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任何事物扰乱你、吓倒你，一切都会过去。

    神不会改变，耐心能让你完成一切。

    ——德兰修女

    摆好两百张椅子所花的时间，比摩顿森预期的要久。大多时候，无论是在户外场地，在教堂还是学校，他准备演讲时总有人帮着布置会场。但今天他是要在明尼苏达州苹果谷的“运动先生”零售店里演讲，店员都在清点存货，准备圣诞节后的大促销，摩顿森只好一个人摆椅子。

    时间是6点45分，离活动开始还剩15分钟，椅子却只摆完了一半。他还需要把近百张折叠椅打开，排在展示卫星定位系统、高度计、雪崩信标的展柜跟羽绒睡袋架之间。他逼自己加快速度——像在科尔飞盖学校时一样——把椅子张开，一次摆好。

    摩顿森很快就满头大汗。从乔戈里峰回来后，他的体重迅速增加，所以他很不情愿脱下宽松的绿色运动服，因为屋里很快就会挤满体格健美的户外运动爱好者。7点2分，他终于摆完了最后一排椅子，连气都来不及喘，又快步在椅子间往返，把中亚协会的新闻通讯册放在每张椅子上面。每份小册子后头都订着捐款信封，收信地址是中亚协会在波兹曼的邮政信箱。

    这些信封可能带来的收获，支撑着摩顿森继续忍受无聊的幻灯片演讲。他最讨厌的事情不仅包括在众人面前讲话，还包括谈论自己。但由于中亚协会的财务状况越来越糟糕，摩顿森不在巴基斯坦的时候，几乎每星期都会做一场演讲，即使是最糟的夜晚(通常只有几百美元的捐款)，也能给巴基斯坦的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学习机会，所以他还是一次次地拖着行李箱前往机场。

    他再次检查刚用胶布修好的旧幻灯机，确定幻灯片转盘安放正确，又拍拍长裤口袋，确保当教鞭用的激光笔还在里面，然后转身面对听众。

    他面前是两百张空椅子。

    之前他在附近的大学校园贴了很多海报，也请地方报纸的编辑帮着宣传，还在一大清早的上班时段接受电台采访，摩顿森还以为今晚的活动会爆满。他颓然靠在自动充气垫展架旁，等着观众们到来。

    一位穿橙色防寒外套，银白长发编成发辫盘在头上的妇女走了进来。摩顿森冲她微笑，但她略带歉意地回避着，看了看一条茄色睡袋上的温标后，就抱着它到收银台去了。

    7点30分，他还是一个人对着两百张空椅子。

    一位店员通过店里的扩音器努力邀请着店里的顾客们，引导他们穿过展示架坐到椅子上。“各位，我们有位世界级的登山者，正要放映乔戈里峰的惊人幻灯片给大家看!来吧，一起来看看!”

    两位穿着绿色工作背心的销售员完成了盘点工作，坐到最后一排。

    “我该怎么办?”摩顿森问自己，“还是照计划开始吗?”

    “这跟爬乔戈里峰有关，对不对?”其中一个留胡子、戴银白色羊毛帽的年轻售货员问，他的金发从帽沿儿冒出来，整个脑袋看起来就像一盘爆米花。

    “有一部分是。”摩顿森回答。

    “好极了，老哥。”爆米花头说，“那就开始吧!”

    摩顿森首先放映乔戈里峰的照片，详细说明自己七年前失败的登顶经历，接着继续尴尬地放映中亚协会赞助的十八所学校的照片，特意在最近拍的照片上停留久一点——那两所位于古尔托瑞河谷山洞里的学校。

    当他放映一个月前摄于“古尔托瑞难民营女子学校”的照片时，摩顿森注意到一位专业人士模样的中年顾客靠在角落，研究旁边的多功能电子表。摩顿森停下来冲他微笑，男子坐了下来，专心看着投影屏。

    观众人数一下子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摩顿森兴奋得多讲了半个小时，仔细解释喀喇昆仑山区的孩子们面临的可怕的穷困，以及次年春天在巴基斯坦北部边境的建校计划。

    “和当地社区建立关系，让社区提供土地和人力，就能建起一所学校，教育几千个孩子，这一切只需要不到两万美元。这些钱是巴基斯坦政府公立学校建设费用的一半，是世界银行完成同样计划所需经费的五分之一。”

