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尔伸了个懒腰，憋回去一个呵欠。她起得太早，昨晚又工作得太晚，这已经成为她的日常生活方式了。十九岁就和高中时的恋人结了婚，二十岁做了母亲，二十二岁离婚。以后的十年时间她努力攻读医学与精神病学学位，做出了多少奋斗牺牲，连她自己都记不清了。不过对女儿她没什么愧疚，玛吉·丹尼尔斯现在已经是大学一年级学生了，健康、开朗，很适应周围的环境。女儿成长期间她父亲一点儿忙都不愿意帮，她长大成人后生活里自然也不会有他的位置。当然这要玛吉自己决定，克莱尔明白。不过女儿从来没怎么问起过爸爸，把单身母亲的事很自然地接受下来。克莱尔再也没有回到社交圈子里去，她已经得出结论，工作就是她的生活。

    她打开文件，研究她在里面做的笔记。对于任何人类心理的研究者来说，韦布·伦敦都是个最迷人的病例。就凭他突兀地离开办公室之前克莱尔所了解到的一点情况来看，此人简直是块能走动的布告板，可能出现的所有个人问题全列在上面，应有尽有，从显然存在的童年困扰到成年后的毁容，从他做的那种危险工作，到由此引发的种种问题。这样的病例可以让一个医生把自己的整个职业生命投入进去。敲门声打断她的思绪。

    “请进。”

    门开了，进来的是克莱尔的一位同事。

    “这儿有些东西你可能想过来看看。”

    “是什么，韦恩？我正有点忙。”

    “美国联邦调查局新闻发布会，韦布·伦敦。那天我看见他从这儿出去，你给他做咨询，对吗？”

    这个问题让她皱起眉头，她没回答，可她站起身跟他出去，走到候诊区，那儿放着一台小电视。已经聚在这里的有另外几位心理医生、几位在这儿有办公室的心理学家，欧班伦也在。他们正看着屏幕。

    现在刚好是午饭时间，他们都没有病人，有几个手里还拿着午餐。

    十来分钟后，克莱尔·丹尼尔斯对韦布·伦敦的生活和工作有了更深人的了解。当看到韦布躺在医院里，脸上身上几乎缠满绷带时，她不自觉地伸手捂住嘴。这个人受了多少苦啊，人真不该受那么多罪。克莱尔感到一种强烈得难以置信的冲动，她想帮助他，不管他上次多么突如其来地中断了疗程。新闻发布会结束了，大家朝各自的办公室走去。克莱尔拦住欧班伦。

    “埃德，还记得我告诉你我替韦布·伦敦看病的事儿吗？就是上回你不在的那次？”

    “当然，克莱尔，谢谢你帮我的忙。说真的，”他压低嗓门，“这儿其他人我真不大信任，可我信得过你，你不会挖走我的病人。”

    “这个嘛，谢谢，埃德。其实呢，我对韦布特别感兴趣。上次疗程中他跟我很合得来。”她毅然决然地添了一句，“我想接手替他治疗。”

    欧班伦大吃一惊，连连摇头。

    “不行，克莱尔。我以前就替伦敦看病，他是个很棘手的病例。我们俩还没把问题全摸透，不过我看他的母子情结很严重。”

    “这些我懂，可我真的想接手这个病例。”

    “我能理解，可他是我的病人。还有个问题叫做治疗的连续性，就是由同一个医生治疗。”

    克莱尔深吸一口气，道：“我们让韦布自己决定好吗？”

    “什么？”

    “你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希望由我们哪一个当他的大夫。”

    欧班伦满脸恼怒。

    “我很难看出这种做法的必要性。”

    “我跟他真的很合得来，埃德。我还觉得，另外换双眼睛看看这个病例，也许对他有好处。”

    “我不喜欢你的暗示，克莱尔。我的资历挑不出什么毛病，你不知道的话我还可以告诉你，我在越南服过役，处理过许多战斗综合征、炮弹休克症，治疗过被洗脑的战俘，治疗还很见成效。”

    “韦布不是在军队里。”

    “就地方部门而言，营救队其实就是一个军事化单位。我懂他们这类人，能用他们的语言说话。我觉得我的经历尤其适合治疗这个病例。”

    “我也没说不是呀。可韦布确实告诉过我，他跟你在一起时不是非常自在。患者的利益是最重要的，这一点我想你也会同意。”

