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会用记号笔在死者皮肤上标出预定切割的部位，但这具尸体的皮肤状况实在太糟，任何记号笔都留不下痕迹。

    我只能尽力而为，用一把六英寸塑料尺测定颈部右下方到肩膀再到肩胛骨底部的尺寸，然后折回测量另一侧。

    “八点五，七，二，四。”我念着，由拉芬记录。

    皮肤是有弹性的，一经切割便会收缩，因此我必须将它扯回原始的尺寸再用针固定在砧板上，以免纹身等图案变形。

    马里诺已经离开了，同事们都在办公室或验尸间里忙碌。闭路电视里偶尔显示一辆车，把尸体运进运出大楼。有着不锈钢门的分解室里只剩我和拉芬，正是找他谈话的好时机。

    “如果你想调到警察局工作，”我说，“完全可以。”

    他将血液试管放上架子，发出一阵清脆的响声。

    “但如果你打算留在这里，查克，就必须准时上班、负责并且自重。”我从手术台上拿起解剖刀和镊子，然后看着他。他似乎对此早有准备。

    “也许我确实不算完美，但至少相当负责。”他说。

    “恐怕最近不是这样。我还需要些钳子。”

    “最近事情太多了，”他说着从一个托盘里取了些钳子放在我可以够到的地方，“我是说我的私人生活。我妻子，还有我们刚买的房子。你绝对想不到会有这么多麻烦。”

    “很遗憾你遇到那么多困难，可我必须负责整个办公室的运转。老实说，我没时间处理这些借口。倘若你无法担负职责，会给我们造成很多麻烦。我不希望走进停尸间时却发现你还没做好准备工作，也不希望再花时间到处找你。”

    “我们早就麻烦一大堆了。”他说，仿佛这是他期待已久的一击。

    我开始进行切割。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他补充道。

    “你何不告诉我是些什么麻烦呢，查克？”我说着翻开死者的皮下组织。拉芬看着我清洁切口边缘，好让皮肤保持干爽。我停下手中的工作，望着台子那端的他。

    “继续说。”我说。

    “我觉得不该由我告诉你这些。”拉芬说，他的眼神令我有些不安，“是这样的，斯卡佩塔医生。我知道我现在不像以前那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也知道我曾经旷工去参加求职面试的确有些不太尽责，和马里诺相处得又很糟糕，这些我都承认。但我想告诉你一些其他人绝不会吐露的事，只要你答应别为此惩罚我。”

    “我不会惩罚一个说实话的人。”我说，为他竟以这种小人之心揣度自己感到气愤。

    他耸了耸肩，流露出一丝得意，因为他知道令我烦乱的招数奏效了。

    “通常我不会惩罚人，”我说，“我认为每个人都会做自认为正确的事，如若不然，他们会以良心不安作为自我惩罚。要是你无法胜任这项工作，那是你自身的问题。”

    “也许我不该这么说，”他边说边后退，靠在工作台边，交抱着双臂，“我的表达能力不如你，这点可以肯定。我只是不希望因为说了实话而惹你生气，好吗？”

    我没搭腔。

    “大家对去年发生的事都很难过，”他开始陈述看法，“没人知道你是怎么挺过来的。真的，我是说，要是这种事发生在我太太身上，我简直难以想象自己会怎么样，尤其像韦斯利特别探员遭遇的那种悲剧。”拉芬向来称呼本顿为“特别探员”，我一直认为这相当可笑。如果有人不贪慕虚荣，或者会为这个头衔感到尴尬，那一定会是本顿了。可想到马里诺对拉芬一心想要加入执法机构的嘲讽，我忽然领悟过来。原来这位纤瘦的解剖技师对调查局资深探员——特别是犯罪心理分析专家本顿——始终怀着崇拜之心，接着我又意识到，拉芬早年间的认真态度很可能是受本顿的影响，这影响比我给他的更大。

    “大家也都受到了影响。”拉芬继续说，“以前他常来这里，你知道，叫外卖、比萨，和我们开玩笑、聊天。那样一个大人物却没有一点架子，真的很让我意外。”

    拉芬以往的生活片段随之在我脑海中涌现。年幼时父亲便死于车祸，他是由母亲——一个强悍聪慧的女教师独力抚养成人的。成年后，他找了一位相当强悍的妻子。如今又在我手下工作。在对多起犯罪案件的处理中，我发现许多人在一次次重回童年时的犯罪现场，反复寻找着同一个罪魁祸首，而在拉芬的案例中，充当祸源的便是我这样的权威女性。