    那天晚上，摩顿森引述德兰修女的话作为结论，那是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我们要做的事也许只是落人大海中的一小滴水。”他对着三位听众微笑，“但如果没有那一小滴水，大海就会小许多。”

    摩顿森谢过掌声，虽然鼓掌的只有六只手，他还是为演讲终于结束而松了口气。他关上幻灯机，把空椅子上的小册子一本本收回来，两位店员也过来帮忙，还问了些问题。

    “你们在那里有没有什么志愿者计划?”爆米花头问，“我做过营建工作，我想，呃，到那里去帮忙钉几根钉子。”摩顿森解释，中亚协会的预算有限(“而且这阵子比从前更有限了。”他心想)，无法承担将义工送到巴基斯坦的费用。然后提供了几个在亚洲地区接受义工服务的非政府组织的资讯。爆米花头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十元美钞递给摩顿森。“我本打算在下班后去喝几杯啤酒的，”他说着，一边不安地挪动着双脚，“可是，你知道amp;#8222;amp;#8222;”

    “谢谢。”摩顿森诚恳地说。跟年轻人握完手，他把纸钞折好，放进信封里，又动手把最后几本小册子塞回行李袋。他扛着这行李袋飞越了半个美国，却只募到了十块钱。他叹了口气，现在又得把袋子扛回去了。在电子表展柜旁边最后一排的最后一张椅子上，摩顿森发现了一个从小册子背面撕下来的信封，里面是一张两万美元的支票。摩顿森并不是每周都会遭遇这样的冷场。在太平洋沿岸的美国西北部地区。当他的故事慢慢流传，渐为大众所知之后，户外运动界开始拥戴这位英雄。1999年2月，《俄勒冈人》报率先刊载了摩顿森的故事，户外专栏作家泰瑞·理察告诉他的读者们，这位昔日的登山者已经登上了另一座高峰，那远比攀登自然界的山峰更为艰难。

    “那个世界并不欢迎美国人，”泰瑞·理察写道，“除了葛瑞格‘摩顿森——一位家住蒙大拿的41岁的美国人，他的终生事业是在巴基斯坦的偏远地区建设学校。”

    理察向读者解释，援助远在半个地球之外的地区，对一个美国人的生活，有远比普通人所想的更深远的影响。他引用摩顿森的话说：“我们在当地增加识字率，可以缓解他们跟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

    《旧金山观察家》报旅游专栏的作家约翰·弗林也介绍了摩顿森非凡的人生故事，他在结论部分写道：“下次我们再问自己，一个人究竟能够改变什么?他的故事值得我们重新思考这个答案。”那个冬天，摩顿森在波特兰和旧金山的演讲场场爆满，主办方不得不拒绝几百位热心的听众人场。

    在千禧年之前，摩顿森和他的中亚协会已经成了美国登山界许多精英人士聚会的理由。摩顿森的邻居兼好友艾力克斯·罗威，在希夏邦马峰因雪崩不幸遇难前，或许堪称全球最受尊敬的登山家。他在蒙大拿的募捐活动中这样介绍摩顿森：“当我们大部分人还在寻找新的攀登路线时，葛瑞格已经一个人悄悄转向了更高的山峰。凭着毅力和决心，他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他所攀登的高峰，是我们每个人都该去尝试的。”

    罗威的话引发了整个登山界的强烈反响。“我们当中许多人只会空口去说，说想帮助别人，摩顿森却是脚踏实地去做。”这是著名登山家杰克．塔科的话。他捐了两万美元，协助中亚协会在希格尔上游河谷修建加法拉巴德女子学校。

    摩顿森受到巴基斯坦人的爱戴，在登山界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赞扬，但与此同时，跟他一起工作的人对他却没那么满意。

    如果摩顿森不在巴基斯坦的山路上奔波，不用拖着行李在美国各地演讲，他最多的时间是花在地下室，在书堆和电话之中度过。

    “即使他在家，我们也常常一连几个星期听不到他的消息。”中亚协会前任理事长汤姆。佛汉说，“他从不回电话或邮件。理事会曾经讨论过，要葛瑞格解释他的时间花在了哪里，但我们都知道那行不通，葛瑞格只做他想做的事。”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训练几个人成为葛瑞格的分身。”吉恩·霍尔尼的遗孀珍妮弗‘威尔森说，“一些葛瑞格可以把工作交代给他们的人。但是他不肯，他说没钱租办公室聘员工，结果每当他一头栽进一个计划时，就顾不了另一个了。这也是后来我远离中亚协会的原因。他做了很多，但我觉得如果葛瑞格能把中亚协会管理好，他就能做得更多。”

