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晚点两个小时零八分钟，徐徐驶近北京站跟前的东便门立交桥时，韩起科就已经感觉到一股大城市所特有的浑浊空气，伴随着发光的夜空和异样的嘈杂，像滚滚热流似的向他挤压而来。对城市里那特有的“发光的夜空”，他一直不能习惯。不仅不能习惯，而且还常常感到无名的“恐惧”。在省城居住时，一旦空闲了，他会呆呆地坐在那个破院子的窗口，去凝视地平线上头那一抹总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天光”。他总觉得那是一只黑熊的肚子在发光。（因为小的时候，他总觉得夜晚，就是一只巨大无比的黑熊爬到天上去了，在那儿慢慢地移动着，喘息着。云影风声都是由此而起的。而那骇人的雷声只不过是这只大黑熊在吼叫而已。）黑熊的肚子怎么会发出亮光来了呢？它吞吃了天火？还是发誓要毁灭这个世界？它那庞大的不可一世的身躯，正在向何处移动？何处是它移动的终点？它总有一天会移出我们这世界的视域吗？会只留一片永远苍白乏味的天空给我们？而在那广袤的宇宙中，还有多少只这样的黑熊？它们就一直这样无休无止地在爬动吗？它们从哪里来，最后又要到哪里去？
进北京的第一天晚上，在火车还没停稳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拥有一千多万人的特大型城市夜晚的天空，天空和地面的交界处，时时在闪动的那一抹光带，就跟那在天空中神秘地扭动着北极光似的，总让韩起科感到阵阵紧张和不安……
他已经记不清高福海家到底是住在永定门还是安定门，是广渠门还是广安门，是东直门还是西直门，是左安门还是右安门，是复兴门还是朝阳门、是前门还是德胜门……当年的北京到底是个“皇城”啊，开了这么多的门，方便天下贤士进出，也方便皇帝老儿往自个儿家里抬搜刮来的天下财富。他只记得出租车过了前门牌楼，又一直往南走，往南走了又往西走，往西走了又往南走。往南走了，好像又往西走了一段，这才走进了一条背静的横街，或斜街。在一个非常老旧的宅院门前停了下来。院墙是深灰色的。院门也是斑剥带有裂缝的。门框上钉着一只小巧的牛奶箱，一只同样小巧的邮箱。两只崭新的小木箱上都工工整整写着“高宅”。那就没错了，应该就是“高场长”他家了。但是一种伤感却让他迟迟没照直地抬腿往那斑剥大门里跨。他左右打量。胡同是弯曲的，也是狭小的。胡同里的夜空同样闪发着那种诡异的光亮。十二级黑杨木寸板建成的高台阶呢？那用黑杨木建起的，气派非凡的大宅子呢？那从广袤的荒原上嵬然隆起的天空呢？那纯黑纯蓝纯黄纯白的天空，那种纯净……还有那只黑背大狗呢？这时，他还不明所以地回头去打量街对过那个冲洗胶卷、兼卖“IP”卡和烟酒杂货卫生巾的谦卑小店。高场长家的酱油醋常年地应该就是由它来供应的吧？忽然间，拥堵的心头微微地抽动了一下。
他随身带着两个旅行袋。一袋装着土豆，一袋装着葵花籽。土豆都是海大碗碗口那么大的上品。他精心挑选，自然都不带一点疤痕。别说将它蒸煮煎炒烤溜炸，会有多面多香多松多带劲儿，就是切片生嚼，那胜似水萝卜的脆爽，他估计就是把整个北京都抠遍了，也寻不来一个这么出色的土豆。而葵花籽的问题，则是他和高福海之间的一个“秘密”。那年他十一岁，刚学会开拖拉机。第二天是个阴天，高福海带着他跳上一辆东方红机车，向丫儿塔方向的荒原深处驰去。高福海说，要试试他的驾驶技术。在泥泞的土路、裂着缝的沟帮子和高低不平的卵石滩上，大上坡大下坡地纵情行驶了有三个来小时。在直穿过一片广阔的山前平原后，高福海下令让他拐弯。他马上拉动操纵杆。这样走了约十来分钟，韩起科眼前突然一亮。他看到了一个从来也没看到过的大裂谷似的地貌。远处棕褐色的土红色的陡壁，犬牙般错立。而雾似的雨云则低低地浮荡在那被犬牙们咬破了的地平线上。在谷底里展现的，竟然完全是高地上极少见的那种细黏沙壤土。