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阳光虽然惨淡，却也让怀特峰显得生动起来。天空冰冷的蓝色与大地上无精打采的绿色相互映照，倒像是夹杂了些许灰石墙的色彩。阴霾似乎不应该这么重；一道光线照射在白色的石灰崖上，形成交错杂陈的颜色，有的地方是像鸽子一样的灰白色，有的地方是像战舰一样的蓝灰色，有的地方则几乎是黑色；畜棚和房舍更加浓重的色调点染着四周；阳光照不到的浅灰色石板屋顶上落着一层白霜；荒野上是深灰色的羊群。

    猩红色的轿车沿着狭窄的乡间小路平稳地行驶着，就像是一只异国的鹦鹉落在英国的森林里。当右边的卫理公会教堂映入眼帘时，开车的金发女郎轻轻地踩了刹车，车子慢了下来。这时，她看到了一块路标，她记得从前这里没有这块儿路标。路标指向左边一个很窄的转弯，上面写着“斯卡代尔”。

    终于到了，她想。这块陌生的路标及时提醒了她。她意识到这个地方已经变了。现在，那些迷路的人就会知道，他们正在走向斯卡代尔。如果她能找到这块儿路标，那别人也能找到。当她开车转过那个弯道时，她激动得有点发抖。尽管她隐约记得这条弯弯曲曲的路上坑坑洼洼，她还是没有放慢速度。高高的石灰墙挡住了二月微弱的阳光，使它照不到这条单行道上。除了几处因为车辆碾压而露出的柏油碎石路面，整个道路上还积着厚厚的霜。但如果她的车打滑把车身的漆碰掉的话，对这项计划而言可不是一个好兆头，她这样提醒自己。

    灰白色的石墙突然间变成了高耸入云、层次分明的灰色石灰岩崖壁，凯瑟琳·希斯科特却一点也没有感到震惊，令她惊奇的是路上那道将公共用地和私家宅院分开的大门不见了，现在，只有从那些石制门柱和拦牛木栅留下的痕迹上才能看出，斯卡代尔人曾经刻意将自己同外部隔绝，她的宽幅轮胎正从这些痕迹上轻缓地压过。

    眼前的景色没有太大的变化。盾牌峰和斯卡代尔峰依然矗立在河谷中；羊群还在悠闲地吃着草，尽管它们也免不了被逼着赶赶时髦，较为熟悉的沼泽地区耐寒绵羊群里被硬加进了一群雅各羊。林地里零零散散的树木更加成熟，这是真的，它们被保护得很好，新的幼苗代替了那些被砍掉或被恶劣天气摧毁的树木。这里感觉像是与外面的世界没有任何交流和联系，凯瑟琳仿佛进入了另一个宇宙空间。眼前的一切仿佛使她回到了童年。她坐在汽车后排的座位上，眼睛越过大人的肩膀向外看。那是一个夏日的星期天下午，他们驱车来到这里，去寻找斯卡莱斯顿河的神秘源头。

    车子在村庄边上停下来时，她才明白真正的变化是这片公共绿地。自从霍金被绞死以后，斯卡代尔经历了一个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她回想起自己第一次写爱丽森·卡特尔谋杀案时所了解的情况，那是十几年前，她受命写一篇新闻专题，因为那桩“无尸”案已经占据了所有的头版头条。凯瑟琳通过查阅当地的纸质档案以及询问她妈妈的牌友得知，鲁丝·霍金从她丈夫那里继承了那片山谷和整个村庄，她决定远离这一切。于是，她卖掉庄园宅邸，请了一个经纪人照管田地和农活。佃户可以买下他们的房子，这几年也有些房子被卖给了外地人。鲁丝·霍金不可能再继续找下去了，凯瑟琳想通过鲁丝的律师安排一次会面，但却被拒绝，这个律师就是她的经纪人。

    鲁丝的一连串举动不可避免地让这个村庄焕然一新。门窗漆上了鲜亮的油漆，他们还修了一个花园，即使在冬日的严寒里，早开的番红花、低矮的鸢尾花和雪莲花也开得姹紫嫣红。不过，汽车也多了，以往这里只有一辆破旧的路虎车和一位乡绅的奥斯丁·坎布里奇车，渐多的汽车打破了村庄的静谧。一个现代的玻璃电话亭取代了以前那个旧的红色电话亭，不过那块大石头依然像人们熟悉的那样稍稍有些倾斜地立在那里。即使有了时髦的汽车和面貌一新的村舍，在这样一个清冷的下午，还是不难描绘出她第一次来斯卡代尔时它的样子。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后来长大了，褪去了天真，长成了一个少女。

