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菲尔波特医生的办公室坐落在凡恩的缅因大街上,是一幢白砖砌成的房屋。他是全科医生,自己开了诊所。昨天深夜斯卡佩塔打电话给他,问他是否愿意谈论有关埃德加·艾伦·伯格的事,他显得有些讶异。
“你知道我不能这样做。”一开始他这么说。
“警方可以申请搜查令,”她回答,“那样会让你舒服些吗?”
“不会。”
“我必须跟你谈谈他。可以明天一大早到你办公室吗?”她说道,“恐怕无论如何,警察都要去找你。”
菲尔波特医生并不想跟任何警察打交道,不想他们靠近办公室或者出现在候诊室惊吓到他的病人。他外表斯文,头发花白,举手投足间不乏优雅。斯卡佩塔候在门口,他的秘书开了门,带她经过一间小厨房。他就在那儿等她,彬彬有礼地迎接她。
“我听过你好几场演讲。”菲尔波特医生说,拿起长桌上的咖啡壶倒咖啡。“一场是在里士满医学研究院,一场是在全民俱乐部,当然你对我不会有印象。要哪一种?”
“黑咖啡,谢谢。”她靠着窗口的桌子,外面是铺着鹅卵石的小巷,说道,“全民俱乐部那次,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把咖啡放在桌上,拉开一把椅子,背对窗户坐下。熹微的晨光穿透云层照在他齐整的浓密白发和拘谨的白袍上。他的脖子上随意地挂着听诊器,似被遗忘一般,他的手大而结实。“你讲了一些相当有趣的故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若有所思地说,“从头到尾都十分吸引人。记得那时我就觉得你是位很勇敢的女性,当时很少有女性受邀参加全民俱乐部的活动,现在其实也一样,真的。你知道吗,当时在你的影响下,我曾想过加入法医的行列。你就是这么会鼓舞人心。”
“现在加入也不迟,”她微笑着回答,“我了解他们很缺人,一百名上下。缺乏能签署死亡证明、鉴别案发地点、决定是否验尸的专业人员,是个严重的问题,尤其在内地。我还在任的时候,全国各地有将近五百名医生自愿参与法医工作。我都戏称他们为法医部队。要是少了他们,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那么称职。”
“现在的医生根本不太愿花时间做义工,”菲尔波特医生说,双手摇晃装着咖啡的马克杯,“尤其是年轻一辈。这个世界已经变得人人为己了。”
“我尽量不去这样想,免得沮丧。”
“这也许是不错的哲学。我到底可以帮上你什么忙?”他淡蓝色的眼眸流露出一丝哀伤。“我知道,你应该不是跟我说什么好消息来的。埃德加·艾伦到底做了什么?”
“谋杀,很明显的。蓄意谋杀、制作炸弹、恶意伤人。”斯卡佩塔回答,“一名十四岁的少女几个星期前被杀,离这里不远。我相信你看到新闻了。”她不想说得太明白。
“哦,天哪,”他说,盯着咖啡摇摇头,“我的天哪!”
“他上你这儿看病有多久了,菲尔波特医生?”
“一直以来都是,”他说,“从小就过来。我也帮他妈妈看病。”
“她还活着吗?”
“她死了,我想是在十年前吧。她是个相当傲慢的人,十分难相处。埃德加·艾伦是她的独子。”
“他的父亲呢?”
“是个酒鬼,很久以前就自杀死了,大概二十年前吧。这么说吧,我跟埃德加·艾伦不熟,每次他都是为老毛病而来,主要是来注射流感和球菌性肺炎疫苗。每次都很准时,就像时钟一样。都是每年九月来。”
“包括今年九月?”斯卡佩塔问。
“事实上,没有。见你要来,我翻了他的病例,他十月十四号来过,打了肺炎疫苗,但是没打流感疫苗,因为我这里没有流感疫苗了,你知道现在很缺,我这边的都用完了。所以他只注射了肺炎疫苗就走了。”
“能说得详细些吗?”
“他进来的时候打了声招呼,我问他最近肺部的状况如何,因为长期和防腐液体打交道,他一直都有严重的肺间质纤维化,可见他在殡仪馆工作过。”
“不完全如此,”她回答道,“他是在我这儿工作过。”
“哎呀,我真该死,”他大为惊讶,“我真的不知道,我还纳闷他……他说他在殡仪馆做助理主任什么的。”
“不是,他是在解剖部门工作,从八十年代末我刚任首席法医的时候起。后来因为无法胜任,于九七年离职,就在我们搬到东四街的新大楼之前。他是怎么跟你说他的肺病的?慢性接触吗?”