    “我不需要你来给我宣讲职业道德，”他停了一刻，“他真的说过这话——跟我在一起不是非常自在？”

    “对，我觉得这正好反映出你说得对，他是个很棘手的病人。我看哪，我们要进入治疗阶段的话，他可能也不会喜欢我。”她把手搭在欧班伦肩头，“这么说你会给他打电话？今天？”

    欧班伦恼火地说：“我会打的。”

    电话响起时韦布正在开车。他看了看来电显示，是个弗吉尼亚的号码，他记不起来。

    “喂？”他小心地说。

    “韦布？”

    声音听上去很熟，可他还是想不起来。

    “我是欧班伦大夫。”

    韦布眨了眨眼。

    “你怎么有这个电话号码？”

    “你告诉我的，在最近一次疗程中。”

    “你瞧，我一直在想——”

    “韦布，我和克莱尔·丹尼尔斯谈过了。”

    韦布觉得脸有点发烧。

    “她告诉你我跟她谈过话？”

    “是的，不过自然没说你说了什么。我知道你发生了一点危机，克莱尔在跟你谈之前还想找我来着。我给你打电话就是为这个。”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是这样，克莱尔说你们俩好像很合得来，于是她觉得也许你跟她在一起更自在些。你是我的病人，这种安排必须经过咱们两人的同意。”

    “欧班伦大夫——”

    “韦布，我想让你知道，过去我们在处理你的困扰方面是很有成效的，我觉得咱们以后还会更有成效。你对我不大有把握，克莱尔多半拿这一点添油加醋。不过请你明白，克莱尔不具备我的经验。我治疗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时间比她长。我不想说她的坏话，只限于咱们两者之间，克莱尔和你完全是两种人，不对路。”

    他不说话了，显然等着韦布回答。

    “咱们还行，对吧？你继续来看我？”

    “我看克莱尔。”

    “韦布，别这样。”

    “我想要克莱尔。”

    欧班伦有一会儿不吱声了。

    “你肯定吗？”他最后简短地问了一句。

    “肯定。”

    “我让克莱尔跟你联系。希望你们合得来。”他生硬地补充了一句。

    电话断了，韦布接着向前开。两分钟过去了，电话又响起来。是克莱尔·丹尼尔斯。

    “我猜你现在一定觉得大家都在追你。”她用一种让人宽心的语气说。

    “受人欢迎很好嘛。”

    “我开了头的事就想做完，韦布。虽说让一位同事很生气。”

    “谢谢你做的一切，克莱尔。我跟欧班伦说行，可是……”

    “求求你韦布，我想我能帮得了你。至少我想试试。”

    他想了一会儿，又看看那个纸板盒子。里面会有什么宝贝？“打这个号码能找到你吗？”

    “五点钟以前我都在。”

    “之后呢？”

    韦布在一个加油站停下车，记下克莱尔的手机号和家里的电话。他说过一会儿再给她打过去，挂上电话。他把克莱尔的号码输进电话，又驱车上路，一边努力想理出个头绪来。他不喜欢她这么尽力，过分尽力了。

    韦布开回汽车旅馆，查了查家里电话的留言。

    有些人看过新闻发布会后打给他家里表示好意，还有同样多的人打来电话，基本意思是他们恨不得猛揍他那张毁了容的懦夫面孔。这些人的声音他听不出是谁，有个声音他觉得像朱莉·帕特森，声音背景里还有小孩子吵吵嚷嚷。可他拿不准。那个女人肯定不会把他的名字列在电话单子最上面。

    他跑到街对面一家7—11便利店买了杯咖啡。下起了毛毛细雨，天也冷起来。开始是个温暖的好天，现在却灰暗阴湿。这个季节就是这样。阴郁的天气大大加重了他绝望的心情。

    韦布回到房间，坐在地板上打开那个纸板盒子。里面的文件已经变潮，有的还生了霉。照片发黄，还有些已经破了。可他还是被吸引住了。以前他从没见过这些东西，一部分原因是他从不知道母亲还保存着这些第一次婚姻中留下来的东西，另外他以前也没在房子里找过。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跟他继父的关系使他丧失了对当父亲的人的全部兴趣。