    她那时已经十六岁了。爱丽森·卡特尔谋杀案已经过去两年半了。凯瑟琳的男朋友有一辆小摩托。春天的一个下午，她说服男友骑车带她去斯卡代尔，这样他们就能亲眼看到案发现场了。她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那只是出于残忍的好奇。在她那个年龄，任何行为都以追求违法为目的。他们没有兴趣——或者说也没有准备——费劲地穿过灌木丛去找那个废旧的矿井巷道，但是，因为出事地点的种种传闻，当两个小孩子在宅邸后面的林地里摸索时，一种意想不到的激动让他们战栗。

    她现在明白，那也是一种驱除审判菲利普·霍金时弥漫的恐怖的方式。当然，许多细节在新闻报道中都被哗众取宠的委婉语所掩盖了，然而凯瑟琳和她所有的朋友们都知道爱丽森·卡特尔遭遇了可怕的不幸，他们也被警告过，如果落到陌生人的手里也一样会发生那种可怕的不幸。爱丽森的遭遇更加恐怖，因为她落在一个她认识而且应该可以信任的人手里。对凯瑟琳和她的朋友们而言，他们都有中产阶级家庭的庇护，家不一定绝对安全，这个想法引起了他们深深的不安。

    在一个更现实的层面上，这个案件给她们的生活增加了各种各样的限制，有来自父母的，也有他们自己强加给自己的。对他们的看护和陪伴几乎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而当时，英国的其他青少年正在迎来摇摆舞风行的六十年代。爱丽森的命运为凯瑟琳的少年时代蒙上了一层迄今为止尚未被察觉的阴影，她忘不掉这个案子，也忘不掉这个受害者。它比其他任何一个原因都重要，差不多就是因为这件事，凯瑟琳决定尽快离开巴克斯顿。先是在伦敦一个大学读书，然后在一个通讯社做勤杂工，最后她成为新闻专栏作家，这份工作终于使她斩断了和过去的纠缠，让她的生活里充满了新的面孔，新的魔力，任何一件小事她都做得比别人好。

    当凯瑟琳从一个台阶迈上更高的台阶时，她常常会琢磨，如果爱丽森还活着，她的未来该是什么样。她告诉自己她不是对这件事着迷，只是受到好奇心的感染，那种好奇应该会令每一个记者坐立不安，只要他生长的环境与这桩离奇恐怖的案件发生地不远。

    现在，神奇的是，她自己将是那个最终拨开过去的面纱，揭示这个故事背后玄机的人。她想，真是天遂人愿。不可能有另外一个记者更有资格去揭开真相了。

    凯瑟琳走下车来，系上巴伯夹克衫的扣子，将围巾掖紧。她穿过绿草地，爬上石阶，一条小路展现在眼前，她知道，顺着这条小路可以走到发现那条名叫舍普的狗的那片灌木丛，从那儿也可以找到斯卡莱斯顿河的源头。

    结了霜的青草在她的脚下发出嘎喳嘎喳的响声，她禁不住将这次散步与她上次来斯卡代尔时的情形进行对比。那是十年前一个炎热的七月午后，太阳在蓝得耀眼的天空发出爆热的光，只有树林大方地让你暂时躲开暑热。凯瑟琳和她的几个朋友在达夫代尔租了一间度假屋，作为他们在皮克斯徒步旅行的落脚点。其中有一次远足是从丹德代尔到斯卡代尔，再到斯卡来斯顿河。长途跋涉，他们感到酷热难当，而且身上黏糊糊的，于是便在从绿地上的电话亭叫了一辆出租车，等车的时候，他们便坐在一段矮墙上，东拉西扯地说一些他们在伦敦的同事的闲话。凯瑟琳甚至没有提到爱丽森，很奇怪地，她有些迷信，不愿意和她的同行分享这个故事。

    她从来没想过，说服乔治·贝内特打破他三十年的沉默来谈论这个案子的人竟然会是她。虽然她从来没有忘记爱丽森·卡特尔，可是要为本世纪最令人感兴趣的案子之一写一本定性的书却还没有提上凯瑟琳的写作日程。

    去年秋天在布鲁塞尔，她都没想到要写这本书。但是，根据凯瑟琳的经验，最好的故事都不是刻意找来的。毫无疑问，她心里已经知道这将是她职业生涯中最精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