本保障。摩顿森无法再从墙边的书堆中寻找答案，他要找的答案在巴基斯坦。

    摩顿森订了机票。

    吉普车朝巴尔蒂斯坦的方向稳稳爬升，摩顿森忍不住感叹，六月的代奥赛高原真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群山之间的高山草甸，满目都是大片大片的紫色羽扇豆，还有成群的巨角岩羊悠游自在地看着车辆经过。摩顿森眺望着南伽峰的鲁帕尔岩壁，那是全世界最大的连续岩壁，让曾经爱好攀登的他几乎挪不开视线。

    侯赛因、阿波、费瑟都到伊斯兰堡机场迎接摩顿森。阿波说服摩顿森改走这条穿越代奥赛山脉的新路线，因为喀喇昆仑公路已经挤满了军用补给车辆，以及载满殉难士兵遗体的卡车。

    摩顿森本以为在这条平均海拔四千多米，紧临印度边界的高原公路上，他们的吉普会是唯一的车辆。然而一路上，公路两边都行驶着一列列塔利班的丰田卡车，无论正前往卡吉尔还是刚从那边回来，都载满了头戴黑巾蓄着胡须的士兵。往东北去的士兵们，会车时总是挥舞着手中的苏制冲锋枪和火箭炮；往西南方向走的伤兵们，则骄傲地举着扎满绷带的手。

    “阿波!”摩顿森用力喊着，企图压过车子的引擎声，“你以前见过这么多塔利班战士吗?”

    “这些‘卡布里斯’一直都会来。”阿波说的词是“外地人”的意思，带有轻蔑之意，因为他觉得正是这些人把暴力带进了巴尔蒂斯坦。“但从来没有这么多。他们一定是在赶路，”他嚼着摩顿森从蒙大拿带来的哥本哈根烟草，对着车窗外吐了一大口唾沫，“赶着去当烈士。”

    他们抵达斯卡都时，整个城镇都陷在战争的狂热中。从前线来的贝德福德卡车载着盖有巴基斯坦国旗的棺木，辘辘驶进城里，空中则盘旋着数目惊人的深绿色直升机，摩顿森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象。四处流浪的勾扎尔牧羊人安抚着被来往军车吓慌的羊群，领着它们走上去往印巴边境的漫长旅程——去充当士兵们的食物。

    印度饭店门口停着两部镶有沙特阿拉伯浅蓝色车牌的黑色丰田卡车，车门印着模糊的“冲浪”字样。这两部车的车尾伸进了车道，挡住了来往吉普车的路，但没有司机敢按喇叭抗议。摩顿森跟帕尔维和他弟弟纳兹尔见面拥抱时，从两人肩膀上方望过去，看见两个大胡子男子在另一张长桌边喝茶，他们身上的衣服也和摩顿森的一样沾满尘土。

    “那个块头很大的家伙抬头看到我，说了声‘茶’，然后就招手示意我过去。”摩顿森回忆道，“我估计他大概五十多岁，身高至少有两米，这让我很惊讶，我还以为自己是巴尔蒂斯坦地区最高的人。他有amp;#8222;amp;#8222;该怎么说呢，有个双下巴，还有一个大肚子，绝对不可能自己徒步爬上海拔五千米的山路，所以我想他一定是个军官。”

    帕尔维把背对着那两个人，对摩顿森挑了挑眉，表示警告。

    “我知道。”摩顿森走向那两名男子。他和那个大块头以及他的同伴分别握了手。大块头的同伴胡子乱糟糟的，几乎长到了前臂和腰际，捆扎起来像根风干的木头。摩顿森走近时，看见两人脚边的地板上放着上好油的AK—47步枪。

    “佩赫依尔拉吉。”男子用帕施图语说，“欢迎。”