    “这里的每个人对你都有踩着蛋壳走路似的惶恐，”拉芬继续陈情，“所以当你忽略某些事情时没人会告诉你，事实上很多事情在不断发生，而你一直被蒙在鼓里。”

    “例如？”我小心翼翼划了道弧形切口，一边问道。

    “举个例子吧，我们的办公室出现了小偷，”他答道，“我敢说是内贼。已经好几个星期了，而你一直没采取对策。”

    “我不久前刚听说。”

    “正好印证了我的说法。”

    “太荒谬了！罗丝从不对我隐瞒任何事情。”我说。

    “大家在她面前也都有所保留。面对现实吧，斯卡佩塔医生。在办公室里，她就是你的耳目，没人会向她吐露心事。”

    我努力专注于手头的工作，感到自尊深深被他的话刺伤了。我继续翻检器官组织，动作尽量轻巧，以免造成刺穿或割裂。拉芬等着我回答。我转头迎上他的目光。

    “我没什么耳目，”我说，“也不需要耳目。我的下属全都知道，他们随时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找我讨论任何事情。”

    他的沉默仿佛得意的控诉。他沉迷于这种充满挑衅又自以为是的态度之中。我紧握双拳，抵在不锈钢工作台上。

    “我想我不必辩解，查克，”我说，“但我认为你应该是我的团队中唯一对我抱有成见的人。当然，我可以理解，上司是女性令你相当不自在，因为你生命中的权威人物似乎都是女性。”

    他眼里的光芒瞬间消失，表情由于愤怒而僵硬凝固。我继续翻检那些滑溜、易碎的器官组织。

    “但我很感谢你如实说出自己的想法。”我冷静地说。

    “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想法，”他粗鲁地顶撞道，“事实上所有人都觉得你不明状况。”

    “很高兴你能清楚每个人的想法。”我不动声色地说。

    “这不是什么难事。察觉你处理事情的方式和以前不一样了的不光我一个。你自己也清楚，这点你必须承认。”

    “告诉我，我该承认什么。”

    他似乎早已拟好清单。“一些不符合你个性的事，例如让自己为工作疲于奔命，毫无必要地亲自跑去现场，这样一来你累得根本无心去关注办公室的事务。还有，一些悲伤的人给你打电话时，你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花时间和他们谈心了。”

    “哪些悲伤的人？”我自制力的底线在不断受到挑战，“我经常和我的家人、每个找我的人通话，只要找得到我。”

    “也许你该去找找费尔丁医生，问问他替你接过多少电话，为你应付过多少受害者的家属，为你挡过多少麻烦。还有你上网的事，这才是最过分的，可以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困惑极了。“什么上网的事？”

    “你上网聊天，还进聊天室之类的吧。老实说，我家没有电脑，我也没上过美国在线或其他网站，所以倒没有亲眼见过。”

    迷茫和愤慨如千百只椋鸟闯进我的脑海，遮蔽我一贯以来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无数丑恶、黑暗的利爪紧紧擭住了我的理性，几乎让我无法思考。

    “我不是故意让你难过，”查克说，“而且希望你明白，我理解这种事多么令人难过。我是说你最近经历的不幸。”

    我不想再听人提起我的不幸。

    “谢谢你的体谅，查克。”我定睛注视着他，直到他扭过头回避我的目光。

    “波瓦坦那具尸体应该运来了，也许我该去查看一下。”他急于离开。

    “去吧，别忘了把这具尸体放回冰柜。”

    房门在他身后关闭，屋里恢复了寂静。我翻检完最后一块皮肤，将其拉伸，用别针固定在砧板上，又拉扯着进行测量。此间，偏执的凉意和自我怀疑一点点渗入我原本坚不可摧的自信的堡垒。最后，我把软木砧板放进手术托盘，用一块绿布覆盖后储存在冰柜里。

    随后我到更衣室淋浴，换上干净的衣服，趁机清理脑中的疑虑和怒气。我休息片刻，从容地啜饮着咖啡。咖啡壶的底部已旧得发黑。我去找办公室总务，给了她二十美元作为一笔新的咖啡基金。

    “珍，你见过我的上网聊天记录吗？”我问她。

    她摇摇头，但略显不安。接着我去找克莉塔和波丽，问了她们同样的问题。

    克莉塔红了脸，垂下视线说：“见过几次。”

