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挨到出发的那天，平静了一天一夜的风雪又暴烈起来。既然出发时刻已到，下刀子也得走。那个叛逃的“林副统帅”当年就是这么说的：“枪声响，老子上战场！”
一直挨到出发，平静了一天一夜的风雪却又暴烈起来。但既然出发时刻已到，下刀子也得走。那个叛逃的“林副统帅”当年就是这么说的：“枪声响，老子上战场！”
镇里出动了一辆老式的嘎斯六九来送我。那是一种八座的苏联车。当年，在哈拉努里，算得上是辆好车了。发动车的时候，初冬的早晨天色俨然还黑得很。保密室的窗户子也黑得很。整个机关，除了协理员“大叔”，再无别人来送行。最后关上车门前的那一刹那，我再度探出多半个身子去看了看保密室的窗口。我希望它此刻能奇迹般地亮一下，但是，奇迹终究没出现。没出现就没出现吧。我轻轻地叹了口气，用力握了一下“大叔”的手，断然命令司机：“走人。”这一路，果然遭罪，比我预料的还要糟得多。车到西坝河子，人没颠垮，车彻底不行了。司机说，油路堵了，再发动不了了，找个马爬犁送你吧。我差一点跟他嚷嚷起来。前边足足还有七十来公里。而这时已是下午时分。风的吼叫和雪的劈头盖脸全都一阵猛似一阵。在这样的天气里，让我靠四条腿的马，怎么可能在天黑前赶到三五零八？万一在这茫茫大沙窝的风雪黑夜天里迷了路，那后果就更难料了。再说在这荒天野地里，上哪儿找马爬犁？谁会准备好了马和爬犁子，在这儿候着你？而天黑前必须赶到三五零八，这是领导下的“死命令”。
哈拉努里的司机基本上都是老油子，根本不屑于跟我干嘴仗，只是猫腰从后备箱里取出一件油了吧唧的军皮大衣，往自己身上一裹，便深一脚浅一脚，冲着不远也不近的一片次生胡杨林，在头里走开了。我只得赶紧跟上。我不能在这严冬的荒野傍晚，把自己一个人撂在这再也发动不着的车子里。没料想，居然在这片不大点儿的林子里还真找到一个马爬犁站。十来个胖瘦高矮不一的车夫，挤在一幢低矮宽敞的大土房子里，围坐在火墙跟前，默默地卷着各自的莫合烟，并在火炉盖上啪啪地爆着共同的苞谷豆。等雇下个壮实汉子，赶着辆大爬犁回到那辆破嘎斯六九跟前，再把我的行李卸到爬犁子上，继续往三五零八赶去，已快耗去一个多小时了。我认定是这个司机懒得再跟我一块儿遭罪，才故意搞的这鬼。要不然怎么会那么巧，车恰好坏在爬犁站跟前？临分手时，我都没稀罕再跟这老油子打声招呼，都没正眼瞧他一下。即便这样，赶到三五零八，也已经是后半夜了。这几十公里路走下来，真把我冻惨烈了。整个下半身已经完全找不着感觉，甚至都不知道冷了。最后，我直想笑，直想好好地睡他一觉。我甚至认为这世界已经跟我完全没一点关系了，心里特别轻松，合上眼，蜷曲起腿，伸出双手，紧抱住自己，整个人飘飘然地，真有一种驾鹤仙游的感觉，特别特别舒坦。但突然间，我想起，好像有人跟我说过，冻死的人都是在一种充分解脱的恬静中睡过去的，脸上无一不带着轻松的笑容。想到“死”，我赶紧睁开眼，猛地一抽搐，就有泪水拼命往外迸溅……接着便哆嗦开了；接着，那种透心凉的感觉又回到了后脊梁上，又能感觉爬犁的颠簸，又能听到车夫的喘息，喘息声里还混杂着一股浓烈的劣酒的辣味儿和马汗的骚臭味儿……但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我还活着。活着，真好。
啊，真好，活着，真他妈的好！！
最后，我是像个冰砣子似的，被四五条大汉从马爬犁子上抬进兵站的。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兵站里居然聚集了大小一二十个官员，正焦急万分地“恭候”我的到来。其中果然就包括宋振和这小子。进了有火的屋子，整个冻僵了的身子居然没一点感觉。那些人先往一张大长桌子上铺一条很粗糙但又很厚实的毡毯，然后三下五除二，把我脱了个精光，撂在这张大长桌上，抓起大把大把的雪，往我腿上脚上手上脸上身上一个劲儿地搓擦。好大一会儿工夫我仍然没什么感觉。我想那时候假如他们把我直接扔到焙红了的火炉盖上，我也不会有什么感觉的。然后，渐渐有了一点冷热感，便开始剧烈抖动，抖个不停，抖到吃不住劲儿了，紧咬住牙关，直哼哼，直呻吟：“受不了了……真受不了了……”到底什么时候才不抖了，从哪个时候起浑身上下才又重新开始感到火燎火灼般疼痛，完全说不清楚了。再往后，那些人便把我埋进大厚被窝里，再封盖上好几件老山羊皮袄，并咕嘟咕嘟地灌了我十来口散装的高粱烧，我便满颊生云，云山雾罩，如一团烈火般地死睡了过去。这一觉睡得特别踏实，酣畅。可以说，八辈子都没这么踏实过。
