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被告是刑诉法公审的中心环节，但是，在昭和二十三（一九四八）年修改的战后刑诉法中废除了。对于旧刑诉法的修改是在于承认被告人的沉默权、限制坦白交待材料的证明力以及尊重人权、防止误判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下进行的。

    但是，正如前所述：这一切仅是表面上的东西，实际上那种过去固有的“交待就是证据之王”式的思想方法，仍然作为一般强大的潜流而残留着。被告人如果是任意性供述，审判长就可以随时就需要的事项要求他回答问题。陪审员、检察官、辩护人也可以向审判长吱一声，对被告人进行审问。

    在这种场合下，不可忘记被告人是当事者的一方，要严加避免那种追求被告人、强迫交待的态度。然而，实际上是怎样呢？毋宁说着眼于听被告人的辩明上了。话虽如此，然而在新刑诉法中没有规定被告人宣誓，即使提供伪证也不受罚。被告所担心的只是：讲得对自己过于有利，不会被法院所置信。这样，对被告人的讯问就具有了极其暧昧的特性。一个职权意识相当强的审判官，往往会根据以前法庭审判经过情况所得到的心证，对被告进行比检察官还要检察官式的讯问。

    即使修正了法律，也仍残留着无法改动的部分。因此，在一切没有随时间推移、改变整个法律界人事构成之前，纯粹按照法律的审判是不可指望的。

    对于上田宏本人的审讯是在实地验证那天三周以后的十一月十五日午后。在此以前，一般审判只隔两周左右，但这次却隔了三周，其原因是实地验证报告赶不出来。

    尽管秘书官和速记官拼命忙活，公判的调查报告，一般来说，到下次公判之前是搞不出来的。然而，实地验证是在法庭以外进行调查，所以，在形成调查报告、提到法庭之前，是不具有证据能力的。从实地验证到下次公判所以需要三周时间，实质就是根据这一理由。

    由于宫内承认了跟踪初子到晒泽，所以，辩护一方撤回原申请的证人樱井京子、米子吉成。因为菊地认为伤口状态是重点，所以，他曾申请出差到神奈川县警察署把解剖尸体的法医请来做证人。十一月十五日午后法庭的安排是：首先开始对尸体鉴定人法医的讯问，然后是对被告人上田宏的审讯。

    遗憾的是，我不能对鉴定人的审讯情况加以详述。其原因是，跟笔者在这个小说中，关于尸体形状、位置的描绘不做推理式的描绘的原因相同。

    鉴定人在这方面的供述都是具有惊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的。一般读者也可以不必知道。但往往谈论得极其详细，好象爱好尸体成癖；从所谈内容来看，也往往夸张，说得神乎其神。在此仅概述一下就足以充分了。

    鉴定人回答说，初子的伤是达到心脏的致命伤，无疑是用登山用小刀刺的。但那究竟是被告人刺的呢，还是被害者扑向被告所造成的呢，则难以断定。

    对鉴定人的讯问一小时就结束了。休息十分钟后，开始审讯被告。谷本审判长面对站在证人台上的上田宏说道：

    “现在，审判官、检察官、辩护人就要进行各种审讯，对待这些审讯，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但是，既然回答了，其内容就要被作为证据，所以，希望在你回答问题时注意。”

    在公判的第一天，谷本审判长在被告陈述意见之际就曾经这样提醒过，因此，按理在这个阶段倒不一定再重复提醒。但是，谷本审判长考虑到他还是个少年，就又重复了一次。

    “知道了。”上田宏清楚地回答。

    上田宏的表情和心理状态在各种审判阶段，概括地说，是紧张、不安的。从他现在的样子来看，他似乎感到审判已经接近尾声了。他下定决心：只讲该讲的，并做好了接受裁判的精神准备。

    由于他最初就没有否认杀死初子的事实，所以，当然准备应得的惩罚。在这次公判的三天以前，由于协商事情，菊地到拘留所去一趟。这时，对于来访的菊地，上田宏也讲述了自己的这一心情。菊地对于上田宏准备什么都讲的过于坦率的态度反而颇感不安。

    “我希望你尽量少回答。也许你认为只要说真话就可以，但被对方一抓住话把，就会很容易被对方道你说出对你不利的话来。我即使提醒你注意，注意，到时候你也会心不由己，白搭，所以，你只要注意尽量少回答就可以了。如果是记不起来的情况，就说记不起来即可，硬要去回想，结果说错了，这可不行。”菊地叮咛上田宏说。他认为：在他最后辩论阶段，为了使自己辩护顺利而有利的展开，对被告叮咛几句，不让他回答出差错是完全必要的。

