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娅拉离开一周以后，加百列开车到太巴列的沙姆龙家吃晚餐。约拿坦也在，还有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以及芮莫娜和她的丈夫。因为下班了，他们都没有穿制服。沙姆龙在家人的陪伴下显得非常快乐，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开心了。晚饭后，他带着约拿坦和加百列来到露台上。快要满月了，皎洁的月光照耀在加利利海平静的水面上。在夜色中可以隐约看到对岸戈兰高地的轮廓。沙姆龙喜欢待在露台上，因为这里正对东方也就是他敌人的所在。他喜欢静静地坐在这里，沉默地看着加百列和约拿坦悲观地讨论着现在的情势。过了一会儿，沙姆龙向约拿坦示意他需要和加百列单独谈谈。“我懂了，爸，”约拿坦边说边站起身，“我这就走。”

    “他是国防军的上校，”加百列在约拿坦离开后说，“你这样对他不合适。”

    “约拿坦有他自己的工作，我们有我们的事。”沙姆龙巧妙地把话题从自己的家事转移到了加百列身上，“莉亚怎么样？”

    “我明天会带她到橄榄山去看丹尼的墓地。”

    “她的医生允许了？”

    “他和我们一起去，还有赫茨尔山心理诊所一半的员工。”

    沙姆龙点燃了一支烟。“基娅拉和你联络过吗？”

    “没有，我想她不会再联络我了。你知不知道她在哪儿？”

    沙姆龙有些夸张地看了看手表：“如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她现在应该正在采尔马特的滑雪旅馆里喝白兰地。有个瑞士人要把一大批军火卖给黎巴嫩游击队，这恐怕对我们没什么好处。我们想知道这批货什么时候离港、运到哪儿去。”

    “请告诉我，行动队没打算把我的前未婚妻当美人计的诱饵。”

    “我不知道行动细节，只知道大体的方向。基娅拉是个道德感很强的人，我相信她会有办法和我们的瑞士朋友周旋。”

    “我还是不喜欢这样的事。”

    “不用担心，”沙姆龙说，“很快你就可以决定她做什么工作了。”

    “什么意思？”

    “总理想和你谈谈，他给你找了个职位。”

    “让我捡标枪吗？”

    沙姆龙仰头大笑了一会儿，然后便是一阵猛咳。

    “事实上，他希望你做下一任的行动队主管。”

    “我？等勒夫的委员会调查结束后，我能在本·耶胡达大街的咖啡馆当个保安就不错了。”

    “这件事会过去的。现在不是公然自责的时候，把那种事留给美国人去干吧。如果我们不得不打擦边球，不得不跟法国这样根本不顾我们死活的国家说谎，那么就说呗。”

    “你用欺骗作战。”加百列引了情报局的箴言。沙姆龙点了点头：“阿门。”

    “就算我能顺利解决这件事，勒夫也不可能让我当行动队的头。”

    “他没有发言权。勒夫的任期快满了。无论在扫罗王大道还是卡普兰街，他都没什么朋友。他不可能连任。”

    “下一个人选是谁？”

    “我和总理列了个名单，上面都不是‘机构’的人。不过无论选谁，他都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负责行动队。”

    “我早就猜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加百列说，“我在威尼斯看到你的时候就知道。”

    “我承认我有私心。我的事业也快到头了，如果总理离开，我也会，而且这次再不会有人把我召回来了。我需要有人帮我打理我建立起来的这一切。”

    “‘机构’？”

    沙姆龙摇了摇头，然后用手指了指脚下的土地。

    “我知道你会接受的，”沙姆龙说，“你没有选择。你母亲给你起这个名字是有原因的。米迦勒的地位至高无上，但是，加百列——你的力量无人能及。你是守卫以色列的不二人选。你是公正的天使——火焰王子。”

    加百列一言不发地望着水面：“有件事要先解决掉。”

    “伊莱会帮你找到他，而且你已经给了伊莱很多线索。你的侦探工作做得很好。不过你本来就有这个天分。”

    “事实上，线索是费拉提供的，”加百列说，“她告诉了我她的故事。”

    “巴勒斯坦人向来如此。他们沉浸在自己的损失和放逐里不能自拔，永远也逃不出来。”沙姆龙向前探了探身，手肘撑着膝头，“你确定想亲手让哈立德殉葬吗？我们可以找别人做这事。”

    “我知道，”他说，“但我必须自己干。”

    沙姆龙重重地叹了口气。“如果你坚持的话。但这一次只能私了，没有人帮你，没有人盯梢。哈立德再没什么可以利用的了，只有你和他两个人。”

    “这样很好。”