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九点，我还想睡。宋振和在我耳朵跟前吆喝：“嘿，你小子别太舒服了！所有领导都在等着哩。”这才赶紧爬起。一睁眼，才得知，正等着我的一大帮子官员中间，除去宋振和，还有镇党委的张书记，区县临时班子的主要领导，还有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的一些什么领导。甚至还有六七个穿着正规军服的现役军人。他们是各级人民武装部的军官。还有两位军人，据说是专程从北京飞来的。据说这一二十人在这儿已秘密地开了一天半的会了。前天，之所以让我推迟一天出发，就是因为那二位北京来的领导临时发生变故，没能及时赶到。也正是为了保密的需要，他们才选中这个“偏僻”“简陋”“不为常人所知”和“已经下令撤消”的“三五零八兵站”做会址。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居然不是去寻思这许多官员秘密聚集在这儿到底在商议些什么，他们商议的这事儿跟派我去冈古拉当那个狗屁校长到底又有啥关系，而是为兵站的司务长担心。他怎么能在这么一个狗屁地方完成这么高级别一个会议的后勤保障任务呢？住的问题还比较好办。虽然大部分房子都拆了，院子里还长满了半人多高的枯草野蒿，好在兵站除办公室外，还保留了两排营房，门窗和屋里的取暖设施都还齐全着，再收拾出三几间办公室，专供北京和省里来的同志做“高间”，这么一凑合，也还能过得去。最难办的是吃的问题。虽然那个年代的领导干部还没像现在的这样讲究吃喝，但毕竟也是一二十张嘴啊。多高的标准不去想，文件规定的四菜一汤，你总得全面落实吧？再不讲究，这四个菜总得以荤为主吧？但兵站的猪圈里，当时一共就剩那两个半晃晃悠悠特别缺钙的架子猪。说它是“架子猪”，因为这“哥俩”真的只剩一副骨头架子在顶风傲雪，却不见有半点儿肉膘来安抚人心。更不好办的是，由于会事必须严格保密，不能提前通知人去搞突击采购。所以，这“吃”的问题确曾让会议组织者一度好愁了一阵。所幸，宋振和的小脑袋瓜够用。他当然知道，会议在他管辖的地面上召开，招待好八方宾客，是他这位当镇长的应尽的“地主之谊”。临出发，他果然从某处搞来一头足以让人眼明心亮的育肥猪，秘密地宰下，刮洗干净，精选其中最动人的那一部分，约七八十公斤左右，带了过来。这样，再加上兵站平日里养的那几十只鸡，攒下的那几十斤鸡子儿，自己试种成功的一点韭黄，再加上地窖里那点“老三样”存货：白菜土豆萝卜，那点紫皮独头大蒜，那一大堆剥了外皮以后个个都晶莹如玉的波斯种洋葱，会议的伙食基本得到了保证。（省军区也给兵站下达了命令，要他们尽最大努力，做好这次会议的接待工作。）
匆匆填下几口早饭，宋振和便把我带进“会议室”。几分钟后，我就得知，冈古拉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有一百五十名调拨充实到冈古拉农场去的退伍军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一共三百二十三人，（其中还有六七个老人和十来个婴幼儿，）突然失踪了。同时失踪的还有两名军方派出的正团级护送干部。总数为三百二十五人。还有一个说法是，这三百来人是因为在冈古拉农场“闹事”，冲击场部机关，被冈古拉农场的场长高福海下令“拘押”起来了。