而同时在裂谷间穿行的风，也是那么罕见地湿润和温和。十一岁的韩起科几乎要惊叫起来了。在冈古拉跟着高福海长大的他，当然明白，这风、这湿润、这沙壤土，加上这雨云般的雾，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能让许多许多人吃饱肚子啊。他刚想问高福海，这么好的一片地，怎么早不种上庄稼？高福海做了个手势，让他让出驾驶位置，高福海亲自驾驶着机车，从一片小杂树林里穿过，又趟过一条浅浅的小溪，拐过弯去后，韩起科再次要惊叫了，他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一片几乎是没有边际的向日葵。向日葵啊，一片金黄，托着一片水晶玻璃似的蓝天……高福海把机车停在了向日葵地的边上，便带着韩起科大步向向日葵地深处走去。在他们的碰撞下，向日葵们不断摇曳着金黄的脸盘，向他们的身上撒下金黄的花粉。然后他们走到了一小片空地上。他看到了一个小窝棚。小窝棚搭建在高高的木桩上。窝棚顶是用厚厚一层干苜蓿草苫起来的。窝棚的后头高高地耸起一节铁皮烟筒。这表明，有人类那样的高等灵长类生物曾经在这儿生活过。而且绝非是几十万前的那种往事。韩起科甚至还看到了窝棚前的空地上，至今还栽着两根用来晾晒衣物的木桩。木桩之间栓起的那根粗铁丝，自然是早已锈蚀得不成样子了……一时间，高福海的神色忽然变得难以描述。他轻轻地拂去韩起科头上的那点花粉，示意他，跟他一起走上一节短短的木扶梯，然后走进那个窝棚。窝棚是空的，是阴暗的，凄凉的，有十分简陋的器物。整洁而原始。但直觉告诉韩起科，这曾经是个女人的住处。为什么偏偏是女人的住处？十一岁的他，当时怎么也说不上来。后来，无数次回想，就更说不清了。也许出于一种天生的灵性吧，十一岁的他忽然间觉得这小窝棚里充满着一股他特别熟悉的气息。一股让他窒息的气息。一股让他难过得想要嚎啕大哭的气息。他回过头去看了一眼高福海。高福海脸色阴沉，两眼直直地看着陈放在角落里的那个梳妆台似的木头架子。那种阴沉，是严峻的，可怕的，又是神圣的。它可怕得神圣得只可能出现在军船沉没前，正在下达最后弃船令的老船长的脸上。而这位老船长自己却并不准备离开这条已经断裂、正在下沉的大船……
“我答应过一个人，等你学会开拖拉机了，像个大男人了，带你上这儿来看一看。”重新钻进拖拉机驾驶室以后，高福海这才闷闷地对刚才的那一番行为做了简短的解释。他说话时，眼睛一直在注视着向日葵“丛林”的深处。
“她是谁？”韩起科问。
“……”他没回答。
“我妈？我姨？我姑？我嫂？我姥姥？还是我奶奶？”
“……”他还是没回答。
“我以后还能来看她吗？”
“不能。”
“为什么？”
“你别问。”
在高福海的操纵下，拖拉机开动了。韩起科却一直扒住驾驶椅的后背，拼命地扭过头去，透过驾驶室的后窗户，死死盯着那片越来越模糊的向日葵林，盯着那一小片在车身的颠动中，时而从向日葵林中显现，时而又“淹没”在向日葵林中的窝棚顶子。不知道为什么，那一瞬间，一种强烈的直觉告诉他，这个神秘的小窝棚跟他之间一定存在某种特殊的关系。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很有可能就是他的生身母亲。那一瞬间，他是那么地想疯狂地叫一声……叫一声：“妈……”
后来，的确也有人曾这么偷偷地告诉过他，他真正的生父就是高福海。而他的生母就是在这个小窝棚里生下他的。生母生他时，没有任何人在身旁，又是难产。好不容易生下他，没过几小时，等高福海赶到，她已经咽气了。孩子包得好好的，放在地铺的一堆干苜蓿草上。她应该就埋在那片向日葵林中。这也是高福海从来不许任何人上那儿去种庄稼的根本原因。而他的生母又是从哪儿来到冈古拉的，又是怎么跟高福海好上的，为什么偏要躲到这向日葵林里去生他，等等等等问题，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说法。当然，更多的人坚持说，他是那年高福海在第十七棵黑杨树下捡到的。捡到他时，有一群母狼围着他，它们在轮流地喂着他奶……
