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过天色方曙，庆王就派了侍卫来请陈夔龙，说在府中立等见面。

    匆匆赶来，只见庆王公服未卸，是刚刚朝罢回府的模样。陈夔龙刚行过礼，看见门上又领进一个人来，是他的同僚，工部郎中兼充总理衙门章京的铁良。

    “有件案子，非请两位帮忙不可！”庆王说道，“为张樵野他们拿问，崇受之上了一个折子……”

    原来刑部尚书兼步军统领的崇礼，经办大捕新党一案，深感责任太重，不胜负荷，所以依照“重大案件奏请钦派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审讯”的成例，上折请求援例办理。奉到的懿旨是：“着派御前大臣、会同军机大臣、刑部、都察院审讯，克期具奏。”

    “御前的班次，向来在内阁、军机之前，所以大家公推我主持。这一案非比寻常，交给别人，我不放心！请两位辛苦吧！”

    “是！”陈夔龙觉得有句话不能不问。“王爷，原奏请派大学士、军机，何以旨意改派御前？此中或有深意，不知王爷想过没有？”

    “如果是派大学士，当然由李少荃主持，慈圣的意思是不愿他为难。”庆王接着又说：“同案的几个人，情形不同，听说杨锐、刘光第都是有学问的人，品行亦很好，如果一案罗织，有欠公道，应该分别办理。两位到了部里，可以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

    陈夔龙心想，不派大学士决非体谅李鸿章，不愿使他为难，多半是怕李鸿章会有所偏袒。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对惩办这一案，主课重刑。而听庆王的口风，杨锐、刘光第可从宽减，其余只怕不是大辟便是充军的罪名了。

    于是辞出庆王府，转到总理衙门，先备咨文，知照刑部，叙明会审缘由。其时宫门抄已经送到，其中便有崇礼所上奏折的原文，而上谕指明受审是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共七人。至于张荫桓，“虽经有人参奏，劣迹昭著，惟尚非康有为之党，着刑部暂行看管，听候谕旨。”最后特别宣示：此外官绅中有被康有为“诱惑之人，朝廷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以示明慎用刑之意。”

    总理衙门的官儿，常跟洋人打交道，在局外人看，都不免有新党之嫌，如今连受康有为“诱惑”的人都可不受株连，新党耳目更不在话下。因而看完这道上谕，无不有如心里放下一块石头的轻松之感。

    可是看到另一道上谕，心情却又沉重了。皇帝自道，“从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着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

    大家都明白，这是废立的先声。京中早有许多流言，说“迟早必换皇上”，这道上谕，已见端倪。但是“皇上”是那么容易换的吗？总理衙门的官儿都有些担心，怕因此而会引起各国公使的干预，又无端引起许多难以料理的纠纷。正在相与咨嗟之际，听见马蹄得得，夹杂着轻快的轮声，入耳便知是与后档车不同的西洋“亨斯美”马车，当然是有洋人来了。

    来的是法国署理公使吕班，要见庆王或者任何一位总理大臣。李鸿章被逐，张荫桓被捕，庆王及由军机大臣兼任的总理大臣，很难得来，在衙门里的，只有一个曾为翁同龢所排挤，这一天又奉旨回本衙门的吏部左侍郎徐用仪。

    总理衙门办事的规制，凡是与洋人会谈，必由章京作笔录，章京以国别分股。法国股的章京，一共九个人，最能干的是一个杭州人汪大燮，与籍隶海盐的徐用仪是浙江大同乡，当然顺理成章地由他来作笔录。

    翻译姓吴，是吕班带来的。宾主四人，在一张大餐桌的两面，相对坐定，略作寒暄，谈入正题，吴翻译先有所透露，吕班此来，是为了探问皇帝的病情。

    一听这话，徐用仪先吃一惊，知道遇到难题了！向汪大燮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亦用心想一想，倘或穷于应付时，须作支援。

    等吕班发过言，吴翻译照实译告：“今天看到皇上有病的上谕，颇为诧异，亦很关心。上谕中说，四月里以来，就有不适，何以三四个月之中，未见谈起？”

    “多谢贵公使关心。”徐用仪慢条斯理地答说：“圣躬违和已久，常有传说，贵公使何以不知，其故安在？本大臣未便悬揣。”

