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英麟接任之前的半年，已有上谕，设置代替国会的资政院，并派贝子溥伦与武英殿大学士孙家鼐为总裁，会同军机大臣，拟定详细院章，因而陆宝忠奏请改都察院为“国议会”，以立下议院的基础。结果是驳掉了！因为从慈禧太后到张之洞、袁世凯，都没有意思施行两院制的立宪政体。

    在张英麟接任以后，资政院及各省咨议局的章程，皆已拟妥，而朝廷尚有瞻顾，未曾颁布。但立宪的呼声，则已高唱入云，在上海有好些倡导立宪的团体，有一个叫“预备立宪公会”，首脑是南通状元张謇、福建解元郑孝胥等人，电请速开国会，以两年为限。更有个声势赫赫的“政闻社”，是梁启超所组织，也是保皇党的大本营，电请宪政编查馆，在三年内开国会。

    类此的奏请，除了报纸刊载以外，朝廷照例“不报”，却抄发了奉派赴国外考察宪政，甫自德国、日本归来的礼部侍郎于式枚的一道奏折。于式枚在北洋幕府多年，专司章奏，文字为海内传诵，所以即使对宪政没有兴趣的朝士，也要仔细读一读。

    他的奏折中劈头就说：“臣愚以为宪法自在中国，不需求之外洋。”只看这句话，对热中立宪的人，便是兜头一盆冷水。

    但他的文章，自有不能不令人平心静气，细究其故的魔力：“近来访察群情，详加研究，编考东西之历史，深知中外之异词。中法皆定自上而下奉行，西法则定自下而上遵守，此实振古未闻之事，乃为近日新说所宗。臣历取各国宪法条文，逐处参较，有其法己为中国所已有而不须申明者，有其事为中国所本无而不必仿造者，有鄙陋可笑者，有悖诞可笑者，有此国所拒而彼国所许者，有前日所是而后日所非，固缘时势为迁移，亦因政教之歧异。”

    话虽如此，于式枚认为比较可取的是日本宪法。“虽西国之名词，仍东洋之性质，自为义解，颇具深心。”以下引叙上海报上刊布的一篇题为《今年国民为国会请愿文》的文章，攻击“宪政所以能实行者，必由国民经有一运动极烈之年月，盖不经此，不足以摧专制之锋”的论调，他说：“各国立宪，多由群下要求，求而不得则争，争而不已则乱，夫国之所以立者曰政；政之行者曰权；归之所归，则利之所在，定于一则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有竞进之心，其名至为公平，其势最为危险！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

    接着撮叙法国大革命及日本立宪的结果，从而议论：“盖法国则当屡世苛虐之后，民困已深，欲以立宪救亡，而不知适促其乱。日本则当尊王倾幕之时，本由民力，故以立宪为报，而犹须屡缓其期。上有不得已之情，下有不可遇之势，情势所迫，不得不然。至于我国臣民，本来无此思想，中国名义最重，政治最宽，国体尊严，人情安习，既无法国怨毒之积，又非日本改造之初。我皇太后、皇上曲体舆情，俯从廷议，特允非常之举，宽为莫大之恩！迭降谕旨，既极周详，分定年期，尤为明尽，应如何感颂奋勉，以待推行，岂容欲速等于索偿，求治同于论价？”

    至此笔锋一转，以轻蔑的语气，大骂主张立宪的记者、教员：“况今之言之宪，请国会者，实为利而不为害，且在士而不在民！其所言报馆、学堂，不农不工不商，但可强名为士，未尝任纳税当兵之责，乃欲干外交内治之权！至敢言‘监督朝廷’，又或云‘推倒政府’，读诏书则妄加笺注，见律令则曲肆讥弹，胥动浮言，几同乱党！”因此，于式枚认为：“观于法国之事，则知发端甚巨，固祸变之宜防。”但亦不否认：“又观于日本之事，则知变法方新，亦人情所恒有。”从而警告：“惟须亟筹补救之策，乃不至成溃决之虞。”至于补救之道：“惟在朝廷力图富强，广兴教育，用人行政，一秉大公。不稍予以指摘之端，自无从为煽惑之计。至东南各省疆吏，尤当慎择有风力、知大体者，随时劝导，遇事弹压，庶不至别滋事端。”最后归结到宪法，主张先“正名定分”，引“日皇所谓‘组织权限，由朕亲裁’；德相所谓‘法定于君，非民可解’，”意在言外地表示：“将来的宪法，必当出于钦定，而不可由国会厘订。”至于制宪的程序，该等到“将来各处奏报到齐，必须慎择贤才，详加编订，于西法不必刻划求似，但期于中正无弊，切实可行。”