“秘密”拘押在一个什么地方。事态有扩大的趋势。消息传出，军地各级组织十分震惊，迅速派人到冈古拉核实，直接找到这位姓高的老场长。但他矢口否认。说这几百人活得好好的。所谓“失踪”和“拘押”纯属造谣。调查人员提出要见见那些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属，还要见见那两位北京来的正团级护送军官，以核实他那所谓的“活得好好的”说法。这位高姓场长却怎么也不让见，说，他刚把他们安置好，他们也正在逐步适应冈古拉的生活工作环境。一见外人，又会乱了心境，还是以不见为好。调查大员一定要见。老家伙说，信不过我？那好，一边说，一边稀里哗啦拉开他办公桌的破抽屉，取出农场的大红公章，农场党委常委会记录本，并从裤腰带上的那一大串钥匙里取下办公室和文件柜上的钥匙，往调查大员面前一拍，说，可以让你们见，但你们既然这么信不过我，那就先把我这场长兼书记给撤了，咱们再说别的。
“撤呀！死了张屠夫，还真吃活毛猪咧？啧！”我撇了撇嘴，大声说道。我了解这些人，在基层一把手位置上呆了多年，往往就觉得自己比天还大了，就以为这世界真的离不开他们了。其实，有什么呀！
“不了解情况，先莫瞎嚷嚷底咧。事情有恁简单，还要花这工夫，召集恁些人，上这鬼地方来开这秘密会咧？”张书记笑笑道。他一直在用搓得很细很长的一根纸捻子，来回擦拭着他的那个烟嘴子中的烟道。他那个烟嘴子倒是个好东西，看样子是用新疆和田玉雕制的。嘴头子上还加了个黄灿灿的铜箍。只是他烟抽得太厉害，那条烟道里常腻满了烟油，必须得经常擦拭。
冈古拉的这位高场长，我也曾有过耳闻，是个老资格，打过仗，曾经是个战斗英雄，转业到冈古拉以后，又多次被省地县各级评为劳模，还被某个部口树为全国性的先进人物。早些年，不仅在全省，而且在全国都造成过一定影响。虽然这些年，再评劳模时，他已经落选了，但在他家大屋的正墙上，至今还挂着一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跟中央领导合影的黑白照片。那照片，扁扁的，差不多有一米多长。几千个英模排列在上头，每个人的脸只有大米粒儿那般大。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在没有完全搞清搞准情况前，当然是不能轻易地说撤就撤的。因此，他们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派一个人去“摸清情况”。而这个人，就是我。
“那……那……让我去当校长是假，实……实际上是要我去‘卧’……‘卧底’，搞‘情报’呐？”霎时间，我便觉得唇干舌燥，连说话都有些结巴了。我听说这位高场长这两年脾气变得极为暴躁。如果他轻易地连刚退伍来的一百五十多名老兵和北京来的两名正团级护送干部都敢收拾，那我这么个小白面书生，一旦有啥闪失，他还不把我当个小鸡娃子，给随便收拾了？
“莫急。莫急。听下去。耐心点。”宋振和这小子轻轻地笑道，并伸出他那根粗大而有点发黄发褐色的手指，朝我略略地晃了晃。这小子就是这样，越是在高层领导面前，他越是沉稳，越是明慧，也越是谦和。
“‘卧底’这提法不好。‘情报’的提法也不好。我们和高福海同志之间的矛盾到目前为止，还是人民内部的。这个政策底线，你们一定要把握好。”另一位领导好像刚从党校毕业，言谈举止间还留着许多的文气，一张嘴就跟我交代政策。
“你的任务还不仅仅是去摸情况哦。要比单纯摸情况，复杂得多，困难得多。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另一位领导说道。
“可原先说的是，让我去当校长……”我迟疑了好大一会儿，问。
那位领导笑了：“这任命依然有效啊。你还是要去当校长的啊。交给你的具体任务，和你去当校长，并不矛盾啊。”
