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我就记住这个狗屁孩子韩起科了。不少人给我讲过他的身世。一个充满着传奇色彩的身世……
韩起科……
从那以后，我就记住了这个狗屁名字。不少人给我讲过他的身世。一个充满着传奇色彩的身世。据说，他是个弃儿，被他爹妈扔掉时，可能还没满月。当时就扔在冈古拉那片神奇的黑杨林里。是高福海在第十七棵黑杨树下捡回了他。那是从西头数起的第十七棵，并把他哺养成人。据说，高福海捡到他时，有一群母狼正围着这个狗屁娃娃。据说当时他嘴里正叨着一个母狼的xx头。所以冈古拉的人都说这狗屁娃娃是喝狼奶长大的。据说，这群母狼经常会回冈古拉来看望它们这个“奶孩子”。不管它们走得有多远，离开的时间有多长，只要韩起科往高处一站，仰起头，扯直了嗓门，长长地吼出一声，它们一定会急速地赶回冈古拉来看望他，救助他。而这个“喝狼奶长大的狗屁娃娃”，至今身上还保留着许多的“狼性”，比如，他只要穿件单薄的外衣就能在冈古拉过冬。而这在一般人，简直无法设想，因为冈古拉冬天的气温，常常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之间。这狗屁孩子还特别喜欢生吃牛羊肉。这一点，据说哈拉努里镇政府里不少的人都亲眼看到过。平时，他沉默寡言，温文尔雅。总把双手插在他那条似乎永远也不换洗、但也永远不会怎么太脏的裤子兜里，静静地看着你。但你可不能惹他发火，一旦发火，他就会像十二头无助而又绝望的公狼似的，竖起全身的毛发，向你直扑过来。这时，能叫住他的，只有一个人——高福海。他从来没把高福海叫过“父亲”。高福海也从来不许他叫他“父亲”。十岁前，他管他叫“高伯伯”。十岁以后，他跟所有人一样，很正规地叫他“高场长”。这也是高福海要求的。但冈古拉的人谁都知道，这狗屁孩子一直把高福海当自己的亲生父亲对待。高福海也一直把他当自己的亲生骨肉。这种亲情关系的建立，不仅因为高福海和他的老伴这一生没能生养儿女，他老人家一生都撕心裂肺地希望能有这么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这里还蕴含着一种几乎谁也没法描述得尽的知心知肺知冷知热知根知底知情知魂的东西。据说几年前，他俩的关系还没到这个程度。质的转变发生在那一年——人说是韩起科十二岁那年，还有人说是在他十三岁那年——在此以前，他“父子”俩的关系还有点生硬。高福海为人严厉，经常的，一不对头，就用鞭子跟小起科“说话”。据说韩起科的“沉默寡言”，还不是“狼奶”带给的，而是高福海的鞭子教导出来的。十一二岁前，人们经常能看到小起科的额头上肩膀头上带着一道道青紫的伤痕。但没人从他小嘴里听到过半句埋怨的话。人们只是觉得这娃娃越来越沉默，当然，额头和肩膀头上的青紫伤痕也一年比一年地少见。十二三岁那年，高福海下令让韩起科学开拖拉机。在此以前，他已经让他把所有的农活都学了。当十二三岁的小起科能独自驾驶着庞大的履带式拖拉机，带着笨重而又威力无比的五提犁，在直达地平线的条田里，轰轰隆隆走动起来以后，人们发现，高福海再也不打他了。不仅没动用过鞭子，甚至都没跟他动过一根手指头……
当天下午，我离开三五零八，坐上一辆特意安排的解放牌大卡车，直奔冈古拉而去。我一直希望宋振和能再找我谈一次，能推心置腹地告诉我他个人对派我去冈古拉到底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用意”。但他没再找我。只是在过了很多年以后，在许多肯定要发生、可能要发生和不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一一地都发生之后，我都成了哈拉努里市市委副书记，他也早就被调到省里某个商业银行当了主管业务的副行长，我俩再度见面，回忆起这一段无法忘怀的生活时，他才感慨地告诉我，其实当时他最迫切的是希望我到了冈古拉后，能准确地深入地了解一下高福海这个人的为人。