    如此立论，在守旧派，尤其是揽权日甚的少年亲贵，自然击节称赏，一般人看来，觉得除掉“颂圣”不免肉麻，批评敢言的记者、教员，持论过苛以外，由于他承认立宪的要求，为“人情所恒有”，所以并未起多大的反感。至于对宦海升沉特感兴趣的人，则着眼于“东南各省疆吏，尤当慎择有风力、知大体者”这句话，认为是针对两江总督端方而发，东南督抚，或者会有调动。

    这篇文章只引起批评，并未引起风波，但传到海外，保皇党纷纷大哗。于是到了六月里，军机处接到一个怪电报。

    这个电报发自南洋，是个电奏，自署名叫作“法部主事陈景仁”，自道是政闻社社员，电文中将于式枚狗血喷头地痛骂了一顿，请朝廷“革于式枚之职，以谢天下。”

    “荒唐，荒唐！”张之洞看完这通电报，大摇其头：“时逢末世，什么怪事都有！各位看，该当作何处置？”

    “革职不就完了！”世续答说“主事无专折奏事之权，光这越分言事，就可恶之极！”

    “且慢！”袁世凯另有看法，“陈景仁所恃者政闻社，政闻社又何所恃而敢如此猖狂？”

    此言一出，满座默然。最后是庆王奕劻开了口：“不必多问了！我看，只拿政闻社请限期立宪，跟这姓陈的并作一案，发一道上谕。各位看呢？”

    大家都知道，政闻社跟肃亲王善耆有关系，所以奕劻主张“不必多问”。不过陈景仁究系何许人？何以会在南洋？张之洞认为应该查一查。

    “何妨先找一部‘缙绅’来看看？”

    世续这句话提醒了大家。随即取来琉璃厂荣禄斋印刷的，光绪三十四年春季及夏季的缙绅录，遍查法部官员，就找不到一个名叫陈景仁的主事。

    “莫非是冒名开玩笑的？”张之洞说“如本无其人，则煌煌上谕，无的放矢，那可不成事体了！”

    “冒名是不会的。”世续又说“照我看，此人在法部怕查不出来，必得到吏部才有着落。”

    这一来，袁世凯也想到了，“或者是个捐班主事，”他说：

    “从未到过法部。”

    他的猜测不错，吏部司官查复，陈景仁是捐班主事，本来分发刑部，一改新官制，便变成了法部主事，听说此人是南洋的一个富商。

    只要有这个人就好办了。由张之洞口授大意，军机章京拟好一个旨稿，呈堂传阅。袁世凯看上面写的是：“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奏：请定三年内开国会，革于式枚以谢天下等语，朝廷预备立宪，将来开设议院，自为必办之事。但应行讨论预备各务，头绪纷繁，需时若干，朝廷自须详慎斟酌，权衡至当。应定年限，该主事等何得臆度率请？于式枚为卿贰大员，又岂该主事等所得擅行请革，闻政闻社内诸人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陈景仁等身为职官，竟敢附和比昵，昌率生事，殊属谬妄。若不量予惩处，恐侜张为幻，必致扰乱大局，妨害治安。法部主事陈景仁，着即行革职，以肃官常。”

    “我想改一两句。”袁世凯提笔勾抹添写了两句，再送张之洞看。

    一看，“以肃官常”四字勾掉了，添了两句：“由所在地方官查传管束，以示薄惩。”张之洞便即问道：“陈某人在南洋，如何命地方官查传管束？”

    “这加个伏笔。”袁世凯说：“此人倘敢潜回内地，就可以责成地方官遵旨行事了。”

    “啊，啊！”张之洞不免自惭，当了三十年的督抚，连公事上这个小小的窍门都还不识，岂非荒唐？

    ※ ※ ※

    这道上谕，面奏裁定，第二天南北各报，都用大标题登了出来，政闻社社员大哗，纷纷写信给梁启超，或者政闻社的总务员，年高七十，精通六国文字的马相伯，要求退社。所持的理由不一，有的是为“侜张为幻，必致扰乱大局，妨害治安”的话头吓倒，怕惹来大祸；有的是觉得“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的话太难听了，不愿同流合污；有的认为陈景仁太霸道，既然讲言论自由，有话大家好说，何致于于式枚说错了话，便该革职？