后来，他曾不止一次背着高福海，偷偷地上峡谷里来找过这片向日葵林。但非常奇怪的是，而且让他感到非常恐怖的是，无论怎么努力，在走过了那片山前平原后，再也没有找到过那个奇异的大裂谷。按说他不会迷路啊。所有冈古拉的人都知道，韩起科打小就不会迷路。五六岁时，你把他一个人扔到荒原腹地里，扔进任何一片原始的胡杨林，铃铛刺林，或苇湖滩里，他都能找得到你们送他进来时留下的那条大车车辙印。他对方向的敏感和对路径的记忆，天生就跟一头狼一样。况且他寻找的是一片大峡谷，是丢不掉、化不了、风吹不走、雷电也摧毁不去的大家伙！还有那么大一片向日葵林，那么一座刻骨铭心的小窝棚!他甚至怀疑过，那天自己是否真的跟高福海去过那地方……或者是因为当时自己一时心慌，看走了眼？但这些都是绝对不可能的。说是看走了眼，那只可能发生在一眨眼之间。但那天，前前后后的过程，整整延续了几个小时啊！也许压根儿就是一场梦？是因为那天在拖拉机上睡着了？睡着以后就做了这样一场梦？做这样的梦，是因为自己实在太想有一个亲娘了？实在太想向全世界的人证明，除了那一群母狼，他韩起科也是有一个拥有人类母亲的人？如果是梦，那这梦也做得实在太真切了。他不相信这是梦，也不愿相信这是梦，更不甘心这是一场梦。
他想问高福海来着。但真不敢问。很多次话都涌到嘴边了，又哆哆嗦嗦地咽了下去。是怕触疼高福海心里的某个伤疼之处？还是怕别的什么？他说不清。但有一个信念他是坚定的，那就是：既然高场长不想主动告诉他，那就说明，这件事不该他知道。那么，他也就不该主动去打听。那就不打听吧。当时也忙着别的事情，后来又有小分队一摊工作压在肩上，渐渐地也就把它淡薄了。只是偶尔地还会默默地想起那个大裂谷，那片向日葵林，那个小窝棚，去捉摸一下那种有亲妈的感觉，并独自一人默默地发一会儿呆。尤其是在哈拉努里第一监狱的那几年时间里，这种怀念和追忆频繁袭击，有时搅扰得他不知所以……
听到高福海病危的消息，他当然是焦急的。愧疚的。高福海让他失望。这一点，他至今不否认。自己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情，应该接受惩罚。但高福海在关键时刻，在人格上表现出的那种“软弱”“优柔寡断”和“委曲求全”，是他完全不能接受的，也是跟这位父亲式的人物多年来对他的一贯教育和训导背道而驰的。男人站着应该是座高山，躺下也该是条大河。况且我们还是冈古拉的男人哩。当他戴着手铐，最后让公安把他从场部押走的时候，高福海始终没有走出办公室一步，来送他一送。他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不出来再看他一眼。即便是恨恨地上前来抽他一个大嘴巴子，也能让他走得痛快一点啊，也能让他在日后那监狱生活中更少一点后顾之忧啊。但“父亲”居然一直“猫”在办公室里，连头都没探一下。啊，父亲……现在他病危了，自己当然是应该去看望，告别的，也许还可能是最后的告别。带上这样一包具有暗示性的葵花籽，韩起科还有这样一个心愿，希望能引得病危的高福海下一番最后的决心，给自己揭开身世之“谜”。能不顾一切地告诉他关于那片“向日葵林”的秘密。他要知道，那个大裂谷，那个窝棚，那个女人和那个好不容易才来到这世界上的婴儿的秘密。如果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话，他相信，高福海在临终前，肯定特别希望能看到这样一朵来自冈古拉的向日葵。一个金黄色的慰藉和愧疚。可惜不是那个季节了。金黄色的向日葵早已无处去寻找了。带一包深灰色的冈古拉葵花籽，聊胜于无吧……