搞清楚这些年来，高福海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到底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否真的像外头传说的那样，变成了一个非常傲慢、非常排斥、非常霸道、非常不能合作，非常自以为是的一个人？在曾经的一个长时间里，高福海曾是宋振和最敬佩的一个人。他坚毅，强硬，有主见，能吃苦。特别让宋振和看重的是，这家伙对冈古拉的未来有一套自己的设想和安排，并且长时间以来，顽强地，力排众议地在冈古拉一步步实现着自己的这套设想。这在众多基层主官中，实属少见。但后来为什么变了呢？他真变得那么“可怕”了？他怀疑。为此，两年多前，他曾亲自去冈古拉接触过高福海。从直接获得的印象看，高福海比起多年前，稍稍显得有些沉闷，固执，但依然坦荡，直爽。那一副自信的眼神中，依然闪烁着狡黠和探求的光泽。宋振和没法想象这样一个人近年来怎么会发展到只靠一批十六七岁的小娃娃和几个历史上曾经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在控制和管理冈古拉？而且居然还拒绝外出参加任何会议。最近这段时间，据说连家门都很少走出了……
冈古拉是个很特殊的地方。它地处边陲，原先有个边防军的现役建制团在那儿驻守。由于种种政治和外交的原因，这个现役的建制团后来后撤，在它的防区建起了这么一个不军不民、亦军亦民的“冈古拉农场”。农场人员虽少，但场长政委却仍享受县(团)级的待遇。而哈拉努里镇的镇长和书记只够到科（营）级。按说它本不该归属哈拉努里镇管辖。但它离所有本该管辖它的那些单位部门都太远太远，由省政府和省军区联合发文，做了这么个古怪的决定，把它交由离它最近的哈拉努里镇“托管”。而最近的哈拉努里镇离它也有一百六十八公里。有了这个“托管”，哈拉努里镇的所辖面积整扩大了一倍。在包容了这片神秘而又广阔的荒原后，哈拉努里在所有人眼里也变得神秘和重要起来。宋振和一直想在冈古拉做点什么。但碍于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他一直没能早早地把手伸过去。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握住这个级别比他高、资历比他老、年龄也比他大许多的“高福海”。这是他不敢把手早早地伸过去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他同样拿不准的是，我这个“年轻娃娃”是否也有这个志向，有这个勇气，跟他一起去“把握”那个高福海，在冈古拉好好做一点事情。所以，犹豫再三，那天，他还是没有来找我说明他的真实“用意”……
吃午饭时，领导们还没走，但等吃罢中午饭，我歪在兵站司务长那个特别暖和、又特别杂乱的小屋里，稍稍打了个盹儿，醒来再一瞧，竟然全走空了。兵站再一次又只剩下了满院的荒芜和全部的空鸟窝，只有一阵阵很平淡的风在窗外林间的雪地上孤独而又凄清地来回穿梭，仿佛这儿从来也没接待过什么人，召开过什么将要左右冈古拉命运的秘密会议，也没发生过任何事情似的。连宋振和和张书记也走了。
傍晚时分，我到达沙黑里克老风口。翻过这个风口，就是冈古拉了。但不幸，我被告知，风口有风——哦，这话说得不够准确。因为，风口一年四季天天都有风，“大风三六九，小风天天有”。假如有人跟你说，今天风口没风，只是说那儿正常地刮着三四级、五六级的风。假如有人跟你说，今天风口有风，那就标明，风口正在刮的是特大级的风，是能够把拖拉机刮翻在路沟里的那一号风。那天，刮的正是这一等级的风。风口的雪已经堆到道班房房顶那么高了。两辆专门用来清道的斯大林一百号推土机，也已经让雪埋没。其中一辆，据说还让一阵瞬时风力达到十七级的狂风折翻在了路沟里。为此，交管部门宣布封路。两小时后，一二百辆过路货车客车把沙黑里克镇上所有能停车的空地都占得满满当当的了。