    就在这政闻社社员纷纷要求退会或解散团体之时，“预备立宪公会”所策动的各省国会请愿代表，已陆续到京，八大胡同与戏园饭馆平添了无数打着蓝青官话，满口新名词的陌生面孔。有时因言语隔阂，习俗不同，惹起纠纷，“地面上”的官人，总是善言排解，此由于民政部尚书肃王善耆曾经迭有“堂谕”，对这些代表，务必妥为保护之故。

    袁世凯对肃王的态度颇为不满，不过他一向不愿得罪亲贵，所以隐忍未言。但对政闻社却耿耿于怀，隐忧莫释，因为愈来愈多的迹象，显示政闻社以拥肃、离庆、拉张、倒袁为宗旨，尤其离间他与庆王奕劻的关系这一点，更难忽视，日夕伺机，想一举消灭政闻社。

    机会终于来了！就在杜钟骏到京请脉的那时候，由美国旧金山来了一通电报，是“中华帝国宪政会总长康有为，副长梁启超暨海外二百埠侨民”所上的请愿书，列陈“十二大请愿”，可归纳为九事，其中最重要的共有五点。

    第一点“立开国会以实行宪政”，这在慈禧太后已司空见惯，不以为忤。尽裁阉宦，迁都江南，及改国号大清帝国为中华帝国，则无不犯了大忌。慈禧太后勃然震怒，将原电交了下来，命军机处会同政务处及宪政编查馆会议具奏。

    袁世凯成竹在胸，但须先有一番布置，特地去看庆王奕劻，要求屏人密谈。

    “王爷，”他神色凛然地说“我有件心事，至今不敢率直奉陈。王爷知道不知道肃王结交了一些什么人？”

    “我不太清楚。”奕劻答说：“此人向来不讲边幅，疯疯癫癫的，不必理他！”

    “不然！疯子会闯大祸！”袁世凯又问：“王爷可知道，所谓‘中华帝国宪政会’，就是保皇党的改名？”

    “知道。”

    “康有为有个弟子叫汤觉顿，在京已经多时，王爷可知道？”

    “不知道，连汤什么顿这个名字我都没有听说过。”

    “那就无怪乎王爷不知道了！这汤觉顿便是奉了康梁之命，专门来跟肃王联络的，他们经常见面。”袁世凯说到这里突然顿住，而脸上是极痛苦的表情。

    这使得奕劻既惊且疑，“慰庭，”他问，“你有什么难出口的话。”

    “我有句话，不忍而又不能不言，说出口来，就要有个归宿。否则，王爷怕亦担了很大的责任。

    奕劻骇然，“何出此言？”他将心定了下来，沉着地说：“慰庭，你不妨说给我听，如果我该负责任，我一定负。”

    袁世凯点点头，压低了声音说：“保皇党的首脑，从前是康有为，现在是肃王！朝廷严旨要捕康梁，而康梁奉肃王为魁首。王爷，请问这该怎么说？”

    奕劻听得这话大吃一惊！心里懊悔，不该让袁世凯开口，如今可为难了！照袁世凯的说法，肃王善耆应与康梁同科，但又何能在慈禧太后面前讦告此事？倘或不闻不问，万一有何事故，袁世凯会说，当时曾警告过庆王，他没有表示，只好不办。这就变了比同隐匿，至轻也是个革爵的处分。

    看他脸上阴晴不定，袁世凯索性再说些让他胆战心惊的话，“王爷，”他说，“肃王办的消防队，用兵法部勒，一样有洋枪，一样三六九出操。请问，救火消防队用得着这个吗？”

    奕劻的脸都吓黄了，“他要干什么？莫非要造反？”他气急败坏地说。

    “王爷，”袁世凯摇摇头，极冷静地答说：“你这话谁都没法子回答。”

    奕劻心想，消防队练武携枪，不就是打算趁火打劫吗？倘或宫廷有灾，命消防队进大内救火，可能俄顷之间，变起不测。

    转到这个念头，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那怎么办呢？”奕劻紧皱着眉说：“以善一的身分，能有什么位置？”