    接下来是良久的沉默。他们看着一艘渔船缓慢地驶向太巴列。

    “我有件事想问你。”加百列说。

    “你想问D计划的事。”沙姆龙说，“贝特赛义德和撒梅里亚。”

    “你怎么知道？”

    “你已经在巴勒斯坦的痛苦里徘徊了太久，是时候了。”

    他问了一周前在美吉多问伊莱·拉冯的问题：我们真的把他们赶走了吗？

    “当然，”沙姆龙说，然后马上加了一句，“有几个地方，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但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们赶走的还不够。这是我们不明智的地方。”

    “你是认真的吗，阿里？”

    “听我解释。”他说，“历史让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1947年，联合国决定给我们一小块地方来建立国家。你要记住，五分之四的巴勒斯坦托管地已经建立了外约旦。百分之八十！在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中，联合国给了我们一半——也就相当于托管地的百分之十，海滨平原和内格夫。但阿拉伯人依然不同意。想象一下如果他们同意的话事情会怎样？如果他们在1937年皮尔委员会建议划分的时候点了头，事情会怎么样？我们可以救几百万人。你的祖父母可能还活着，我的父母姐妹可能也还活着。但阿拉伯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说不。他们和希特勒站在了一起，欢庆我们的灭绝。”

    “所以我们就应该驱逐他们？”

    “不，这不是我们驱逐他们的原因。他们被驱逐是战争的结果，是他们发动的战争的结果。联合国给我们的土地上有五十万犹太人和四十万阿拉伯人。那些阿拉伯人是我们的敌对力量，会毁掉我们。从独立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泛阿拉伯军队会把我们作为侵略的目标。我们必须要准备好开战，而且，我们没法两头同时应战。我们不能一边跟埃及人和约旦人打仗，另一边又要应付贝特赛义德和撒梅里亚的阿拉伯人。所以他们必须离开。”

    沙姆龙看得出，加百列并没有被说服。

    “告诉我，加百列。在你看来，如果阿拉伯人赢了，他们会仅仅让犹太人流亡国外吗？想想希伯伦吧。他们把犹太人带到市中心，砍了他们的头。他们袭击前往斯科普山的护送队医生和护士，把他们全杀了。为了保证没人能活下来，他们把车都用汽油烧了。这就是我们的敌人。他们的目标是把我们赶尽杀绝，让我们再也无力还击。现在他们的目标依然没有改变，他们想杀光我们。”

    加百列把费拉在去巴黎的路上说的话告诉了沙姆龙。我们的大屠杀和你们的一样真实，可是你们否认我们的痛苦，否认你们的责任。你们认为我们的痛苦是自己造成的。

    “确实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沙姆龙说。

    “但当时真的执行了地毯式驱逐令吗？确实制定了种族清洗政策吗？”

    “没有，”沙姆龙说，“到处都是证据。你在阿布·高什那边吃过晚餐。如果真的有地毯式驱逐令，为什么那间餐厅还在那儿？在西加利利，为什么撒梅里亚没有了，但阿勒马克还在？因为阿布·高什和阿勒马克的村民没想把我们杀光。但或许我们错了，或许我们应该把他们都赶走，不让阿拉伯人留下来，成为我们的少数族群。”

    “那样难民就更多了。”

    “是的，但如果他们失去了回来的希望，就可以努力融入到约旦和黎巴嫩，而不是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把我们视为妖魔，视为不合法的那一群。为什么费拉·阿勒·塔马里的父亲这么多年一直留在艾因赫勒韦？为什么他的其他阿拉伯兄弟国家——那些和他有着同样的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国家——不接受他？因为他们希望把他当作工具，质疑我们存在的权利。我就在这里，我活着，我呼吸，我存在。我不需要任何人允许我存在，当然，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去。”他看着加百列，“我希望有人替我看管这一切，我的眼神已经没以前那么锐利了。”

    渔船的灯光消失在了太巴列港，沙姆龙突然倦了。“这里永远不可能太平，从来也没有太平过。自从我们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来到这里，就一直在打仗。迦南人、亚述人、腓力斯人、罗马人、亚玛力人。我们总想让自己相信，我们的敌人最终会放弃摧毁我们的美梦。现在我们为这些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付出了代价。没有公平的和平，没有和解的宽容。”

    加百列站起身，准备离开。

    “我怎么回复总理？”

    “告诉他我会考虑的。”

    “行动队只是一个台阶，加百列。有一天你会掌管整个情报处，成为‘大天使’。”

    “你才是唯一的‘大天使’，阿里。你永远都是。”

    沙姆龙开心地笑了：“我怎么跟他说，加百列？”