    “说句实话，”汤姆-佛汉说，“中亚协会就是葛瑞格。我不介意为他想做的任何事情盖章，但假如没有葛瑞格，中亚协会就完蛋了。他在世界另一边所冒的风险我了解，那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但是他从不好好照顾自己，这让我越来越生气。他不再登山，不再运动，甚至不睡觉!他的体重增加到你再也看不出来他曾经是个登山者。我了解他对这份工作的全心投入，但如果他突然心脏病发作倒下了，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

    摩顿森终于勉强同意聘请一位助理——克莉丝汀·史劳德，她每天和他一起工作几个小时，整理他的地下室——那里乱得连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但整个2000年冬天，中亚协会急速减少的经费让摩顿森很焦虑，他根本不敢想扩充办公室的事，因为银行存款只剩不到十万美元。

    “那时候我的想法是，我们只花一万两千美元就能把学校盖好，教育整个村庄好几代的孩子。”摩顿森说，“而我们在巴基斯坦的大部分员工，一年赚四五百美元就高兴得不得了。对我来说，要付美国标准的薪水聘请一位员工，真是很难的决定，因为同样的钱在巴基斯坦能做更多的事。”

    摩顿森当时的年薪是两万八千美元，他的薪水加上塔拉在蒙大拿州立大学做兼职临床心理师的微薄收入，勉强能对付每个月的生活开销。由于中亚协会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尽管理事会主动提出给他加薪，摩顿森却说良心无法让他接受更多的钱。

    只要某个有钱的捐款人愿意大笔一挥，写张支票，财务问题就都解决了，这样的想法一直在摩顿森的脑海中萦绕。不过，有钱人并不愿意跟钱说再见，他早就从五百八十封信的经验中学到了教训。但吉恩·霍尔尼也让他了解到，一大笔捐款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因此，当一位可能会捐款的寡妇打电话到中亚协会办公室，用她的捐款当做诱饵时，摩顿森一口咬下了钓钩，订了机票飞往亚特兰大。

    “我存了一辈子的钱。”年老的寡妇在电话中告诉摩顿森，“我累积的财富数字至少超过七位数。我听说了你的故事，才了解到自己为什么要存这些钱。到亚特兰大来，谈谈捐款的事。”

    在亚特兰大机场大厅，摩顿森收到一条电话留言，告诉他先坐机场大巴到十五分钟车程外的饭店，然后再走到饭店远处的停车场。

    在停车场，摩顿森见到了78岁的维拉·库尔兹。她驼着背，开一辆福特老爷车，车子后座和后备箱塞满了报纸和废罐头，摩顿森只好爬进副驾驶座，把随身行李抱在胸前。

    “她让我这样跑来跑去，是因为不在机场停车场停车，她就可以少付几块钱停车费。当我看到她连旧报纸和罐头盒儿都舍不得丢的时候，我就该立刻搭飞机回家。但七位数儿捐款的诱惑让我完全丧失了判断能力，我竟然上了车，还把车门关好。”

    摩顿森和行李箱挤成一团的时候，维拉开错方向逆向进入了单行道，还对朝她按喇叭的司机猛挥拳头。到了她1950年代风格的农舍里，摩顿森小心翼翼，免得踩到屋里堆积如山的旧报纸和杂志，终于走到了她的餐桌旁。厨房的水槽不知堵了多久，不仅积满了污水，上面还浮着一层油光。

    “她打开好多年前从飞机上收集的小瓶儿威士忌，给我们俩倒了酒后，递给我一束看起来像是回收的二手玫瑰。”摩顿森回忆，“那花发黄，都快枯死了。”

    等了很久，摩顿森试着将话题引向捐款的事儿，但他的主人却有自己的安排。她把接下来三天的活动都说明清楚，除了参观亚特兰大艺术博物馆，还要去亚特兰大植物园散步，然后是她帮摩顿森安排的三场演讲，分别在当地的图书馆、社区大学和旅游俱乐部。摩顿森不想这么无聊地度过七十二个小时，正在斟酌是否该放弃募款打道回府时，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原来是维拉请的男按摩师来了。