镇上仅有的两三家旅社客店，连过道里都坐满了疲惫不堪的过客。凭着司机的老关系，我俩好不容易才在一家老字号的大碗羊肉汤面店的店堂里争到一个空隙；待安顿下自己，天色便渐渐暗淡了下来。因为风雪只在风口处肆虐，而高高耸立在西边地平线上的风口，离镇子还有三四公里远。所以，整个镇子显得异常安静。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气温，好像把一切都冻结了起来，狗不叫猫不蹿，一根根炊烟柱子，也都像是凝固了似的，笔直笔直地悬挂在空中。明净的四野，在晚霞回光返照的映射下，惟有风口处有一小块深灰色的云雾在那儿蠕动翻滚。那块云雾，浓淡不均，像一个软体妖魔似的，无声无息地，时而匐伏蔓延，时而又收缩凝聚，时而特立突兀得让人感到恐怖，时而又千姿百态得让人感到神奇无比。经验告诉人们，只要那团云雾消失，就说明大风已离开风口，人车就能安全通过。但，多长时间它才肯消褪？那就难说了，要看老天爷的兴致和肚量了。
我一直静静地坐在那羊肉汤面店里，静静地注视着那块默默地在跟世人较劲的云雾。后来，我就睡着了，趴在那张特别油腻、又散布着浓烈的羊肉汤味儿的餐桌上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大会儿工夫，面店的经理从人堆里挤过来，用力晃醒我和司机，兴奋地告诉我们：“你们不是要去冈古拉农场吗？哎呀呀，我咋就没早想起这档子事呢？赶紧赶紧，这镇子上有他们的驻点站哩。我刚给那个驻点站打过电话去。奇怪得很咧，这会儿站里居然没人接电话。你看，你们要不要先上那达瞧瞧呢？那达，肯定比我这儿宽敞哩。”
啊，有这等好事？赶紧，发动车。一二十分钟后，我俩颠簸着便赶到山跟前一面大漫坡脚下。那里四处并无人家，孤零零地只盖着两三间带个小院的土房子。小院里长着一两棵孤高劲瘦的白杨树。院门和房墙上都不见挂有任何单位招牌。但人们告诉我们，这就是冈古拉农场“沙黑里克镇驻点站”。扛起行李，敲开“驻点站”的两扇破木门，屋里居然已经有人了，还有灯光。
那“人儿”，就是马桂花。日后我第一任妻子。当时，她肯定也是刚进屋，刚生着炉子，所以整个屋子都充斥着逼人的寒气。而炉膛里的那点寒气又逼得大团大团的煤烟不断从炉子的各个缝隙处往外逃逸。所以，屋子里同时又充斥着呛人的烟气。那女孩一张嘴，简直让我吃一大惊，她说“您”，“您就是来给我们当校长的顾老师？请坐。快请坐。”完全一口纯正的北京普通话，真让我怀疑自己是否“进错庙门”了哩。女孩端着一盏煤油灯。这使这间也还算宽敞的屋子的许多角落，都处于一种柔和的幽暗和朦胧之中。女孩约有十六七岁吧。从外表看，她似乎跟别的同龄女孩并无多大的不同，但此时此刻出现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加上她特殊的气质和装束，就使我不得不对她有一点另眼的看待和感受。她脚旁的地板上扔着一件灰布面料的羊皮大衣和一双高腰毡筒。身旁的桌子上醒目地横陈一杆苏制七点六二口径的步骑枪和一条马鞭。脱了皮大衣，她上身只穿一件旧毛线衣（用四五种颜色的旧毛线混织成的），而下身在棉裤外却还加了一条特制的皮裤。这皮裤是用光板子老山羊皮缝制的，只有裤腿而没有裤腰，分别靠两根细细的牛皮带子系扣在腰带上。她的身材在女孩子中算起来，应该还是挺拔的，圆熟的，只稍显单薄。小小的乳胸也显得有点儿平坦。但，因为那件旧毛衣较为单薄，又比较小，绷住了她身躯，加上腰间还很紧身地束了根军用武装带，她那并不尖凸的乳胸，此时还是恰到好处地呈显出了本该的那种生命隆起，再加上刚脱去笨重的高腰毡筒，她脚上只穿着一双灰布缝制的旧袜，或许再加上跟她全身装束和全部的大环境完全不相称的那种文静和文雅、那点忧郁和从容，即便是一眼之下，也绝对能给任何一个陌生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她就是马桂花，冈古拉农场小分队的副队长，当时兼任冈古拉农场驻沙黑里克镇工作站站长。也就是说，假如小分队的一把手韩起科不在家，她就有权代他列席农场场长办公会和农场临时党委的常委会，并行使分队长的全部职权。
