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办公楼里有个规定——任何证物，小到一张指纹卡，都必须用走廊尽头的货运电梯运送。我沿这条走廊走向尼尔斯·范德的实验室，两位清洁人员推着手推车从一旁经过。

    “早上好，梅尔，碧翠丝，你们好。”我微笑着向她们打招呼。

    她们的目光落在我面前轮床上的床单和毛巾覆盖的手术盘上，不用问也知道里面放着她们不想知道的东西。她们待在这里的时间不短了，每当看见我拿着纸袋或推着什么，便能猜出八九分。

    “又来了。”梅尔说。

    “果然又来了。”碧翠丝附和道。

    我按了电梯钮。

    “圣诞节打算去哪儿玩呢，斯卡佩塔医生？”

    我的表情透露出，我不太热衷谈论这个话题。

    “你可能会忙得没空过圣诞节。”梅尔连忙说。

    两人显得十分尴尬，与其他人想到本顿时的反应相同。

    “我知道每年这时候总是特别忙，”梅尔生硬地转换了个话题，“街上一堆酒鬼，凶杀案增加，大小麻烦不断。”

    大约再过两周就是圣诞节了，节日当天由费尔丁值班。我已数不清有多少个圣诞节是佩戴着传呼机度过的。

    “还有被火烧死的。”

    “发生在这个季节的不幸，总是让人感触很深，”电梯门打开时，我对她们说，“这就很有意义了。”

    “也许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这我不清楚，记得那场电线短路引起的火灾……”

    电梯门关闭，我升往专为感兴趣的民众和政界人士参观我们工作而设的二楼。这里的所有实验室都有着玻璃墙壁，起初，那些习惯在隐秘的厚墙里工作的科研人员也觉得十分怪异、不自在，但如今已习以为常。鉴定人员顾自测试扳机拉力、血渍、指纹和纤维，对玻璃墙外的人视若无睹，包括正推着轮床经过的我。

    尼尔斯·范德的领地相当宽敞，摆得满满的工作台上堆着稀有的仪器，各式奇特的应急装置四处散置着。许多有着玻璃门的木柜靠墙排列，范德把它们用作胶熏室：物证被衣柜里的晾衣绳和衣夹固定，接受盘中散发出的超级胶水烟雾熏染。

    以前，科研人员和警方几乎无法成功检验出塑料袋、绝缘胶带和皮革等平滑材质上的指纹，后来才偶然发现超级胶水的热雾会附着在凹凸纹路上，能实现与传统粉剂一样的效果，使指纹的白色纹路浮现出来。房间一角立着另一个被称作“赛维二代”的胶熏室，用以采集较大物体上的指纹，例如霰弹枪、步枪、汽车保险杠甚或整具尸体。

    蒸气房则用来采集经茚三酮处理的纸张、木板等非平滑物体表面的指纹。但范德偶尔也会使用见效更快的家庭电烫斗，听说还有一两次把证物烤焦了。具有真空吸管、可以吸取药品包装袋上的烟尘和残留物的尼德曼灯随意堆放着。

    范德的实验室还包括专为简称为AFIS的指纹自动辨识系统所设的房间，以及进行数字影音强化作业的暗房。他也负责管理照相实验室，每天都有一百五十多卷底片由那里的冲印机处理。我花了点时间才终于在影像实验室找到了他，一些天才警察用来翻印轮胎、鞋印等石膏模的比萨盒子整齐地叠放在房间一角，墙边则倚着一扇被人踢坏的门板。

    范德正坐在电脑前，比对着屏幕画面上的鞋印。我把轮床留在了门外。

    “你真了不起，亲力亲为啊。”我说。

    他淡蓝色的眼睛似乎永远不知聚焦在何处，实验袍也一如往常，沾染了茚三酮的紫斑，上衣口袋被放在里面的签字笔墨水染得血红。

    “这鞋印很有意思。”他拍拍屏幕站了起来，“你知道皮革鞋底会很滑吗？于是有些人买了新鞋，就用刀把鞋底刮一刮，刮得粗糙点，因为他就要结婚了，不想在走红毯时滑一跤。”