    “葛瑞格，你工作太辛苦了。”维拉对他说，“应该放松一下。”

    “他们两个人仿佛都等着我当场把衣服脱光。”摩顿森说，“我跟他们说对不起，躲进浴室想了一下。我想到自己为中亚协会吃了那么多苦，接下来的三天何不照维拉的计划放松一下，尤其是最后还可能募到一大笔捐款。”

    摩顿森在她的柜子里到处搜，想找一件够大的毛巾把腰包起来。维拉储藏了成堆的毛巾，上头都有褪色的饭店商标，但都太小了。最后他只好拉出一条灰色床单，在腰间尽量扎紧，然后拖着脚走回客厅忍受按摩。

    那天晚上维拉坚持自己睡沙发，把床让给摩顿森。半夜两点，摩顿森在下陷的床垫上正睡得不省人事，突然亮起的电灯把他惊醒了。他睁开眼，看见了噩梦般的景象——78岁的维拉只穿着睡袍站在床前。

    “她就站在我面前。”摩顿森回忆，“我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来找我的袜子。”维拉开始在衣柜的每个抽屉里没完没了地翻找起来。摩顿森只能拿枕头把头盖住，整个人缩成一团。

    摩顿森空手飞回波兹曼。后来他终于想通了，这位女士从来没打算捐钱。“关于我的工作或是巴基斯坦的孩子，她甚至没问过一个问题。她只是个寂寞的老人，想有个客人去看她。我只能警告自己以后学聪明些。”

    但摩顿森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吞下各种各样的捐款诱饵。他在加拿大班夫的登山电影节上演讲之后，接受了当地富商汤姆·朗格的邀请，因为朗格暗示要捐一大笔钱，并愿意在第二天晚上帮他办一场募款餐会。

    从大客厅的人造大理石墙片，一直到壁炉两旁三米多高的狮子狗石膏像，朗格那栋近三千平方米的房子是他亲自设计的。

    朗格把摩顿森介绍给宾客时的那种自豪感，跟他介绍壁炉旁的狮子狗时没什么两样。虽然摩顿森在餐桌上显眼的地方放了一大叠中亚协会宣传册，但直到餐会结束也没募到一分钱。

    已经有过教训的摩顿森，不停地向朗格询问着捐款的细节。“我们明天再处理那些事儿。”朗格说，“但是在那之前，你得先玩儿一趟狗拉雪橇。”

    “狗拉雪橇?”

    “到加拿大来怎么可以不体验一下呢?”朗格说。

    第二天，摩顿森一个人坐在哈士奇狗队拉的雪橇上，在森林中转得头昏脑涨之后，又在距班夫一小时车程的温暖小屋里，花了一下午听这位建筑大亨夸耀自己白手起家的丰功伟业——一个凭着胆量和决心的勇敢承包商，如何征服整个班夫的房地产市场。

    摩顿森的母亲洁琳从威斯康星飞到班夫听他演讲，但那三天里，她几乎没见到自己的儿子。毫无意外地，摩顿森这次又是两手空空。

    “葛瑞格朝那些有钱人点头哈腰的样子我真看不下去。”洁琳·摩顿森说，“应该是那些人朝他鞠躬才对。”

    就在2000年春天来临之前，塔拉·毕夏也受不了丈夫不是在巴基斯坦，就是在美国飞来飞去徒劳无功找钱的生活。当时怀第二个孩子已经七个月的塔拉，在餐桌旁跟摩顿森开了一场严肃的家庭会议。

    “我告诉葛瑞格，我爱他对工作的热情。”塔拉说，“但我也告诉他，他对家庭也有责任。他需要多睡点觉，做些运动，多花些时间过家庭生活。”

    在此之前，摩顿森每趟去巴基斯坦都是三四个月。“我们商量了一下，他每次待在巴基斯坦的时间上限是两个月。”塔拉说，“因为每当他离家超过两个月，一切就开始变得很怪。”

    摩顿森也答应妻子，要学着更有效率地管理时间。中亚协会的理事会每年拨一小笔预算让他修习开放性的大学课程，包括管理、经济发展和亚洲政治。“我一直没时间去上课。”摩顿森说，“所以我把那些钱都拿去买书。很多时候，别人以为我坐在地下室什么都没干，而其实我是在读书。我每天凌晨三点半起床，研究经济发展理论、财务，以及如何做一个更好的管理者。”