但我完全不能想象，高福海和韩起科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女孩，来担当这个重要职务。在我想象中，担当这个职务的，应该是嘴角上和牙齿缝里整天带着生肉屑和唾沫星子、横着走路、斜着瞧人的那种愣头青。怎么会是她呢？而且，哦，她长得还挺好看……既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芳香”，也有“丁香一样的哀怨”……过了许多许多年，我才会感受到，她还具有丁香所没有的那种坚强和固执……甚至生僻……
……屋子很快烧暖和了。晚饭也很快端上桌子。一大锅苞谷糊糊，一笼屉新苞谷粉蒸的苞谷馒头，一大盘回锅肉炒洋葱，一大盆白菜炖老豆腐，四五头生蒜，一碟油泼辣子。哦，此时此刻，此境此景，你还想要什么？还能要什么？神仙也不过如此！在给我准备的房间里，床头的小桌子上，居然还放着一个扁扁的小铁皮盒子。按当地的惯例，这是用来盛放莫合烟的器具。我打开盒盖一看，里头盛放的果然是已经卷得的莫合烟。十支。用旧报纸卷成。一头尖一头粗。长短粗细完全一样。可谓卷功精到。另外还放着一个铁皮小盒，里头装的是散装莫合烟粒儿，黄灿灿，香喷喷。铁皮小盒下面压着一小摞卷烟使的旧报纸。假如你跟许多老烟鬼似的，只喜欢抽自己卷的莫合烟，那么，就这边请便……
哦，她这个“站长”，当得真可以啊。
感慨之余，我又疑惑了。一个老人，能把自己贴身宠用的小分队成员训练得如此细腻周到，他真的会有传说中的那么暴烈？他真的会如此蛮横地对待一百五十名刚退伍的军人和他们的年轻妻子？会不知天高地厚地“拘捕”北京总部派出的护送军官？我开始有些疑惑了。
（说到“拘捕”，我曾经对此表示过极大的怀疑。因为捕人是要经检察机关批准，再由公安机关派员执行才能得逞的。而高福海手下，并没有这些机关，只有一个“政法股”。后来我才搞清楚，上级曾经批准边远地区的像冈古拉那样享有县团级政治待遇的国营农场，由场政法股统一集中行使公检法的权力。也就是说，高福海通过自己掌管的政法股，既可以行使刑侦权，捕人权，也可以对人犯处以刑罚权——只在最后一点上，稍稍加了一点限制，它最高只能处人犯四年和四年以下的徒刑。为此，某些农场，既设有自己的拘留所，还设有自己的劳改队，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监狱”。而后来我知道，这二者，在冈古拉是都齐全的。）
夜深人静，我听到马桂花在电话里跟谁汇报这边的情况。十分钟后，她踮着脚尖走过来，轻轻敲了敲我房门，向我报告，高场长让她转告，冈古拉农场全体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都热烈欢迎我去那儿工作。高场长已经责成韩分队长，让他立即开车来驻点站接我。“立即？老风口不是正刮着特级大风吗？”我疑惑地反问。“不管风有多大，只要高场长下了命令，韩分队长都会亲自来接您。”她一脸认真地回答道。“可这时刻强行通过老风口，那是很危险的……”我说。“没事，韩分队长一定会来的。啥也挡不住的。这是命令。”她依然说得那么认真和肯定。我没再跟她争论。因为，“挡得住”，“挡不住”，几个小时后就能见分晓了。
然后我就睡去了。但没过几小时，我就被一阵嗡嗡的喧哗声闹醒。从被窝里折起身，向窗外看去，天色刚开始隐约放亮，但大面积仍然青黑着。那喧哗中掺和着杂乱的脚步声。备不住是风口放行了？被堵塞在这小镇子上疲惫不堪的旅人们正纷纷忙着起程？我赶紧起床，套上棉衣棉裤，又裹上棉大衣上外头去看个究竟。一出门，就看到马桂花已经在院子当间站着，正向风口方向眺望着。
“放行了？”我问。
“没呢。”她说。
