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士满警局队长彼得·马里诺和我相识已久，有时甚至心意相通。因此，正当我想联系他便接到了他的电话也就不足为奇。

    “你听起来怎么这么虚弱，”他对我说，“感冒了吗？”

    “没有，”我说，“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因为我正要打给你。”

    “哦，是吗？”

    听得出来他正在他的小卡车或警车里抽烟，因为那两辆车都备有无线电和对讲机，忙碌的通话噪音不断传出。

    “你在哪里？”我问他。

    “四处巡逻，听对讲机，”他说，似乎忙得十分充实，“算着还有多少日子才能退休。生活很美妙，对吧？除了幸福的青鸟什么都不缺。”

    他尖锐的嘲讽足以割裂纸张。

    “我猜你应该已经听说他们在里士满港发现腐尸的事了，”他接着说，“据说有很多人在那里四处闲逛。真庆幸那不是我的案子。”

    我脑中一片混沌，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这时电话插拨铃声响起。我把无绳电话换到另一侧，一边走进书房，拉出书桌旁的椅子。

    “什么腐尸？”我问，“马里诺，等一等，”插拨铃声又响了，“让我看看是谁。别挂电话。”我按下等候键。

    “喂，斯卡佩塔。”我说。

    “我是杰克。”是我的副手，杰克·费尔丁。“他们在里士满港的一个集装箱里发现一具尸体，腐烂得很厉害。”

    “马里诺正要告诉我。”

    “你听起来像得了感冒。我好像也被传染了。查克说他要晚点来，因为他也不太舒服。他是这么说的。”

    “那个集装箱刚从船上卸下吗？”我打断他。

    “‘天狼星号’，和那颗恒星的名字一样。情况肯定十分诡异。你希望我怎么处理？”

    我在便笺上飞快地记着，字迹比平时更为潦草，神经系统如出了故障的硬盘般失去控制。

    “我过去。”我毫不犹豫地说，尽管本顿的话语还在脑中回旋。

    我得摆脱忧伤重新上路，也许这次可以恢复得更快。

    “你不需要这么做，斯卡佩塔医生。”费尔丁态度忽然强硬起来，“让我去吧。你今天本应休假的。”

    “到了那里后我该找谁？”我问，不希望他继续刚才的话题。

    几个月来，费尔丁一直在劝我休假，到外地休息一两周，甚至休个长假。可我已经厌倦了大家担忧的目光。本顿的死影响了我的工作表现，令我与同事友人的关系变得疏离，甚至使我的脾气变得乖戾，这种种暗示令我生气。

    “是安德森警探通知我们的。她正在现场。”费尔丁说。

    “谁？”

    “大概是新人。说真的，斯卡佩塔医生，交给我吧。你何不待在家里好好休息呢？”

    我忽然想起马里诺还在线等着，赶紧按键想告诉他我结束和办公室的通话后会尽快回电给他。可他已经挂机了。

    “告诉我怎么走？”我对副手说。

    “我猜你大概不准备接受我的建议了。”

    “从我的住处开上市中心快速道路，然后呢？”

    费尔丁给了我具体路线。我挂断电话，捏着本顿的信匆匆走进卧室。我不能把它随便地放在抽屉或档案柜里，以免遗失或让清洁工发现，同时又不想放在某个会让自己无意中看见、再度勾起悲伤的地方。我望着那个浅黄色的硬纸信封，望着本顿用谦和、慎重的笔触写下的“凯”，思绪狂飞乱舞，心脏怦怦直跳，肾上腺素在血液里尖叫着奔流。

    最后我发现了衣橱里那只小小的防火保险箱，仓皇间却想不起当初把密码藏在了什么地方。

    “简直疯了！”我绝望地喊道。

    密码夹在老地方，第七版《亨氏热带医学》的六七〇页和六七一页之间。我将信锁进保险箱，回到浴室猛地将冷水拍到脸上，然后打电话给我的秘书罗丝，要她安排尸体搬运人员在一个半小时后到里士满港和我会面。

    “告诉他们尸体腐烂得很严重。”我强调说。

    “你怎么过去？”罗丝问，“你本来可以来办公室开那辆雪佛兰巨无霸的，可查克把它开去换机油了。”

    “他不是病了吗？”

    “他十五分钟前来的，开走了那辆车。”

    “好吧，那我只好开自己的车了，罗丝。我还需要那台卢玛探照仪和一百英尺长的延长线。派人到办公室停车场里给我。快到那里时我会打电话给你。”

    “有件事必须让你知道，珍发了顿不小的脾气。”

    “怎么回事？”我惊讶地问。

    珍·亚当斯是办公室行政人员，向来心平气和，情绪都很少流露，更别提发脾气了。

    “买饮料点心的钱全不见了。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该死！”我说，“钱放在哪里？”

    “锁在珍的办公桌抽屉里，一直都放那里的。抽屉没有被撬的迹象，可今天早上她打开时就发现钱不见了，总共是一百一十一美元三十五美分。”

    “必须想个办法。”我说。

    “不知道你是否了解最近的状况，”罗丝继续说，“休息室的午餐经常莫名其妙地消失。上周克莉塔忘了把手机带回家，第二天就找不到了。赖利医生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他把一支高级钢笔放在实验袍的口袋里，第二天早上不见了。”

    “会不会是下班后的清洁人员拿的？”

    “也许吧，”罗丝说，“但我必须告诉你，斯卡佩塔医生，我没有指控任何人的意思，这恐怕是内贼干的。”

    “你说得对。我们不该随便指控任何人。有好消息吗？”

    “到目前为止，没有。”罗丝淡淡地说。

    从我接任首席法医开始罗丝就一直为我工作，这意味着几乎我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琐事都是由她办理的。她有种惊人的能力，能够洞悉周围的一切而不感情用事，永远保持着客观。因此，职员们多少有些怕她，却总在遇到问题时首先找她倾诉。

    “好好照顾自己，斯卡佩塔医生，”她继续说，“你的声音无精打采的。这次你为什么不在家休息，让杰克去现场呢？”

    “我开自己的车去。”一股忧伤将我淹没，我的声音将此透露无遗。

    罗丝感觉到了，静静等候着。我听见她在办公桌上翻阅公文的沙沙声，知道她试图安慰我，可我只是一味地回避。

    “好吧，开车回来时别忘了换衣服。”

    “换什么衣服？”

    “去现场穿的衣服。上车前别忘了换掉。”她说，好像我从未处理过尸体。

    “谢了，罗丝。”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