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七，进京祝蝦的督抚、将军、提督都奉到恩旨，十月初九、初十、十一共三天准“入座听戏”。年过五十的封疆大吏，另赏“西苑门坐船”。因为慈禧太后万寿，是在西苑唱戏三天。

    宫中戏台很多，最大的一处在热河避暑山庄，其次是宁寿宫的畅音阁，再次是颐和园的颐乐殿。这三处戏台，都分三层，台下有五口大井，开井的作用，不但为了聚音，也等于又加了一层，有几出鱼龙曼衍的大戏，如“地下金莲”、“宝塔庄严”等等，都是用绞盘从井中吊起莲花、宝塔之类的砌末，能令人目炫神迷，想不透怎么回事。

    此外如大内的长春宫、淑芳斋，颐和园的排云殿、听鹂馆，都有戏台，只是规模甚小，不足以容廷臣。介乎其间的一处戏台，是在西苑丰泽园，太监称之为“暖合”，因为此地不如三大台之宏敞，在冬天就比三大台来得暖和，所以有此别名。

    开戏是在朝贺以后，约莫九点钟左右，奉旨准入座听戏的王公大臣，都已赶到丰泽园。唱戏之处是在两庑，分隔成很多间，依职名高低预先排定。东面第一间是庆王奕劻以次的亲王、郡王，西面第一间是以孙家鼐为首的满汉大学士。这一列的最末一间是四川总督陈夔龙，与三名正一品武官：马玉昆、姜桂题、夏辛酉。

    不久，太监们递相传呼：“驾到！”群臣各就原处下跪。只见一乘黄缎软轿，迤逦而来，扶轿杠的还是李莲英与崔玉贵。轿前有人，是皇帝，轿后更有人，皇后、妃嫔、公主、福晋，少不得还有“女清客”缪太太。

    等慈禧太后降舆升上设在台前正中的宝座，王公大臣各就原处三叩首。随即听得一名声音洪亮的太监，高声宣旨：

    “赏克食！”

    他的话一完，西角门内出来一列太监，每人手里捧一个朱漆金龙盒，鱼贯行至慈禧太后面前，头一个便即站定。崔玉贵上前揭开盒盖，半跪着用他那既尖且锐的左嗓子说道：

    “请老佛爷过目。”

    “东西新鲜不新鲜？”慈禧太后问道。

    “新鲜！还冒热气儿呐！”

    “好！快分给大家吃吧！多备热汤、好茶。”

    崔玉贵答应一声，亲自带领太监分送食盒，每人一个。天厨珍味，果然不凡，不过这一盒克食也不便宜，内务府大臣预先发了通知单，共凑银子三千两，犒赏太监。入座听戏的王公大臣，每人要派到五十几两银子。

    群臣进食之时，台前张起两张大幕，一张由北而东，一张由北而西，三面各不相见，只见台上的角色，名为“隔坐”。

    到得午正时分，恰好慈禧太后最欣赏的一出《四郎探母》，唱到“回令”，太监传旨赐宴。筵席设在偏殿，时逢薄雪，热气腾腾的一品锅，大受欢迎。平时讲究威仪礼节的王公大臣，此时都非常随和了，找个位子坐下来，大口喝酒，大块食肉，吃得一饱，仍回原处去听戏，直到上灯以后的六点钟，方始撤幕。戏散以后，仍向慈禧太后三叩首，方始退去。

    这样一连三天，每天有八、九个钟头的戏。慈禧太后听遍了京中的好角色，大过戏瘾，而皇帝却累得要病倒了。

    ※ ※ ※

    内务府原来就延聘了两位名医，一个叫陈秉钧，一个叫曹元恒，奉旨各赏了主事的职衔，随时听候宣召请脉。

    这陈秉钧，行医的名字叫陈莲舫，早就看出皇帝其实并无大病，只是虚弱，不必服药，却须静摄。而唯独这人人可以做得到的一件事，在皇帝决无可能。日久天长，皇帝的身子只有越来越坏。而自己的盛名葬送在里面，太不值得，所以早就打定主意，脱身为妙。此时便又跟内务府堂官提出请假回籍的要求。