“好了，情况嘛，大致上就这些。至于，你的具体任务到底是什么，‘当校长’和完成这次具体任务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去了之后，又怎么跟组织上保持联系，当然还有你的人身安全，这一系列的具体问题，我们都做了充分的研究，下来由你们镇党委的同志再详细跟你交代。”另一位领导说道。然后，这些领导同志就先期撤回他们各自的房间去了。他们一起身，大小秘书们纷纷上前来，把领导们使用的那些产自前苏联的装饰有镀银镂花铜外套的玻璃茶杯和印有各级政府绝密标记的硬壳封面笔记本一一收拾走。然后，偌大个会议室里，就只剩了宋镇长、张书记和我三人了。然后，张书记随便说了点安慰和鼓励的话，揣起他那两盒黑烟卷和和田玉的烟嘴，也走了。而真正跟我交代任务的是宋振和。
宋振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你，不想问点啥？”
“问啥……”我苦笑笑，习惯性地谦虚道，“组织上可能高看我了，把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我去完成。我这人实际上没这么大能耐……”
“你？”宋振和默默地一笑，（仍然是那种“火狐子般亲切的微笑”），再一次低下头去沉吟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抬起头，流露出平时很少见的一种江湖气，说道，“……小顾啊，你小子城府好深咧，我注意你已不是一天半天了。”然后，突然咬着牙说道，“你信不信我说的这句话吧，你小子这一回要跟我打退堂鼓，临阵脱逃，坏了组织上这么件大事，我非捋死你狗日底不可，让你下半辈子后悔得光想啃自己底大脚拇趾。”我愣了一下，没马上回答他。但我绝对相信，他会这么干的。
“这一百多名退伍军人的去向问题，现在已经惊动了中南海，由最高层直接在过问。昨天一天之内，最高层好几位领导就此事都做了重要批示，口径是一致的，要求军地双方充分协同合作，务必妥善处理好此事，不得有误，而且要求把处理情况及时准确地报中央。这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咱们做的每一件事，当天，或第二天都有可能被大大小小的秘书写进各式各样的情况报告里，最终都会报送到最高层领导跟前。你知道这对你，也对咱们这哈拉努里，包括对咱们这些祖祖辈辈……真是祖祖辈辈，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不管流血流汗做什么，都没有可能去惊动中国最高层的狗屁玩意儿，意味着什么？！”
“……”一时间，我觉得自己再次唇干舌燥起来。心脏也好像陡然停跳了似的，稍稍定了定神，喘过一口气来，怔怔地答道：“我明白。”
“你不明白！”他用力挥动了一下手，断然截断我的话头，大声说道。
“……”我干干地咽了口唾沫，没再作声。心想，既然你当领导的认为我不明白，那就算我不明白吧。我还说啥呢？
“我和张书记都有这种感觉，你小子到机关后，一直把自己缩头缩尾地掖藏得挺好。”
“我……”
“别解释。我赞赏你这种不露锋芒的做法。但是，不露锋芒，终究是为了有朝一日大露锋芒。对不？”
“我没啥锋芒可露的……”
“别跟我玩太极推手！”
“我……”
“你我都是哈拉努里的土著民……”
“我……我还算不上。也就一个外来户吧。”机关里有这样的说法，汉人在哈拉努里待过三代，即算“土著”民，就算是这儿的“老资格”。拥有“土著”民身份的，在“外来户”们跟前，那感觉，大约跟老兵油子浑不吝地站在那些哆哆嗦嗦的新兵蛋子们跟前一样，在精神上和道义上是要享受各种“特权”的。