    “赫依尔欧塞。”摩顿森也用帕施图语回答，以表达他的尊敬。自从在瓦济里斯坦被关了八天后，他就开始学习帕施图语。

    “肯那斯泰尔!”指挥官下了命令，“坐!”摩顿森照做，然后换回熟悉的乌尔都语，以免自己说错话。为了防止代奥赛高原上的风尘灌进嘴里，摩顿森戴着沙特阿拉伯的传统方格子头巾，就像阿拉法特戴的那种。但这两个人以为摩顿森戴头巾是为了表明政治立场，所以才请他喝茶。

    “大块头率先自我介绍，说他叫古尔·穆罕默德。”摩顿森回忆，“然后问我是不是美国人。我想他们迟早也会知道，所以告诉他们自己的确是美国人。”摩顿森用几乎难以察觉的方式，对着保镖费瑟·贝格点了点头。贝格离桌子只有几步远，正保持着高度警惕，见摩顿森点头，就退回阿波和帕尔维那一桌坐下。

    魁梧的古尔把手赞赏地放在摩顿森肩上，浓重的体味儿和烤羊肉气味儿对着摩顿森袭来。“你是个军人。”古尔说，他用了肯定句而不是询问的语气。

    “曾经是。”摩顿森回答，“但那是很久以前。现在我的工作是帮孩子们盖学校。”

    “你认识萨姆埃尔·史密斯中校吗?德州渥斯堡来的?”另一个男子开口问，“他也是美国军人，我们在巴尔达克像捏虫子一样，把苏联人打得落花流水。”他一边说，一边用力扭踩着战斗短靴。

    “对不起，”摩顿森说，“美国很大。”

    “又大又强。不过在阿富汗，我们有安拉的保佑。”古尔咧着嘴笑。摩顿森问他们是不是刚从前线回来，古尔·穆罕默德就开始描述他在当地看到的情况。他说对抗印度的圣战士英勇战斗，但自从印度空军学会从高空投掷炸弹击毁导弹发射架后，死守山顶的战士们就死伤惨重。

    “还有他们的无后坐力炮很厉害。”古尔解释。两名男子进一步打听摩顿森的工作，得知摩顿森的协会曾为白沙瓦的阿富汗难民提供教育，赞同地点了点头。古尔说他居住的达瑞里河谷也需要一所学校。

    “我们河谷相当需要学校。”古尔说。“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回去，在那里盖个十所二十所的学校?甚至是让女孩子上学，没有问题。”摩顿森跟他解释，中亚协会的预算有限，而且建校计划都要事先经过理事会核准。他答应在下一次理事会议上提议在达瑞里河谷建学校。

    晚上九点不到，印度饭店的大厅里仍然弥漫着紧张气氛，摩顿森却开始觉得眼皮发沉。跨越代奥赛高原的旅程中，他基本没睡。两位普什图族军官十分客气，问摩顿森要不要睡在他们的房间。由于帕尔维已经帮摩顿森订好了客房，摩顿森谢过他们的好意，把手放在心口致意，然后鞠躬离去。

    回房间的路上，一个满头红发、蓝眼凸出的瘦小男子从厨房里冲出来，紧抓住摩顿森的衣袖。那是阿迦·阿哈玛。阿迦在饭店厨房负责打杂搬垃圾，脑子不是很健全，他刚才一直从厨房的门缝偷看大厅的情况。“葛瑞格医生!”阿迦嘴角冒着白沫，惊恐的声音大到整间饭店都听得见，

    “是塔利班!”

    “我知道。”摩顿森微笑着回答，然后拖着疲惫的脚步回房睡觉。

    第二天早晨，萨耶·阿巴斯亲自到饭店来见摩顿森，摩顿森从来没见过他那么沮丧。阿巴斯平时总是保持严肃的神情，说话时不紧不慢地斟酌适当的用词，但今天早上，他的话却像急流一般，涌出来就再也收不住。这场战争对古尔托瑞的平民是一场浩劫。没有人知道导弹和炮弹造成了多少村民死伤，但抵达斯卡都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两千，而且还有几千名正躲在战区的洞穴里，等到情况稍微缓和就会逃亡过来。