    “那怎么行？”内务府大臣继禄说：“皇上这两天又违和了！正要仰仗高明。陈大夫，我实在不便代奏，我也希望你勉为其难。”

    “实在是力不从心。”陈莲舫说，“继大人，我不止说过一次，皇上如果不能静养，药是白吃的。”

    “我知道，我知道！陈大夫，你们两位只算帮我的忙。我想个法子，另外替你们两位弄些津贴。”

    “这倒不生关系！”曹元恒接口说道：“继大人，说老实话，我们也巴望着能把皇上的病看好了，挣个大大的名声回去。无奈，宫里请脉的规矩跟外面不同，以致劳而无功。我们在家乡都有些熟病人，非我们亲自去看，不能对症。这一层，继大人也得体谅。”

    “这是没法子的事！”继禄的声音不似先前那样柔和了，“你的病人莫非比皇上还要紧？”

    见此光景，陈莲舫知道不能再强求了。他是松江府属下青浦朱家角人，医道不坏，但品格不纯，好以官派唬人。他本人是主事，儿子是县令，如今一度供奉内廷，回乡打出“御医’的招牌，结交缙绅先生，是件名利双收的事，为此亟亟求去。如今见继禄的话不好听，见机而作，决定让步。

    “继大人，”他说：“为臣子者，理当尽忠竭智以事上，但恐力不从心，误了大事，并无他意。”

    这表示不再坚决求去。继禄亦见风使舵，加以抚慰：“这样吧，”他说，“两位分班当差好了。如今南来北往方便得很，一位回府，一位在京，到时候替换如何？”

    有此结果，陈、曹二人自然乐从。于是继禄跟奕劻说知其事，第二天便奏明慈禧太后，一面明发上谕，准陈秉钧、曹元恒“分班留京供差，两月更换。其留京供差之员，每月赏给津贴银二百两，由内务府发给。”一面密电各省，催问物色良医，若有结果，即便送京请脉。

    ※ ※ ※

    电报到达浙江，新到任不久的巡抚冯汝弢，大为紧张，将幕友请了来问计。总督、巡抚的幕友，称为“文案委员”，礼数如州县官对“老夫子”那样，相当客气。如果是单独找谁议事，往往移樽就教，倘或广咨周询，必得命小厨房专门备一桌菜，等酒过三巡，从容请教。

    这天吃到一半，冯汝弢才把电报拿出来，一提个头，举座都望着一个人笑了。此人名叫杜钟骏，字子良，扬州人，是前任张曾扬的幕友，冯汝弢把他留了下来，专管往来函牍。

    “怎么？”冯汝弢问道：“子翁必是精于此道？”

    “真人不露相。”有人说道：“子翁的医道，真正叫‘着手成春’。”

    “那好极了！”冯汝弢说：“我一定力荐。”

    “不，不！多谢中丞的美意。此事关系出入甚大，万万不敢从命！”

    语气很硬，冯汝弢倒愣住了。心里在想，如果他说所知甚浅，不敢贸然尝试，可能是谦虚的话，说是“关系出入甚大”，便是别有所见，倒不便造次了。

    “从长计议，从长计议！”有人看出风色，用这样一句话，将此事扯了开去，解消了僵局。

    到得第二天，冯汝弢特意去访杜钟骏，道明来意，是劝他进京应征，但又说，果真有苦衷，亦可商量。

    “中丞！”杜钟骏答说：“戊戌以后，亦有征医之举。当时的情形，中丞想来总很清楚。”

    于是杜钟骏说了一个亲耳闻诸“同道”的故事。他的这个同道，是广州驻防的汉军旗人，姓门名定鳌，字桂珊。戊戌政变一起，中外震动，不久便有为皇帝征医的上谕，广州将军便保荐门定鳌入京应诏。

    同时被荐名医，还有三人：朱煜、杨际和，以及另一个跟门定鳌一样，姓很僻的愚勋。先是个别请脉，门定鳌的医书读得很多，拟脉定案，征引“内经”、“素问”及金元以来各名家的著述，融会贯通，头头是道。慈禧太后对他颇为赏识，夸奖他是儒医。

