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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驾车顺着长长的路回家，里士满的天空挂着一轮满月。路边只有一些趁着万圣节要糖果的孩子还不屈不挠地走着，车灯照亮了他们狰狞的面具和小小的身影。不知我家的门铃已被按过几次。孩子们特别喜欢到我家讨糖，因为我非常大方，毕竟我没有孩子可以宠溺。错过了这些孩子，明早我的同事可以分到四大袋未拆封的巧克力。

    上楼的时候，电话响了。在答录机回应前，我及时拿起话筒。对方的声音听起来很陌生，但当我认出这个声音时，心跳不禁加快了。

    “凯？我是马克，感谢上帝，你到家了……”

    马克·詹姆斯好像正藏在油桶底和我说话，我听见汽车往来的声音。

    “你在哪儿？”我终于冷静下来问道，但我知道自己的声音显得很焦躁。

    “九十五号高速公路上，大约在里士满以北五十英里。”

    我在床沿上坐下。

    “我打的是公用电话。”他解释道，“告诉我怎么到你家。”又一阵车声后，他补充道，“我要见你，凯。我在华盛顿特区待了一个星期，从下午开始就一直在找你，最后决定冒险租车直接过来。可以吗？”

    我不知该说什么。

    “我们可以小酌一杯，叙叙旧。”这个曾经伤透我心的人如此说道，“我在市区的莱帝森饭店订了房间。明天一大早，有一班飞机从里士满飞到芝加哥。我只是想……说真的，有件事我想和你谈谈。”

    我无法想象我和马克之间还有什么好谈。

    “可以吗？”他又问了一次。

    不可以！但我说的却是：“当然，马克，能见到你真好。”

    我给了他地址，然后到浴室整理妆容。想来已经是许久以前的事了。十五年前，我们一起念法律系。已经很久很久没见面了。我的头发颜色已经变深，不复当年那般金黄，眼睛也从澄蓝转为灰蓝。公正无比的镜子让我看清自己三十九岁的样子，并提醒我有一种叫拉皮的手术。在我的记忆里，马克还是二十四岁，他是我的热情、我的依靠，是让我陷入落魄和绝望的人。和他分手以后，我什么都没做，只是工作。

    他仍然爱开快车，喜欢好车。不到四十五分钟，我就看到他从租来的斯德菱汽车中走出来。他还是我记得的马克，身材依然瘦长，踏着自信的步伐，一面走上石阶，一面浅笑。我们很快地拥抱，有些不自在地走进走廊，说不出一句像样的话。

    “还喝威士忌？”我终于问。

    “仍然没变。”他随我走进厨房。

    我从酒柜上拿出酒瓶，很自然地用多年前的方式替他调了一杯：双份酒，加冰块和一些气泡矿泉水。他的视线跟着我在厨房中移动。我将酒放到桌上。他啜了一口，盯着杯子，摇晃冰块，这是他紧张时的习惯动作。我仔细地打量他，望着他细致的五官、高高的颊骨和清澈的灰眸，暗色的鬓发已经变浅了。

    我将注意力移到他杯中转动的冰块上。“你在芝加哥的律师事务所工作？”

    他靠向椅背，抬头说：“我只负责上诉的工作，很少出庭。有时我会碰到岱斯纳，所以才知道你在里士满。”

    岱斯纳是芝加哥的首席法医。我们有时在会议上碰面，还一起出席过几个委员会。我从不知道他认识马克·詹姆斯，至于他怎么知道我认识马克，更是一个谜。

    “我不该告诉他我和你是同学，他时常用你来刺激我。”他解释道，似乎明白我的疑虑。

    这一点我能明白。岱斯纳是个粗鲁的人，对辩护律师都不怎么友善，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常成为众说纷纭的传奇故事。

    “就像多数法医学者一样，岱斯纳赞成起诉判刑。我为一个杀人犯辩护后，他就认定我也是坏人。他常常故意找我，然后顺带提到你最近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或是告诉我你正在处理的案子。斯卡佩塔医生，著名的法医。”他笑了，但眼睛没动。

    “我不认为你说的是对的，并非所有法医都赞成起诉判刑。”我回答，“你会这么想，是因为证据大多对被告有利，案子往往无法起诉，根本上不了法庭。”

    “凯，我对程序太熟悉了。”他的语气中带有我熟悉的不耐烦，“我明白你的角度，如果我是你，也会希望所有恶棍都受到惩罚。”