“那，这些人在瞎起啥哄呢？”我问道，并仔细向她眺望的方向看去。浅灰色晨光中，有不少人涌出他们昨晚过夜的地方，纷纷聚集到大路边，也在向风口方向驻足翘首眺望。而风口那里，非常明显，风雪并没有消褪，它仍被一块翻滚着的灰色云团遮蔽着，只是那云团的颜色比昨天的稍浅白了一点，范围也稍稍缩小了一圈，翻滚的激烈程度也稍有平缓。
“韩分队长强行通过风口接您来了。”她两眼只是盯着风口方向，并告诉我道。
“你怎么知道？他们打过电话来了？”我忙问。
“您看啊，车正往这边走呐。”她冲我多少有点忧虑地笑了笑，然后赶紧又转过脸去注视风口方向的动静了。我再去打量风口方向，才看到，在高处那块灰色色块中，果然出现了两个小亮点，时隐时现地向这边挣扎而来。这就是说，真有人开着一辆车（拖拉机？）妄图趁凌晨风势有所减弱的当口，强行冲过老风口。这家伙的冒险举动，显然引起了所有被堵人群的关注。
“真底在玩命咧……啥人嘛……”“二球货咧！”人们迸住气，在凛冽的晨空下，裹紧了大衣围巾，一口喷出一朵蒙蒙的白花，一边悄悄地议论着，一边无比紧张地把眼光盯住那两个小亮点从高处慢慢往下挪动。有一会儿，那亮点突然不见了，在场的几百号人几乎同时都“哟”地一声叫喊起来。我看到马桂花也好几次把捏紧的双手下意识地举到自己嘴边，以防止自己跟着他们一起惊惧叫喊。
“就是那车？”我忙问。
“是……是……就是他……”她抱歉似的笑笑，但眼睛却始终没离开那两个亮点。
十几分钟后，那亮点终于摆脱“灰色调”的拼死纠缠撕扯，开始大踏步向下冲来，人们松下一口气，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蜂拥过去，都想亲眼看一看这个敢于驾车（事后证实是一辆履带式东方红拖拉机）冲老风口的家伙到底长得一副啥“二球”样。
“快回屋吧，别冻着了。”已经完全放下心来的马桂花，最后又看了一眼那两道越来越晃眼的车灯光，这才回过神来照顾我这个“宾客”。看得出，她的身子还在微微地颤栗，她的内心还处在刚才那一阵紧张的余悸之中。
拖拉机在众人的哄围下，直接开进了驻点站的小院。机车上一共下来三个人，其中两位都穿着跟马桂花那件同一式样的灰布面羊皮大衣，也戴着灰色的野兔皮缝制的三块瓦皮帽，灰布棉裤外套着同样的皮护腿，脚下穿的也是同样的高腰毡筒。很显然，这一身，全是作为小分队的“制服”，统一制作的。拖拉机周身通红，驾驶室的门扇上用金黄的油漆画着一个大大的五角星。五角星中央，又画着一只平展双翅的黑雀。后来我才知道，这五角星和黑雀，就是冈古拉小分队的“队标”。他们自视是“冈古拉高地上一群黑雀”。这句话出自他们的分队长韩起科的嘴。而三人中的第三位，正是这位“韩分队长”，也就是宋振和再三提醒我，要认真加以对付的那个“韩起科”。我仔细看去，却是一个长得白白净净书生型的娃娃。个头比我还稍许矮一点。眼神明亮随和，似乎在表明，他随时都乐意跟你交换他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并乐意替你去做你需要他做的各种事情。如此寒冷的早晨，驾驶一辆没有一点取暖设备的国产履带式大马力拖拉机，冲击那风雪交加的老风口，他却只穿了一件很旧的浅灰色短呢大衣，大衣的长度也就刚刚能盖住一点膝盖；既没戴帽子，也没戴手套。这一身完全是秋装打扮啊。（后来我才知道，全体小分队成员中，只有他一人可以这么不按高场长的规定穿着，而这也是经高场长特批的。）如果一定要说，这一路超极限的酷寒在他身上留下了什么痕迹的话，那么，我发现他脸色还是有一点苍白。如果一定还要我说，那天一眼之下，从他神情中发现了什么跟一般十六七的娃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有那么一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机车开进驻点站院子的时候，围观的人已经集聚得不算少了，说是里三层外三层都不算夸张。但他跳下机车，对那些完全是冲着他而来，冲着他而欣喜惊诧万分的人们，却好像什么都没瞧见似的，两只手插在大衣兜里，头一低，就照直走进了我所在的那个大房间。那种经世之人才可能有的孤傲（如果能称之为“孤傲”的话）和淡漠（哦，久违了的“淡漠”，原先在我眼中它只应属于小哈独有），一瞬间，竟然在这个十六七的小男娃身上表现得如此充分和彻底，真的让我骇异。而让我更感到意外和吃惊的是，一进屋，刚掩上门，他居然立即回头吩咐紧随他的那两个同伴，替他去招呼一下那些“老百姓”（是的，他称呼他们“老百姓”）：“让他们赶紧回去。大冬天的，跟着挤来挤去，有啥意思嘛？别冻感冒了。”这是我听到他说的第一句话，让我难以想象的是，他居然也跟马桂花似的，说一口纯正的北京官话。完全纯正。