    及至要用药了，是由四名医会诊。看法自有出入，损益斟酌，好不容易才拟定脉案与药方。脉案的结论是：“谨按诸症，总由禀赋素虚，心脾久弱，肝阴不足，虚火上浮，炎其肺金而灼津液使然。宜用甘温之剂，以培真元，惟水亏火旺，不受补剂，是以用药掣肘。今谨拟用养心理脾，润肺生津，滋养肝肾之剂，而寓以壮火镇火之品，仍宜节劳，静养调理。”四个人私下都同意，要紧的只是“仍宜节劳，静养调理”八个字。

    下的药一共十四味：云茯、神苓、淮山药、细生地、麦冬、元参、杭白芍、霜桑叶、甘菊、金石斛、桔梗、竹茹、甘草、天花粉。略懂医道的人都看得出来，没有一味结结实实的烈性药，开这种不痛不痒的方子，无非敷衍差使而已。

    其时废立之说，甚嚣尘上，最后连各国驻京的公使都知道了，千方百计打听，不得要领。最后找到法国公使馆有个秘书，是门定鳌在广州的旧识，且识中文，便委他向门定鳌去探问究竟。要脉案、要药方，门定鳌都不敢应命，到逼得无法推诿了，他取水笔在干砚台上疾书“无病”二字，随即抹去，起身送客。

    “圣躬违和”的真相如此，越发惹起各国公使的猜疑。于是先则荐医，继则请觐见皇帝，都让慈禧太后责成庆王奕劻支吾了过去。门定鳌见此光景，深怕他从“无病”二字，已泄漏了极大的机密，惹来杀身之灾，托词在旅舍中为狐所祟，辞差出京躲祸。

    “中丞请试想，”杜钟骏讲完了这段故事，接着说道：“皇上根本没病，硬说他有病，万一出了什么大事，嫁罪于医，岂不冤哉枉也！”略停一下他又加了几句：“果真有此情形发生，不但我冤枉送命，而且亦会牵累举主。中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最后几句话，打动了冯汝弢，决定接受建议，且将此事搁着再说。

    ※ ※ ※

    一搁搁过年，冯汝弢接到京里知交的密信，说他有调动的消息。如果军机奏闻，慈禧太后不一定会同意。因为他之得任封疆，不过半年工夫，资望既浅，又无特殊政绩，在慈禧太后对“冯汝弢”这个名字几无印象，当然就会不置可否。

    因此，他的这个朋友劝他，应该从速设法打点，最好是走内务府的路子，常在慈禧太后面前提提他的名字，说说他的好话。

    看完这封信，冯汝弢忽有灵感，要慈禧太后对他有印象，得做一件让她常想到他名字的事，那就何不旧事重提，保荐杜钟骏进京。

    于是，他关照小厨房做了四样极精致的菜，携着一小坛陈年花雕，去看杜钟骏。当然，他的本意是决不肯说破的，只说接到京中来信，皇帝确是患了肾亏重症，而且访闻浙江巡抚衙门有此一位名医，问他何以不飞章举荐？

    “子翁，”冯汝弢很恳切地说：“我们且不说君臣之义，只拿皇上当个寻常病家，足下亦不能无动于衷吧？”

    这是隐隐以“医家有割股之心”这句话来责备他。杜钟骏虽未松口，但亦说不出坚拒的话，只是擎着酒杯在沉吟。

    “子翁，如果不嫌唐突，我还有不中听的话想说。”

    “尽管请说。”杜钟骏答说：“我亦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正就是怕有过失。如今子翁的名声，已上达天听，倘或迳自下诏行取，于足下面子似乎不好看。至于我，朝廷倘责以知而不举之罪，固然无词以解，若说我有此机会竟不荐贤，薄待了朋友，更是不白之诬，于心不甘。”

    话说得很深刻，也很委婉，杜钟骏再也无法推辞了。不过实际上有些难处，不能不说在前面。

    “既然中丞如此厚爱，我不能不识抬举。只是长安居、大不易！皇上果真是体虚肾亏，服药非百剂以上不能见效。穷年累月在京里住着，实在力有不逮。”

    “不用子翁劳神，自然是要替子翁预备妥当的。”

