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定好防盗警报器，锁上房门，拨亮车库灯，打开设在车库里那间上下都有通风孔的杉木更衣室，这里放着登山靴、防水裤、厚皮手套和涂着蜡一般特殊防水涂层的Barbour夹克。

    我还在这里存放了许多袜子、内衣、连身工作服等从没拿进屋里的衣物。它们旅程的终点是那个大型不锈钢水槽、那台从不用来清洗日常衣物的洗衣机和烘干机。

    我把一件连身衣、一双黑色锐步运动鞋和一顶印有OCME——首席法医办公室字样的棒球帽丢进行李箱，然后检查我的哈利伯顿铝箱里是否有足够的乳胶手套、大容量塑料袋、裹尸布、相机和底片。我心情沉重地出发时，本顿的遗言再次掠过脑海。我试图摆脱他的声音、他的眼睛、他的笑容和他肌肤的触感。我想忘了他，但力不从心。

    我打开无线电，沿市中心高速公路驶向第九十五号州际公路。里士满的晴空在阳光下闪耀。在隆巴迪公路收费区减速时车载电话响了，是马里诺。

    “只是想通知你，我会顺便过去一趟。”他说。

    我改换车道时引来一阵喇叭声，差点撞上一辆忽然窜出的银色丰田。那个司机绕过我超车时，嘴里不干不净地叫嚷着。

    “去你的！”我气愤地冲他吼道。

    “什么？”马里诺在话筒里大声说。

    “遇到一个可恶的白痴司机。”

    “哦，很好。你听过路怒症吗，医生？”

    “当然，我刚经历过。”

    我在第九街出口转弯，朝办公室开去，并打电话告诉罗丝我两分钟后就到。驶入停车场时，我看见费尔丁正抱着探照仪盒子和延长线等在那里。

    “我们那辆雪佛兰公务车还没开回来吧？”我问。

    “还没有，”他说着将装备放进我的行李厢，“你开这玩意儿过去可够招摇的。那些码头工人肯定会死死盯着这辆黑色奔驰和里头的金发美女。你还是开我的车吧。”

    为庆祝终于办妥了离婚，我这位体格壮硕的副手不久前才将他的福特野马换成红色雪佛兰克尔维特跑车。

    “事实上这主意相当不错，”我淡然说道，“只要你不介意。不过，如果是V-8引擎我就借。”

    “哦，明白了。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你知道怎么走吧？”

    “知道。”

    根据他给出的路线，我一路往南，接近彼得斯堡时离开公路，驶经菲利普-莫里斯工厂，横穿铁路，又沿一条窄窄的小路穿过一块林木杂草丛生的空地。最终到达一处安全检查站时，我感觉自己像闯入了某个禁地。检查站的另一边是调度场和数百个堆放了三四层、如货车大小的橙色集装箱。一位认真执勤的警卫走出岗哨亭。我摇下车窗。

    “有事吗，女士？”他用军人特有的刻板语气问道。

    “我是斯卡佩塔医生。”我回答。

    “你找哪一位？”

    “我来看看那位死者，”我解释说，“我是法医。”

    我向他出示证件，他接过去端详了片刻。我感觉他不明白法医是什么，也不准备问。

    “原来你是首席，”他把黑色旧钱包递还给我，“哪种首席？”

    “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我说，“警方正在等我。”

    他回到岗哨亭打电话，我则逐渐失去了耐心。每次因公进入某个安检区域时，我总得经历这类事情。我原本以为原因在于我的性别，早年间也许这的确是部分因素——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如此。而如今，我相信暴力、犯罪和法律的威胁才是真正原因。那位警卫记下我的车型和车牌号，让我在登记板上签名，然后给了我一张来访通行证。但我没有佩戴。

    “看见那棵松树了吗？”他伸手指着说。

    “我看见好几棵。”

    “有点弯的那棵。从那里左转直走就可以到水边了，女士，”他说，“慢走。”

    我驱车向前，行经散置着的巨型轮胎和几栋挂着“美国海关暨联邦海运大楼”招牌的红砖建筑。港口建有数排巨大的仓库，无数橙色集装箱排列在卸货码头旁，有如群聚在食槽边进食的动物。货轮“欧罗克利普号”和“天狼星号”停泊在詹姆斯河码头，每艘都足有足球场的两倍长。游泳池大小的舱口敞开着，上方数百英尺处悬吊着起重机悬臂。

    发现腐尸的集装箱已被安置在轮架上，四周围绕着用交通圆锥筒固定的警戒线。无人靠近。事实上，附近也不见警察的身影，只有一辆没有标志的蓝色雪佛兰凯普瑞斯汽车停靠在码头边，坐在里面的司机正和窗外一名身穿白衬衫打领带的男子交谈。卸货工作已经暂停。戴着头盔、身穿反光背心的码头工人无聊地在一旁抽烟、喝汽水或瓶装水。