    “波丽呢？”我问。

    她停止打字，同样满脸通红。“有时会看。”她答道。

    我点了点头。“那不是我，”我对她们说，“有人在冒充我。真希望我早点知道。”

    两位同事显得十分困惑。我不敢确定她们相信我的话。

    “我可以理解你们发现那些所谓的聊天内容时为何没对我提起，”我继续说，“设身处地地想想，我或许也会这样做。但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如果你们知道可能做这件事的人，请告诉我，好吗？”

    她们好像松了口气。

    “太卑鄙了，”克莉塔激动地说，“无论是谁干的，都该被抓起来投进监狱。”

    “很抱歉我没把这事及时告诉你，”波丽懊悔地补充道，“我实在想不到谁会做这种事。”

    “但那些话看起来真的很像你说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克莉塔说。

    “像我？”我皱着眉头说。

    “你知道，那人经常提供一些有关灾害预防和安全措施的建议，以及如何处理各种伤痛等医学知识。”

    “你是说很像医生，或者受过专业护理训练的人说的话？”我愈发难以置信。

    “无论那人是谁，听起来的确很内行，”克莉塔回答，“但比较口语化，不像在读验尸报告之类的东西。”

    “现在仔细一想，”波丽说，“我又觉得不太像了。”

    我发现她桌上翻开的案件文件夹里有一张电脑绘制的彩色照片，一名遭到枪击的男子，被击中的头部有如血淋淋的蛋杯。就是这位受害者的妻子从监狱里写信给我，对我提出各种荒谬的指控以图敲诈勒索。

    “这是什么？”我问。

    “显然是《里士满时报快讯》和检察长办公室听说了这个疯女人的消息，埃拉·赫伯特不久前才打电话询问这件事。”她说。

    埃拉·赫伯特是本地报纸的社会新闻记者，他打来电话很可能意味着我被起诉了。

    “接着哈里特·卡明斯打电话给罗丝，要一份他的档案复印件，”克莉塔解释道，“看来这个女人对她丈夫的死因陈述又有了最新版本，说他把枪塞进嘴里然后用脚趾扣了扳机。”

    “那个可怜人死去时穿着军靴，”我说，“不可能用脚趾扣动扳机。况且他是后脑近距离中弹的。”

    “真不知道这些人都怎么了，”波丽叹了口气，“不是说谎就是诬陷，一旦坐牢就开始兴风作浪到处起诉。真是太恶心了。”

    “同感。”克莉塔说。

    “你们知道费尔丁医生在哪里吗？”我又问。

    “刚才还看见他在附近。”波丽说。

    我在图书室找到了费尔丁。他正在翻一本《运动营养学》，看到我时疲惫地笑了笑，显然心情欠佳。

    “碳水化合物摄取不足，”他用食指弹着书页，“我经常提醒自己，要是日常饮食里的碳水化合物达不到百分之五十五到百分之七十，就会糖原不足。最近我体力衰退得十分厉害——”

    “杰克，”我打断他，“我要你对我说真话，就像你一直以来的那样。”我关上门，把拉芬说的一席话告诉了他，我这位副手脸上浮现出一丝预感不幸成真的痛苦。他拉出一把椅子坐在桌旁，合上书。我在他身边坐下，和他四目相对。

    “风传瓦格纳部长想把你换掉，”他说，“我认为这是胡扯，很遗憾连你都听到了风声。查克这个白痴。”

    辛克莱·瓦格纳是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只有他和州长有权任免首席法医。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听到这些传闻的？”我问他。

    “最近吧。几周以前。”

    “撤换我的理由是什么？”

    “也许是你们合不来？”

    “太荒谬了！”

    “或者因为他对你或某些事不满，结果连州长也受了影响。”

    “杰克，拜托说得具体些。”

    他犹豫起来，不安地扭了扭身体，显得十分愧疚，仿佛我的困境是他造成的。

    “好吧，我就直说了，斯卡佩塔医生。”他说，“问题就在于，你在网上聊天室的发言让他非常尴尬。”

    我倾身靠近他，一手按着他的手臂。

    “那不是我，”我坚定地说，“有人在冒充我。”

    费尔丁困惑地望着我。“你在开玩笑。”

    “不，我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

    “老天，”他憎恶地说，“有时我真觉得网络实在是人类最糟糕的发明。”

