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发白的意识渐渐成了透明的。
眼前奇怪的花纹是天花板的纹理。很明亮。好像是早上或临近中午。腹部侧面疼得要命，握着火筷子般的感觉从这儿向全身蔓延。就算昏迷的时候这疼痛也折磨着森四郎，消耗着森四郎的体力。
有人用日语说：“醒了？”
森四郎想把脸转向说话人的方向，一阵剧痛游走在身体里。森四郎受着疼，只好不动弹。左手也麻痹了。他只能转转眼睛确认情况。左手上缠着绷带，头上也是绷带。自己已经病危了吧。刚才说话的人进入了森四郎的视野。一个穿着日本陆军军服的男人。三十出头，留着光头。那个军人说：“别担心。不是致命伤。能说话吗？”
森四郎问那个军人：“这是……”声音哑了，咳嗽了几声后，又问：“这是哪里？”
“海拉尔。离苏联国境不远。”
“医院吗？”
“嗯，帝国陆军的。”
“你是谁？”
“海拉尔宪兵队的久住宪兵大尉。”
“今天几号了？”
“四号。八月四号，早上八点。”
四号，也就是说过了整整一天。
“战局如何？”
“还是那样。”
“还是那样？”苏联的对日参战、原子弹攻击都还没开始吧。要是这样还来得及。但是“还是那样”，用格温斯基的话来解释的话，就是那份重大情报还没有送到政府和军部的领导层。送到的话，日本就会决定和平。必须做这样的决定。
“当前重要的是，”那个叫久住的宪兵将校反问他：“能说说你的身份和越过国境来这儿的理由吗？”
“你先告诉我白人男人和日本女人在哪儿。”
“红军少将昨天就死了。胸部被打穿了。”
“死了……”森四郎在心里感受着这个词的意思，然后问，“女的呢？”
“在我们的保护下。她昨天精神失常，现在吃了镇痛药睡着了。”
“没事吧。”
“多少有些外伤，不过还活着。喂，说说你的来历吧。那女人说你是日本人，那个红军少将是波兰人。说你们是从斯德哥尔摩来的。”
“是的。我们是从斯德哥尔摩来的。”
“不是苏联军人吗？”
“不是，我们是……”犹豫了一下后，森四郎说：“我是日本人，那个白人男人是波兰人。”
“你叫什么名字？”
“森四郎。”
森四郎被问了籍贯、出生年月、工作和家庭情况等。房间里还有一个人，他把这些记下来了。关于职业，森四郎说原来是宾馆的办事员。因为之前老实地说是赌徒被人怀疑过。住所，回答是斯德哥尔摩。
久住问：“在斯德哥尔摩做什么？”
森四郎撒谎说：“武官室的雇员。”
“什么时候去的斯德哥尔摩？”
“今年二月。”
“之前呢？”
“柏林。”
“在柏林做什么？”
“被软禁了。”
森四郎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虽说是事实，可是这么说会让对方有所警戒。
“软禁？”久住皱起眉头，问，“为什么？”
“在巴黎被盖世太保逮捕了。因为洗清了嫌疑，就搬到了斯德哥尔摩。”
“在巴黎时是酒店的工作人员吗？”
“是的。”
“那个白人男人呢？”
“格温斯基，波兰人。还有一个俄罗斯名字，叫米法埃罗·库利科夫。是波兰军的情报将校，在斯德哥尔摩时协助过日本海军武官。”
“可是我接到的报告是苏军将官死了。”
“军服是偷的。”
“为什么要越境？”
“为了送情报。斯德哥尔摩的大和田海军武官托我们把一份拯救日本的重大情报切实送到日本。”
“所以就横跨苏联来了这儿？”
“去过瑞士的公使馆，对方没理我们。”
久住笑了笑，好像在说你开的玩笑很有意思。“从斯德哥尔摩到瑞士，然后特意去了苏联吗？”
“我们想莫斯科的大使馆说不定会听我们的。去了一看大使馆已被严密地监控起来了。所以就把目标定到了满洲。”
“不是有电报吗？”
“武官嘱咐我们直接送到。”
“什么情报？”
“如果你能认真听取的话我就说，不然我就自己送到东京。”
“你的伤，连路都走不了。就算你能动，我也要先查你。我想你还是说清楚得好，你有苏联间谍的嫌疑。”
“我被苏联兵的枪打了，会是苏联的间谍吗？”
“枪击时的情况不清楚，也可以认为是在演戏。”
“浑蛋。”森四郎情不自禁地想坐起来，疼痛阻止了他。“我为了什么费这么大劲儿？”
“和你一起的女人说自己叫小川芳子，是歌唱家。是事实吗？”
“是，她是小川芳子。”
“她自己说是战前从巴黎去了莫斯科。也就是说是共产党，不是吗？”
森四郎的反驳有些软弱无力：“在苏联时，她被送进了监狱。是从苏联拼命逃出来的。”
“抛弃日本的女人啊。怎么能把那个女人和拯救日本联系起来呢？不是毫不相干吗？”
“我们很早就认识。在莫斯科重逢了。为了来‘满洲国’得到了她的帮助，进了军慰问团。”
“买西伯利亚铁路的车票就行吧？”
“我们是非法进入苏联的。不能随意抛头露面。”