    吴翻译听他这样回答，脸有难色。显然的，对于皇帝有病的传言，受雇于法国公使馆的中国人，如吴翻译等等，一定不曾告诉吕班。倘或据实转译徐用仪的回答，或许他就会受到责备，所以显得为难。

    不过，他还是跟吕班长长地说了一大篇，辅以手势，似乎在解释什么？吕班听完，点点头问道：“皇帝生的是什么病？”

    这不便瞎说，亦不能用打听确实了再来奉告之类的话搪塞，徐用仪只好含含糊糊地答说：“皇上是积劳之故，精神不振，胃纳不佳，夜眠不安。”

    “这是一般病人都有的症象，到底是什么病？”

    这样逼着问，颇使徐用仪受窘，汪大燮便疾书一个

    “肝”字，将纸片移到徐用仪面前。

    “大致是肝病。”徐用仪问吴翻译，“吕公使要打听得这么清楚，是为什么？”

    “我想他总有道理。”吴翻译问道：“徐大人这话，要不要译给他听？”

    “不必！且听他说。”

    吕班说的是：“肝脏有病的人，容易动怒。皇帝生这种病，在他左右的人，常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实在是件很不幸的事。”

    “是的。不过皇上赋性仁慈，倒未听到有什么处罚左右的情形。”

    “那很好！”吕班停了一下说，“上谕中要求大家保荐医师。敝国有几位在华传教的神甫，精通医道，我想举荐两位，为皇帝诊治，以敦两国交谊。”

    徐用仪听完译语，吃惊不小，急急答说：“多谢贵公使关爱，本大臣先代表敝国致谢。不过，荐医一事，本大臣必须请旨办理。此时不能作任何切实的答复，请原谅。”

    吕班对于他的回答，并无不满的表示，只问：“什么时候可以得到答复？”

    “大概要两三天。”徐用仪说，“此事自须慎重，要问问御医，也还要垂询大臣。两三天是最快的了。”

    “那么，我准定三天以后，来听回音。”

    说完，吕班随即告辞。徐用仪送客出门，刚回来还未坐定，又有通报：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来访。

    这次是由英国股的章京，江苏太仓籍的唐文治作笔录。见了面，窘纳乐首先向徐用仪道贺，接着便取出一封信来，随带的郑翻译说：“窦公使这封信是给李中堂的，请总理衙门转交。”

    “既是致李中堂的信，何以不直接送到贤良寺去？”

    “窦公使的意思是，李中堂虽已退出总理衙门，但英国仍愿以李中堂为交涉的对手，当他仍旧在总理衙门。”

    “噢！”徐用仪颇为不快，但不便发作，忍气吞声地说：

    “好吧！我派人转送就是。”

    等郑翻译转告以后，会谈本该结束了，谁知窦纳乐还有一番话：“信中表达了英国的一种意愿，希望李相能设法营救张大臣。”

    张大臣当然是指张荫桓。徐用仪心中冷笑，张荫桓虽得李鸿章的提拔，但交谊不终，李鸿章未见得肯营救张荫桓。而况，李鸿章正在倒霉的时候，这几天方兴未艾的一场大波澜，他能避免卷入漩涡，已是万幸，何敢多事，自讨没趣？窦纳乐其人骄狂可恶，让他撞木钟去！

    因此，他冷冷地答说：“知道了！我会转告李中堂。”

    “不光是转告李相，还希望贵大臣转告执政者，保全张大臣，对于促进中英邦交，很有帮助。”

    这又是使徐用仪无奈之事，唯有这样答复：“我会转陈庆王。”

    等窦纳乐一告辞，徐用仪立即吩咐套车，带着汪大燮、唐文治所作的两份笔录，直趋庆王府。

    “王爷，”徐用仪说，“下诏求医那道上谕真不该下的！惹得洋人插手干预，麻烦很大。请王爷看这份笔录。”庆王一面看，一面皱眉，看完说道：“人家也是一片好意，似乎未便峻拒。这件事，你有什么好主意？”

    “现在都得看慈圣的意思，谁也不敢胡乱出主意。我看，王爷不妨跟王、廖、裕三公谈一谈。”

    “我也是这样想，且等明天跟他们谈了再说。”