    “善一”就是肃王善耆，他居长，弟兄四人名字中都有一个善字，而辈分则与帝系的“溥”字辈相并，因而辈分较高的亲贵，都以善一、善二叫他们兄弟。善一的辈分虽低，毕竟是世袭的亲王，即令犯有极重的过失，亦须有确实的证据，方能奏请处置。如今事涉暧昧，而又关系重大，如果让慈禧太后知道了他是这样的态度，必然震怒，但却无奈其何。倘或隐匿不言，万一出了什么事，可又脱不得干系。此所以奕劻为难万分。

    他的处境是袁世凯早就想到了的。就要奕劻觉得为难，才会听从他的建议。于是他用安慰的语气说：“王爷也别着急，事情就怕不能前知，知道了总有法子预防。亲贵理当保全，倘有不测之事，就算自己没有责任，又何忍见那位亲王为端华、载垣之续？”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奕劻连连点头，“无事是福！”

    “我在想，亲王体制尊贵，朝廷必当优礼，表面上实在不能有什么举动，为今之计，唯有釜底抽薪，削其羽翼！”

    “釜底抽薪，削其羽翼！”奕劻轻轻的念着，抬眼望着袁世凯问：“你的意思是，把他手下得力的人办几个，或者调开？”

    “不！羽翼者康梁一党，什么中华宪政会，远在海外，鞭长莫及，不如先查办政闻社！只要上谕一下，汤觉顿之流，自然闻风而遁，再无人逞其如簧之舌，盅惑亲贵。这才是爱人以德的保全之道。”

    这几句话说得冠冕堂皇，奕劻大为赞赏。因此第二天奉旨会议时，便提出解散政闻社的主张，满座皆以为然。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亦在座中，见此光景，唯有沉默。散会以后，一路哼着“先帝爷，白帝城”，扬长而去。回到王府，未及更衣，便连呼：“找王小航来！找王小航！”

    这王小航单名一个照字，汉军旗人，跟肃王府的渊源甚深。戊戌改变之前，在礼部当主事，上折言事，尚书怀塔布、许应弢不肯代递。王照一怒之下，做了一个呈文，指责堂官不当，不遵旨为他代递奏折。而且这呈文是上堂亲递，同时声明：两尚书不受，他要到都察院呈递。

    自有部院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怪事。怀塔布与许应弢迫不得已，只好答允，为他代奏，随即由许应弢亲自动笔，拟了一个奏折，说王照“咆哮堂署，借端挟制”，并解释不为代递的缘故是：王照奏请皇帝游历日本，而日本最多刺客，从前俄国皇太子及李鸿章都曾遇刺。王照置皇帝于险地，所以不敢代递。又指责王照“居心叵测，请加惩治”。

    这道奏折很厉害，能为王照带来杀身之祸，无奈锐意变法的皇帝，一意广开言路，对礼部堂官顾虑他的安危，并不见情，降旨道：“是非得失，朕心自有权衡，无烦鳃鳃过虑。”

    接着又说：“若如该尚书等所奏，辄以语多偏激，抑不上闻，即系狃于积习，致成壅蔽之一端。怀塔布等均着交部议处。”结果，怀塔布、许应弢，及两名满缺的侍郎，一律革职。处置之苛，未之前闻。王照亦就因为掀起这么一场大风波而名闻海内了。

    及至戊戌政变失败，王照当然在查办之列，幸而是京中土著，又有善耆照应，得以闻风脱走，与康有为同船逃到日本。前两年方始悄悄回国，化名“赵先生”隐居昌平、保定等地，不过经常溜到京城，以肃王府为居停，作善耆的谋主。

    这时把王照请了来，善耆便将政闻社行将奉旨解散的决定，告诉了他，向他问计，应该如何预作布置？

    王照与康有为由患难之交搞成水火不容，肇因于康有为露了以保皇为沽名图利之计的狐狸尾巴，在日本动辄向人说，他奉了皇帝的“衣带诏”，命他起兵“勤王”。起兵要粮要饷，借此便可募捐筹款。有人以此求证于王照，他自然不肯替康有为圆谎，因而结成冤家。不过，王照对梁启超是颇有好感的，所以劝善耆应该设法保存政闻社。

    “既然勒令解散，想来下一步就是查拿了。这个责任自然落在民政部，那时候王爷可就为难了。”

    “说得是！”善耆憬然有悟，“事不宜迟，教他们快走吧！此刻老赵怕还不知道这件事，等他一知道，布下罗网，那可要大糟其糕。”