    但他在喀喇昆仑山脉已经学到，许多答案是课本上找不到的。所以摩顿森自己设计了一套经济发展速成课程。他认为当时世界上最成功的两项乡村发展计划，一项在菲律宾，一项在孟加拉国。有一整个月，他难得地把巴基斯坦和蒙大拿都放在一边，飞到了东南亚。

    在马尼拉南边的甲米地，摩顿森拜访了“乡村改造学院”，该组织的负责人是丽拉·毕夏的朋友约翰·瑞格比。瑞格比教摩顿森如何协助乡村的穷人做小生意，包括自行车载客服务和小香烟摊儿，只要很少的投资就可以很快获得利润。

    在一度被称为“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国，摩顿森拜访了“孟加拉乡村改造协会”。

    “很多人因为当地人民的赤贫状态，就认为孟加拉是全亚洲最糟糕的地方。”摩顿森说，“但是在那里，推动女孩子受教育的计划相当成功。我拜访那些致力于女性教育多年的非政府组织，看到妇女们在村子里主持会议，并且努力教育她们的女儿。我的想法和他们一样。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为女孩子受教育提供条件，让她们能够长大之后帮助自己，这样就能改变一种文化。看到自己的想法在孟加拉付诸实践，他觉得很受鼓舞，而且只经过一代人时间，结果就那么成功。这更激励了我为巴基斯坦女孩儿受教育而奋斗的决心。”

    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飞到印度加尔各答的颠簸航程，让摩顿森更坚定了全力推行乡村女孩儿教育的想法。由于他是飞机上唯一的外国人，空中小姐自动把他升等到头等舱，让他坐在十五位穿着印度莎丽服的孟加拉少女中间。

    “那些女孩子都吓坏了。”摩顿森说，“她们既不知道怎么系安全带，也不会用刀叉。飞机降落后，我无助地看着腐败官员和海关警卫把她们带下飞机，然后带走。我什么忙也帮不上，只能难过地想象她们即将面对的可怕牛活。”在加尔各答国际机场的书报摊，摩顿森看到了报纸的头条新闻，他的偶像德兰修女在久病后过世。摩顿森在加尔各答有几个小时转机时间，因此决定亲自去向她吊唁致敬。

    “大麻?海洛因?女子按摩?男子按摩?”出租车司机在入境大厅拉着摩顿森的手问，按照机场规定，他是不能进到这里拉客的。

    摩顿森不禁笑了起来。

    “德兰修女刚过世，我想去吊唁，你能带我去吗?”

    “没问题。”司机帮摩顿森拿行李，还一边摇头晃脑。

    他们爬进黑黄相间的印度国产汽车后，司机开始疯狂地抽烟，摩顿森只能尽量躲着，整张脸几乎贴在车窗上，因此也更清楚地看到了加尔各答恐怖的交通状况。经过一处花市时，摩顿森给了司机大约相当于十美元的卢比纸钞，请他帮忙买一束合适的花。

    “他把我留在车上汗流浃背等了半个小时才回来，手上抱着一束巨大的花束，又有康乃馨，又有玫瑰。”摩顿森说，“大得后座差点儿都塞不下。”

    黄昏时分，在仁爱传教修女会的总院，几百名追悼者手中拿着蜡烛安静地挤在门前，在人行道上摆放献花和献香。

    司机下了车，用力拍着会院的铁门。“这位先生老远从美国来，要向德兰修女致敬!”他用孟加拉语大声喊道，“开门!”

    年迈的门房站了起来，回来时带了一位穿着修女服的年轻修女。她打量着眼前这位风尘仆仆的旅行者，还有他手里那束大得吓人的花，过了好一会儿才招手让摩顿森进去。进了会院，穿过阴暗的回廊，远处传来祷告的回声，修女带着摩顿森来到一间盥洗室。

    “你先清理一下吧。”她用带着斯拉夫口音的英语说。

    在一间满是摇曳烛光的房间中央，德兰修女躺在简单的护栏里。摩顿森轻轻把旁边的花束移开了一点，好给那束巨大的花挪出位置，然后坐到靠墙的一张椅子上。年轻的修女转身离去，留下他一个人和德兰修女在那里。

    “我坐在角落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摩顿森说，“从我孩童时起，她就是我的英雄。”