    冈部检察官向上田宏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作案瞬间的情况记不起来的话，那为什么在警察派出所和检察厅做了那样详细的交待。关于这一个问题，冈部检察官心中也是清楚的，因为他多次取证过这样的供述材料。但是，既然上田宏现在又加以否认，所以，这才不得不在法庭上又一一予以叮问。

    供述调查报告反正以后将作为证据提出的。但其不利于被告人的内容必须是被告人予以承认的，这样，根据刑诉法三百二十一条规定才能具有证据能力。冈部检察官问道：

    “你在法庭上说不想杀死初子，但要是这样，你为什么在调查官面前说，想杀才买登山用刀子呢？”

    “在谈话过程中，我觉得我不那样说他是无论如何不允许我的。”

    “你说不允许，这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回答得一不合他的意，他就不耐烦了。”

    “你在法庭说刺杀初子的一瞬间不记得了，但对检察官却详细地说，你注意不要让血溅到身上，所以用左手抱住初子身体刺的。如果说记不住的话，为什么会说得这样详细？”

    “在他问到我的衬衣为什么没有沾上血的时候，我就那样回答了。我说过多次不记得了，但对方不相信，说不会有这种事。”

    “但是，你发现初子确实死了这一点还记得吧？”

    “当我发觉时，初子已经倒在我脚下了，从这时开始我记得了。”

    “这真是在从对你有利时候才记起来了。你好象是在说调查官诱导的情况下才做了那样详细的供述，那么，调查官是怎样讯问你的？请说。”

    由于调查官的诱导，才使调查报告的内容写得合情合理，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对于这一点也是无人不知的事实。但是，如果在法庭上这样公开申明这一点，首席检察官也不会说“是吗”，就轻易地撤回原调查报告。

    不过，对冈部来说，难办的是由于出现了宫内这个目睹者，他在法庭上的证词跟调查报告中内容相当不同。为此，在这以前，冈部对负责调查上田宏的检察厅的检察官不知咒骂了多少遍。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宫内出庭作证的那天的第二天，特意把宫内叫到自己办公室，讯问了一番。

    在法庭上的供述跟调查报告中的内容有了不同，从而成为问题的时候，理所当然的就要认为这是由于在检察厅负责调查的检察官在讯问中进行诱导造成的。这样，就必然会引起反复的令人不快的论争。

    为此，菊地辩护人在见到上田宏时曾告诉他：因为会带来麻烦，所以，不要说诱供二字。他说道：

    “其他的你就是不讲，调查报告中也清楚地写着，而且，审判官也知道。你不用担心。”

    这样，上田宏即使没有说出诱供，但结果却是一样的，即仍然是诱供。所以，在这种场合下，检察官也自然会问被告：“这么说是诱供，那么，是怎样诱供的，请说。”

    上田宏似乎有点气馁，看着冈部检察官的脸儿，两眼象被太阳光晃了似的，一眨一眨的，不一会儿，他回答说道：

    “我只记得当时他问了我很多情况……”

    “不会没有记得吧。”冈部检察官以威严的态度，说，“你是否犯下了杀人罪这可是关键的重大问题。难道记不起来了就能逃脱罪责吗？”

    “可是，我是真的记不起来了。总之，那时我的脑子乱了，也确实很疲倦了。由于检察官的讯问，一想到那时自己干了杀人的事，就更觉得害怕了，所以，就连自己回答了些什么也记不住了。”

    上田宏的这一番回答是菊地律师教的。因为他终于想起了这一番教给他的话，菊地脸上浮现出满意的微笑。同时冈部检察官也看出了：被告人是会这样说的；菊地律师也会这样教给被告的。

    但是，即使再追问，被告人也是有权不讲对自己不利的情况的。对于所提问的问题就是不予回答也是可以的。

    “原来是这样，是感到犯罪的可怕吗？但是，即使如此，杀死初子之后，还同其妹同居了五天，毫不在乎。——最后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护理已经被你刺倒了的初子呢？”

    “我认为她已经死了，没有必要了。”

    上田宏低头回答说。

    “如果护理也许会有救，这一点你一点也没有想过吗？”