    老赵是指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谁都知道他是袁世凯的鹰犬，掌握着民政部属下的密探。王照心想，这赵秉钧自题别号叫“智庵”，阴险多计，一奉解散政闻社的上谕，必定秉承袁世凯的意旨，小题大作，株连无辜，只怕各省请愿代表都会遭殃，因此决定亲自出去一趟。

    “王爷，我看这件事得我去料理。”他说，“别人去，话说不清楚，不了解事机之险，会误大事。”

    “你去自然最好。不过，怕显眼！”

    “不碍，我会化装。我还得跟王爷要点东西。”

    “什么？”善耆问：“钱？”

    “钱倒不要，要南下的火车票，只要三等、四等，多多益善。”

    “那容易！”

    善耆随即派人到前门车站买了一百张京汉铁路的火车票，派人保护化了装的王照，到前门外东河沿、大栅栏、八大胡同走了一遍，直到午夜方回。

    第二天果然下了上谕：“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羽，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复败坏大局，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

    赵秉钧一看有“严拿惩办”的字样，随即下令，遇有谈论国事，鼓吹立宪而行迹可疑的陌生人，先逮捕了再说。可惜，他晚了一步，汤觉顿与各省请愿代表，都在这天上午，拿着王照所送的车票，上了南下的火车，即有少数逗留在京的，亦以接到警告，及早躲到亲友那里，深居简出，噤若寒蝉，赵秉钧的部下一无所获。不过，大老们的耳根倒是清净了，因为各省请愿之事，就此无疾而终。

    话虽如此，应该交代的表面文章，仍旧密锣紧鼓地在赶工，八月初一那天，终于颁发了一道煌煌上谕，明定筹备立宪期限为九年，也就是在光绪四十二年颁发宪法。同时在这道上谕中，公布了“宪法大纲”、“选举法要领”，以及“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宪法大纲中首列“君上大权”，共计十三款。第一款：“大清皇帝统制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款：“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此外，立法、召集会议、用人、军事、外交、财政诸大权，统归君上，不受干涉。唯一有些微宪法意味的一款是：“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法律为准，免涉纷歧”

    尽管归政于民，有名无实，但毕竟立宪有了期限，当国的大老可以松一口气了。尤其是慈禧太后，真有如释重负之感，因而兴致显得特别好。宫眷的情绪完全视“老佛爷”的喜怒爱憎为转移，兼以时入仲秋，桔绿橙黄，一年好景之始，乐事正多，转眼慈圣万寿，更是好好热闹一番。

    “人生七十古来稀！过了七十，就该年年做生日。何况是皇太后，更何况立宪有期，太平在即。”

    内务府的这一论调，流传得很广，在内廷行走的人，无不津津乐道，但有件事颇生争议。这年慈禧太后万寿，有个往年所无的点缀：西藏黄教的达赖喇嘛，将携带着大批珍贵的贡品，赶在万寿期前入觐。在乾嘉以前的盛世，这是常事，自道光至今，外患内乱频仍，时世不靖，道路修阻，达赖及班禅入觐之事，久已停止，如今复举，正见得盛世将临，所以很热中于这件事。

    可是李莲英却屡次谏阻，他的理由是谁都想不到的，说是故老相传，皇帝与达赖同城，必有一方不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你是说，皇帝有病，怕达赖来了，会有冲克？”

    “是！”李莲英直答说：“不然何必降旨各省荐医生？”

    慈禧太后默然。从回銮以后，她就渐渐发觉，李莲英很卫护皇帝，现在听他这话，更是效忠皇帝的明证。不过，她也知道，李莲英跟荣禄一样，不管怎么样，是不会背叛她的，别人拥戴皇帝就会结了党来反对她，而李莲英决不会！而细细一想，他亦没有错，皇帝的病，若能痊愈，自己仍旧是太后，倘或不起，且莫说立了幼主又得有好几年的辛苦操劳，而且太皇太后毕竟隔着一层，大权多少要分给皇后，总不如全握在自己手里来得好。

    于是她说：“你是那里听来的怪话！皇上还能让个喇嘛克死？若说有个人不利，也必是不利于达赖。”

    李莲英适可而止，不再往下说了。慈禧太后却想起一件事，达赖早就到了山西，驻锡五台山，六月初将由山西巡抚，一指派妥人，护送来京。至今两月，何以未到？

    第二天问起军机，此事归世续主持，便由他答奏：“六七月里天热，带来的贡品又多，一路调拨夫马，种种不便，所以等到凉秋入觐。”

    “现在不是秋凉了吗？”

    “是！也快动身了！好在山西离京不远，只要一动身就快了。”