    萨耶．阿巴斯说他跟巴基斯坦北部政府，还有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都提出过援助申请，但地方政府说他们没有资源处理这样的危机，而联合国则说他们无法协助古尔托瑞的难民，因为他们并没有跨过国界。

    “他们需要什么?”摩顿森问。

    “什么都需要。”阿巴斯说，“最首要的是饮水。”

    萨耶．阿巴斯用车把摩顿森、阿波、帕尔维载到斯卡都西郊的难民营，这里已经搭满了破旧褪色的帆布帐篷，一直延伸到机场附近的沙丘。巴基斯坦空军的幻影战机在空中盘旋，机场周围布满了高射机枪阵地，枪手们仔细地监视着飞机上涂装的花纹。难民们只能在无人居住的沙丘中间安身，自然没有水源，而且这里离印度河至少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摩顿森的头阵阵抽痛，一方面是因为沙丘反射的阳光太热太毒，更重要的是，眼前的任务实在太艰巨。

    “怎样才能把水带到这里来?”他问，“这里离水源太远了。”

    “我知道伊朗有一种项目，”萨耶·阿巴斯说，“叫做‘上水工程’。我们得挖很深很深，找到地下水，然后用水泵把水抽上来。有安拉的协助，这是有可能的。”

    阿巴斯奔过沙丘，黑袍在风中飘动，指着他认为可能有地下水的地方。“我希望误解穆斯林的西方人能看到萨耶·阿巴斯那天的行动。”摩顿森后来回忆，“他们会看到大部分真正实践伊斯兰教诲的人，即使是像萨耶·阿巴斯这样的保守毛拉，都相信和平与正义，而不是恐怖主义。犹太律法和《圣经》都教导我们关心不幸的人，《古兰经》也教诲所有穆斯林，要优先照顾孤儿寡妇及难民。”

    整座帐篷城乍看之下如同荒废了一般，难民都在帐篷里躲避太阳。阿波忙着拜访一问又一间的帐篷，记录他们急需的生活补给品。摩顿森、帕尔维和阿巴斯站在难民营中间的空地上，讨论上水工程的具体细节。如果中亚协会同意购买水管和水泵，帕尔维相信他能说服斯卡都公共工程部的主任，把挖掘用的机械设备借给他们。

    “现在这里住了多少人?”摩顿森问。

    “现在只有一千五百人多一点。”阿巴斯回答，“大部分都是男人，他们先到这里找工作，安顿下来，然后就会把家里的女人和小孩儿接过来。几个月之内，难民人数可能会增加到四五千人。”

    阿波拉扎克从帐篷里钻出来跑向他们。这位老厨师辛苦了一辈子，无论要喂饱多庞大的登山队伍，他眼里都满含着笑意，仿佛任务轻而易举。但此时他脸上的神情却是不寻常的严肃，紧闭的嘴角像花岗岩一样凝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葛瑞格医生，说得够多了。你不跟这些人谈谈，怎么会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布罗尔摩村的毛拉古尔扎戴着无边帽坐在帐篷里，阿波领着摩顿森进来时，他挣扎着移动双脚，好挪出空间让客人坐下。他握着摩顿森的手，很抱歉没法请客人喝茶——因为什么器具都没有。大家盘腿坐在铺着桌布的地上(这是为了隔绝沙地的热量)，阿波催促毛拉把他的故事告诉大家。

    蓝色的帆布挡不住强烈的阳光，光线反射在古尔扎的大号眼镜片上。摩顿森感觉像在聆听一位戴着不透光蓝镜片的盲人说话，心里有一种不安。

    “我们并不想到这里来。”古尔扎捻着胡子说，“布罗尔摩是个好地方，或者说曾经是个好地方。我们尽可能想留在那里，白天躲在洞里，晚上在田里工作。如果我们是在白天工作，没有一个人能活到今天，炮弹实在太多了。可是最后，所有灌溉沟渠都被破坏，所有田地都被摧毁，所有的房子也都炸碎了。我们知道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家里的妇女和小孩儿都会死掉，所以我们翻山越岭走到斯卡都来。我已经不年轻了，这段路很辛苦。”

    “我们到斯卡都镇上后，军队叫我们来这里重建自己的家。”他继续说，“可这个地方都是沙子，所以我们决定回家。可是军队不准我们回去，他们说，你们没有家可以回了，都给炮弹炸碎了。但如果可以，我们还是想回去，因为这里根本无法生活。现在我们的女人和孩子很快就要跟过来了，我们要怎么跟她们说?”