    德兰修女原名艾格莉斯·龚莎·包雅舒，出生在科索沃一个阿尔巴尼亚天主教家庭，父亲是个成功的承包商。从12岁开始，德兰修女就受感召为穷人服务，同时开始接受传教训练。18岁时，她加入了爱尔兰的洛雷托女修会，因为女修会致力于为女孩子提供教育。之后的20年里，德兰修女在加尔各答的圣玛莉罗雷托修会中学教书，最后成为校长。

    但在1946年，她说上帝召唤了她，要她为“穷人中最穷的人”服务。1948年，教宗庇护十二世颁给她以自由修女身份行善的特许状后，她为加尔各答流浪街头的孩子们建了一所露天学校。1950年，德兰修女获得梵蒂冈的许可，成立了自已的修女会——仁爱传教修女会。德兰修女说，她们的工作是要照顾“饥饿者，赤贫者，无家可归者，残疾者，麻风病患者，所有被整个社会遗弃、无人关爱的人，以及成为社会负担、人人闪避的人”。

    同样关心弱势群体的摩顿森，对德兰修女决心为被世界遗弃的人服务相当感佩。少年住在非洲摩西时，他就知道德兰修女在印度以外地区的第一项计划，位于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垂死者之家”。德兰修女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她的名声更有助于推动仁爱传教修女会在全世界孤儿院、收容所和学校进行的慈善工作。

    德兰修女去世前几年里，摩顿森曾听说过一些人对她的批评，因为她会接受不当来源的捐款：毒贩、企业罪犯、腐败政客，许多人想通过捐款换取灵魂的救赎。摩顿森自己也在为巴基斯坦孩子辛苦募款，完全能理解德兰修女那句著名的反驳之词：“我不管那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在为神做事时，它们都被净化了。”

    “我坐在角落，看着包在裹尸布里的她。”摩顿森说，“穿着修女服的她看起来非常瘦小。我想，为什么这么瘦小的一个人，对提升人性竟有这么大的影响。”

    房里陆续进来一些修女，她们跪下后触摸德兰修女的脚，包在她脚上的棉布已经因为几百双手的触摸而褪色。摩顿森觉得去摸她的脚不太好，于是就跪在冰冷的地砖上，把他的大手盖在她手上。

    带他进来的那位修女回到房内，发现他跪在地上，便对他点了一下头，仿佛在问“好了吗?”摩顿森跟着她走回阴暗回廊，重新扎进加尔各答的闷热和喧嚣中。

    原本蹲在地上抽烟的出租车司机，看见他的客人出来，立刻跳了起来。“怎么样?成功吗?成功吗?”他领着摩顿森穿过一条挤满人力车的街道，走回出租车。“现在，”他说，“你要不要享受一下按摩?”

    回到美国后，在2000年冬天，摩顿森偶尔还会回想起跟德兰修女在一起的短暂时光。摩顿森惊觉，她从未像他一样长途旅行，暂时离开那些悲惨受苦的人，等自己好好休息后再重新出发为那些人奋斗吧。那年冬天，摩顿森觉得身心俱疲。先前在思尔山滑坠造成的肩伤(也就是克莉丝塔过世那天发生的意外)一直没有复原，他试过瑜伽和针灸，都没什么效果，有时候疼痛难忍，他就会服用超剂量的止痛片，把痛楚强行压下去，好让自己专心工作。

    另一方面，对自已渐渐成为公众人物这个令人不舒服的事实，他也同样处理得不甚成功。那些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各色人等，每个人都想从他身上得到些什么，而他的处理方式就是躲进地下室，逃避每天响个不停的电话，以及几百几千封的电子邮件。

    许多登山者跟他联络，希望他能帮忙安排到巴基斯坦的登山远征队，当他表示无法提供协助时，他们就很不高兴甚至恼怒。新闻记者和电影工作者不断打电话来，希望摩顿森下趟旅行能带他们一起去，好借助摩顿森过去七年来建立的关系，抢先竞争对手一步深入巴基斯坦。医生、冰川学家、地震学家、人类学家、野生动物学家写来了一封封冗长的信，用一般人看不懂的专业用语，询问与巴基斯坦有关的各种学术问题。

    塔拉把她的一位心理医师同行介绍给丈夫，让他在家时定期进行心理咨询，谈谈为什么不在巴基斯坦的时候他总想躲起来。治疗师也针对摩顿森日渐增加的愤怒(针对那些想占据他更多时间的人)，提供了一些建议，教他如何调整情绪。

