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我被雨滴重砸在屋顶上的沉闷声音和响个不停的闹铃声吵醒。在不必工作的假日现在尚早，我忽然意识到昨晚过后便已进入十一月。冬天不远了，又一年悄然消逝。我打开百叶窗，望着外面的天色。玫瑰瓣瓣凋落，河水高涨，在黑黝黝的岩石四周涌动。

    我对马里诺感到抱歉。昨晚我很没耐性，甚至没招待他喝杯啤酒就让他回去了，但我又不想和他谈论他无法理解的事情。对他来说问题很简单。我离了婚，本顿·韦斯利的妻子则弃他而去，投入其他男人的怀抱。我们原本就有一段恋情，所以干脆结婚算了。我也曾朝这方向努力。去年冬天，我和韦斯利一起滑雪、潜水，一起购物、下厨、同进同出，甚至在我院子里种花，但我们实在无法融洽相处。

    事实上，我不喜欢他待在我的屋子里，与我不喜欢马里诺坐我的椅子是同样的道理。每当韦斯利移动某样家具或把餐盘和银器放错碗橱或抽屉，我总是暗自生气，而这点让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和困惑。他尚未离婚时我就从不认为我们的交往是正确的，可那时我们有许多乐趣，尤其是床第之欢。我无法体会到某些爱侣间应有的感觉，并害怕这种挫败暴露出自己都不忍面对的某项特质。

    我开车到办公室，一路上暴雨如注，毫不留情地敲打着车顶，挡风玻璃上的雨刷使劲摆动。刚到七点，车辆稀少。迷蒙水雾中，里士满市中心的天际线渐渐浮现。我想起那张照片，脑海中浮现出电脑屏幕由上往下展开的画面，不禁浑身哆嗦，手臂顿时汗毛倒竖。我感到莫名的不安，因为忽然意识到发送照片的也许是我认识的某个人。

    我在第七街出口转弯，绕过休柯坡商店街。碎石路面湿漉漉的，路边时髦的餐厅此时仍一片昏暗。我行经空荡荡的停车场，转进位于四层灰泥建筑后方的停车位。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醒目地立着“首席法医”标志牌的车位上竟停着一辆电视新闻转播车。那些记者知道，只要有足够的耐心，总会找到我。

    我就近停下，挥手示意他们把车移开。这时转播车的车门开了，一个穿雨衣的摄影师跳了出来，挡在我前面，另一名记者拿着麦克风跟在后面。我把车窗摇下几英寸。

    “让开，”我没好气地说，“你们占了我的车位。”

    他们毫不在意，此时又有一人举着镁光灯下了车。我呆坐在车里，气得浑身僵硬。记者挡住我的车门，将麦克风从车窗缝隙塞了进来。

    “斯卡佩塔医生，你是否认为连环凶杀案的凶手再度出手了呢？”她高声问，摄像机亮起，灯光灼灼。

    “把车子挪走。”我直直瞪着她和摄像机，语气冰冷强硬。

    “你们又发现了一具残骸，是吗？”她又把麦克风凑近些，雨水顺着她的兜帽流下。

    “我最后一次要求你们把转播车开走。”我的口气像个即将宣判蔑视法庭罪行的法官，“你们侵犯了我的权益。”

    摄影师把镜头拉近，从各种角度取景，刺眼的灯光闪个不停。

    “它是否也被肢解，就像其他……”

    她在我摇上车窗的瞬间抽走了麦克风。我摇着变速杆开始倒车，一群人仓皇退让，闪避我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轮胎一阵打滑，我在转播车后面停车，将它夹在我的奔驰和大楼之间。

    “等一下！”

    “喂！你不能这样！”

    下车时我看见他们脸色发青。我没有打伞，直接跑进大门，然后上锁。

    “喂！”抗议声在持续，“我们的车出不来了！”

    大楼入口处停着那辆栗棕色的特大型公务车，车身上凝结的水珠滴落在水泥地上。我打开另一道门踏进走廊，一边环顾四周，看有谁在。白色瓷砖墙壁洁净无瑕，空气中充满工业用强力杀菌剂的浓重气味。我走向停尸间办公室时，巨大的不锈钢冷冻室门忽然打开了。