    “杰克，你为什么不来问我？既然你认为我的行为不妥……老天，难道我真的和同事们那么疏远，再也没人愿意对我说真话了？”

    “没这回事，”他说，“恰恰相反，我认为大家这么做不是因为漠视你或疏远你，而是因为对你太过关心而保护过度了。”

    “为什么要保护我？”我想知道原因。

    “每个人都需要偶尔能发泄一下悲痛，甚至离开岗位休息一段时间，”他轻声答道，“没人要求你全心投入。至少我做不到。老天，我连离婚都差点没熬过去。”

    “我不会离开岗位，杰克，而且我的确是全心投入。我个人的哀伤和工作无关。”

    他凝视我的眼睛很久，对我说的不甚信服。

    “希望能这么容易。”他说。

    “我没说那很容易。事实上每天早上起床都是一件无比艰难的事，但我不能让自己的私事影响工作，而且我做到了。”

    “老实说，直到现在我都不知该如何应对，感觉糟透了，”费尔丁坦言，“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的死亡。我知道你有多爱他，也多次想约你出来吃饭，或者问你是否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可你知道，我自己也有麻烦，于是我想，除了尽可能减轻你的工作重担，我也没什么能为你做的了。”

    “你一直在为我挡电话吗？在受害者家属有事找我的时候？”我脱口而出。

    “这没什么，”他说，“至少这件事我完全可以效劳。”

    “老天，”我垂着头，用手指乱抓着头发，“简直难以置信。”

    “我只是——”

    “杰克，”我打断他，“除了出庭作证，我几乎每天都待在这里，他们为什么会把我的电话转给你呢？这件事从没听说过。”

    费尔丁又是一脸的困惑。

    “难道你不知道，拒绝和那些悲伤惊惶的人通电话是多么卑鄙？”我说，“对我来说，拒绝聆听他们的疑问跟对他们漠不关心，都一样不可原谅！”

    “我只是想——”

    “太疯狂了！”我的肚子仿佛挨了一记重拳，“如果我是这种人，根本不配做这份工作。万一我变成这样，就应该马上辞职！我怎么可能对他人的不幸冷眼旁观？怎么可能不去同情、体会，尽我所能回答他们的问题，分担他们的痛苦并尽力将那些作案的浑蛋送上电椅？”我声音嘶哑，几欲落泪，“或者注射毒剂。该死，应该像以前那样在广场里把那些浑蛋吊死！”

    费尔丁望着紧闭的房门，好像担心有人听见。我深深地吸了口气，试图冷静下来。

    “这样的事发生过多少次？”我问他，“你替我挡过多少电话？”

    “最近很多。”他含混地答道。

    “很多是多少？”

    “你这几个月经手的案子几乎每两件就有一件。”

    “不可能。”我下意识地反驳道。

    他沉默不语。我仔细回想，疑惑渐渐浮现出来。最近，受害者家属的确不像从前那样频繁打电话找我了，但我并未留意，因为这种事没有模式可循。有些家属要求知道所有细节，有些打来电话只是为了宣泄不满，也有的干脆否定一切，什么都不想知道。

    “这么说，抱怨我的一定不少，”我说，“那些悲伤愤怒的家属必定认为我是个傲慢冷血的人。这也不能怪他们。”

    “的确有一些怨言。”

    他的表情说明，所谓的怨言不止“一些”。无疑还有人为此向州长检举。

    “是谁把那些电话转给你的？”我尽量平静地问，因为我最怕自己会在失控时大吼大叫，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迁怒于人。

    “斯卡佩塔医生，如果目前你不想与那些受创的人谈话，也不足为怪，”费尔丁试图解释，“有些痛苦的事可能会让你想起……这我可以理解。他们中的多数只是想找人谈谈，比如医生——如果我不在，吉尔或班尼特也可以接听。”他是指我手下的两名实习医生，“我想比较严重的问题是，万一我们都不在时，电话可能会转给丹或者艾米。”

    丹·钟和艾米·福布斯是到这里来学习的医学院学生，无论如何都不该由他们接听受害者家属的电话。

    “哦，天哪！”想到这里，我不禁沮丧地闭上了眼睛。

    “大多数是在下班时间。该死的电话自动转接。”他说。

    “到底是谁把那些电话转给你的？”我又追问，态度更加坚定。

    费尔丁叹了口气，显得忧虑而凝重。

    “告诉我。”我坚持道。

    “罗丝。”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