    ※ ※ ※

    王文韶、廖寿恒、裕禄都以军机大臣而兼总理大臣，所以庆王要找他们谈公事，最简捷的办法是亲到军机处。

    军机处本是禁地，但贵为亲王，自成例外。庆王排闼直入，而且在上位落坐，开门见山的道明来意。

    三位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的军机大臣还未答话，不在其位的刚毅却谋其政，“这不是狗拿耗子吗？”他大不以为然地，“岂有此理！”

    说法国公使荐医为多管闲事，已失臣道，外使荐医为皇帝诊疾，用“狗拿耗子”的俗语来譬喻，更觉不伦。庆王心中不悦，便即正色答道：“这也不能说是人家爱管闲事。平常人家，亲友交好，荐医也是常有的事，何况一国之君，更何况下诏求医，是自己请人家来管闲事。子良，你没有办过洋务，不知道其中的甘苦委曲！”

    “我是说，皇上有病，外国岂能干预。”刚毅犹自强辩，“再说，外国医生也不配替皇上看病。”

    庆王懒得再理他，看着年纪最长的王文韶问：“夔石，你看这件事，应该怎么办？”

    “当然要奏请懿旨。想来慈圣不会答应。”

    “那是可想而知的。咱们得找个理由，怎么谢绝人家？”

    王文韶想了一会，慢条斯理地答说：“有个说法。从前曾袭侯得病，请西医诊脉，结果不治而死。俞曲园太史的挽联中有句话：‘信知西药不宜中。’中西体质互异，曾侯之薨，实非西医的过失。今以万乘之尊，不敢轻试西医。法使的盛意，只有心领而已。”

    这个说法比较婉转得体，都表赞同，庆王决定照此回奏。另有英国公使要救张荫桓一事，因为有刚毅在座，他不愿谈论，而况上谕中已指明张荫桓并非康党，只交刑部暂行看管，谅无死罪，亦可不谈。

    这样想停当了，便关照侍卫“递牌子”，等候召见。这一等等了半个钟头，犹无消息，不免奇怪，“此刻是谁的起？”他问，“这半天，还不下来！”

    “是荣仲华的起。”刚毅酸溜溜地说，“当今一等一的大红人，又是‘独对’，只顾了他自己讲得痛快，也不想想我们都在这儿等着！”

    单独召见，称为“独对”，是军机大臣最犯忌的事，因为不知道“独对”些什么？“上头”忽然问到，会无从置答。而历来召见的惯例，军机总是在最后，为的先前召见的臣工，有何陈奏，好跟军机商量。因此，荣禄进见的时候太久，军机大臣便只能枯等了。

    在荣禄与刚毅之间，庆王自然倾向前者，所以忍不住替荣禄不平，“你也别那么说！这一次的剧变，亏得荣仲华因应得宜。”他停了一下又说，“而况，今天的独对，是太后宣召，并非仲华自己请起，太后有话要问，他不能不答。怎么怪得到他身上呢？”

    刚毅碰了个钉子，只能退到一旁生闷气。他的气量最狭，暗中咬牙，非跟荣禄作对不可。因此，等叫了庆王的起，军机大臣由于礼王病假，由他带班进见时，凡遇荣禄的建议，他必持反对的论调。

    这天名为“训政”，其实是慈禧太后独揽大权，因为皇帝根本不在座。是何缘故，太后既未宣示，臣下亦不敢问，只是行礼以后，静候垂询。

    “这两天外面的情形怎么样？”

    “欢声雷动！”代为领班的刚毅，毫不思索地回答。“都说慈圣训政，拨云雾而见青天了。”

    “有人说，人心很不安。可有这话？”

    如果有这话，当然是荣禄所奏，刚毅便即答道：“奴才看不出来，有什么人心不安？害怕的只不过是新党。至于百姓，那个不额手相庆？不过，奴才说的是京里的情形，地方上或者因为该管督抚，处置不善，难免人心浮动。奴才请旨，是不是该寄信各省，责成疆臣，加意防范。倘有造谣生事，扰乱地方情事，唯该督抚是问。”

    “倒也不必这么张皇。”慈禧太后又问道：“你们看裁撤的六个衙门，应该不应该恢复？”

    “皇太后圣明。”刚毅碰个头说，“奴才替那六个衙门的大小官员，叩谢慈恩。”

    “其实……”慈禧太后踌躇了一会，慨然说道：“嗐！那个衙门该留，那个衙门该裁，也不去说它了！反正要恢复都恢复。写旨来看！”