    我给办公室打电话找到费尔丁。

    “我们是什么时候接获通知的？”我问他。

    “稍等，我查一下记录。”翻动纸张的沙沙声响起，“十点五十三分。”

    “尸体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

    “这个，安德森好像不太清楚。”

    “她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我说过，她是新人。”

    “费尔丁，这里除了她就没有别的警察了，我猜那大概是她吧。她向你通报这起案子的时候到底怎么说的？”

    “发现时已死亡，尸体腐烂，要求你赶往现场。”

    “她指名要我来？”我问。

    “每个人都指名要你，这没什么新鲜的。不过她说是马里诺要她找你去现场的。”

    “马里诺？”我惊讶地问，“他要她找我？”

    “是啊，我想他的确有点莽撞。”

    我想起马里诺说过他会顺便来趟现场，不禁愈发气愤。为何他让一个新人对我下令，接着又声称会顺便过来瞧瞧我们的进展？

    “费尔丁，你最近一次和马里诺说话是什么时候？”我问。

    “好几周以前了。相当不愉快。”

    “只怕你的火气还不及我的一半，要是他真敢来到现场的话。”我说。

    在搬运工人的注视下，我下车打开行李厢，取出银箱、连身工作服和鞋子，朝那辆没有警方标志的车走去，心中愈发恼火，沉重的铝箱不断撞击着我腿侧。

    穿白衬衫打领带的男子似乎觉得很热，他手搭凉棚四处观望，发现盘旋在港口上空约四百英尺处的两架电视台新闻采访直升机时，显得十分不悦。

    “可恶的记者。”他嘟囔着，转头看我。

    “我在找这个犯罪现场的负责人。”我说。

    “我是。”凯普瑞斯汽车里传出女人的声音。

    我弯下腰，透过车窗看到车里坐着一个年轻女子。她的皮肤晒得黝黑，一头褐色短发利落地梳向脑后，鼻梁和下巴的线条显得十分刚毅。她眼神凌厉，身着退色的宽松牛仔裤、黑色系带皮靴和白色t恤，枪垂在臀部，警徽则用吊链别在衣领上。车里冷气开得很足，收音机里的轻摇滚乐声盖过了对讲机里的警方对话。

    “你大概就是安德森警探吧。”我说。

    “雷内·安德森。没有第二个。你一定就是那位有名的法医了。”她说话时的傲慢让我想起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新警察。

    “我是乔伊·肖，港口主管，”男子自我介绍，“想必你就是警卫刚在电话里提到的那位女士了。”

    他年龄和我相仿，金发蓝眼，皮肤由于长时间的暴晒而皱纹密布。从表情可以看出，他对安德森和这天发生的事情已相当厌烦。

    “在我开始工作前，你是否需要让我了解什么情况？”我在呼呼的冷气声和直升机的轰响里提高嗓门对安德森说，“例如为什么现场看不见一个警察？”

    “因为没必要，”安德森说着用膝盖顶开车门，“你来这里时应该也发现了，这地方可不怎么好找。”

    我把铝箱搁在地上。安德森绕过车子走向我，这时我才诧异地发现她竟如此娇小。

    “我能告诉你的不多，”她对我说，“你看到的这些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一个集装箱，里面装着一具腐臭的尸体。”

    “不，你可以告诉我的太多了，安德森警探。”我说，“尸体是什么时候怎么被发现的？你是否亲眼见到了？是否有人接近过尸体？现场是否遭到破坏？最后这个问题的答案最好是否定的，否则你恐怕得担责任了。”

    她大笑起来。我开始套上工作服。

    “根本没人进去，”她说，“没人有这个胆量。”

    “你不必进集装箱也知道里面装着什么。”肖接着说。

    我穿上黑色锐步运动鞋，戴上棒球帽。安德森望着我的奔驰。

    “也许我该申请调到州政府工作。”她说。

    我上下打量着她，说道：“我建议你最好先把全身裹得严严实实再去那里。”

    “我必须先打几个电话。”她说着走开了。

    “我无意干涉任何人的工作，”肖对我说，“可我想知道这究竟怎么回事。我们这里发现了尸体，警方却只派了这么个小毛丫头过来？”他紧绷着下巴，脸色潮红，汗水不断渗出，“你知道，我们只有正常营运才有钱赚，”他继续说，“可是这会儿已经停工两个半小时了。”他极力压抑着想骂粗话的冲动，“不是说我不同情死掉的人，”他又说，“但我真的很希望你们赶快办完事然后离开。”他抬头望着天空，“还有那些记者。”