完全莫名其妙嘛！在冈古拉荒原上，一个据说是生喝狼奶，生吃牛羊肉长大的娃娃却说着一口纯正的北京官话，完全莫名其妙嘛！
后来我才得知，所有小分队的成员都说一口纯正的北京官话。这正是那位高场长严格训练的结果。高场长，一九二七年生于北京南城铁匠营胡同。祖父曾为一位落籍到北京当寓公的外省小军阀当过差。那个小军阀的长子从小酷爱听戏，稍有年岁，瞒着家里人，偷偷入科班，学须生。这事儿，在他那样的家庭里，怎么能长久得了？后来举家干涉，他不得不退出科班，拿着老子的赞助，在前门外办了家戏装厂，正经当起“厂长”来了。这家伙当厂长居然还行，渐渐发达，在西城东城分别都盘下些店面，并挤进京城为数不多的能趁起私家小汽车的时髦富户行列。高场长的父亲一早在他的戏装厂打过几天杂，后来因为为人勤谨实诚，手脚麻利，脑袋瓜又比较好使，眼里也有活儿，被那位长子聘为专车司机。但好景不长，那位长子妄图进一步盘下西四牌楼附近一家金店，惨遭一伙“京油子”暗算。而这伙京油子实际上又是替当时名噪一时的“京城几大衙内”跑腿的。长子不仅赔了个底儿掉，还在一场经年累月的官司中得了重病，差一点丢了性命，一气之下，连车子带厂子全卖了，连带戒烟戒酒，甚至都不再去烟花巷里找乐子，从此偃旗息鼓，看透人生。高场长的父亲从他手中得了一笔较为丰厚的“遣散费”，买下铁匠营那两间平房，安顿全家。拿现在的北京地图照量，铁匠营虽不算市中心，但毕竟还在三环以里，怎么说，也是城区的“繁华地段”。但那会儿，真真切切是在郊外落了大荒了。房基地原先是宫内哪位旗爷家的老坟场。天一黑，四周连个路灯都没有。六八月里，鬼火飘摇。所以，地价房价都特便宜。高场长父亲这人，精细，还会倒腾，没过多些日子，居然把两间平房扩大成了三正两厢的院子。院子里还栽了几棵他们全家人久久向往的枣树，柿树和香椿树，直把长子一家人惊叹得不行。后来两家依然来往。长子经常来南城看望高场长一家人，并在酒后茶余，常跟年轻的高场长抚掌感叹“旧社会的黑暗”。现在回过头来说，作为共产党员的高场长，他最早的“阶级教育”恰是无意间从这位旧军阀的后裔、倒霉催的资本家那儿获得的，绝不为过。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场长当然是不能这么说的。而事实上，他一九四九年参军时，父亲和祖父全反对，祖母拿着把锈了刀刃的剪子，生生对准自己皱褶密布的喉头，非要跟这位“奇出怪样，放着太平日子不过，居然要去当兵吃粮的孙子”拼命。倒是这位旧军阀的长子，败落的资本家，匆匆赶来，上下一通安抚，反复给做了不少工作，才艰难玉成。（当然，当时起作用的还有其他一些地下党人，就不去一一说他们了。）高福海一九五八年转业。当时有一批热血沸腾的年轻转业军官被分配到冈古拉荒原。那批军官，经过一年的锻炼，大部分都上调到别的厂矿县乡任职去了。只有三人“傻不唧唧”地主动要求留在冈古拉，继续干。高福海便是那三只“傻鸟”中的一只，也是那三人中惟一好好地活到今天的人。从那以后，他就一屁股坐定在了荒原上的这片黑杨林中，再没挪动过。照理说，他应该早就忘了那曾经让他魂牵梦绕的北京南城。但是，事实上他却什么也没忘了，也完全忘不了。他那一口绝对标准的京腔和下了死命令也不许他的“小分队”队员们说话带半点土腔土调儿，就标志着他内心那股极强大的“京城意识”，历数十年都未曾稍有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