    于是，刚毅侧转脸去，向廖寿恒看了一眼。廖寿恒便磕个头，伛偻着身子退出殿去，找个可以安放笔墨的地方，亲自撰拟上谕。

    “此外应兴应革的大事还多，不过得慢慢儿来。”慈禧太后视线越过刚毅，落在他身后诸人脸上，“裕禄，你们几个看，如今必得马上要改的，有那些事？”

    “朝廷广开言路，原是好事。不过，国家大政，也不是人人都能议论的。不该奏事的人，都凑热闹上折子，有些是老生常谈，有些是隔靴搔痒，还有不知所云的，真正是徒乱人意，一无用处。奴才愚见，以为应请明降谕旨，凡不应奏事人员，不准擅递封奏，以符定制。”

    “这是应该的！”慈禧太后问道：“王文韶，你经得事多，看这几个月的所谓‘新政’，老百姓最痛恨的是那几件事？”

    王文韶双耳有些重听，除了听见慈禧太后喊自己的名字，以及看出意在询问之外，“上头”说些什么，一无所知。遇到这样的情形，他有个应付的办法，便是守着道光以来那班“太平宰相”一脉相传的心诀：“多磕头，少说话。”

    此时磕头，表示没有意见。慈禧太后便又指名问钱应溥，他陈奏了两件事：一件是朝局务求安定；一件是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一律改为学堂一事，地方奉行不善，形成骚扰，请降旨禁止。

    慈禧太后对于安定朝局这一点，不曾有何表示，停止各省祠庙改设学堂则深以为然。接下来再问兴革事项，刚毅可就又忍不住要发言了。

    他亦是陈奏了两件事：一件是原有诏旨，自下科起始，乡会试废止八股，一律改试策论。刚毅建议，一仍其旧，恢复八股文。

    “八股文的卷子，我也看过，竟不知道说的是些什么？”慈禧太后一面说，一面摆头，“两把儿头”上的明黄流苏，晃荡得很厉害，“倒是策论，问什么答什么，谁有见识，谁没有见识，还看得出一个好坏。”

    这是不主张恢复八股，刚毅应一声：“是！”

    “其实新政也不一定样样都坏，从同治以来，不也办了许多新政？皇帝当初跟我说，要办新政。我说，谁不愿意国富民强？只要真的对国家有益处，我没有不赞成的。刚才荣禄也说，新党要办，新政不一定都得废了！离经叛道，坏祖宗成法的，自然要废，有些有道理的，又何必废它？”

    一听慈禧太后支持荣禄的见解，刚毅大不服气，本来预备顺从的，顿时非争不可了。

    “回皇太后的话，开科取士，用八股文就是祖宗的成法，所以称为‘制艺’。”他提高了声音说，“如今的新政，跟皇太后当年垂帘所行的新政不同。如今的新政，全是康有为想出来的花样。若说康有为要严办，康有为想出来的新政不必废，那，自己可就站不住脚了。”

    这话形同顶撞，尤其是搬出“祖宗成法”这顶大帽子，针锋相对，更堵住了慈禧太后的嘴。训政之初，必须枢臣效命，她只好让步：“说得也有点道理。那就恢复吧！”

    “喳！”刚毅答得很响亮，接下来又陈奏第二件事：“文科既然恢复旧章，武科亦应同样办理。仍旧考试马步箭刀弓石等等技艺，不必考试什么洋枪洋炮……。”

    “这件事，我可不能答应！”慈禧太后截断他的话说，“弓箭不管用了！这些军务上头的事，你不懂！慢慢儿再说吧。”

    这碰了很大的一个钉子。刚毅不敢再说，心里当然更不舒服，因为武科改制这一项新政，为荣禄所全力赞同。而慈禧太后所说的，“军务上头的事你不懂”，明是指他不如荣禄。

    这是刚毅觉得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

    慈禧太后亦觉得话不投机，十分无趣，兼以年高神倦，便结束了这一天的“常朝”。

    等军机处将承旨所拟的上谕，用黄匣盛放，进呈御览，认可退回之时，黄匣中另附了一张慈禧太后的朱谕：“着荣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遗缺着裕禄去！”

    荣禄是大学士，而刚毅是协办大学士，尽管入军机在后，但后来居上，刚毅更觉不快，然而无可奈何。

    ※ ※ ※

    第二天是预定的会审康党之期。陈夔龙坐车到刑部，走到半路，为总理衙门派来的苏拉追了上来，叫住车子，气喘吁吁地说：“陈老爷，刑部派人来通知，你老不必去了，用不着会审了！”