    “肖先生，那个集装箱里装的是什么货物？”我问他。

    “德国产的照相器材。集装箱门闩上的封条是完好的，所以货物应该没被做什么手脚。”

    “封条是国外货运人员贴上的吗？”

    “没错。”

    “这么说，那具尸体，无论是死是活，给集装箱贴封条前就在里面了？”我说。

    “看起来是这样的。集装箱编号和海关文件上登记的完全一致，没有任何异常。事实上这些货物早就完成了报关手续，已经有五天了，”肖说，“所以才会被吊到轮架上放着。可我们闻到一股怪味，只好把它搁置在那里。”

    我回头环顾现场。一阵风吹来，起重机上的沉重铁链眶当作响。刚从“欧罗克利普号”三个舱口卸下许多钢梁的起重机此时都已停止作业。铲车和平板铲车闲置在一旁。无事可做的码头工人和船员远远地望着我们。

    有些人在船头和船舱的窗口观望。堆放着木架、隔板和滑动垫木的柏油地面油光闪闪，散发着丝丝蒸气，一列CSX公司的货运火车从仓库后方的平交道驶过。木馏油的气味非常浓烈，但仍遮不住那股烟雾般飘散在空气中的腐尸味。

    “这艘货轮是从哪里起航的？”我问肖，同时注意到一辆警车在我的奔驰旁停了下来。

    “比利时安特卫普港，两周前出发的，”他望着“天狼星号”和“欧罗克利普号”说，“这里大都是外国货轮，只有在他们偶尔表示亲善时你才看得到美国国旗。”他带着些许落寞补充道。

    “欧罗克利普号”的右舷上站着一名男子，正用望远镜看向我们。天气相当暖和，他竟还用长袖上衣和长裤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这让我有些奇怪。

    肖眯起眼睛。“阳光可真刺眼啊。”

    “可能是偷渡犯吗？”我说，“虽说我实在难以想象谁能藏在密封的远洋集装箱里长达两星期。”

    “从没听说过这种事。况且这里并不是第一个停泊港，宾州的切斯特才是。从安特卫普出发的大部分船都是先到切斯特，再到这里，然后直接回安特卫普。要是真有人偷渡，应该会在切斯特溜下船，而不会等到抵达里士满才行动。这里只是个小港口，斯卡佩塔医生。”肖说。

    望着马里诺走出停在我车子旁边的巡逻警车，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去年大约有一百二十艘货轮和驳船进港。”肖继续说。

    自我认识马里诺以来，作为警探的他执勤时从未穿过制服。

    “如果我是非法移民或企图偷渡，我想我会选择在迈阿密或洛杉矶那种大港口下船，好趁乱逃走。”

    安德森嚼着口香糖朝我们走来。

    “重点是，除非我们怀疑有不法勾当、毒品走私或货品未经申报等情况，否则不会撕开封条，打开集装箱来查看。”肖说，“但为了安全，有时也会选定某艘船进行全面审查。”

    “所幸我再也不必穿成那样了。”安德森看着向我们走来的马里诺说。他一副桀骛不驯的模样，每当缺乏安全感或情绪恶劣时他便会如此。

    “他为什么要穿制服呢？”我问她。

    “他被调职了。”

    “难怪。”

    “自从布雷副局长到任以来，局里变化不少。”安德森说，似乎对此颇感自豪。

    我无法理解为何有人会重新用制服将如此优秀的警探束缚住。我不知这是多久前发生的，既为马里诺竟没告诉我感到难过，又为自己没有早点察觉而惭愧。我已经好几周，甚或一个月没有打电话问候他，更别提邀请他来办公室喝杯咖啡或到家里吃晚餐了。

    “怎么回事？”他声音嘶哑地招呼道，看都没看安德森一眼。

    “我是乔伊·肖。你好。”

    “好个屁。”马里诺乖张地答道，“安德森，你真的打算一个人蛮干？还是没有别的警察愿意和你一起蹚浑水？”

    她瞪了他一眼，从嘴里取出口香糖往地上一扔，仿佛滋味已被他破坏殆尽。

    “你忘了找人来参加你的小聚会了？老天！”他暴躁地嚷道，“竟有这种该死的事！”

    马里诺身上绷着一件短袖白衬衫，扣子直扣到领口，还别着一条扣式领带。深色制服长裤紧裹着他鼓凸的肚子，箍在其上的硬皮腰带上垂挂着他的九毫米口径西格索尔手枪、手铐、备用弹匣和喷雾器等装备。他脸色泛红，大汗淋漓，戴着一副奥克利太阳镜。