    “是的。”上田宏痛苦地回答说。

    “完了。”冈部坐了下来。

    菊地辩护人的方针是不想向上田宏提出更多的问题，但也有必须从上田宏嘴里得到的情况要问。

    “我有两、三个问题要问，如果难以回答，可不回答。”菊地用一种与以往不同的象是对小孩子说话的亲切语调说。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缓和对方的紧张情绪，使回答更轻松、容易些。

    “忘了可以说忘了。初子扑向你，你才刺她了，这一点，宫内辰造的证词已经清楚无疑了。在此，我想让你回忆的是，这时你的手是否有感觉呢？”

    上田宏低下头，一听到问当时瞬间刺杀初子的事情，颇为痛苦。他低声回答说道：

    “不记得。”

    “如果记不起来，我没有让你勉强回想。但是，当初子扑向你时，你吃了一惊吧？”

    “这我记不起来了。但是，你这样一提，我觉得初子的脸儿好象向我靠近了。”

    “这地方倒记起来了。”

    “在初子扑向我之前，她说我跟良子离家出走也太狂了，很生气。然而这时，她脸色突然变了，并向我扑来，我吃了一惊。”

    “脸色变了？这是什么意思？过去，你可是没有说过。”菊地这句话并不是在法庭上所使用的策略，而实际上上田宏也真的没有讲过。

    有一件事将永远不可思议地留在上田宏的记忆里，这就是：在那一瞬间，嘲笑、讥讽的表情，从初子的脸上顿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孩童般天真、可爱的脸儿。这张可爱的脸儿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里，晚间睡觉也梦见过多次。不，就是醒来一个人在房间里也会突然回忆起来的。

    “哦、哦、哦。”上田宏此时当然又回忆起那种情景来，禁不住发出连连地感叹声。

    因为这种记忆是那种奇妙，不可思议，不知道如何向他人予以说明，所以，过去上田宏一直没有对菊地讲过。“发牢骚？然而，那时，她的表情可不是发牢骚的样子。”上田宏小声地说。

    “你能不能再清楚地说一说？”菊地鼓励说，“这就是说，被害者那时的心情使人感到突然发生了变化？”

    “初子是什么心情我不知道。不过，对我来说，她是一个不可理解的女人。”

    “但是，那副表情跟平时确实很不相同吧？”

    “是的。”

    “是不是那确实不是一副憎恨你的表情，而倒是非常喜欢你，爱你爱得十分深沉的表情？”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上田宏红了脸，低下头回答说。

    “怎样？这儿你要是能说得再清楚些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开口，但清楚地予以说明的话就会知道关于你的过失情况的真相——说到过失一词，菊地特意抬高了声音——怎么样？初子当时没对你采取更积极的态度，譬如说，没有说过‘跟我一起逃走吧’这类话吗？”

    在面见上田宏时，菊地没有从上田宏嘴里听说过这种情况。他之所以突然在法庭上讯问起这方面事来，虽然冒点风险，是想让审判官见一见上田宏乳臭未断的天真表现，从而获得一个对己有利的、明确的心证。

    上田宏慌张起来，两个面颊顿时通红，接着脸色又突然变得苍白。他嗫嚅着说道：

    “初子是不会说那种话的。”

    “你可以不用隐瞒。初子说过要把你去横滨的计划告诉父母，这大概是真的吧。但是，初子对你说的话绝不会是这点。有没有过让良子知道了不好的事情呐？你在案件发生的前一天，去过初子的饮食店，这件事你也没有告诉良子。你去干什么？都说了什么话？你故意来到店门外，跟初子谈话。其内容是什么？”

    “是关于劝打胎的事。”

    “这话已听过多少次了。初子二十日那天劝你俩打胎过。案件发生的那天，她坐在你自行车后边也劝过你打胎。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苦口婆心呢？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她何必再多管闲事？这从初子的性格来看，岂不是也有点怪吗？”

    上田宏一直低着头，似乎在犹豫不决：说好呢？还是不说好？他似乎紧张起来，象有块大石头压在他的心上似的。菊地律师再次问道：

    “不想说，可以不说。不过，说出真实情况来，是为了大家。”

    上田宏抬起头来，表现出一副下定决心要说的样子。他的目光从谷本审判长身上移到更高的地方固定下来，说道：

    “初子几次劝打胎是真的。不过，她跟宫内关系闹僵了后，说过不经营饮食店了，想找一个正经的工作干。她虽然没有说过要跟我一起私奔，但却说过我要是去横滨的话，那她也想去横滨。”