    他先把照片在地板上铺成一个扇面，再一张张细看。他的生身父亲哈里·沙利文是个英俊男人，他的样子像个四十年代的影星，年轻、威严，蓝眼睛里还闪烁着一丝恶作剧的眼神。尽管母亲智力出众，做过环球旅行，可也许还是个天真纯朴的姑娘。韦布看得出来，父亲的形象对这种年轻姑娘来说很有吸引力。在牢里过了这么多年，又在生活的快车道上漫无目的地奔走了数十年，他不知父亲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外面雨下得更大了。韦布坐在汽车旅馆房间里，啜着咖啡，翻看盒子里的其他东西。他拿起沙利文的结婚证书。韦布有点吃惊，妈妈居然还留着。

    不过，说到底这是她的第一次婚姻，不管后来变得多么不愉快。

    他放下证书，拿起另外一张纸。这是一封信，抬头是佐治亚州劳教局。信的日期是母亲和儿子离开这个成了罪犯的丈夫和父亲的一年以后。

    信的内容很简短，是向夏洛特和韦布道歉。他声称出狱后会洗心革面，好好待他们。嗯，信上还说，他哈里·沙利文会努力实现这些诺言。韦布不得不承认，这些话虽说令人不快，可沙利文也许说的真是心里话，这对一个在牢里慢慢烂掉的人来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韦布把信放在一边，又花了两三个小时查看其他东西。大多数对他查出父亲的下落毫无用处，可韦布还是认真地把这些东西都看了一遍，更真切地感受这个人。在他手里只有两样东西肯定能用做线索，一张过期驾驶执照，上面还贴着父亲的照片，另一件东西更重要些，是他的社会保险卡。这两样东西敞开了无数可能性，而且韦布还有另一个地方可以着手调查。

    韦布顾不得面子，忍气吞声给珀西·贝茨打了个电话，几乎低声下气地向他道了歉。然后告诉他哈里·沙利文的名字、社会保险号码和在佐治亚州监狱坐牢的日期，这是他推算出来的。韦布先想过打电话给安·莱尔查问，可他又不想这么快找她。安的事情够多的了，全部心思现在都得花在营救队里，另外科夫的事她还没给韦布消息，他不愿让她觉得他在催她。

    “这人是谁？”贝茨想知道。

    韦布申请加入联邦调查局时，他必须写下生身父亲的姓名。局里还想了解其他细节，他于是要母亲给他多说说这个人的事，可她断然拒绝。韦布只好告诉局里他不知道父亲的下落，也无力提供信息以便他们进一步调查。就他所知，这件事于是到此为止。他通过了家庭背景调查，大步走上了美国联邦调查局之路。最后一次跟父亲见面时他只有六岁，调查局也没法拿他父亲是个犯人的事派他什么不是。

    “只不过是我想找的一个人罢了，没什么特别的。”韦布告诉贝茨。

    他知道调查局搞背景调查很彻底，多半有他父亲的详细材料，可他这么多年来从没起过查看那份档案的念头。说不定贝茨知道哈里·沙利文是韦布的父亲，如果真是这样，他撒谎的本事实在高明。

    “跟我们的案子有关吗？”

    “没有，你也说过，这不是我的案子。要能帮忙的话就太谢谢了。”

    贝茨说他会瞧瞧能做些什么，接着挂上电话。

    韦布把文件收进盒子放好，把盒子推到一个屋角，拿出手机拨打语音信箱。不知道为什么，自从院子里那件事以后他对查信简直着了魔。听到声音后，他很高兴自己查得这么勤。黛比·赖纳问韦布今晚能不能过来吃晚饭。他马上给她回了电话，说一定去。她也看过了电视。

    “我从来没怀疑过你，韦布。”她这么说。他长出一口气，现在生活看来好多了。

    他把想打的号码调上手机屏幕，已经过了五点，克莱尔·丹尼尔斯这会儿不会在办公室。他的手指停在按键上犹豫了一阵，终于下定决心打了电话。她正在车里朝家开，她对他说：“明天一早我就能给你看病，早上九点。”她说。

    “这么说我的毛病你都明白了？”

    “我效率很高，可也没快到那个地步。”听了这话他不由得笑起来。

    “谢谢你让我给你咨询，我明白改变医生的决定很难下。”

    “改变我倒不担心，克莱尔，我担心的是另外一部分，发疯。咱们九点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