“他说他有一天被甲醛溅到还吞下一些,他的病历中都记下了。他还说了古怪的原因。埃德加·艾伦有点奇怪,我必须这么讲,一直都这么觉得。根据他的说法,他是在殡仪馆工作,帮尸体涂防腐剂,有一次忘了把尸体的嘴巴塞住,这是他的说法。防腐液体开始冒泡,因为流动的速度太快了,从嘴巴里冒出,还带着其他怪东西,然后一根软管爆炸了。他有时候很夸张。嘿,我干吗跟你说这些?如果他是在你那儿工作,你一定知道得比我多,我没必要重复他捏造的事。”
“这事我以前从没听过,”她说,“我只知道长期暴露的情况,还有肺纤维化,应该说严重纤维化。”
“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肺部的间质组织上还有疤痕,切片检查结果显示他有严重的肺部组织受损。这不是装的。”
“我们正在尽力找他,”斯卡佩塔说,“你可以提供一些线索吗?”
“我不是有意为难你。但是他的同事呢?”
“警方正在全面调查,我并不抱希望。他当时都是一个人工作的。”她回答,“我知道他类固醇强的松的处方笺已经快到期了,再过几天就需要重新申请。他会定期来更新吗?”
“据我的经验,用药会让他好过一些,能维持大约一整年,可能的话,他会停药一阵子,大概几个月吧,因为这药会让他发胖。”
“他超重吗?”
“上次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变胖了很多。”
“他多高?多重?”
“大概五英尺八英寸。我十月看到他的时候,体重就该超过两百磅了。我跟他说这样会造成呼吸上的压力,心脏更是受不了。因为体重问题,类固醇药物我给他用一阵停一阵,通常用药后,他都会变得有些偏执。”
“你担心他会得类固醇性精神异常?”
“一直都在担心,对谁都会。如果你见过类固醇性精神异常患者,你就会担心。但是我无法判断埃德加·艾伦的异常是用药导致,还是原本就有。他怎么做的?希望你不介意我这么问。他是怎么杀害那个少女,伯森家的女孩?”
“你听过伯克和海瑞这两个人吗?他们俩在十九世纪初犯下多起杀人案,把尸体卖给医院作为医学解剖之用。那时供解剖教学用的尸体非常缺乏,事实上,一些医学院学生唯一可以取得尸体以实践解剖学的方法,就是通过盗取刚下葬的棺木等非法手段。”
“偷尸。”菲尔波特医生说,“我知道有人将人窒息再出卖尸体的传说,这种人被称为供尸狂。但现实中没听说过类似的案子。当时那些盗墓取尸以供解剖之用的人应该被称做盗尸贼。”
“现在没人再去关注谋杀后再贩卖尸体的行为,但是将人窒息而死并供以解剖的行为时有发生,而且很难被发现,我们也无法掌握它何时会再发生。”
“窒息致死?下砒霜,还是什么?”
“在法医病理学里,窒息致死是指用他物使人窒息而死。这种供尸狂在数据和图例中都有记载,他会选择虚弱无力者,通常是老少、病患,骑在他们身上,捂住他们的口鼻。”
“那个可怜的女孩就是这样死的?”菲尔波特医生问,脸露一抹哀伤,眉头深锁,“他对伯森家女儿下这样的毒手?”
“你也知道,有时候彻底分析是建立在调查不足的基础之上,也就是排除法,”斯卡佩塔回答,“她没有任何异状,只是身上的淤伤很新鲜,可以说明当时有人坐在她的背上,将她双手按住。此外她的鼻子也出血了。”她并不想再多说,“想必你明白,这些都是机密信息。”
“我恐怕不知道他在哪儿,”菲尔波特医生严肃地说,“如果他打电话来,我会立刻告诉你。”
“我把彼得·马里诺的电话留给你。”她开始写电话号码。
“我真的跟埃德加·艾伦不熟,老实说,我一向就不喜欢这个人,他是个怪人,每次都让我觉得毛骨悚然。他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总会陪他来看病,我是说当时他已经是成人了,一直到她死去。”
“她的死因是什么?”