    “早上好！”温格说，带着惊讶的微笑，“你来得真早。”

    “谢谢你把公务车开进来，没让它淋雨。”我说。

    “据我所知没有新案子的受害人进来，所以认为把它停在大楼内应该无妨。”

    “你移动车子时看见外面有人吗？”我问。

    他一脸困惑。“没有啊，不过那是大约一个小时以前的事了。”

    温格是唯一一个通常比我先到办公室的助手。他举止轻快，极富魅力，拥有漂亮的五官和蓬松的深色头发。他略有洁癖，总是熨烫自己的工作服，每周清洗好几次公务车和验尸车，并把不锈钢擦得像镜子那般发亮才肯罢休。他负责维持停尸间的运作，工作时总带着军人般的精确和自豪，绝不容许这里的任何人有丝毫疏忽或怠慢，因此没人敢随意丢置危险废弃物，或说些对死者不敬的玩笑话。

    “掩埋场的受害人还在冷冻室里，”温格对我说，“要我把它拖出来吗？”

    “等讨论后再说吧，”我说，“冷冻得越久越好。此外，我不希望任何人随便进来窥探。”

    “绝不可能发生这种事。”他说，好像我在暗示他玩忽职守。

    “我也不希望这里的任何一名职员好奇地逛来逛去。”

    “哦，”他眼里闪过一丝愤怒，“人心难测。”

    他永远琢磨不透，因为他不同于常人。

    “麻烦你提醒保安人员，”我说，“媒体已经闯进停车场了。”

    “不会吧？这么快？”

    “刚才我停车时，第八频道的记者就在那里堵我。”我把我的车钥匙交给他，“让他们待几分钟，再放他们走。”

    “什么意思，放他们走？”他眉头一皱，看着手上的遥控车钥匙。

    “他们就待在我的停车位。”我朝电梯走去。

    “他们怎么了？”

    “去看看就知道了。”我进了电梯，“如果他们敢动我的车，我就告他们非法入侵和恶意毁损财物，然后请司法部长办公室打电话给电视台总经理。我可能真的会起诉。”我隔着正在关闭的电梯门笑着对他说。

    我的办公室在综合实验大楼的二楼。这栋大楼建造于七十年代，很快就会被我们和楼上的科学家舍弃。我们最终在布罗德街新成立的生物科技园区找到了宽敞的办公用地，那里距离万豪酒店和大剧院不远。

    大楼建造时，我曾花费不少时间讨论内部细节、蓝图和预算等问题。多年来我视为家园的地方如今一片凌乱，走廊里堆叠着一排排纸箱，职员们都懒得把文件归档，因为所有物品迟早都得打包。我避开越堆越多的纸箱，穿过走廊走进办公室，办公桌一如往常像经历了一场雪崩。

    我又查看电子邮箱，暗暗期待收到另一份匿名邮件，但没发现任何异状。我过滤着邮件，间或发送简短的回复。那封“死医客”的邮件静静等在收件箱里，我忍不住又一次打开信件内容和附件照片。我太过专注，根本没听见罗丝进来。

    “我觉得诺亚最好再造一艘方舟。”她说。

    我吓了一跳，抬头看见她正一脸担忧地站在我们两个的办公室之间的通道上脱雨衣。

    “我不是故意吓你的。”她说。

    她有些犹豫地走进来，仔细端详着我。

    “我就知道不管怎么劝，你还是会来。”她说，“你好像见鬼了一样。”

    “你这么早来做什么？”我问。

    “我估计你一定忙不过来。”她脱下外套，“你看早上的报纸了吗？”

    “还没有。”

    她打开手提袋，取出眼镜。“都是关于这个‘屠夫’的新闻，你可以想象这引起了多大的骚动。我开车时听广播说，这些案子发生后市面上的手枪空前畅销。有时候我甚至会想，那些枪械商店是不是案件的幕后黑手。大家吓昏了头，然后一窝蜂地跑去买最新型的点三八口径或半自动手枪。”