“非法？怎么回事？”
不行，说实话会更加让这个宪兵怀疑的。盖世太保也好，苏联的秘密警察也好，怀疑别人是他们的职业。让他们相信自己比登天还难。起码把这些说完就得花很长时间。
森四郎说：“有很多追不得已的事。”
久住哼哼一笑：“于是就和亡命苏联的歌手联手从苏联逃了出来？毫无道理。”
“但这是事实。”
“总之，先说清你的身份。然后我再听你带的情报。反正你知道的事儿我都会问的。”
“没时间了。必须把情报尽快送到。”
“我没那么着急。”
森四郎用力大喊道：“武官在着急！日本要灭亡了！”
久住用讽刺的腔调说：“哎哟哎哟，是吗？要真那么重要的话，先和我这个宪兵说说。向东京的宪兵司令部报告时，我会根据内容附加说明让他们注意。”
“你说根据内容，你能判断出情报的价值吗？”
“你是说我无能吗？”
“你不相信我。”
“我怎么能相信你？”
“那你也不会相信我的情报吧？”
“说说看。”
“不行。你联系东京的适合的人吧。”
“东京的哪位啊？”
“海军武官的上级是谁？”
久住回答说是军令部总长，一位叫丰田的海军大将。
森四郎说：“给那位大将打电话。我来说。”
“开什么玩笑？那可是海军大将啊。不知从哪儿来的野人也配和他说话吗？”
“你听着。我想向明白情报价值的人直接传达。这是同盟国拼命拦截的情报。为了这份情报，武官在斯德哥尔摩遭到了暗杀。确实是关系到战争走向的重大情报。请马上给我联系适合的人。”
久住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他走到躺在床上的森四郎身边，抓着他睡衣的衣领说：“浑蛋，你知道自己说的话有多愚蠢吗？你觉得会有人把浑蛋的话当真吗？什么军官、重大情报，你倒是一本正经啊。听着，要我告诉你宪兵队为了让人说实话会做什么吗，这方面的技术，宪兵队比盖世太保更厉害，比苏联秘密警察更厉害。”
有人敲门。
“什么事？”久住用同样的声调怒吼道。
森四郎歪了歪头，看见有个士兵进来了。那个士兵向久住敬礼，说：“检查了那个红军少将身上的物品。”
久住怒吼似的问：“又有什么？”
“怀表。一开始没注意到，盖子里刻着日语。”士兵把怀表让久住看了看，生硬地读道：“赠驻爱沙尼亚军官，大和田市郎君，海军四十七期，有志一同。”
久住看了又看，转向森四郎说：“也不全是胡说八道啊。”
森四郎强打起精神说：“我的身份，以后你也能慢慢调查。不管怎么样，你答应我把我说的情报传达给东京的相关部门的相关人士。”
久住面露难色，不过最后还是说：“我去联系宪兵司令部。”
“他们会去联系海军大将和政府方面吗？”
“如果说是海军军官情报的话，会传达到海军方面吧。只是我不确定对方会怎么判断。这样可以吗？”
“那……”森四郎忍着疼，整理思绪，“我只说要点。如果有人关心，想听更详细的，就必须和我直接说。”
“别装模作样了，快说吧。”
森四郎注视着天花板，说：“军官告诉我的是这些。第一……”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森四郎一睁开眼，久住的脸又马上出现在他眼前。
久住看起来有些困惑，他说：“决定把你转移。”
对森四郎的称呼变了。森四郎反复咀嚼着久住的话，等自己完全清醒过来。因为麻醉吧，等了一会儿。
“把我转移？”
“具体的调查决定在东京进行。宪兵司令部是这么说的。”
“相信我的话吗？”
“不知道。只是你说的有查证的价值吧。”
“情报很好地传过去了吧。”
“我把你说的一五一十传达到东京了。”
“也会传达到海军吧。”
“大概会。会在大本营的联络会议上讨论吧。”
“不能确定吗？”
“我没有权力要求这个。”
只能同意吧。在东京接受详细的调查的话，情报的可信赖度也会提高吧。森四郎问：“怎么把我送到东京？”
“先坐火车送到新京。再从新京经由汉城到东京。”
“我现在的情况动不了吧。”
“用担架抬着。火车上也会继续进行调查的。”
“芳子呢？”问完了，又重说，“小川芳子也会和我一起吧？”
“同样在东京接受调查。一起转移。”
“我想见见她，行吗？”
“她就在外面。”
病房的门好像开了。
他听见了欢喜的声音：“森四郎！”
木地板上响起了脚步声，芳子的脸出现在森四郎面前。虽然有黑眼圈，但看起来很有精神。芳子快哭出来了，看着森四郎，握起他的右手：“没事吧？没事吧？”
森四郎怕她担心，故作笑容：“没事儿。再过三天就能去歌剧院了。”
芳子的眼泪夺眶而出，她把脸埋到森四郎胸前。被她压着，森四郎的伤口很疼，却也不能说，他努力地忍着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