“现在我也开始不安了,”他的表情十分冷酷,“她很胖,不注意健康。有一年冬天,她患了严重的感冒,病死在家里。那时候我没有去怀疑什么,现在则持保留态度。”
“我能看一下他的病例吗?还有他母亲的?如果你还留着的话。”斯卡佩塔问。
“她的我没有办法现在给你看,毕竟她久不在人世。不过可以让你看他的,你可以待在这里看,病历就放在桌子上。”他从椅子上起身,走出厨房,脚步非常缓慢,比先前还要沉重疲惫。
斯卡佩塔望着窗外,一只蓝松鸡半悬在光秃秃的橡树枝上,正在抢食饲料箱里的食物,松鸡的侵略行为带来了一阵混乱,谷粒飞溅。蓝色羽绒般的松鸡乱跳乱蹦,一瞬间就不见了。埃德加·艾伦·伯格可能会逃过一劫。光有指纹不足以证明什么,死因和死法都极具争议。也不知道他杀了多少人,她想,现在她有必要担心,他在她手下工作期间到底在做些什么。他在地下室究竟做了些什么?她见过他在那里,脸色很苍白。她记得她走出那部糟糕的货梯和戴夫说话时,他惨白的脸盯着她看,胆怯地偷偷瞄她。戴夫并不怎么喜欢埃德加·艾伦,应该也不知道他的行踪吧。
斯卡佩塔尽可能避免去解剖部门。那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地方,补助基金少得可怜,多由需要做人体解剖的医学院赞助,款项少到没给死者一点尊严。焚化处总是出故障,角落边搁着些球棒,用以将尸体火化未及燃尽的骨骸捣碎,放进州政府提供的廉价骨灰瓮。研磨专用器具太贵,球棒可以取而代之,将骨块捣得小些,磨得细些。她并不想知道地下室都在进行着什么,除非不得已,否则不会下去,不会去焚化处,不会看到球棒。她知道它的用途,对它们避之唯恐不及。
早知道我应该买个研磨器的,她一边想一边坐着凝视空饲料箱,早知如此,我应该自己花钱买个研磨器的,应该禁止用球棒,换作现在就不会允许。
“给。”菲尔波特医生回到厨房,递给她一叠厚厚的档案,上面写着埃德加·艾伦·伯格的名字。“我必须回去出诊了,不过会再过来看看你是否还需要什么。”
事实上,她不喜欢解剖部门。她是一名法医病理学家,一名律师,不是殡仪馆的主管,也不是尸体防腐工作者。一直以来,她都认为那些死者没有什么冤屈要说,因为他们的死因很单纯,没有谜团。如果说谁死得很安详,那非他们莫属。她的任务是还那些死得不明不白的人、死于凶残手段的人一个公道。而在地下室的那些人她并不想与之交谈。所以在过去的日子里,她逃避自己世界里的这部分。她不和那里的工作人员打交道,也不去管在那里焚化的尸体。她不想花时间和戴夫或埃德加·艾伦相处,是的,她不想。她一点也不想看到粉红色尸体被启动的滑轮、链条和挂钩推进,是的,她一点都不想。
我本该多加重视才对,她这么想,咖啡下肚后,胃有点泛酸。我没有去尽力而为。她慢慢检视伯格的病例。我早该买个研磨器,她又想,然后看到了伯格留给菲尔波特医生的住址。他在城北津特园一直住到—九九六年,之后他的住址改成邮政信箱,具体地址病例上没有提及,她怀疑他是不是搬到伯森家后一篱笆之隔的房子里,也就是阿纳特老太太的房子。或许他还杀了她,寄居在那儿。
一只山雀落在饲料箱上。她望着它,双手轻放在伯格的病例上。阳光轻抚着她的左脸,和煦舒适,她一边看着那只灰色小鸟啄食,一边感受严冬中阵阵暖流的抚摸。鸟儿的眼睛明亮无比,尾部不停地轻拍。斯卡佩塔知道有些人对她的不公评价。在职业生涯中,她一直都在回避无知的人们对医生的品评,尤其针对受理死人的医生,说他们有点古怪,无法和活人好好相处。又说法医病理学家是反社会化的族群,冷漠而没有同情心,他们会在医学领域中选择这一行当饭吃,究其原因便是失败。失败的医生,失败的父亲,失败的母亲,失败的情人,失败的人。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无知者的批评,她避免接触到这行中的黑暗面,根本不想掺和那阴暗的地方,但她原本可以。她理解埃德加·艾伦·伯格,虽然没法和他感同身受,但她能理解。她见过他脸色惨白地偷偷凝视着她,还记得那天她带着过来度圣诞节的露西下楼,因为斯卡佩塔有事找戴夫,就在露西陪同下到地下室的解剖部门去。她在那儿闹个不停,失礼忘情地玩耍。那天发生了什么。就在那短短的时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山雀啄着饲料,直视着玻璃后的斯卡佩塔。她拿起盛装咖啡的马克杯,小鸟随即振翅而去。黯弱的阳光照着印着弗吉尼亚医学院字样的白色马克杯,她起身拨打了马里诺的手机。
“喂?”他回答。
“他不会回到里士满,”她说,“他很聪明,知道我们会来这里找他。佛罗里达对有呼吸道疾病的人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我得赶紧去。你呢?”
“我还要处理一点事情,这儿就算告一段落。”
“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了,谢谢。”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