“别跟我较这个劲儿。哈拉努里真正的土著，只有一个，那就是大戈壁，大干沟，黑杨林，还有冈古拉的黑雀群。相比它们，谁都是后来人，外来户。但我们下决心在这儿扎根续代。我们的父亲在这块土地上奉献，我们的儿女或者已经、或者将要出生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就得算是这儿的土著民了。哈拉努里的将来，就看我们怎么干了。”他越说越激昂，“我哈拉努里地区的人口只有二十来万，但它的面积却差不多要占去全省的四分之一。冈古拉只有两千来人，但它的面积却占去我哈拉努里的二分之一。因此……”说到这里，他稍稍停顿了一下，把身子往椅背上靠了靠，眯起眼，在深深地打量了我一眼之后，嘴角上又淡淡地浮起那绺让人莫测深浅的“火狐子般亲切的微笑”，突然说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必须把冈古拉的事情办好。”
“那当然……”我摸不透他，这时突然抛出这样一番“高论”，背后究竟暗藏一个什么玄机，便只能泛泛地应了一句，并暗自从他的声色言词间咂摸他的真实意图。
“很好。很好。你能同意我这个说法，那么，我们就可以接着往下谈了。”说着，他伸手过去端他的搪瓷茶缸。趁他低头啜茶的工夫，我忙说：“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问。”
“任命我去当校长和跟搞清这伙退伍军人的情况，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为什么不直接派我到高福海身边去工作，比如当个秘书，或者给他当个副手什么的，那样不更有利于搞清情况？”我说的这个“高福海”，就是前边已经提到过的冈古拉那个“高姓场长”，那个捅了大娄子的“老家伙”。
“看来你对冈古拉的情况，的确还欠了解。”他啜了口浓茶，淡淡一笑道，“高福海现在不接受上边派去的人到他身边去工作……”
“那这校长……”
“这校长是他自己提出来要的。”
“你们只不过是在顺杆儿爬？”
“可以这么说。”
“怎么可以容忍高福海那么嚣张，居然可以狂妄到不接受上边派干部去他那儿工作？他把冈古拉当啥了？他高家的私人财产？独立王国？”
“这里有个情况，刚才那些领导同志都不便跟你说。前些年，上边派过一些同志去工作。当时大家对高福海这个人就有这样的预感，如果不派人去加强那儿的工作，冈古拉早晚要出事。两三年里，派过四五位同志，有的去当政委，有的去当副场长或临时党委的副书记。希望是，这些同志能在那儿把情况熟悉了，掌握住局面了，就把高福海撤换下来。可这些同志实在不争气。几乎没一个干长久的……”
“为什么？高福海排挤他们？”
“根本不用高福海排挤，他们自个儿就‘开溜’了。”
“为什么？”
“有啥为什么的？还不都是口头革命派呗，嫌冈古拉条件差，生活苦，一开始心里就犯嘀咕，经过做工作，勉强接受了任命，却死活不肯带家属。去吧，干个半年数月，你就瞧着吧，隔三差五地，一个劲儿地往上递病假条子，再往后，就上省人民医院干部病区找个床位住下了，说啥也不回冈古拉了。你还别说，还就这个高福海，虽然招人烦，但他在冈古拉坚持干下来了，一干就是二十年，真还没听他叫喊过啥。所以这也就成了他骄傲的本钱，所以他就敢冲着谁都拍桌子瞪眼。他也正是拿了这做理由，再不接受上边给他派人。这两年变得越来越没个人样儿了，已经到了这地步，上边开会，一般的他都不屑来参加。专门安排了个副场长，啥事也不干，就是替他上外头开会、听报告、学文件……唉……”他叹口气，重重地放下他手中那个特大号的茶缸说道。那个茶缸是他父亲留给他的一个纪念，是五十年代初的军用品。淡黄色的缸体上印着鲜明的八一红星，下边还印着一行红色的小字：“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搪瓷片多有脱落。整个茶缸子可谓体现了一种历史的重载和沧桑岁月的回忆。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来问：“刚才说到哪儿了？”
“高福海派人替他到上边来开会学习。”