    摩顿森用大手握住了老人的双手。“我们会帮你们和家人解决水源问题。”

    “我为此感谢全能的安拉。”毛拉说，“但水只是个开始。我们需要食物和药品，小孩也要受教育，因为现在这里是我们的家了。跟您要求这么多，我很羞愧，但我们的确没有办法。”

    年老的毛拉仰头朝天，反射在镜片上的亮光消失，摩顿森看到他的眼角湿了。

    “感谢您的好心让我们的祈祷应验，而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给不了您。”古尔扎抱歉地说，“甚至连杯茶都没有。”

    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第一项上水工程，在八个星期之后完工了。信守承诺的帕尔维说服了他的邻居，斯卡都公共工程部的主任。他除了同意免费借出他们挖土用的设备，还捐赠了计划需要的全部水管材料。军方也免费借给他们十二辆拖拉机，运输挖出的沙石。摩顿森一趟趟跑电信局，终于打通了旧金山的电话，申请花六千美元赞助这项计划，获得了理事会的批准。

    摩顿森从吉尔吉特订购了大功率水泵和本田发电机。在所有前布罗尔摩村民的努力下，他们建好了一座巨大的混凝土水塔，足以满足五千名难民的饮水需求。挖掘深度接近四十米的时候，他们找到了地下水源，把水抽上来灌满了水塔。难民们开始建造泥土房舍，准备把这片沙漠荒地变成新家。但是首先，妇女和孩子们得活着抵达斯卡都。

    法蒂玛·巴图尔躲在山洞里，两只眼睛哭得通红。而阿米娜，从来都对妹妹百般照顾的她，现在连自己都没法儿照顾好。阿米娜被弹片炸伤的情况并不严重，但那刺穿肌肤、深入心灵的伤痛却永远无法复原。那天炮弹在洞口附近爆炸，阿米娜只发出一声混杂着惊恐和痛苦的尖叫，就昏了过去，从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好几个炮火特别猛烈的清晨，妇女孩子们抱成一团躲在洞里，阿米娜全身发抖，像可怜的小动物一样发出哀求的呜咽声。这让法蒂玛心里更加难过。

    “躲在洞里的日子非常严酷。”法蒂玛的朋友娜尔吉兹·阿里回忆，“我们的村庄布罗尔摩是个美丽的地方，在印度河畔的山坡上，我们有杏桃树，甚至还有樱桃树。但是躲在洞里，我们只能偶尔往外看一两眼，看到那些树被炮弹炸飞。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每次炮弹掉下来的时候，我的亲戚们得赶快把我带进洞里。我不能到外面去，也不能照顾我们的牲畜，甚至去摘那些成熟的果实，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烂掉。每逢雨雪天，在洞里煮饭睡觉都很困难，但我们得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峡谷那头就是印度，暴露在空旷的地方非常危险。”娜尔吉兹说，她的叔叔哈瓦尔达·易卜拉辛回到炸碎的家中寻找补给品时，被炮弹击中了。

    “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我们都想赶快跑去救他，可是我们得一直等到晚上，确定没有炮弹会掉下来的时候，才能把叔叔抬进来。”娜尔吉兹回忆，“通常有人过世后，我们会帮他们清洗遗体，但叔叔的身体都被炸碎了，我们根本没办法帮他清洗，只能把他的身体尽量拼在一起，然后帮他穿上衣服。”