    他没有说真话。真相是达赖不愿入觐了！因为他对陛见的礼制有意见。照礼藩部的拟议，达赖见了皇帝，跟任何臣工一样，必须磕头，而达赖自视甚高，以“国师”自居，不愿向皇帝行跪拜大礼，故而迟迟其行。

    如今慈禧太后催问，而万寿又快到了，世续不能不找礼藩部想法子搬弄达赖进京。当下决定，好歹骗他到了京里再说，因而由军机处密电山西巡抚，敦劝达赖起程，礼制上总好商量。

    达赖被劝动了，决定一过中秋就动身。那知又横生波折，“西藏番僧，联名呈诉赵尔丰枉杀多命，毁寺掠财。”番僧就是喇嘛，达赖得知此事，自然又观望了。

    原来西藏的政教纠纷，颇为复杂。当黄教始祖宗喀巴在明朝永乐十七年圆寂时，遗命以达赖、班禅二大弟子，世世化身转世，互为师弟，宏扬大乘教义，并以达赖主前藏，驻拉萨，班禅主后藏，驻扎什伦布。转世到今，达赖是第十三辈，班禅是第九辈。

    这十三辈达赖，法名阿旺罗布藏塔布克勒嘉穆错，出生于光绪二年五月，由第八辈班禅为他披剃授戒。到了光绪八年，第八辈班禅圆寂，下一年转世现身，即为第九辈班禅，法名洛桑曲金，当然成为达赖的弟子。

    其时英国垂涎西藏已久，光绪十三年驱使印度侵入藏边，发生战争，藏军伤亡七百余人。第二年又打了一仗，藏军一万余人，溃不成军。因此，达赖恨极了英国，而俄国正好趁虚而入，所派的一个间谍名叫道吉甬，做过达赖的老师。自甲午战后，西藏是联俄派的天下，英国的势力处处受到压制。不想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无暇远顾，英军得以卷土重来，在光绪三十年七月间，借故侵入拉萨。达赖大惊，将印信交给了前藏三大寺之一噶尔丹寺的噶布伦——前藏总揽立法行政大权官员的称呼，额定三僧一俗共四名，仓皇往北而逃。

    当时的驻藏大臣有泰，很讨厌达赖的嚣张跋扈，便上了一道奏折，数他平时的不是以外指责他事危潜逃无踪，请朝廷“褫革达赖喇嘛名号”，以班禅代摄。

    这一下，达赖对班禅便是旧恨加上新仇了。旧恨是在两年以前，班禅到拉萨朝拜达赖，随从疏忽，击鼓而过布达拉宫，达赖以为布鼓师门是大不敬，罚他藏银三十称。师弟之间，就此有了嫌隙，加以英国人从中煽动，彼此仇怨日深。

    不过，这一次班禅却很顾师门的义气，具奏力辞，无奈除他以外，别无人可以权摄达赖的位号，亦就只好勉为其难。

    至于达赖，最初是逃到库伦，意在投俄。只是蒙古的喇嘛领袖，法号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极受爱戴，而达赖跟他不能和睦相处，便难以存身了。库伦办事大臣深感为难，奏闻朝廷，下诏西宁办事大臣迎护至西宁。

    西宁在青海，是宗喀巴的降生之地，最大的一座寺名为塔尔寺，达赖到了西宁，自然卓锡在此。但就象在库伦那样，达赖与居停不和，积渐而至于势同水火。

    原来蒙古青海，除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外，另有勒封的八大呼图克图，以章嘉呼图克图为首，位居第四的名为阿嘉呼图克图，主持塔尔寺。达赖寄人篱下而犹颐指气使，阿嘉呼图克图自然不服。

    于是陕甘总督升允上奏，说达赖性情贪吝，久驻思归，请示应否准其回藏？朝廷因为英军侵藏以后，强迫噶尔丹寺的噶布伦订立丧权失地的条约，正派唐绍仪在印度与英国代表交涉改订，此时自不宜放达赖回去，指示俟“藏事大定”再议。