“是啊是啊，这人已经变得不成个样子了。不愿上外头来开会学习，拒绝接受上边派去的人，自己呢，稀里哗拉提了一批犯过错误，历史上有污点的人，放在自己身边当宝贝使。这二年，他还出了个邪招，在自己身边组建了一个凌驾于一切组织之上的什么‘小分队’。这个小分队的任务只有一个，专门接受他交办的急事和大事。小分队也只对他一个人负责。别人谁也管不了。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精心挑选的这帮子‘小分队’男女队员，全都是只有十五六、十六七岁的狗屁娃娃。而且一水儿的都是冈古拉土生土长的。用农场老职工的话来说，这帮子娃娃‘全是生喝冈古拉狼奶、生嚼冈古拉牛羊肉长大的’。小分队成员虽然不在国家正式编制，但高福海却对他们包吃包住，每人每月还另发十五元生活津贴。小分队的队长可以列席场长办公会和场临时党委会。而这个小分队队长也只有十六七岁……”
“是吗？”我惊叫。“他列席临时党委会，他是党员吗？”
“狗屁，才十六七岁，什么党啊？”
“这高福海，真敢干哩！”
“高福海一直不愿在冈古拉办高级中学。因为，冈古拉需要上高中的娃娃不太多。从经济上考虑，自己办这么一所高级中学划不来。所以，多年来，冈古拉的娃娃上高中，一直都是不远百多公里，来咱们镇完中寄宿。也真苦了这些娃娃。但去年，为了能就近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培养提高他‘小分队’的这帮子娃娃，高福海一反往常，不惜工本，很快在冈古拉办起了一所高级中学，而且一直在打报告，要求上边尽快给他派一个有能耐的人去当这个高级中学校长。他甚至还放出过这样的话：谁能当好我冈古拉高级中学校长，谁能替我管好带好这帮子小分队队员，谁将来就有可能当了我高福海的政委。”
“你们……不会也有这样的打算，日后时机成熟，顺势就把我留在冈古拉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顶替这个高福海了？”我忐忑地探问，同时联想起，刚才一开始时他说的那番“高论”，反复强调，我们这些人必须对冈古拉这块土地负起责任，莫不是，他早有这个打算？霎时间，我又有些唇干舌燥了，心也扑通扑通地乱跳起来；干干地咽了口唾沫，便直愣愣地看着他，等他回答我这探问。但他并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才淡淡一笑道：“怎么，吓着你了？不至于吧？”他挥了挥手，又淡淡地一笑道，“还有个情况，也得让你掌握，万一将来真发生让你留在冈古拉顶替高福海那样的事，你得明白，这事儿的起因，可真不在我们这儿。”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忙问。额头上马上渗出一片冷汗。
“你可能还不知道，这回是高福海指名道姓地要你去当他的这个校长。我们可真是完全顺着他的杆儿在爬咧。”
“不可能！我跟他都没见过面，没打过任何交道。他知道我是老几？！”我叫了一声。
“那么，你的意思是，我在诓你？”他很平静地反问。说着，取出早就准备在那里的一个牛皮纸信封，从信封里取出一页摺好的公文信笺，抖开后，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上边盖着冈古拉农场的大红印章，还有高福海的亲笔签名。是高福海以冈古拉农场场长兼党委书记的身份，正式向上打的一个书面报告，报告标题就是《关于要求委派哈拉努里镇镇政府机关干部顾卓群同志来我场高级中学任校长的请示报告》。
“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完全不可能嘛。”我完全蒙住了。
宋振和笑道（哦，他那该死的“火狐子般亲切的微笑”）：“我和张书记看到这份报告，当时脑子一下子也有些转不过弯来，心想，顾卓群这小子行啊，居然在背后悄悄地跟高福海挂上了钩，把我们瞒得一愣一愣的……愿意去冈古拉工作，是件好事嘛，我们支持嘛，完全可以公开跟组织上谈嘛……”
“没有。根本没有啊。”我再次嚷嚷了起来。
“我们又琢磨，高福海怎么就看上我们的小顾了呢？”