    “那是什么时候？是不是案子发生的前一天，即二十七日？”

    “是的。”上田宏痛苦地回答说，“我并没有出自真心。”

    “那你为什么对良子隐瞒不说？”

    “因为多余，没有必要说，我想。”

    “二十八日，在晒泽岗顶上，初子是否又把这事情对你说了一遍？”

    “说了。”上田宏好象终于下了决心。

    “她都说了什么，按她讲的，你再回忆一下回答。”

    “从我摆弄三轮摩托车被她看见时，她就一直问我是真到横滨吗？什么时候去呀？我没有对她讲真的。但在晒泽岗顶上，”讲到这儿，上田宏打了一个停，然后说，“初子就好象说台词似地对我说道：‘我再问你一次：你讨厌我还是喜欢我？请你明确回答。如果是不喜欢我的男人，我决不会老追不放的——我还不至于是粗野到那种程度的女人。’”

    旁听席上传来了痛苦的呻吟似的声音。这当然是良子发出来的。这一点，从马上转向一边的上田宏的表情中也反映出来。他的脸色不用说是难看的。

    “那么，你是怎样回答的呢？”

    “我明确告诉她，不喜欢她。于是，初子说道：不喜欢可以不喜欢。那么，你们俩也不能去横滨。你们俩去想好事，而我一个人被绑在乡下小镇里过着孤独凄凉的生活，这我受不了。她用眼睛狠狠地瞪着我，但她的表情突然变了……”

    “她抱住了你，而且，从这儿以后，你就不记得了。”

    菊地好象接着说，上田宏要说而没有说的话。关于犯罪详细情况，如果让被告说得过于详细，那就有被冈部抓住话柄之虞。因此，必须进行适当地诱导。

    “最后问一个问题：你在初子抱住你时，吃了一惊。那么，你是把她推开了呢？或是你挣脱开她了呢？”

    “不记得了。”

    “完了。”菊地辩护人突然结束了讯问，坐下了。

    “请等一下，”冈部检察官向谷本审判长点了一下头，站起来，边死盯着上田宏的脸儿边问，“被害人在抱住你之前，你是拿着刀准备行凶了。刚才你说的，是在什么时候拿出刀来？”

    菊地律师是根据宫内的“初子好象是在说服上田宏”这一证词成功地把杀人现场描绘成谈情说爱的场所。冈部检察官正是抓住这一瞬间开口讯问的。

    为什么上田宏拿出小刀？这对辩护一方来说是个致命的弱点。在上田宏正在思考如何作答时，冈部检察官又加码问道：

    “你对调查官说，亮起刀子是想吓唬她一下。那是什么时候？按照你刚才的说法，不是完全没有必要拿出刀子来吗？”

    “我想对初子说道：你别拿我当傻子耍。”……上田宏嘟嚷着说。

    “初子再怎么年长、厉害，还不是个女人吗？还用得着拿出刀子吗？”

    “不过，我不知道她要对我干什么，她太可怕了。”

    “她不是什么也不会干吗？因为她非常爱你，所以她不可能会把你怎的吧。”冈部讥讽地说。

    “可是，她太可怕了。”上田宏坚持说，“我想她要是豁出来的话，不知将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你们的幸福就那样告吹了吗？即便是把良子怀孕一事告诉给你父亲，你们又不是孩子，总会有办法的吧？”

    “但是，最终结果就一定会迫使我跟良子分开。但是，我们很想要孩子。”

    “仅仅是这样吗？初子说过要把跟你的关系告诉给良子吗？”

    “我跟她的关系？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要装蒜。就是肉体关系。你跟初子没有发生肉体关系吗？请明确回答。”冈部大声问。

    “说哪里去了，我跟她绝没有那种事。”上田宏立即回答。

    “你是说一次都没有吗？”

    “是的。”

    “完了。”冈部明显地表现出再问也是白搭，就坐下了。

    菊地站起身来又问道：

    “案件发生的那天，在晒泽岗上，初子逼你发生关系了吗？”

    “不。”

    “完了。”菊地对冈部不甘示弱，这样问完之后马上又坐下来。

    检察官和辩护人各反复讯问两次之后，当事者对被告的讯问大致便结束了，剩下的就是审判官是否进行讯问的问题。作为主任审判官的野口有想问的问题。他用讯问的目光望了谷本审判长一眼，得默许之后，便把脸儿转向上田宏：