    同时，将阿嘉呼图克图调回京里去管喇嘛。这样调停，本可勉强无事，不料又爆发了两活佛斗法的轩然大波。据说，达赖与阿嘉呼图克图积不相容，彼此都想用法术制对方于死命。

    此本是红教所盛行的邪道，但黄教的喇嘛，亦偶一为之，当然，有无效验不得而知。巧的是，达赖这一次行法，似乎真的有效，年未五十的阿嘉呼图克图，一场小病，竟然不治。塔尔寺的喇嘛知道两人有斗法之事，认定阿嘉呼图克图死于达赖之手，多方搜寻，找到了埋在泥土中的土偶等物，自是达赖用来咒魇阿嘉呼图克图的铁证。因而群情愤慨，一直闹到驻藏办事大臣那里。

    派人询问达赖，他承认土偶是他所埋，但否认是在跟阿嘉呼图克图斗法，指出依照黄教仪典，这是感谢大皇帝恩惠的一种仪式。查证经典，果如所言。于是斗法一事，成为无可究诘的悬疑，不过，达赖在西宁可是存身不住了。当时的理藩院便安排他入雁门关，移床山西五台山，一住已经三年。

    其时由于唐绍仪等人与英国不断的交涉，终于改订了条约，对原由西藏自己被迫订约所丧失的利权，挽回了许多，而赵尔巽的胞弟尔丰，受任川滇边务大臣，锐意经营康藏，改土归流，屯垦练兵，虽然不断遭遇阻力，但西藏的面目却在改变，使得达赖大为不安。一方面怕朝廷真个统治了西藏，一方面又怕班禅的地位势力凌驾而上，变成大权旁落。

    因此，他决定自请入觐。以为这一下占了班禅的先着，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在京也可以看看风色，相机活动，早遂重回拉萨之愿。

    不想好事多磨，磨得达赖意兴阑珊，如今又听赵尔丰在西藏有此诸般恶行，自然要看看再说。不久，朝命派成都将军马亮查办，初步处置总算公平的。复经山西巡抚力劝，毕竟还是启程了。

    一入直隶境界，朝廷特派大员赴保定迎接，这一下，地方官不能不特加尊礼，百姓亦就刮目相看，道路争传：“西藏活佛来了！看一眼都是福气！”于是所到之处，驻锡名刹，香花供养，警护森严，这在达赖却是颇足以为慰的事。

    一到京，就更气派了，京里的喇嘛很不少，也没有几个人瞻礼过达赖，此时欢欣鼓舞，脸上象飞了金似的，昼夜不断，聚集在他所安座的黄寺，王公亲贵，皆来致礼，更是少有的荣耀。每一出行，前呼后拥，身后追随着无数黄衣喇嘛，轰动九城，倾巷来观，使达赖更觉得权势之可贵可恋。

    但，令人不怡之事，很快地来了。理藩部负责为他们的堂官照料达赖的一个司官，名叫罗西木桑，是蒙古人，但在西藏多年，能言善道，只是有点不大懂交情，商谈觐见礼节时，毫不放松。

    “要我行跪拜礼办不到。”达赖一口拒绝。

    “这是按成例行事。”罗西木桑说：“决无不敬大师之意。”

    “成例不足凭！而且那是班禅自贬身分！”

    他说得这话，罗西木桑自然知道。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无论达赖或班禅见驾皆不行跪拜之礼，直到乾隆年间，有一次班禅在热河行宫觐见，自请依臣子之礼，从此就成了例规。

    “大师的话，窃所不喻。”罗西木桑答说：“达赖、班禅世为师弟，原为一体。再说两大师化身转世，所以今天弟子所见的大师，就是乾嘉以来的各位大师，何以从前可循例行事，而此刻不能？”

    这话驳得很厉害，达赖顾而言他的说：“你提起乾隆年间的话，我倒要问你，乾隆御制《喇嘛说》你读过没有？”

    “在理藩供职，自然读过。”

    “那么，你倒说，高宗怎么解释喇嘛？”

    罗西木桑想了一下，朗然念道：“予细思其义，盖西番话谓‘上’曰‘喇’，谓‘无’曰‘嘛’，‘喇嘛’者谓‘无上……。’”

    “慢着！”达赖截断他的话说，“既谓之‘无上’，岂能屈膝于人？”

    “御制的文章中还有句话，”罗西木桑从容地说：“‘即汉话称僧为上人之意。’无上是如此讲法，请大师不可误解！’

    不但话不投机，而且措词不甚客气了，随行的噶布伦赶紧扯开，“改天再议吧！”他说，“好在为时尚早。”

    礼制未定即不能觐见。其实，就定了也还得等待，因为两宫违和，除军机及必须召见的大臣以外，一切仪制上繁文缛节，以及必得有精神来应付的朝觐，概行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