    罗丝铅灰色的发丝总是挽在脑后，面孔高贵聪颖。世上再无她没见识过的事物，而她也一向无惧于任何人。我经常担心她会退休，因为我知道她的年纪。她其实不必替我工作，她留下只因为关心我，而且自己也孤身一人。

    “过来看看。”我说着推开椅子。

    她绕到我的办公桌边，距离近得我可以闻到她身上的白麝香香味。她使用的所有香水都是美体小铺调配的，因为他们从不以动物做实验。最近她收养了第五只退休猎狗，还养了许多只暹逻猫和松鼠，几乎要变成皮草爱好者的克星。她盯着我的电脑屏幕，一时间似乎没反应过来那是什么，但随即僵住。

    “上帝，”她透过双光眼镜望着我，喃喃道，“这就是楼下那个吗？”

    “拍摄时间可能早一些，”我说，“是用美国在线的邮箱发给我的。”

    她没出声。

    “不必我多说，”我继续说，“我在楼下时你一定会仔细留意这里。倘若有不熟或没有预约的人上来，就让保安把他拦住，你甚至不必出去问他有什么事。”我目光锐利地看着她，因为我太了解她的为人。

    “你认为他会来这里？”她若无其事地说。

    “我只知道他似乎想和我接触，”我关掉邮件，站了起来，“而他办到了。”

    <er h3">二

    不到八点半，温格便将尸体推上地磅，开始了必将极度漫长而痛苦的化验工作。这具残骸重四十六磅，长二十一英寸，背后的尸斑颜色暗淡，表明血液循环停止时，血液因地心引力沉降，也意味着她死后曾仰躺了数小时或者数天。我看着她，不由自主地想起电脑屏幕上的残酷影像，也愈发相信那就是我眼前的尸骸。

    “你认为她有多高？”温格把轮床推到第一个验尸台旁并排放置，看了我一眼。

    “我们得依据脊椎的长度来推测身高，因为没有胫骨和股骨。”我说着在手术袍外系上一条塑料围裙，“但她看起来很娇小，称得上相当弱小。”

    片刻之后X光照射完毕，温格把X光片贴在灯箱上，它们诉说的故事似乎不太合乎常理。耻骨联合的表面，或者说两根耻骨接合处的表面，并非年轻人特有的凹凸不平的锯齿状，相反，骨头边缘呈现严重磨损的不规则唇形。其他X光片则显示胸骨末端有不规则的骨质增生，骨头边缘粗糙，外壁很薄，另外腰骶椎也有同样的退化现象。

    温格并非人类学家，但他也看出了这几个显而易见的特点。

    “要不是我略知一二，我会以为我们把她的X片和别人的弄混了。”他说。

    “这位女士年纪很大了。”

    “你推测大概多少岁？”

    “我不喜欢猜测。”我研究着她的X光片，“但我想至少有七十岁，或者更谨慎一点，在六十五到八十岁之间。来，咱们整理一下那些垃圾。”

    我们花两个小时过滤那一大袋来自掩埋场的垃圾，它们曾位于尸体下方和四周并与之直接接触。包裹她的垃圾袋应该是黑色的，三十加仑容量，用一条黄色塑料锯齿密封条扎紧。温格和我戴上口罩和手套，在大堆用作掩埋场覆盖物的轮胎碎片和椅垫碎片里翻检。我们筛检了难以计数的黏滑塑料片和纸片，挑出其中的蛆和死苍蝇放进纸盒。

    我们的收获不多，只有一粒也许和案情毫不相干的蓝色纽扣，还奇怪地找到一颗小孩的牙齿，这大概是为了换取枕头下的钱币而丢掷的。我们还发现一把变形的梳子、一个瘪了的电池、一些瓷器碎片、一个扭曲的铁丝衣架和一支Bic笔笔帽。大部分垃圾都是些橡胶屑、绒毛团、破的塑料袋和湿软的纸片，我们把这些统统扔进垃圾桶，然后打开验尸台周围的照明灯，将她安置在一条干净的白床单中央。