    冯汝弢表示，起码要替他筹三千两银子，带进京去，以备一年半载的花费。又说，内务府大臣继禄、奎俊都有交情，重重函托，自然处处照应，请杜钟骏尽管放心。

    居停如此殷勤，杜钟骏再也没话可说了。于是冯汝弢即日拜折，应诏荐医。批复下来，命冯汝弢派妥人护送进京。那知动手之前，杜钟骏自己生了一场病，等疗治痊愈，恰又是冯汝弢奉旨移调江西，少不得还要帮着办一办交代，就这样迁延到六月底才能动身。

    他是由上海坐海船北上。一到天津，由于冯汝弢预先已有函电重托，再则日常请脉，接近两宫的机会很多，难免垂询外间的舆论。一语之微，亦足以影响前程，因此直隶总督杨士骧，待以上宾之礼。不但盛筵款待，致送程仪，而且特备花车，亲自陪着进京。

    因为有杨士骧的照应，杜钟骏此行非常顺利，到处都受礼遇。到了七月十六那天，由继禄带领，半夜里出西便门到海淀，在颐和园先见了六位军机大臣：庆王奕劻、醇王载沣、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以及入军机不久的世续，然后在内务府朝房待命。先有个六品服饰的官员在，请教姓氏才知道他就是慕名而未识面的陈莲舫。

    未及深谈，陈莲舫便已奉召，匆匆而去。过了有半个钟头，继禄走来领着他到了仁寿殿，做个手势示意他在帘外等待，然后悄悄掀帘入内。

    一帘之隔，咫尺天颜。杜钟骏做梦也不曾想到过，会有这么一位天字第一号的病家，一时不知道是兴奋、惊异，还是畏忌，只觉得心里七上八下，不安得很。就这时候，陈莲舫已经出殿，继禄在里面连连向他招手。

    杜钟骏战战兢兢，到了殿里，照预先演习过的仪注，先向面西而坐的慈禧太后行了一跪三叩首的大礼，转而向面南的皇帝也是一跪三叩首，只听慈禧太后问道：“你就是杜钟骏？”

    “是！”杜钟骏略移一移膝，向东回答。

    “冯汝弢说你医道很好，你要替皇上用心号一号脉。”

    “是！”

    这时继禄轻声提示：“请脉吧！”

    于是杜钟骏起身走到皇帝面前，在一张半桌侧面，已放了一个拜垫，杜钟骏复又跪下，用两只手替已将双手仰置在半桌上的皇帝诊脉。

    由于疾趋入殿，起跪磕头，加以心情紧张，天气又热，杜钟骏忽然觉得气喘，便屏息不语，静待气平。而皇帝有些不耐烦了。

    “你瞧我的脉怎么样？”

    杜钟骏已经受了嘱咐，慈禧太后最恨人说皇帝肝郁，皇帝自己最恨人家说他肾亏。所以杜钟骏的答奏，很谨慎地避免用这些字眼。

    “皇上的脉，左尺脉弱，右关脉弦。左尺脉弱，先天肾水不足；右关脉弦，后天脾土失调。”

    “我病了两三年医不好，”皇帝问道：“你倒说，是什么缘故？”

    “皇上的病，非一朝一夕之故。积虚太久，好起来也慢。臣在外头给人看病，凡是虚弱与这个病差不多的，非两百剂药不能收效。所服的药有效，非十剂八剂，不换方子。”杜钟骏又说：“一天换一个医生，药效就更慢了！”

    “你说得对！”皇帝高兴些了，“你拿什么药医我？”

    “先天不足，要用二至丸；后天不足，要用归芍六君汤。”

    “好！就照这样开方子，不必更动。”

    “是，是！”杜钟骏连连答应。

    等跪安而退，已经出殿了，忽然有个太监追上来喊道：“杜大夫，杜大夫！”等杜钟骏站定，那太监又说：“万岁交代，方子千万不能更动。”