    “告诉他，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朱利安·伊舍伍德的电话给了加百列清除掉基娅拉在公寓里留下的最后一丝痕迹的理由。他联系了一个俄罗斯移民慈善组织，说有东西要捐赠。第二天早晨，两个瘦瘦的莫斯科男孩来到他家，搬走了客厅所有的家具：沙发、椅子、茶几、灯、餐桌，甚至还有基娅拉精心挑选的铜水壶和陶瓷餐具。他没有捐掉卧房的东西，只是换了床单和床垫——那上面还留着基娅拉头发的香气。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送货车一直在光临纳齐斯大街。首先是一张白色的检查桌，接下来是白色卤素灯和可调节支架。伦敦罗塞尔大街的著名艺术创作工具店运来了刷子、颜料、溶解剂和清漆。一家利兹的化学用品公司送来几箱危险的化学溶剂，甚至引起了以色列邮政机构的关注。从德国运来了昂贵的带伸缩架的显微镜，还有从威尼斯的工作坊运来的两个大橡木画架。

    第二天，伊拉斯谟·盖利尼斯的《狮穴中的丹尼尔》到了。几乎整个下午的时间，加百列都在拆板条箱，又和沙姆龙一起把那幅巨大的作品放到架子上。被野兽包围着的丹尼尔吸引了沙姆龙，他一直留在那里，看着加百列用棉花棒和一盆兑了氨水的蒸馏水擦拭作品表面积了一个多世纪的尘土和污垢。

    他尽可能地延续他在威尼斯的工作习惯，天还没亮就起床，尽量不开收音机，因为不想让血腥和警报打破绘画给他带来的安宁。整个上午的时间，他都会留在工作室，下午很可能会继续工作，一直到夜晚。他尽量避免在扫罗王大道多待，不过有一次在开车去赫茨尔山看莉亚的时候，他听到广播里提到了勒夫辞职的消息。现在见到莉亚时，她对维也纳的回忆已经没有以前那样频繁了，而且每次沉浸的时间也缩短了。她会问他一些关于过去的问题。

    “我们是在哪里相遇的，加百列？”

    “在贝扎雷艺术学院。你是一个画家，莉亚。”

    “我们在哪儿结的婚？”

    “在太巴列。在沙姆龙对着加利利海的露台上。”

    “你现在是修画师？”

    “我在威尼斯给翁贝托·孔蒂做学徒。你每过几个月都会来看我一次。你曾经扮成不莱梅的德国女孩给我当模特，你记得吗，莉亚？”

    六月的一个下午，加百列和巴茨维医生在员工餐厅喝咖啡。

    “她还能离开这里吗？”

    “不可能。”

    “短期呢？”

    “那倒没什么不可以，”医生说，“事实上，我觉得那样对她有好处。”

    一开始，会有护士陪她出去。后来，她渐渐地习惯了离开医院，加百列开始亲自接她回家。她坐在他工作室的椅子上，看着他工作。有时候，她的存在会给他带来平静，可有时候又让他痛苦得难以忍受。他真希望能像修复一幅画一样，把眼前在那个雪夜被他送进车子的女人修复一新。

    “你这里有我的画吗？”

    他给她看了卧室里那幅肖像画。她问模特是谁。加百列告诉她，那就是他本人。

    “你看上去很悲伤。”

    “我当时很疲倦。”他说，“我离开了三年时间。”

    “真的是我画的吗？”

    “你是个很棒的画家。”他说，“你比我出色很多。”

    一天下午，加百列正在重新修描丹尼尔脸上的油彩，她突然问加百列她为什么会去维也纳。

    “因为我工作的缘故，我们之间总是相隔很远。我当时以为我隐藏得很安全，可以把你和丹尼带过去。那是个愚蠢的错误，可最后却让你承担了后果。”

    “你有过另一个女人，对吗？一个法国女孩。在‘机构’工作。”

    加百列点了点头，然后回到了刚刚的工作中。莉亚却继续追问：“谁做的？谁炸掉了我的车？”

    “阿拉法特。我本来应该也是爆炸的目标，但执行人改变了计划。”

    “他还活着吗？这个执行的人？”

    加百列摇了摇头。

    “阿拉法特呢？”

    莉亚对现在的情况知之甚少。加百列告诉她，亚西尔·阿拉法特，以色列永远的敌人，就住在离他们几英里之外的拉马拉。

    “阿拉法特就在这儿？怎么可能？”

    最天真的口中说出的是最真实的话，加百列想道。就在这时，他听到楼道里传来脚步声。伊莱·拉冯没敲门就走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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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