韩起科放下手里的旅行包，略略地镇定下自己的情绪，伸手去摁响了门铃。不一会儿，便听到有人悉悉索索地走来开门。脚步轻软，急促。听起来像是个女人。但不像是个熟悉的女人。他的听觉一向是灵敏的。而后门檐下的灯亮了。开门的果然是个女人。但一眼之下，却又觉得有一点面熟。只是想不起来到底在哪儿见过的了。
“是……是韩起科？”她用一种探询的口气，急急地问道。
“是的。这……这是高场长家吗？”韩起科重新拿起那两个旅行包，谨慎地探问道。
“快进快进。哎呀，还问个啥么，大伙都在等着你咧。”那女人一边说，一边把韩起科让进院门，一边又伸手要去替韩起科拿东西。听她口气，好像早就知道有这么个韩起科要来似的。紧跟着，从院子南头一排房子里蹿出五六个男女，带头的那个便是马桂花，还有金兰、在军等人，一齐向韩起科扑来。据马桂花说，原小分队的队员已经来了有十好几个了。有两三人，跟着建国去机场接赵光了。有五六个，陪高场长老伴去医院接高场长了。老爷子知道起科和赵光今天到北京，说什么也不肯在医院呆了。听说赵光今天也到，韩起科心里不觉有一点格愣。前不久，他和赵光还闹了挺大一个矛盾。赵光正经还又找他谈了一回话。谈话总的意思是，你韩起科完全可以对各种问题保留自己的看法，但有一条界线，你韩起科必须划得非常清楚，也就是说，你韩起科绝对不能再以十年前那个小分队队长的姿态和感觉来对待和处理当前你我之间的关系。你必须明确，目前，我是公司的老总。公司里的事，最后是我说了算。这话，我本来是不想挑明的。其实在一般情况下也是用不着说得那么明白的。但现在看来，不挑明，真还有点不行了。
“你的意思是，今后我就别说话了？”韩起科问。
“你瞧你。谁让你别说话了？我这么说了吗？你怎么听不懂我的话？哎哎哎，现在跟你说话，怎么那么累啊？你干吗老拿你自己的想法往别人头上套啊？”
“那就是说，我还可以说话，但不管说什么，都得顺着你的意思说，最后都得按你说的去做？我理解对了吗？”
“不是要你什么都顺着我。而是在遇到有矛盾的时候，经过再三商量也统一不了认识的时候，但情况又不允许我们继续往下扯皮的时候，就不扯了……”
“就得按你说的去干？对不？”
“以后，你当老总，就按你说的去干。”
“那，这跟高场长在位时的做法，有啥不一样呢？跟我当小分队队长时的做法又有啥不一样呢？”
“你……你……行行行，咱不说了。韩起科，反正你记住一条，这个公司最后由我说了算。”
最后，韩起科“报病假”去“灰鸭嘴村”，跟吵这场架，也有相当的关系。
“刚才替我开门的那位女同志是谁？”等进了北屋那正厅，韩起科低声问马桂花。
“她？你不认识了？原先镇机关的保密员，小哈呀！高场长的干闺女。”马桂花答道。
“难怪哩，我怎么老觉得那么面熟呐。哦，她……她也来了……”韩起科当然清楚高福海跟小哈一家之间的那点老关系，但他并不清楚在他服刑期间，高福海正式认哈采英为干女儿一事。当时，上头已经正式通知高福海去办离休手续。哈采英却主动提出要认高福海为干爹。高福海说，我都要退了，已经成了一个没人搭理的糟老头了。你认这一号干爹不是太傻了？要认，也得上那门前院里仍然停着高档轿车的家里去认。小哈笑笑说，我倒是想进那样的家门哩。可又老又丑，我进得去吗？两人哈哈一乐，就把这干爹干女儿的事说定了。
“高场长还能动弹？”韩起科又问，“干吗非要回家来？我可以上医院去看他嘛！”
“这两天，他的病情有点缓转。他自己特别想在家里接待你和赵光。可能……可能也是想最后在自己家里跟我们大家伙聚一聚吧(说到这里，马桂花的眼圈红了)……医院也拿他没办法。唉，也算是满足他最后一个愿望吧。”
马桂花跟韩起科正说着话，哈采英推门走了进来。她估计韩起科这时段下火车，肯定还没吃晚饭，便先去厨房把饭菜热上，再过来催他简单地洗涮一下，就去用餐。
“采英姐，刚才没认出您来。喝了两天北京的水，人也长白了……”韩起科忙起身跟哈采英打招呼。
“哎，你这不是变着法地骂我长得黑吗？韩分队长，我可没招你惹你！”小哈笑道。