    其时军机处已经退值，内务府的官员便就近把他带到军机章京的值庐去开方子。进屋才发现陈莲舫已先在，彼此目视微笑，算是招呼过了。

    杜钟骏在一张空桌子后面坐了下来，从护书中取出来水笔墨盒与印有他名号的处方笺，静静构想脉案的写法。

    “你是杜大夫？”突然有人在他身旁问。

    抬头一看，是名太监，戴着六品顶带，论品级比县官还大。杜钟骏起身答道：“我是。”

    “万岁爷派我来跟你说，你刚才在殿里说的什么，就照什么开方子，切切不要改动！”又指着陈莲舫说：“千万不可跟他串通起来！”

    “不会，不会！”杜钟骏狐疑满腹，不可串通这一点，还可以体会其中的缘故，想是彼此商酌，希望意见一致，如果互相歧异，出了事谁也脱不得干系。但不知皇帝何以一再叮嘱方子不可改动，莫非另有人主使，非如何开方不可吗？

    正在思索之际，带领的内务府官员来催方子了，杜钟骏便依刚才那太监所传的话，说了什么，便写什么，一挥而就，检点无误，将方子交了出去。

    这时已有书手在等着，拿他的方子另用明黄笺纸誉正，一式两份，装入黄匣内，据说是皇太后、皇帝各一份。不久，又有太监传谕：“赏饭一桌。”这名为“赐膳”，照例由带领的大臣作陪。继禄陪他吃完了才说：“你今天新来，是插班，二十一才是你的正班，到时候我派人来接你。”

    等送回客栈，杜钟骏倦不可当，睡了一大觉起身，第一件想到的事，便是皇帝不知已服了他的药没有？心里又想，陈莲舫也开了方子，不知异同如何？如果服了自己的方子，陈莲舫那张方子还用不用？

    到得晚上，来了一名太监，正是白天他刚请完脉出殿，追上来传话的那个。他说：“万岁爷已服过你的药，明天仍旧要请脉。”

    “是！”杜钟骏说：“继大人知道不知道？”

    “另外派人通知他了，内务府会有人来接你。”

    杜钟骏点点头，抓住机会问道：“请问，陈大夫也开了方子，皇上服了没有？”

    “大概服了吧！我没瞧见。”

    “我再请问，为什么要到二十一才是我的班？”

    “如今一共五位大夫，你算算，今天插了班，不就要到二十一才该你的班吗？”

    杜钟骏一听愣住了，连那太监离去都未发觉。这夜一直不能安枕。半夜起身，等内务府官员陪他到了颐和园，先找继禄办交涉。

    “继大人，”他说：“五个人轮流值班请脉，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这样子怎么能把病治好？要知道，我是来医病的，不是来当差的！请继大人把这种不合道理的规矩，跟皇太后、皇上说一说，务必要改良。”

    继禄笑一笑答说：“内廷的规矩向来如此，我们不能乱说的。你请坐一坐，请脉的时候，我会派人来招呼。”

    坐了一个钟头，方有人来招呼。一切仪注均如昨日，脉象亦复依旧，才服了一剂药，自然还不能见效。杜钟骏只是陈奏，对皇帝的病症，更为了解，又说“病去如抽丝”，请皇帝耐心静摄。

    等辞出殿后，开方如昨。慈禧太后又赏了饭，同时传谕：“杜钟骏改为七月二十二日值班。”进一步证实了首尾六天一轮的办法。

    于是，杜钟骏进城便去拜访吏部尚书陆润庠。这是第二次，无多寒暄，便即道明来意：“府上世代名医，尊公的《世补斋医书》海内传诵，当今大老中，最明白医道的，莫过陆大人！”他问：“陆大人说说，六天一开方，彼此不相闻问，有这种医病的办法没有？”

    “宫内的情形，与外面不同，只怕你还不大明白。”

    “医病的道理是一样的。”杜钟骏气急败坏地说：“我们进京，满以为医好了皇上的病，可以博得个微名。现在看这情形，徒劳无益，全无希望。不求有功，先求无过，照目前的办法，病一定医不好！将来发生什么事故，谁来负责？陆大人是南书房翰林，天子近臣，请便中向两宫说一说！”

    “你不必过虑！”陆润庠随随便便地答说：“内廷的事，向来如此，既不任功，亦不任过。我虽在南书房行走，也不常见两宫，而且不是分内之事，亦不便进言。”