    岳母丽拉·毕夏的家渐渐成为他的第二个避风港，特别是她的地下室。摩顿森会花上好几个小时待在那里，阅读贝瑞·毕夏的登山藏书。

    直到准备吃晚餐时，摩顿森才舍得放下书。丽拉·毕夏对摩顿森的看法和塔拉一样：“我必须承认塔拉说的对，他是个完美丈夫。”她和女儿对摩顿森下了同样的结论：这位住在两条街外、个性温和的高大男人，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有个下雪的晚上，我们正在烤肉，我要葛瑞格到外头去把鲑鱼翻个个儿。”丽拉说，“过了一会儿，隔着玻璃门我看见他赤脚站在雪地上用雪铲翻鱼，好像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然后我想，这对他来说的确很正常，那时我才真正了解他和我们不一样，他就是他自己。”

    那个冬天里，摩顿森在自家地下室拼命阅读阿富汗北部正在发生的灾难的细节。超过一万名阿富汗人(大部分是妇女和小孩)为了躲避逼近的塔利班军队，往北逃到塔吉克斯坦边界，直到无处可逃为止。难民们在阿姆河的沙洲上用双手挖出临时的泥土屋，最后慢慢饿死——绝望之际，他们甚至吞食河岸上的杂草维生。

    难民纷纷病倒死去之际，塔利班士兵却把射杀他们当做运动取乐，对着惊恐不已的难民们发射火箭弹。他们抱着木头划水过河，企图逃到塔吉克斯坦去。

    “自从开始在巴基斯坦工作后，我就睡得不多。”摩顿森说，“但是那年冬天，我完全没法儿睡觉，整夜醒着在地下室走来走去，拼命构想帮助他们的计划。”摩顿森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给报纸记者和国会议员，希望能唤起人们的愤慨不平。“但没有人关心。白宫、国会，全部保持沉默。我甚至突发奇想，自己拿着AK—47步枪，找费瑟·贝格然后召集几个人，跨过边界到阿富汗去帮助难民。”

    “最后我失败了，我没办法让任何人在乎那些人。塔拉说，在那段时间，我对她来说也是个噩梦。我当时满脑子都是那些永远没机会长大的孩子。河两岸都是拿枪的人，冻坏的他们不是喝了河水腹泻而死，就是活活饿死。我当时的确是有点疯了，神奇的是，塔拉竟然整个冬天都能忍受我。”

    直到2000年7月24日，摩顿森的心情才稍微好转。那一天，他跪在厨房地板上，舀着温水冲洗塔拉的背部，给她按摩肩膀上紧绷的肌肉，不过塔拉的心思却完全不在他的手劲儿上，临产的阵痛已经让她没力气注意其他事情了。助产士维琪．凯恩建议塔拉生第二胎时采用水中生产法，但他们家的澡盆不够大，维琪特地把她家的超大浅蓝色马槽带来，放在摩顿森家的水龙头和餐桌之间，然后装满温水。

    他和塔拉给刚出世的儿子取名开伯尔·毕夏·摩顿森。三年前在科尔飞学校落成典礼前，摩顿森曾带着妻子和一岁大的女儿去看开伯尔山口。那一年他们寄给亲友的圣诞贺卡，就是用在山口拍的照片制作的，两人穿着当地的传统服装，手上除了抱着阿蜜拉，还拿着驻军借给他们的两把B_K一47步枪，贺卡上写着“世界和平”。

    浮在马槽中的儿子被捞出来，正式进入世界两个小时之后，摩顿森终于感受到了几个月来难得的快乐，单单把手放在儿子头上，他就能感到满足的电流涌向自己。在女儿的幼儿园上“秀宝贝、讲故事”课时，摩顿森把儿子用毛毯包起来，带到她的教室，让阿蜜拉跟班上同学介绍她的小弟弟。

    小开伯尔被父亲像抱橄榄球一样捧着，阿蜜拉兴奋地向全班介绍弟弟神奇的小小手指和脚指头。

    “他这么小，又皱皱的。”一个扎着辫子的金发女孩儿说，“这么小的婴儿会长得和我们一样大吗?”

    “印沙安拉(如果安拉愿意)。”摩顿森说。

    “什么?”

    “我希望如此，亲爱的。”摩顿森告诉她，“我当然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