“别别别……千万别再叫什么韩分队长。您这可是比骂我还厉害哩！”韩起科赶紧红起
脸笑道。
“快去洗洗吧，瞧你这一身的味儿！一会儿怎么跟人住一个屋？”马桂花也笑着催促。
“跟谁住一个屋？”韩起科忙问。这小子最怕跟人合住一个屋。一是，他受不了那股“人味儿”，二是，他怕热，没法消受别人整天儿的把火炉盖烧得通红通红。第三，更受不了同屋的人，有事没事凑你跟前来“翻江倒海”般地乱嚼舌头根子。他倒不是有什么静思瞑索的玄妙习惯，和修身养性的癖好，只是小时候孤独惯了，有时候就总想一个人独自静处，也就那么待着，啥也不想，不盘算，像一头吃饱喝足的跛脚狼，低着头在碱蒿子窝跟前毫无目的地慢慢转圈儿，然后支起两条前腿，静静地坐起，呆看那火红的月亮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在一监服刑的那几年里，最要他命的一条，就是必须跟二三十个服刑人员住一个大通间。开始那一段时间，充满在整个号子里的那股腌的“人味儿”，简直让他只想撞墙死了算了。后来狱方让他协助管理劳改车间的生产，算是给了他一点“方便”：收工以后，能找一点借口，在空空荡荡的车间里，磨磨蹭蹭地待到不能再待的那一刻，再回号子。
“还能跟谁住？跟你们原先小分队的那些男同胞呗。这院子再大，也不够你们一人一间的啊。凑合两天吧。”哈采英俨然用女主人的口吻，训示。
“快去洗洗吧。住的问题，待会儿再说。”马桂花是知道韩起科这“臭毛病”的，怕他为这点小事不愉快，赶紧催促韩起科从背囊里取出换洗衣袜，领着他往卫生间走。卫生间在后头一个小跨院里。廊檐下堆满了蜂窝煤块。靠墙还晾着一些尚未来得及窖藏起来的大白菜。这两年，北京城里几乎再没人干这营生了。但当时，以致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北京人入冬前，几乎家家户户都得买个几百斤白菜，留着过冬时吃。每年赶到十月底十一月初，无数辆拉运白菜的大卡车不分昼夜地涌入京城，穿梭在大街小巷中。这十天半月，说整个京城都笼罩在一片“白菜至上”的气氛中，也不为过。
“大夫咋说的？高场长能熬过这个冬天吗？”韩起科跟在马桂花身后，小心翼翼地走着，并问。
“反正是够呛。”马桂花轻轻地叹道，“他都念叨过你好几回了，老在问，起科怎么还不来？起科怎么还不来？这孩子真的就那么恨我？我都要死了，还不肯来看看我……”说着，马桂花便哽咽了。韩起科也低下头去，轻轻叹了口气。然后，马桂花又告诉韩起科，朱副场长李副场长他们都来看过高福海了。这两人也退了。一位去珠海落户了，据说房子是在那儿经商的儿子给买的。一位落在北京，退休前是中直文化系统的一个行政官员，也干到了副司局级。那天来看高福海，一个带着孙子，一个带着外孙女，在病床跟前坐了好大一会儿。“老人们到这份儿上，倒也都能把话心平气和地说到一块儿去了。”马桂花说着，又轻轻地叹了口气。
“是吗……”
“你真的还在恨着高场长？”
“我干吗要恨他？”
“那你咋会留给别人这么一种印象？有这个必要吗？”马桂花忧郁地瞟了韩起科一眼。
“瞧你说的。我愿意让人这么看我？他们愿意这么说我，我有啥办法？”韩起科不高兴地反驳道。
马桂花不说话了，只是再一次忧虑不安地瞟了韩起科一眼。
卫生间不大，倒也干净。但还是堆放了一些杂物。马桂花替韩起科把热水器调节好，又替他把挡水的塑料围子挂起，把窗帘拉严实了，提醒了洗头水和洗浴液之间的区别，最后又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还问了句：“一会儿，要我来接你吗？自己能认得回大屋去的路吗？”韩起科笑道：“书记太太，我再不中用，也不至于窝囊到这地步吧。”“谁是‘太太’？！”马桂花不高兴地瞪了韩起科一眼，便带上卫生间的门，赶紧走了；但走到连接跨院和正院的抄手走廊上时，她却又呆呆地站下了。