    留在布罗尔摩的少数男人开了会，然后对孩子们宣布，离开山洞的时候到了。他们得冒险走到外面，踏上漫长的逃亡之旅，因为继续躲在洞里根本活不下去。

    他们在残破的家园搜寻所有可用的东西，在午夜时分动身离开，先走到附近的一个村庄，那里离印度的炮兵阵地很远，他们觉得足够安全。那天早上，几个月来头一次，他们在户外看到了日出。但当他们开始生火准备烤“库尔拔”以便路上食用时，炮弹又从河谷高处朝他们飞来。

    “每当炮弹掉下来炸开的时候，阿米娜就会全身发抖，然后哭泣着倒在地上。”法蒂玛说，“那个地方没有洞穴，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拼命跑，我很羞愧，我实在太害怕了，就没拖上姐姐，只管自己逃命。我很害怕她会死掉，但是对姐姐来说，一个人留在那里或许比被炸着更恐怖，所以她也爬起来跟着人们一起跑。”

    整整三个星期，布罗尔摩的幸存者们一直往西北跋涉。“我们常常是走在动物走的山路上，从来没有人走过那些路。”法蒂玛说，“一旦炮弹开始往下掉，我们就只能丢下火上烤着的面包逃命，所以肚子非常饿。大人们砍野生植物当食物，我们就吃小野莓，虽然吃那些东西会肚子痛，但为了活下去，我们没别的选择。”

    历尽艰辛活下来的布罗尔摩村民们，抵达斯卡都时已经憔悴不堪。最后一批难民抵达后，军队把他们带到了他们的新家。在机场旁的沙丘地，法蒂玛和其他幸存者们开始学着忘记过去，重新开始——但这并不包括阿米娜·巴图尔。

    “当我们到达新的村子时，阿米娜倒下了，再也没爬起来。”法蒂玛说，“没人能让她活过来，尽管我们终于安全了，而且和父亲、叔叔重新团聚，还是没办法让她开心起来。几天之后她就死了。”

    1999年夏天，中亚协会在斯卡都机场附近的沙丘建起了“古尔托瑞难民营女子学校”。时隔五年，15岁的法蒂玛坐在五年级的教室里，在描述“卡吉尔冲突”的时候，她用白色的头巾把脸遮起来，想躲避那些让她痛苦的问题。

    14岁的娜尔吉兹·阿里接着往下说，说明自己为什么会坐在这间教室，坐在彩色的世界地图下面，坐在书桌前，拥有全新的笔记本、铅笔和削笔刀。这个让她们拥有学习机会的慈善机构，总部位于地图上她怎么找也找不到的地方——蒙大拿的波兹曼。

    “我们走了很久的路才来到这里，见到家人当然很高兴。”娜尔吉兹说，“但看到这个地方，我又害怕又担心。这里没有房子，没有树，没有清真寺，什么都没有。萨耶-阿巴斯带了一位外国人跟我们谈话，他说只要我们愿意努力，他会帮我们盖学校。结果他真的遵守了承诺。”

    难民营女子学校的五年级学生，大多是像法蒂玛和娜尔吉兹这样的孩子，她们平均年龄15岁，学习比别的孩子落后许多，因为她们是在离开家乡后才开始上学的。附近村庄的公立学校愿意接受大部分难民男孩儿入学，于是她们的兄弟每天往返两个小时去上课。但对于这129位古尔托瑞女孩儿来说，如果没有来到斯卡都，她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读书的机会。这所学校是她们穿过恐惧与逃难后，照亮黑暗的明灯。

    最近几年，部分难民决定回到古尔托瑞，中亚协会就帮他们在洞里建了两所学校，让学生们能够安全上课——每当印巴关系一紧张，炮弹又会从天上掉下来。娜尔吉兹和法蒂玛却决定留在这里，她们说，现在这里是她们的家了。

    在学校的沙地院子外面，整齐的土砖房一排排朝地平线方向延伸，有些还装着卫星天线。遮着房子的是一棵棵樱桃树，它们在曾经的沙丘上茁壮生长。“上水工程”提供的水源灌溉着这些树，让它们枝繁叶茂，奇迹般地在沙漠中开了花——就像那些放学回家，走在樱桃树下的女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