    “对，你老是明白我的角度，马克。”我反击道，还是一样的争执。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才进来不到十五分钟，我们又回到过去留下的问题。过去我们之间最严重的几次争吵都与此有关。马克和我认识的时候，我已经是个医生，正在乔治城大学修法律，我已经见识过恐怖、残暴和无理的悲剧，我的手套已经碰过许多痛苦和死亡留下的腐物。马克是杰出的常青藤学生，脑中所谓的重罪就是有人在他的捷豹上刮了一道。他念法律只是因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律师。我是天主教徒，他是新教徒；我是意大利裔，他是和查尔斯王子一样的盎格鲁裔；我在贫穷的环境里长大，他则成长于波士顿最高级的地区。但我曾经认为我们会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你一点也没变，凯，”他说，“只是多了一股犀利的气息。我猜你在法庭上一定很难缠。”

    “我不希望自己变得犀利。”

    “我不是在批评你，只想说你看起来好极了，”他看了看厨房各处，“而且十分成功。你快乐吗？”

    “我喜欢弗吉尼亚州。”我没有看他，“唯一不满意的是这里的冬天，可我想在这方面你住的地方比我更糟。你如何能忍受芝加哥有半年是冬天的天气？”

    “我从没习惯过。你绝对会讨厌那儿。像你这种迈阿密的温室花朵若去了那里，肯定撑不过一个月。”他喝了一口酒，“没结婚？”

    “结过。”

    “嗯……”他皱眉思索，“那个叫东尼什么的。我记得你和东尼……班尼迪提，是吧？你是在我们分手之后第三年的年底开始和他交往的。”

    我没想到马克注意到这件事，更没料到他会记得。“我和他离婚了，已经很久了。”

    “很遗憾。”他轻声说。

    我伸手拿酒。

    “有没有认识好的人？”他问。

    “好或不好的都不认识。”

    马克不再像从前那样爱笑了。他顺便提到了自己：“两年前，我几乎要结婚了，但没结成。也许我应该老实告诉你，是我在最后一刻退出了。”

    我很难相信他一直未婚，他一定又猜出我在想些什么。

    “那是在珍妮过世以后，”他迟疑道，“我结过婚。”

    “珍妮？”

    他又开始晃动冰块了。“从乔治城大学毕业后，在匹兹堡认识了她。她是公司的税务律师。”

    我仔细望着他，忽然感到很困惑。马克的确变了，过去他强烈地吸引我的力量已经改变。我不敢再想，原因很复杂。

    “一场车祸。”他说道，“在一个周末的夜晚，我们计划晚些睡，先看一场电影。她出门买爆米花，一个酒醉驾车的人冲到她的车道，连车灯都没开。”

    “上帝！马克，我很遗憾。”我说，“太不幸了！”

    “已经八年了。”

    “没有孩子？”我声音很小。

    他摇头。我们一阵沉默。

    “我的事务所要在华盛顿特区设立办公室。”他望着我。

    我没作反应。

    “我可能会被调到特区。事务所发展得很快，在纽约、亚特兰大、休斯敦有一百多个律师和办公室。”

    “你什么时候搬？”我非常平静地问。

    “也许年初就可以。”

    “真的要搬？”

    “我已经很厌恶芝加哥了，我需要改变，我想让你知道。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至少是主要原因。我不希望搬来特区后才偶然碰到你。我将住在弗吉尼亚州北部，你在那里有个办公室，我们很有可能在餐厅或戏院碰到。我不希望那样。”

    我想象自己坐在肯尼迪机场内，发现马克坐在三排坐椅之外，对着身旁年轻美丽的女友耳语的场景。我又感到当年的痛苦：不只是心理，连生理方面都备受煎熬。他却没有情敌，完全占有我的全部感情。一开始，我就怀疑我们的付出并不平等，后来，我则完全肯定。

    “这是我来的主要原因。”他又说了一次，“但还有一件事，与我们个人无关。”律师开始办正事了。

    我保持沉默。

    “里士满有个女人在大前天晚上被杀了，贝丽尔·麦迪逊……”我的震惊写在脸上，他停顿下来。

    “我的合伙人伯格打电话到旅馆告诉了我这件事情，我想和你谈谈……”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问道，“你认识她？”

    “不熟。去年冬天我在纽约见过她一次。我们事务所也涉足娱乐法，贝丽尔陷入出版合约纠纷，便聘请‘奥德夫与伯格法律事务所’替她处理。她和承办律师斯巴拉辛诺商议时，我恰好也在纽约。斯巴拉辛诺便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在阿根昆餐厅吃午餐。”