    我跟着他出了实验室，对这些趣闻不太提得起兴致。

    “但他遭窃了，丢了鞋子、衣服等等之类的。两天后他的一个女邻居遭到强暴，警方在现场发现了这些怪异的鞋印。那个小区原本就经常发生盗窃案。”

    我们走进多波域电源系统实验室。

    “结果是这个孩子干的，十三岁。”范德摇着头开了灯，“真搞不懂现在的孩子是怎么了。想想我十三岁的时候，最大的罪状是用BB枪打小鸟。”

    他把卢玛探照仪装在三脚架上。

    “在我看来这罪状已经不轻了。”我对他说。

    我把衣服平摊在化学通风橱内灯罩下方的白纸上，他将卢玛探照仪插上电源，风扇开始运转。一分钟后，他开启光源灯泡并把亮度调到最高，接着把一副护目镜搁在我手边，在输出镜头上装上四百五十纳米的蓝色光学滤镜。我们戴上护目镜，打开开关，卢玛探照仪射出的蓝色光线照亮地板。范德的影子晃动着，许多染色剂的瓶罐上浮现出“亮黄”、“荧绿”和“红蜂”等字样。光束里的尘埃有如璀璨的星尘般弥漫整个房间。

    “你知道，最近有些警察局里的笨蛋也去弄了卢玛探照仪，开始分析起犯罪现场了，”范德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他们用红蜂染色，又把指纹放在黑色背景上，因此我拍照时必须开着卢玛探照仪，好让那该死的指纹恢复成白色。”

    他开始照射集装箱里找到的塑料垃圾桶，很快便发现有淡淡的指纹浮现出来。他用红蜂染剂染色，带电的红色粉尘飘散在黑暗中。

    “好的开始，”我说，“加油，尼尔斯。”

    范德把三脚架移近死者的黑色牛仔裤，外翻的右侧口袋呈现出暗红色。我戴着手套戳了一下，又发现几抹闪着珍珠光泽的橙色。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红色。”范德说。

    我们花了一个小时照射所有衣物，包括鞋子和腰带，均无荧光显现。

    “这两种红色的性质不同，”我打开灯，范德说道，“虽然都发出荧光，但我只把垃圾桶染色了。”

    我抓起电话打往停尸间。接听的是费尔丁。

    “我需要死者口袋里的所有东西，应该正放在托盘上风干。”

    “就是那几枚外国硬币、一把雪茄剪和一个打火机？”

    “没错。”

    我们再度熄灭灯光，完成所有衣物表面的照射，发现了更多奇怪的浅色毛发。

    “是他的头发吗？”范德看我将镊子伸入那冰蓝色的光线，轻轻夹起那些发丝放进信封。

    “他的头发是深色的，而且很粗，”我答道，“不，这不可能是他的。”

    “很像猫毛。那种被我列入黑名单的长毛猫，安哥拉猫？喜马拉雅猫？”

    “挺罕见的。养这种猫的人不多。”我说。

    “我太太特别爱猫，”范德说，“她养过一只叫做小栗的猫。那只该死的猫总喜欢咬我的衣服，我的衣服往往就与这差不多。”

    “我想这很可能就是猫毛。”我猜测道。

    “太细了，不像狗毛，你觉得呢？”

    “不过和斯开岛梗又长又直的光亮长毛也有点像。”

    “淡黄色？”

    “也可能是黄褐色，也许是下层绒毛？我不知道。”

    “说不定这家伙在养殖或研究什么动物，”范德推测着，“不是也有长毛兔吗？”

    “有人吗？”费尔丁开门打招呼，端着托盘进来。我们打开灯。

    “有一种安哥拉兔，”我说，“毛可以拿来织毛衣。”