    杜钟骏这才领略到，在宫中当差是这样的滋味，只好默然而退。不过有“既不任功，亦不任过”的话，算是比较放心了。

    于是每隔五天进宫一次，每次匆匆一面，既不能细看皇帝的气色，亦不能多问病情，皇帝自己也很少说话。“望闻问切”只占得最后一个字，杜钟骏颇有用武无地之感。不过，慈禧太后却不似外间传说那么威严，常有温谕慰问。中秋节赏也有他一份，大卷红绸两片，纹银二百两，是派人送到他杨梅竹斜街斌升店旅寓来的。

    打发了赏银，杜钟骏顺便请教颁赏的太监：“该怎么谢恩？”

    “大伙一起磕头吧！我不大清楚，你最好问内务府。”

    跟内务府的官员打听才知道，照例颁赏，是约齐了一起谢恩，日子定在八月初三。到了那天，浓云如墨，大雨倾盆，但海淀道上，车马如织，文武大臣依旧都准时赶到了颐和园。

    行礼定在召见军机以后，大概是上午八点钟左右。谁知雨势越大，翎顶辉煌的王公亲贵都局促在仁寿殿两廊等候，两宫亦在殿中卷帘以待，一直等了一个多钟头，雨势略收，二十出头的小恭王溥幸，大声说道：“不能再等了，行礼吧！”

    说完，他一撩袍褂，下了台阶，王公大臣纷纷跟随着，就在积水盈尺的天井中，乱糟糟地向上磕头。杜钟骏亦杂在中间，随班行礼，搞得泥泞满身，狼狈不堪。

    出了仁寿殿，急于想回下处去换衣服，不道有个小太监一把拉住他说：“杜大夫，我有话告诉你。”

    “你说吧！”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你来！”

    那小太监神色仓皇地左右看了一下，撒腿就走。杜钟骏在内廷当差半月有余，已略知规矩，太监这样结交外人是犯禁的。自知跟太监私下交谈，亦有未便，但怕是有关皇帝病情的要紧话，不能错过机会。考虑了一下，终于还是跟了过去。

    跟到僻处，那小太监跷起大拇指说：“你的脉理很好！”

    “你怎么知道？”

    “我听见万岁爷说的，说你的脉理开得好。我一发告诉你吧，太医开的药，万岁爷常常不吃，你的方子吃过三剂！”说罢，他略伸右手，五只指头乱抡着，仿佛是个无意识的举动。

    正在向他口头致谢的杜钟骏，蓦然意会，急忙从口袋中掏出一张银票，捏成一团，塞在他手里。那小太监飞也似地跑了。

    杜钟骏却不以为他是为了讨赏，故意编一套好听的话来献媚。自己算了一下，除头一天插班以外，正班共有三次，大概就是这三剂方子，皇帝全都服了。心里在想，是不是能够奏明皇帝，每次开方，连服五剂，庶几药效不致中断，易于收功。

    ※ ※ ※

    下一天又是值班之期，这天请脉是在寝宫，由内务府大臣奎俊带领，快将到达时，只见一名太监匆匆赶来，行了礼说：“奎大人，你快上去吧！万岁爷在发脾气！”

    “喂！”皇帝发脾气，奎俊不急，从容问道：“为什么？”

    “不知道！万岁爷亲自检药，检着检着就来了脾气了！传旨找内务府大臣。”

    “好！我就去。”奎俊回头对杜钟骏说：“你先在廊上站一站，听我招呼。”

    杜钟骏便在寝宫外面静静待命。只听皇帝的嗓子很大，“怪道我的病不得好！”他说：“你瞧枸杞上生蛀虫，拿这坏药给我吃，怎么医得好？”

    “是寿药房配的药，大概药的年分久了。”

    “这怎么行！现在派你到同仁堂去配药。”

    “是！”

    不久，奎俊从殿里出来，招招手将杜钟骏领了进去，只见皇帝坐在一张小圆桌前面，桌上摆着一小包一小包的药。

    “杜钟骏，”皇帝问道：“药材是不是四川云贵一带的最好？”

    “不一定，各地有各地的特产。”

    “这‘於术’呢？”