    原来有个陈夔龙的同乡前辈黄桂鋆，现任福建道御史，是守旧派的健将，前一天上折密奏，以为已捕康党，“宣早决断”，为的是“恐其铤而走险，勾结外洋，致生他变”，所以应该“速行处治，以绝后患”。又有一个说法，黄桂鋆是旧党而非后党，爱君之心，并不后人，深恐这桩钦案，一经会审，有人会任意攀扯，添过于上，使得已被幽禁的皇帝，处境更为窘迫，论他的本心，无可厚非。

    不论如何，这个建议在慈禧太后看，是快刀斩乱麻的好主意，尤其是在庆王陈奏，法使荐医以及英使要求保全张荫桓以后，如果牵延不决，使得洋人有插手干预的机会，必定大损朝廷的威信。因而在这天召见军机时，下了一道上谕：“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

    ※ ※ ※

    当陈夔龙回车不久，监斩大臣刚毅由刑部两尚书崇礼与廖寿恒陪着，一起到部。大堂升座，立即召请主办司官与提牢厅主事，宣明事由，吩咐提案内“官犯”到场。

    提牢厅的主事叫乔树枬，四川华阳人，对这“六君子”，除却康广仁，无不钦佩。康广仁不敢叫人恭维，是因为他的修养比同案诸人差得太远，从被捕收禁那天起，就在狱中大吵大闹，不时以头撞壁，且哭且喊：“老天爷啊！那有哥哥做的事，要弟弟顶罪的道理？冤枉啊！”

    因此，乔树枬奉了堂谕，便关照“司狱”与禁子：“除了那位康老爷一定会闹，万不得已只好上绑以外，其余的五位老爷，你们要格外有礼貌。也不必说那些照例的话，只说‘过堂’就是了。”

    所谓照例的话，大致是反话：明明哀吊之不遑，偏偏说一声：“恭喜你老升天！”司狱受命，便从第一间开始，逐屋通知，请到院子里去，预备过堂。

    第一间住的是谭嗣同，刚接得林旭的一首诗：“青蒲饮泣知何用？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这是用的后汉何进的典故。“千里草”与“本初”切董、袁二字，意思是兵谏之举，应该谋之于董福祥，信任袁世凯，未免失之于轻率。

    谭嗣同受了责备，自然感慨，不过他是豪放乐观的性情，到此地步，犹不改常态。亦用《后汉书》上的典故，就狱壁上题了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司狱等他写完，方始开口：“谭老爷，今天过堂！”

    “一直到今天才过堂？”谭嗣同望一望院子里，“就我一个人？”

    “不！一共六位。谭老爷回头就知道了！”

    不多片刻，人已到齐，最后来到院子里的是康广仁，他一反常态，不但不哭不闹，而且隐然有喜色。这因为司狱为了求一时的安静，跟他撒了个谎，说过堂即可定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许只是一年半载的监禁。康广仁信以为真，宽心大放，所以有此反常的神情。

    “各位，”司狱一面向所有在场的番役，投以警戒的眼色，一面指着门说：“请这面走！”

    刑部大狱称为“诏狱”，俗名“天牢”，是前明锦衣卫的镇抚司，共分南北两座。两百多年来，建制如旧，不论南镇抚司，还是北镇抚司，都有东西两道角门。司狱这时指的是西角门，他人不以为意，刘光第却脸色一变，随即站住了脚。

    原来诏狱中多年的例规，如果释放或只是过堂，都出东角门，唯有已经大辟定谳的犯人才出西角门。刘光第刑部司官出身，知道这个规矩，既惊且诧，大声问道：“怎么出西角门？”

    司狱知道自己疏忽了，赶紧指着东角门说：“是，是，该走这里！”

    于是，谭嗣同领头，昂然出了东角门。林旭走在后面，特意放慢两步，等刘光第走到身旁，他相傍而行，低声问道：

    “怎么回事？”

    “迹象不妙！恐怕毕命就在今朝。”

    听得这话，林旭双腿一软，几乎竭蹶，但毕竟腰一挺，很象样子地走了出去。

    到得大堂，却须等待，因为军机大臣王文韶特地赶到刑部，说有一件极紧要的事，非即时跟刚毅商量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