    “看来你最近在努力健身啊！”范德对费尔丁说。

    “你是说我以前像是不运动？”费尔丁答道。

    范德一脸困惑，似乎从未发现费尔丁是个健身狂人。

    “我们在一个口袋里发现了某种残留物，”我告诉费尔丁，“就是装有钱币的那个口袋。”

    费尔丁掀开托盘上的毛巾。“我认得英镑和德国马克，”他说，“另外这两枚铜币就不认识了。”

    “我想应该是比利时法郎。”我说，“至于这些纸钞，我也不清楚。”

    托盘上整齐排列着几张等待风干的纸钞。

    “上面好像印有寺庙还是什么？是阿联酋迪拉姆还是阿拉伯币？”

    “我会请罗丝查一下。”

    “怎么会有人随身携带着四种货币？”费尔丁说。

    “也许曾经在短期内进出许多国家吧，”我猜测着说，“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可能。我们还是尽快分析这些残留物吧。”

    我们戴上护目镜，范德再次关灯。好几张纸钞上呈现出同样的亮橙色痕迹。我们照射了每张纸钞的正反两面，发现满是斑点污渍，一枚隐藏的指纹在一张面值一百的迪拉姆纸钞的左上角依稀浮现。

    “真是好心有好报啊。”费尔丁说。

    “运气真好，”范德满意地微笑道，“太好了！我马上处理。我会把它交给特情局的朋友，让他用摩非、指痕、尼可非、纹恩……随便什么数据库进行比对，那里有多达四五千万个指纹记录。”

    再没有比发现有助于捕获凶手的蛛丝马迹更能让范德兴奋的了。

    “联邦调查局的全国数据库还向其他相关机构开放吗？”费尔丁问。

    “调查局的所有指纹档案特情局基本都有，但像往常一样，调查局会重起炉灶，花一大笔钱建立自己的专属数据库，并选择不同的供货商，以独立于其他单位之外。今天晚上我有个饭局。”

    范德把卢玛探照仪对准钉在砧板上那腐烂发黑的皮肉，立刻有两个黄色的亮点呈现出来，钉头大小，水平、对称，无法擦掉。

    “我相当确定这就是纹身。”我说。

    “是啊，”范德赞同道，“想不到还有什么别的可能，用其他方法检测也一样。”

    在森冷的蓝光照射下，死者背部的皮肤显得黯淡脏污。

    “这一块的颜色怎么这么深？”范德用戴着手套的指头圈出一块和我手掌大小相仿的区域。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费尔丁说。

    “真想不通颜色为什么会这么深。”范德思索着说。

    “也许这个纹身用的是黑色或棕色颜料。”我推测。

    “把这交给菲尔处理吧，”范德说，“几点了？真希望伊迪丝没有答应今晚的聚餐。我得走了，斯卡佩塔医生，这里交给你了。该死，真要命。每次伊迪丝说要庆祝什么时我就头疼。”

    “哎，少来了，大人物，”费尔丁说，“你自己才是个派对狂呢。”

    “我真的感觉我酒量变小了。”

    “这样也好，尼尔斯。”我说。

    我走进影像强化室，发现菲尔·拉普安特正心情不佳。这间屋子是科研人员对各种明暗不等的嫌犯面部照片进行处理、调整和对比的地方，但看起来更像制片室而非实验室。拉普安特是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专业而坚定，只是尚未学会如何在案件陷入胶着时寻求突破。

    “该死。”他说着用手指抓了抓浓密的红发，对着二十四英寸的屏幕眯起眼睛。

    “我也实在不喜欢给你找这种麻烦。”我说。

    他不耐烦地敲着键盘，在便利店的录像带画面上又加了一层灰阶。画面中那个戴着墨镜、套着发网的家伙依旧模糊，但头部喷出血雾的店员倒是愈显清晰。

    “加强影像的瞬间很清楚，但立刻就消失，”拉普安特叹了口气，抱怨道，“我做梦都能梦到这家伙。”

    “实在难以相信，”我盯着屏幕说，“这家伙看起来竟这么轻松，好像把人杀就杀了，没什么大不了的，管他呢，活该你倒霉。”