    “浙江省於潜县出的最好，所以叫於术。”

    皇帝点点头，“这张方子是陈秉钧开的，昨天不想吃，今天拿出来看看，觉得还不错，服一剂也不妨，谁知道尽拿些坏药给我吃。”他又问：“茯苓、山药那里最好？”

    “茯苓自然是云南，山药要河南出的才地道。”

    “好！以后你们开方子，都要注明药材的产地！”

    “是！”

    杜钟骏请完脉开方子，心里在琢磨，注明药材产地，是不是要各省督抚进贡呢？果然如此，下药又要斟酌，不必多找麻烦。

    果如所料，第二天就由军机处分电各省，凡有特产药材，立即进贡。此外又由慈禧太后传谕：各省所荐医生六人，分为三班，两月一换。同时发下一张名单：头班张彭年、施焕，第二班陈秉钧，周景焘，三班吕用宾、杜钟骏。

    这比六天一轮的办法要好些。但使杜钟骏困惑的是，何以会排出这么一张名单？他当然是有自信的，而且皇帝亦颇赞赏他的医道。吕用宾是京城里的名医，口碑极好，如果是他们两人排为头班，也许两个月内就能大见效验。谁知将好手排在后面，实不知其意何居？

    当然，这是无法去求得解释的事，而且从这天起，杜钟骏对皇帝的病情也隔膜了，只听说同仁堂到海淀开了分号，因为自从枸杞生虫，皇帝一怒命奎俊亲自到同仁堂配药之后，内务府就曾面奏，说颐和园离同仁堂很远，来回路程非几个钟头不可，配药回来，赶不上吃，不如命同仁堂就近设立分店，最为便当。皇帝准奏，同仁堂便是奉旨设立分号了。

    这样过了有七八天，杜钟骏正闲得没事干时，内务府忽然派人来通知，说继禄有请。赶到那里，才知是派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差使。

    “杜大夫，请你来当考官。”继禄笑道：“看考医生的文章。”

    原来皇帝脉案，逐日有人到奏事处去抄了出来，卖给上海各报驻京的访员，发电报回去，刊登在报上。端方正在江南考医生，便以此作为题目，取中二十四卷，特地派专差将此二十四卷送进京来。奏折上说明：如果赏识那一卷，即派此人进京请脉。

    “端制军可真是会做官！不过，法子也太新鲜了一点。皇太后说，她也不知道那一卷好？发交吏部陆尚书看，他也不敢作主，那就只好借重各位的专长了。”

    杜钟骏也觉得端方有点异想天开，不过，他倒很感兴趣，期待着其中或许真有高手，道理说得透彻，用药别有新意，大可供作借镜。所以当即在内务府坐了下来，一卷一卷细细的看。

    按说，同一脉案，用药不致大相径庭。那知不然，二十四卷，起码有十个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应该补肾；有的说，应该用六味地黄丸；有的说，当补命火；有的说，要用金匮肾气丸；又有主张补脾胃的；也有断言，必当气血双补，用参茸之类极珍贵的药。其中有一卷最妙，说皇帝的病，应当阴阳并补，所开的药是十全大补丸。

    “都是悬揣之辞。”杜钟骏率直陈言。“没有一个人搔着痒处。”

    “我想也是！”继禄说道：“皇上的病，连我们经常在内廷行走的人都弄不清楚，何况远在上海，只凭脉案开方子，岂有不是隔靴搔痒的？”

    “正是这话。”杜钟骏问道：“听说皇太后中秋吃坏了肚子，一直拉痢。可有这话？”

    “怎么没有！”

    正说到这里，另一内务府大臣奎俊闯了进来，探问“阅卷”的结果。听了杜钟骏的意见，只是摇头。

    “不用说远在上海，”他说：“就近在咫尺，象头班张彭年、施焕的药，皇上吃了毫无效验……。”他忽然顿住，欲言又止，是有话想说而有所顾忌似的。

    “你说吧！”继禄比奎俊更无顾忌，“忌讳什么？”

    于是奎俊将哽在喉头的话吐了出来：“你们在这里请脉，我早就想跟你们说了，皇上的病，不容易治，你们不请脉更好！”