    我拿着透镜，开始一寸寸检查她的全身，在显微镜下观察，她的躯体俨然是一片残破的大地。我用镊子在她枯槁如暗红色树桩的颈部采集浅色纤维，找到了三根头发，灰白色，长约十四英寸，粘在她后背干了的血块上。

    “再给我拿一个信封。”我对温格说。我发现了意想不到的东西。

    在肱骨上，即上臂骨的截断面和骨头周围肌肉的边缘，我发现了更多的纤维和似乎来自淡蓝色布料的棉屑，这意味着锯子切断过这些衣物。

    “她是穿着衣服或包裹着东西时被肢解的。”我惊愕地说。

    温格停手望着我。“前面几个不是。”

    之前的受害者似乎是赤裸着身体遭肢解的。我继续用透镜观察，温格则在一旁作记录。

    “两处股骨断面也都沾有纤维和布料碎屑。”我凑近些细看。

    “这么说她腰部以下也覆盖着东西？”

    “没错，看来是这样。”

    “就是说有人将她肢解后才把她的衣服全部脱掉？”温格看着我，情感随脑中冒出的画面而浮现眼底。

    “他不希望我们找到衣服，也许上面有太多线索。”我说。

    “那他为什么不先脱掉她的衣服或包裹物再动手？”

    “也许他不想在肢解时看见她的身体。”

    “哦，原来这个人还挺多愁善感。”温格痛恨地说。

    “把测量数字记下来。”我对他说，“颈椎从第五节切断，小转子以下的右侧残余股骨长两英寸，左侧残余股骨长两英寸半，有明显锯痕；左右肱骨均残余一英寸，同样有明显锯痕；右臀上方有一处四分之三英寸长、已经愈合的旧疫苗疤痕。”

    “那个呢？”他指的是臀部、肩膀和大腿上那些突起的肿胀丘疹。

    “我也不知道，”我说着拿起一支注射针筒，“可能是带状疱疹病毒感染。”

    “哇！”温格跳离验尸台，“你真该早点告诉我。”他忧心忡忡地说。

    “只是带状疱疹，”我给一支试管贴上标签，“也许吧。我必须承认，这确实有点怪异。”

    “什么意思？”他越发不安。

    “如果是带状疱疹，病毒便会侵入感觉神经。水疱一旦冒出，就表示病毒正沿着神经系统扩散，例如在肋骨下方。所有水疱的生长进程应该都不相同，但这些表面上看是一整丛，好像是同时长出来的。”我回答说。

    “还有什么可能性？”他问，“水痘吗？”

    “同一种病毒。小孩得了叫水痘，成人得了叫带状疱疹。”

    “万一我被传染怎么办？”温格说。

    “你小时候得过水痘吗？”

    “不记得了。”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疫苗呢？”我问，“接种过吗？”

    “没有。”

    “嗯，如果你体内缺乏水痘带状疱疹的抗体，就应该去接种。”我抬头看着他，“你是否有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

    他没吭声，只是走向一辆推车，摘下乳胶手套丢进用来收集生化废弃物的红色垃圾箱，然后烦躁不安地换上一双较厚的蓝色丁腈手套。我停下手中的工作看着他，直到他回到验尸台前。

    “我只是觉得你应该早点警告我的。”他说，声音听起来有些哽咽，“我是说，在这个地方工作很难事事防范周全，例如接种疫苗，除非预防乙型肝炎。因此我必须依赖你来告诉我是否发生了情况。”

    “冷静。”我温和地对他说。

    温格对自己的健康太过敏感，这是他唯一令我头疼的地方。

    “除非有体液接触，否则你不可能感染水痘或者带状疱疹。”我说，“所以，只要你戴着手套并依照正常程序作业，没有被割伤或被注射针筒刺伤，就不会感染病毒。”

    有那么一瞬，他眼神晶亮，迅速转过头去。

    “我要开始拍照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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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