    “是啊，我也这么觉得，”拉普安特伸展着腰部，“无缘无故就把人干掉了。这点我一直想不通。”

    “也许几年后你就会明白了。”我说。

    “我不想变得愤世嫉俗，如果这是你的意思。”

    “不是说变得愤世嫉俗，而是终于能够理解，并非一切事情都要有个理由。”我对他说。

    他出神地望着电脑屏幕上派尔·甘特生前被捕捉到的最后一幕。此人最终躺在了我的验尸台上。

    “让我瞧瞧你带了什么来。”拉普安特说着掀开手术托盘上覆盖的毛巾。

    甘特年仅二十三岁，有个两个月大的孩子，遇害时正在加班，想多赚点钱买串项链送给妻子作为生日礼物。

    “这一定是集装箱里那位死者的。你认为是纹身吗？”

    甘特被枪击之前大小便失禁。

    “斯卡佩塔医生？”

    他的牛仔裤和柜台后面的椅垫都被尿液浸湿了。我望向窗外，看到两名警察正在停车场里极力阻止他那情绪失控的妻子冲进来。

    “斯卡佩塔医生？”

    她拼命地尖叫、挣扎，露出了嘴里装的矫正牙套。

    “三十一美元二十美分。”我喃喃道。

    拉普安特将画面保存后关闭。

    “什么？”他问。

    “收款机里的钱。”我回答。

    拉普安特拉动椅子，打开抽屉拿出几个彩色滤镜，然后到处翻找手套。此时电话响起，他连忙跑去接听。

    “稍等，”他把话筒递给我，“找你的。”

    是罗丝。

    “我咨询了克莱斯塔银行外汇部门的一位办事员，”她说，“你问的迪拉姆，目前与美元的兑换汇率是九点三比一。因此两千迪拉姆大约是二百一十五美元。”

    “谢了，罗丝。”

    “还有一件事或许你会感兴趣，”她继续说，“我国是禁止携带阿联酋迪拉姆出入境的。”

    “我感觉这家伙一定不会遵纪守法，”我说，“你能再试着联系一下弗朗西斯科探员吗？”

    “没问题。”

    我忽然意识到，露西不肯见我恐怕不仅因为烟酒枪械管制局的规章，还因为她自己也拒绝，不由得心生恐惧。我想见她，不顾一切地想见她。我挂断电话，举起托盘里的软木砧板。拉普安特在强光下打量着我。

    “我对此不太乐观。”他对我说。

    “不在梦里见到就好，”我说，“我也不抱什么希望，只能尽力了。”

    表皮呈现出矿石或沼泽般的墨绿色，皮下组织则比腌肉更加干瘪暗沉。我们把砧板固定在与影像屏幕连接的高分辨率照相机镜头下。

    “不行，”拉普安特说，“反光太强烈了。”

    他改用斜光，调成黑白模式，然后在镜头上替换各种颜色的滤镜。蓝色的不够理想，黄色的也达不到想要的效果。换成红色滤镜时，带有珍珠光泽的斑点再度浮出。经拉普安特放大后发现，这些斑点几乎呈正圆形，不禁让我想起满月，以及有着邪恶黄眼珠的狼人。

    “大概不可能更清楚了，就用这个吧。”拉普安特失望地说。

    他把影像存进硬盘，开始进行解析，用软件呈现出肉眼无法分辨的两百多个灰阶。

    拉普安特操作着键盘和鼠标，不断打开又关闭多个窗口，调整对比度、亮度，缩放影像，消除被他称作垃圾的背景噪点。毛细孔逐步在眼前显现出来，接着是纹身的针孔，许多黑色的波浪纹在黑暗中浮现出来，像是动物皮毛或者羽毛。宛如雏菊花辦的黑色线条逐渐呈现出爪子的形状。

    “你认为是什么呢？”我问拉普安特。

    “我想这已经是最好的效果了。”他焦躁地说道。

    “哪里可以找到纹身专家？”

    “为何不先问问你认识的历史专家？”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