    “我们得谈谈。”我对他说。

    我想把他拉到一旁，可他一动不动，只从随身携带的万宝路烟盒里抖出一根香烟。

    “喜欢我的新行头吗？”他语带嘲讽，“布雷副局长觉得我需要换个形象。”

    “马里诺，这里没你什么事，”安德森对他说，“老实说，我觉得你应该不希望任何人知道你到过这里。”

    “叫我队长，”他说，一边喷出一股烟雾，“你最好管着点你那张该死的嘴巴，我毕竟是你的上司，小妞。”

    肖一言不发地听着两人火药味十足的对话。

    “难以相信现在还有人称呼女警察为小妞。”安德森说。

    “有一具尸体在等着我检查。”我说。

    “我们必须通过仓库才能到达那里。”肖对我说。

    “走吧。”我说。

    他陪马里诺和我走向正对河流的一处仓库门。仓库十分宽敞，但昏暗窒闷，弥漫着一股烟草的甜味。数千捆装在麻袋里的烟草堆积在木架上，此外还有好几吨可能是用来制造钢铁的铁砂和铁屑，以及大量由板条箱上的邮戳判断将被运往特立尼达岛的机械零部件。

    那个集装箱就位于几道防波堤以外的卸货码头上。腐尸味越来越浓。我们走到集装箱外，在警戒线前停步时，臭气已浓烈得呛鼻，好像取代了所有氧气，简直让人无法呼吸。苍蝇开始聚集过来，恼人的嗡嗡声令我想起遥控玩具飞机的刺耳噪音。

    “集装箱刚打开时有苍蝇吗？”我问肖。

    “没这么多。”他说。

    “那时你离这里有多远？”我又问。这时马里诺和安德森赶了上来。

    “相当近。”肖说。

    “有人进去过吗？”我想弄清这一点。

    “这我无法担保，女士。”恶臭显然击中了他。

    马里诺却似乎不受影响，他又抽出一根香烟，边点火边嘟囔着什么。

    “看起来这不太可能是牲畜，安德森。”他说，“但你还没进去过，谁知道呢，说不定是只大狗被不小心锁在了里面。要是这样就太糟了，把医生拖来了，还惊动了大批记者，到头来发现发出臭味的只是只码头流浪狗。”

    马里诺和我一样清楚里面不是狗、猪、马或其他任何动物。在他和安德森针锋相对时，我打开铝箱，把车钥匙往里面一丢，取出几双手套和一个口罩。我给我的三十五毫米尼康照相机装上闪光灯和二十八毫米镜头。为确保成像质量，选择了感光度为四百的底片。最后我在脚上套上消过毒的鞋套。

    “这就像七月中旬闻到从一栋密闭的房子里飘出的气味。要先从窗外观察屋内，必要时破门而入。通知法医前先确定里面的确是人的尸体。”马里诺继续教导他的新下属。

    我钻过警方封锁线，走进漆黑的集装箱，发现货物并未装满，白色纸箱整齐叠放着，活动空间相当充裕。我左右晃动着手电筒，循光线摸索前行。

    到了集装箱后方，货物底部一排被腐尸口鼻渗出的暗红液体浸湿的纸箱出现在亮光中。光线沿鞋子、小腿自下而上，一张蓄着胡须的浮肿面孔在黑暗中浮现出来。鼓突泛白的眼睛空洞地瞪着，肿胀的舌头耷拉在嘴巴外，好像在向我扮着鬼脸。我包着鞋套的双脚所踏之处全都黏糊糊的。

    尸体衣着整齐，背靠角落坐着，左右是集装箱的两面金属壁。他两腿直直伸出，搁在大腿上的双手被一个落下来的纸箱压着。我移开纸箱，检查是否有防卫伤口、挫伤、指甲裂伤等可能显示他曾试图挣脱攻击的痕迹。他的衣服上没有血渍，身上也不见明显伤痕或挣扎迹象。接着我四下搜寻是否有食物、饮水和补给品，集装箱的四壁是否有通风孔，但没有任何发现。

    我检查每一列纸箱，蹲下身用手电筒照射金属地板寻找脚印。一如所料，到处都是脚印。我一寸寸移动，膝盖几乎无法承受。终于找到一个空塑料垃圾桶和两枚硬币，我俯身仔细观察，一枚是德国马克，另一枚认不出。在此过程中我没碰触任何东西。

    马里诺远远地站在集装箱入口守着。

    “我的车钥匙在铝箱里。”我透过口罩向他喊道。

    “什么事？”他探头进来问。

    “你去替我把卢玛探照仪拿来，好吗？我需要光纤装置和电线，也许肖先生可以帮忙找地方插上插头。必须用接地线插座，一百一十五伏交流电。”

    “我还是喜欢听你说粗话。”马里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