她比韩起科要早来两天。她已经不是头一回来这儿了。前些年，她曾上这儿来看望过高福海。这两天里，她相帮小哈，接待陆续到来的这些“客人”。（哈采英也没比她早来多少天。）大伙本想上外头找个招待所安顿的，可能还自在一些。但高福海愿意大伙儿都挤在他这院儿里。他希望这最后一回的“聚会”，能给大伙留下一种“回家”的感觉。这想法产生于一个自认为处在临终阶段的老人的头脑中，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此给马桂花和哈采英增加的工作量就不是一点点了。不说一日三餐准备这十来个大男大女的饭菜，得多麻烦，只说为了凑齐这一二十床枕头被褥，反复地去跟周边那些小旅社的经理们讨价还价租借，就伤透了她俩的脑筋。到北京的这些天，每晚她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但能重新忙碌在这些小分队的伙伴们中间，她却觉得特别的痛快，甚至是一种久违了的舒心。还有一点，是所有人都不会估摸到的：忙碌中，她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她忽然发现，当自己离开哈拉努里，离开那个交织过自己无数烦恼恍惚无奈的地方，当火车轰的一下，缓缓启动，向那遥远的目的地奔去的时候，自己就迫不及待地希望能尽快看到那个人。这些年，她心里也时常会隐隐冒出这种欲求。但她总是慌忙地告诫自己，不是的，不是那样的，韩起科对于自己只是“小伙伴”，“老同学”。自己怀念的只是那一段少年时代的忘情生活。她觉得她必须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她从来不允许自己把思虑过多停留在韩起科身上。但现在……周围的一切都是陌生的……责任也远去……她心跳得厉害，她站在那个短短的、昏暗的抄手走廊里，心跳得厉害。她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在这儿等着韩起科。她很想有一点点时间，单独跟韩起科呆一会儿。许多年来，只有跟原先小分队的那些伙伴在一起时，特别是跟韩起科在一起时才会有的那种踏实，放松，随和，自然，融洽的感觉，总是拂之不去，呼之又来，总在她心尖颤颤地躁动……有时她也怨恨这种“感觉”。她意识到，正是对这种感觉的向往，在妨碍着她结束过去，妨碍她义无反顾地去开始一次新的尝试……她知道，许多人跟她一样，珍藏着这种对以往的感觉，但他们却同时也能果断地了断这以往，并潇洒地开始新的一切。而她却做不到。那会儿，爸爸妈妈得到老家落实政策的通知，准备全家返回故乡。（“圣徒”一回到老家，就被任命为县教育局副局长。）爸爸妈妈反复征求她的意见。她却鬼使神差地选择留下。爸爸没跟她吵，一连好几天，只要进了家门，都显得特别沉重，一而再，再而三地劝她：“再考虑考虑……再慎重考虑考虑……”妈妈则是不断地跟她发脾气，神经质一般地数落她，说她都这么大了，还不接受她爸爸年轻时的教训：“你们这父女俩，为啥都得用自己几十年的生命做代价，才能让自己变得稍稍地聪明懂事一点？我为老的熬白了头发，难道还得为你这小的把命搭上？”其实，马桂花当时还是跟着父母回老家去了。但最后还是回了冈古拉（哈拉努里）。这里当然有我起的“坏作用”。她走了以后，我不断地给她写信，打电话，向她“倾诉衷肠”，也给“圣徒”和她的妈写信，描述冈古拉哈拉努里“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和各级组织对我的“期待信任”。当然也少不了，用我的“生花妙笔”，向她详述，在“没有你的日子里”“细雨是如何跟冰雪一样刺疼了我的心”。最后，“圣徒”和她的妈妈一起得出结论：有我这个顾某人在哈拉努里为她“保驾护航”，马桂花肯定不会再像她父亲当年那样“吃苦受累”了。他俩这才勉强答应放她回了哈拉努里，正式跟我办了结婚手续。