    “如果你认为合约纠纷与她被杀有关，你应该跟警方谈，不是跟我。”我越说越生气。

    “凯，公司根本不知道我跟你谈这件事，明白吗？伯格昨天来电是要谈别的事情，只是顺便提到贝丽尔·麦迪逊遭到谋杀，让我看看当地的报纸怎么说。”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去向你的前任某某打听一下。”我感到自己的脖子正在发红。前任某某？

    “不是这样。”他移开视线，“在伯格联络我以前，我就想起你，想打电话找你了。前两个晚上我就从查号台查出你的电话，一直考虑要不要打。要不是伯格告诉我那件事，可能我还没勇气拨电话。贝丽尔让我有了借口，相信我，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听不进去。我很想相信他，但那会让我憎恨自己。“如果你的公司对这件案子这么有兴趣，告诉我原因。”

    他思考了一下。“我不知道公司的人想打听这案子是否合理。也许只是出于私人因素，她生前和大家相处过，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同事们都很吃惊。我可以告诉你，她委托我们的案子相当棘手。八年前签的合约，说起来很复杂，总之，和盖瑞·哈博有关。”

    “那个小说家？”我很惊讶，“就是那个盖瑞·哈博？”

    “你大概知道，他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远，是一片十八世纪的田庄，叫卡勒林园，就在威廉斯堡的詹姆斯河上。”

    哈博大约于二十年前出过一本小说，得了普利策奖，我试着回想读过什么关于他的报道。他是个传奇人物，和姐姐还是姑姑过着隐居生活。关于哈博的私生活有许多说法，他越拒绝媒体采访，引起的猜测就越多。

    我点燃一根烟。

    “我原本希望你打退堂鼓。”他说。

    “除非我死了。”

    “据我所知，贝丽尔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和哈博有过某种关系。有一段时间，她和他以及他姐姐住在一起。贝丽尔深具文采，是哈博想要的那种才华洋溢的女儿。她成了他的学生。通过他的关系，贝丽尔出了第一本小说，那时她才二十二岁，写的是带点文学风格的浪漫爱情小说，以斯卓登之名出版。哈博还在书中写了一段评论，说他发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新作家。这件事引起许多批评，因为她的小说商业味很浓，并非纯文学，而且哈博已经销声匿迹了那么多年。”

    “这跟她的合约纠纷有什么关系？”

    “一个小女孩的英雄式崇拜可能令哈博非常陶醉，但他仍旧是个谨慎的浑蛋。在帮贝丽尔出书以前，他强迫她签下一纸合约，禁止贝丽尔在他与姐姐有生之年，写出有关他的任何文章。现在他才五十五岁左右，他姐姐只大他几岁。基本上，这纸合约将束缚贝丽尔一辈子，因为她不能写回忆录。她怎么能在回忆录中不提到哈博？”

    “也许她能，”我说道，“只是少了哈博，书卖不出去。”

    “一点也没错。”

    “后来她开始用笔名，这也是合约内容的一部分？”

    “我想是。他希望贝丽尔永远是他的秘密。他赐给她写作上的成功，却要她与世隔绝。即使她的小说都很畅销，贝丽尔·麦迪逊这个名字名气并不大。”

    “她是否违反了这项合约，才找上你们公同？”

    他喝了口酒。“我要先说明，她并非我的客户，我不知道相关细节，但感觉到她已经遇到瓶颈，急于写出一点有意义的东西。接下来的故事，你大概也知道。她显然写不出来，有人在威胁她、玩弄她……”

    “什么时候开始的？”

    “去年冬天，大约在我们见面前后。我猜是二月底。”

    “说下去。”我感到好奇。

    “她不知道是谁在威胁她。我不敢说这些发生在她决定改变路线之前还是之后。”

    “她想如何避开违约这件事？”

    “我想是避不掉，至少不能完全避掉。”马克说，“但斯巴拉辛诺律师采取的策略，是让哈博知道他可以选择。他可以选择合作，而贝丽尔的著作绝对不会对他造成伤害，但换句话说，哈博没有审查权。他也可以选择当个浑球，而斯巴拉辛诺会把这件事告诉各大报纸和《六十分钟》等节目，哈博绝对束手无策。当然，他可以控告贝丽尔，可贝丽尔没那么多现金可赔。和哈博比起来，她的财产就像一桶钱里的一个硬币，而且官司会使得每个人都去买贝丽尔的书。哈博没有胜算。”

    “难道他没有能力阻止书出版？”