“这真是太奇怪了。太奇怪了。”我一巴掌抹去从额角上直往下流淌的冷汗，连连说道。真有一种做梦的感觉。这位高福海怎么会看上我了呢？这世界真是无奇不有。我跟他完全“不搭界”啊。
“高福海看上你，是件好事……”
“宋镇长，你别再挖苦人了……”我忙说。
他做了个有力的手势，截住我的话头，沉默了好大一会儿，然后说道：“冈古拉也不是一条不归路。别把它想得那么可怕。我在冈古拉干过。我清楚！”他说这话是有资格的。当年他父亲走后，他也曾被支到冈古拉去“锻练”了两年。在一个连队里当统计员。还跟一帮刑满释放人员在一个屋子里住过几个月，在同一个班组里劳动过几个月。他就是在冈古拉认识小哈的。（小哈的家在冈古拉。）那时候，他还不认识他现在这个妻子。“就我个人来说，派你去，其实还有一个用意。”他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
“啥用意？”
“别急。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想过哈拉努里的将来吗？”
“……”我心里咯愣了一下，一时间没吱声。
“咋了，没听明白？”
“……”我冲他翻翻眼皮，还是没作声。我的确有点不明白。不明白这小子突然间问这话的用意何在。
“装傻充愣咧？”
“不是不是不是……”我忙打哈哈。
“那干吗不作声？”
“我在想……想……将来不将来的问题，是你们当领导考虑的。我们这一号人，考虑了也没用。”
“是吗？”他突然弯缩了上身，眯起眼，冲着我坏笑了一下，然后定定地瞅着我，然后慢悠悠地又说了这么一句，“我原以为你小子不仅是个明白人，还能是个不错的明白人。”“我当然想做个明白人。只要组织还信任我……”我赶紧顺着他的意思说道。但他已经不想跟我再说下去了，说了句：“好吧。那就这样吧。不谈了。”便站起，神情中甚至还渗出许多的失望和不满，匆匆收拾起自己的笔记本和茶杯，向外走了。
好大的脾气。干脆就不跟我谈了。就这么把我晾那儿了。一时间，我觉得自己在从悬崖上往下坠落，惶惶地慌慌地有些不知所惜，只能呆呆地坐着。过不大一会儿,这小子突然又拐回头来,连正眼也不瞧我一下,只是闷闷地说道:“到冈古拉后，有个人，提醒你要特别注意。”
“你说，我应该特别注意谁？”我怕进一步得罪了他，忙站起，恭敬地问。
“一个叫韩起科的娃娃。”
“韩起科？”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韩起科”。第一感觉，这名字挺土。没把“它”太当一回事，便问：“这又是哪根藤上结的瓜？”
“派你去冈古拉，还会有哪根藤？”宋振和显得特别不耐烦.
“干吗要我去注意一个娃娃？他有多大了？”我继续用那种掉以轻心的口气问道。
“十六七岁吧。”
“十六七岁？他是干啥的？”
“冈古拉农场小分队的队长。”
“……”我一怔，听说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小分队”的队长，开始有点当真起来了。
“你给我听清了，别以为他只有十六七岁，就不把他当一回事儿。这小屁娃娃将来很可能是你的主要对手。别一根筋窝在他手里，丢罢荆州，再失街亭，回头让所有的人都笑话你！”说着，这小子依然连正眼都没瞧我一下，转身走了。走到会议室门口，他好像又想起了什么来似的，回过头来对我说道：“听说你上家去，给我扔下一套《汉书》？干啥呢？我在全机关大会上跟你们说过多少回？咱们都在一个屋檐下干活儿，喝的是一个锅里熬的粥。咱们之间不玩儿这一套。”
我赶紧解释：“我听说，你不止一次去电影放映队找过这套书。我只不过是……”当时哈拉努里镇上还没一家正规书店，历来都由电影放映队趁去县电影发行公司取电影胶片的空儿，上新华书店县中心店捎带拉些新书回来代售。
“行。就算你替我代买的。多谢。”说着，扔下几元钱，转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