但他们哪里知道，他们的闺女并不是冲着我这个“顾校长”“顾副书记”才回哈拉努里的。甚至可以说，当时连马桂花自己也都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真正揪着她心，让她魂牵梦想、不顾一切回归哈拉努里冈古拉的，是那个即使在嘎嘎巴巴冻裂石头的大冬天里，只需穿件薄薄的灰呢子大衣，就能满世界去追赶狼群的臭小子……
……据后来马桂花告诉我，那天等韩起科洗完澡，吃完饭，以为很快就能见到高福海和
赵光，却接到张建国的电话，说他们已经接到赵光了，并且从机场直接去了医院，见了高场长。赵光现在正跟高场长说一点重要的事儿，可能要稍稍晚回来一会儿。让这边的人不要着急。最后又特别地问了一下，“起科这小子到了没有？”留守在北京南城这个青灰色大院里的一帮人，一听这话，立马七嘴八舌地埋怨起来，都说“赵光这小子也太不懂事了。高老爷子都啥模样了，还跟他说什么‘重要’事儿？多重要他也管不了了。这么干，不纯粹是在催命？胡球日鬼的，咋弄的嘛！”只有韩起科静静地坐着，等大伙吵吵完了，问马桂花一句：“建国在电话里还说啥了？”（电话是马桂花接的。）马桂花说：“没有。”韩起科长长地应了声：“哦——”然后那一帮人就又吵吵开了，赶明天怎么狠狠地“宰”赵光一把，让他好好出点“血”。有说去鸿宾楼吃“砂锅羊头”。有说去砂锅居吃“砂锅白肉”。有说去百年老字号金生隆吃爆肚。还有说，古人云：“京师妙馔，莫过于鸭。”来北京总得吃一回烤鸭，上全聚德转转。然而更多的人却吵吵说，现在到北京再吃烤鸭，就老土了。那是纯粹蒙老外的。现在全国哪个地方没有“全聚德”？难得来一次北京，就得吃哪儿都吃不到，惟独北京有的东西。于是又引发一轮更加激烈的争论，有的甚至还拿出了事先就准备下的“旅游指南”“天下名食”等小册子……这时，韩起科却又独自一人上院子里待着去了。马桂花也悄悄跟了出去。
“怎么了？”她问韩起科。刚才她就觉得，韩起科在听到赵光从机场直接去医院见高福海，跟老人说什么“重要”事情以后，神情一下就有些异常了，隐隐地还流露出一种惴惴不安的神色。“没事吧？”她关切地问。
“没事……”韩起科笑笑，然后又反问马桂花，“建国在电话里没告诉你，赵光在跟高场长谈什么重要事？”
“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啥也没说。”
“哦——”
“你哦啥呀？心事重重的！”
“没事……没事……”
“我问你，这回范东怎么不来？”
“谁说他不来？他会来的，就是可能要稍稍地晚个一两天。”
“建国说，是你派范东去办啥事去了。”
“你听建国穷叫唤哩。范东现在是什么人？是省生命科学研究所得了课题奖的人。都上了国务院特殊津贴名单哩。我能支派他了？嗤！”
“别瞒我……”
“嗨，我瞒你啥嘛？”韩起科说得跟真事儿似的。但实际上，据马桂花后来告诉我，韩起科当时还是有所隐瞒了。他几乎向所有人隐瞒了他和赵光之间不久前发生的那场“大矛盾”。那天，赵光一下飞机就直接去医院和范东的迟迟不到，都跟韩起科有关，跟他和赵光之间的那场大矛盾有关。赵光是情急之中，无奈之下，才去垂死的高福海那儿“告状”，“搬救兵”去的。他跟韩起科之间的确是发生了一档非常重大的事情。