    “作为一个审判官，我有一些问题想问一下。”他跟冈部和菊地不同，在使用语言上使人感到不即不离。“你说，你认为初子确实死了。这你是怎样确认下来的？”

    “她血流的很多，把脉，脉搏也停止了跳动，总之，使人感到不是还活着。关于这种情况，我已经对检察官讲过了。”

    “你不认为她说不定还活着吗？”

    “我想过，她可能没有死。但又一想，我干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啊，于是就惊呆了。”

    “但是，你没有想过，把被害者推到崖下，被害者伤势就会更重，从而会真的要死吗？”

    “我没有想过。”上田宏略考虑了下，回答说，“总之，我想，要是被人发现了可就糟了……”

    “那儿道旁的草丛离悬崖有四米远，你知道前边不远有一个悬崖吗？”这是野口在实地验证时就想问的一个问题。

    “不知道前边不远就是悬崖。”

    “但是，悬崖下杉树林的树梢跟悬崖接触了，不是很快就意识到悬崖下就是杉林吗？”

    上田宏的表情显出困惑的样子，稍微考虑一下之后，回答说道：

    “我记起来了。开始我是想藏在草丛里，但是当我把初子拽向草丛里，松开两腿之后，尸体便顺着悬崖跐溜到悬崖下了。”

    “这么说来，开始你没有想到会滑到悬崖下，是吧？”

    “现在想来，当时我只是想把尸体藏在草丛里。”

    “但是，在那道旁草丛藏尸体，这能藏得住吗？”

    “我只是想，反正不能放在道上。”

    “真的这样吗？”

    “真的。”

    野口审判官松了一口气。对于他来说，事情的真伪先不说，就年长他十岁以上的冈部和菊地都没有发现的问题，自己从上田宏嘴里问出来了一些证词——对于这一点，心中是十分满意的。

    “太混蛋透顶了！最近以来，审判官靠人情审判真毫无办法。”冈部心中骂道，“流出一升血，马上就把尸体藏于草丛里、掩盖起来，这种事难道有吗？”

    冈部把战后进修出身的审判官当做了蠢货。在他看来，这些审判官不过是满脑子只装满了新刑诉法的一套形式主义的理论，不知道罪犯究竟是怎么回事的一群小毛孩子。

    野口进一步讯问道：

    “那么，再问一个问题。从被害者伤的情况来看，流了相当多的血。但你的衬衣上却没有沾上血，这一点，至少在晒泽的道上跟你对面而过的大村老人没有发现。——你在哪儿换的衬衣？”

    这个问题也是辩护一方的一个难点。一般来说，刀刺进身内不拔出来时，血就不往外出。但是，如果是宫内辰造所见到的那种情况的话，那么，上田宏的衬衣不仅要溅上血，就是裤子也溅上很多血。但事后发现只是袖口上沾有一点血，并且，在晒泽道旁用泉水洗手时一起洗掉。——这是很难叫人理解的。检察官在冒头陈述中说道：“一边注意别让血溅到身上”这句话并不可靠，令人莫名其妙，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冈部检察官关于这一点本可以进一步地追问，但由于宫内的证词，会引起在供述材料有无随意改变的问题上进行争论，故没有进一步讯问。

    “没有那种事。因为没有带衣服。——说实在的，为什么衣服上没有沾上血，我也不清楚。那一瞬间的情况，我是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来了。”

    多少存留不好解释的现象，这在所有案件里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一切都很清楚了，那么审判官就没有得到心证的必要和余地了。况且，在有了电子计算机的时代，只要把证据和证词用电子计算机一统计，就可以得到真实的情况来，无须审判官再麻烦。

    “被告人就是不讲，但事实是客观存在。”这是审判官的信条。究竟如何决定，此乃是审判官的职责，所以，判决书是必须要写的。

    据说，所谓误判的案件，被告人即使认为无罪，细研究起来，也必定会出现与原判同样的情况，即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在著名的案件中，所以产生马拉松式的争议，原因就在此。象英国的“伊丽沙白·葛宁”案件那样，就是到了二百年后的今天，在推理小说作家的笔下，也仍然在论述其真相问题。

    根据交待或者是调查到的证据，使案子达到了毋庸置疑和清楚可信的程度——这种案子还是很少见的。一般来说，都多少存在一些问题，只能按照大纲进行判决。过于详细的真相，只有鬼知道。只要根据正常的审判手续，使“法”的真实成立即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是非常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