    听得这话，杜钟骏惊疑不定，但不便多问，而且料想追问亦不会有结果，只好当作没听见，接续未完的话题，问到慈禧太后的痢疾。

    “时好时坏，一直在闹肚子。”继禄答说：“不过不愿意大家提这件事而已。”

    “为什么呢？”

    “你想，皇上天天请脉，有脉案发出来，皇太后再病了，岂不影响人心？”

    “这样讳疾总不是办法！”杜钟骏说“老年人最怕这个毛病，而况……。”他也欲言又止了。

    “怎么不说下去？”继禄催问。

    “我也是听人说的，不知道靠得住靠不住？说皇太后抽抽这个，是不是？”杜钟骏做了个抽大烟的手势。

    “你指皇太后抽‘福寿膏’？偶尔抽着玩儿，没有瘾。”

    “那还好！”杜钟骏点点头：“不然，烟痢是最麻烦的。”

    “听说陆总宪，就是戒烟之后得了痢疾，治得不得法，送掉了老命！”

    “总宪”是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别称，从新官制颁布以后，只设都御史一员，由原任左都御史陆宝忠蝉联。

    此人是江苏太仓人，光绪二年丙子恩科的翰林，循分供职，当到左都御史。谨慎清廉，说来是个好官，不幸的是那“一口瘾”害了他。上年厉行烟禁，京中各衙门官员，准许自行陈请，限期戒断。京外大小文武官员，则限定在六个月内戒绝。半年已过，详加考查，王公大臣四人，痼癖如旧，王公两人是睿亲王魁斌、庄亲王载功；大臣两人巧得很，都出在都察院。一个是都御史陆宝忠，一个是副都御史陈名侃。

    于是军机大臣奏明，采取了一个很有力的措施，睿、庄两王所领的各项差使，如都统、前扈大臣、内廷行走等等，尽皆开去，陆宝忠与陈名侃则暂时开缺，一律派员署理，“如能迅速戒断，仍准照旧复职。”否则，两亲王革爵，两大臣革职，决不宽贷。

    有此严旨，陆、陈二人自然奉命唯谨。陈名侃的烟戒得还算顺利，陆宝忠却痛苦万状。其实戒烟的方子无其数，陆宝忠一一觅来服用，总无效验，最后是用涕泗横流，强忍不顾的“熬瘾”之法，方始戒断，而元气却大丧了。

    到得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上奏陈明，戒烟净尽，仍准回任供职。但疾病缠绵，拖到四月底不能不自己奏请开缺，过了不几天，一命呜呼。慈禧太后倒是恻然不忍，特命优恤，谥法也不坏，第一字照例用“文”，第二字是个“慎”字。

    接任陆宝忠遗缺的，正是在他戒烟时奉旨署理的张英麟，慈禧太后对此人的印象极好。原来张英麟是同治四年乙丑，在她手里点的翰林，但上邀慈眷，别自有因。

    他是山东历城人，同治十三年当编修时，与检讨王庆祺一同被选在“弘德殿行走”，贵为帝师。那王庆祺品格不端，罔识大体，经常弄些《肉蒲团》、《灯草和尚》之类的禁书，与仇十洲的“春册”，投穆宗之所好，最后竟带着大婚不久的皇帝，逛下三滥的窑子，以致出了一场“天子出天花”的大祸，绝了清朝自太祖以来，父死子继，一脉相传的嫡统。

    当王庆祺鬼鬼祟祟勾引皇帝时，张英麟看在眼里，大不以为然，但既不便规谏，亦不便说破，唯有洁身远行，兼以免祸，上了个奏折请假归省，在山东老家住到光绪元年，方始进京销假。

    复起之后，张英麟当了十七年的翰林，才以詹事外放为奉天府丞，兼领学政，于是当阁学，转侍郎，特简为顺天学政。庚子那年，两宫西狩，百官星散，唯独张英麟紧守着学政的关防，等待交替。第二年召试行在，一直当他的吏部侍郎。到得改新官制，不分满汉，张英麟因为在关外多年，熟悉旗务，特授为镶黄旗汉军副都统，是清朝开国以来，汉员当旗官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