这回来北京前，哈拉努里分公司财务部的主任到“灰鸭嘴村”来找韩起科，说省银行信贷部来了个通知，第一批四百万贷款已经划到分公司账上。他让财务部主任把其中二百五十万划到分公司劳动工资处账上去，立即补发因欠合同工和民工的去年工资。另外把十万元打入一个活期存折。把剩余的一百四十万元转入总公司账上，交赵总处理。财务部主任稍稍犹豫了一下，问了一句：“那张活期存折，用谁的名字？”他也犹豫了一下，答道：“暂时就用我的名字吧。”财务主任又犹豫了一下，问：“拿出二百五十万补发合同工和民工工资，要不要给赵总打个招呼？”他立即回答道：“不用。这件事，事先我们商量好的。先借用人家的工资去办事。事情一办成，马上还人家的工资。”财务主任就按他说的去办了。就在韩起科临去火车站前的那一刻，他接到赵光一个电话，急火火地追问这二百五十万款项的事。韩起科说，这钱不是早就说好的吗？搞到银行贷款，就先补发人家的工资。已经拖欠人家快一年了。这可是人家拖家带口的活命钱。赵光说，我说的是等三千万贷款全部拿到手以后，再还这些民工的工资。韩起科说，人家娃娃要上学，咋办？人家老婆要看病，咋办？人家老人要动手术，咋办？人家房子漏了要修要补，咋办？等你三千万全部拿到手，人家要死的人早死了，要塌的房也早塌了！赵光说，现在我一共只拿到四百万，你抽走我二百五十万，只给我剩那么一点，我是把它当胡椒面使哩？还是把它当眼药水使？我不还是什么事也办不成吗？你这不是要误我大事吗？韩起科说，银行既然划出第一笔了，我想第二笔就不会拖太久。有第二笔，第三笔也不会太磨蹭的。你就一点儿一点儿地办你的大事吧。但是，欠发的工资一定得先还上……这时，时间已剩无几，再不出发，就赶不上这趟火车了。韩起科匆匆对赵光说了句：“就这样吧。你那头反正还不是要死人的事。到了北京，咱们见面再细细商量。”赵光叫了声：“我这儿怎么不死人？我为了这些贷款，连上吊抹脖子的心都有了……”那头，韩起科却已经把电话挂了。因为韩起科临走前，跟财务部主任交代过一句话，没有他的亲笔签字，谁也不许把这二百五十万调走。否则，“我就让他好受！”
真是折磨人呐。赵光几次打电话给这位财务部主任，让他把这二百五十万立即划到公司总部来。财务部主任说，赵总，您是老板，我当然得听您的。钱我一定给您划过去。但是，在此前，您无论如何让“韩副主任”先给我发个话过来，否则，“您这位老同学真会捣腾着那一千来个民工把我的家给砸稀巴烂了。”“他敢！妈妈的，他想再坐一回大牢？！”赵光气急败坏地这么在电话里吼叫。但实际操作中，他还是没敢强来。那位财务主任见赵光最后也没能说服了韩起科，也就没敢背着韩起科把钱划转给赵光。他曾给赵光出过这样的主意：“要不，您现在就把韩副主任的职给撤了，还把分公司的行事大权拿回您自己手里去？或者另外再任命个分公司经理？但这么干，也不一定就稳妥。韩副主任现在跟那一千来位民工合同工混得熟着哩。他还跟‘灰鸭嘴村’的那些混球们有挺多的来往。真要把他给惹翻了，他都不用开口，只要稍稍给个暗示，那些家伙就会卸胳膊卸腿地把我们这些人收拾了。你没听说吗？原先在‘灰鸭嘴村’雇个杀手，得花一两万元，现在有五六千就有人干哩。赵总，您跟韩副主任不是多年的老同学吗？您现在是他的老板。他能不给您这点面子？求求您了，您别紧着逼我。我对您还会有啥二心了？还是先在韩副主任那儿疏通一下吧。只要哄他签了字，咱们怎么干都行。唉，赵总，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说一千，道一万，当初，您就不该只顾着老同学的情谊，把咱们分公司的大权交给韩副主任的。我不是说韩副主任这人咋样，但他的脑子确实跟别人不一样。换谁，也不会跟自己的老板较劲儿。这事儿，要搁在其他人头上，别说是二百五十万，就是三百五十万，五百五十万，一千五百万，也早把这字给签了。您说这公司是谁的？这钱是谁的？是谁把你放在分公司这位置上的？这点道理，现在连三岁娃娃都明白着哩，他怎么可以跟您赵总较这个劲呢？我说他脑子肯定进水了。平日里看他为人挺随和的么。这下妥了吧，咱们自个儿把自个儿套住了……唉，说到底，他还是喝狼奶长大的啊，不通人事……”“行了行了。你还有完没完？！”早已气得浑身哆嗦的赵光，心里烦得直起腻，在料理了手头一些紧急事情以后，便匆匆飞往北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