    “只会提高书的知名度，也会花上他几百万。”

    “现在她死了，”我望着烟在烟灰缸里燃烧，“我猜书也没写完，哈博不需要再担心什么了。马克，你是不是想告诉我，哈博可能跟凶案有关？”

    “我只是告诉你事情的背景。”

    那双清澈的眼睛凝望着我。有时它们显得如此深不可测，我仍然记得，这让我很不舒服。

    “你认为呢？”

    我没有说出心里真正的想法。马克为何要告诉我这一切？多么奇怪。贝丽尔并非他的客户，而且他对法律伦理了如指掌，事务所员工不能对外透露案件内情。他已身处界限边缘。这不是我记得的马克·詹姆斯会做的事情。他的行为就如同带着刺青出现在我家里那般唐突。

    “我想你最好跟马里诺谈一谈，他是刑事组长。”我答道，“否则我把你说的事情告诉他。不管怎样，他都会去造访你的事务所，询问各种问题。”

    “没关系，我无所谓。”

    有一会儿，我们都没说话。

    “她是怎样的人？”我清了一下喉咙问道。

    “我说过，我只见过她一次，但她让人印象深刻：有活力、聪明、有魅力，穿着一身高雅的雪白色套装；也令人产生距离感，好像藏有不少秘密，有种摸不透的深邃。她喜欢喝酒，至少那天吃午饭时她喝了不少——三杯鸡尾酒，即使是对我来说，中午喝这么多也多了些。但她也可能并非常常如此。那天她很紧张、很忧郁，精神紧绷。当然，她造访‘奥德夫与伯格’不是出于什么愉快的原因。哈博的事情必定让她很难过。”

    “她喝什么？”

    “什么？”

    “那三杯鸡尾酒，是什么？”

    他皱眉，望着对面。“我不知道，凯，喝什么会有关系？”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关系。”我想起那个酒橱，“她有没有提到遭到威胁的事情？我是说，在你面前？”

    “提过，斯巴拉辛诺也提过。我知道她不断地接到怪电话，都是相同的声音，却不是她认识的人。至少她是这么说的。还有一些怪事，我不记得细节了……已经太久了。”

    “她有没有记录下这些事情？”我问。

    “我不知道。”

    “她不知道是谁做的，也不知道原因？”

    “她给我的感觉是这样。”他将椅子往后倾。

    “斯巴拉辛诺，”我说，“他叫什么？”

    “罗伯特。”

    “他是否用M当简称？”

    “不。”他好奇地看着我。

    沉默持续了片刻，气氛有些凝重。

    “小心开车。”

    “晚安，凯。”他迟疑了一下说道。

    也许是我的想象力太丰富了，一度以为他要吻我，可他走下了阶梯。我回到房内，听见他开车离开。

    <er h3">02

    次日上午，一切仍那么忙乱。开会时我们接到通知，要检验五具尸体，包括一具河里捞出的浮尸。每回听到浮尸，大家都会叫苦连天。里士满警察局又送来两具遭枪杀的尸体，我做好其中一份报告后，便赶到约翰·马歇尔法庭大厦为另一起枪杀案作证，然后又到医学院和我指导的学生吃午饭。其间，我极力想将马克的造访抛于脑后，但越想忘记就记得越清楚。他很小心，也很固执，竟然会在十年后突然来访。这不合乎他的个性。

    中午刚过，我就投降了。我拨通了马里诺的电话。

    “正想打电话给你。”我说了不到两个字，他就插嘴道，“我正要出去，你能否在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以后，到本顿的办公室和我碰面？”

    “做什么？”我甚至没说出打电话的原因。

    “我有了贝丽尔的新报告，我猜你想知道。”

    他总是不说再见就挂电话。

    到了约定时间，我来到东格利斯街，在看到的第一个投币停车位上停了下来，那里离目的地不算太远。这栋十层建筑像灯塔一样，俯视着河边来往的垃圾船、古董店和一些卖外国菜的小餐厅。人们在龟裂的人行道上走动。

    向一楼警卫亮明身份后，我搭电梯来到五楼，走廓的尽头有一扇没有标记的门。里士满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是这个城市的大秘密。这里一切低调，看似平淡无奇，就和那些便衣警探一样。柜台后的年轻人正靠着墙打电话，见我过来便压住话筒，投来“要我帮忙吗”的表情。我说明来意后，他请我坐下。

    这间办公室很小，很男性化。暗蓝色的皮制家具，茶几上堆着体育杂志，墙上陈列着联邦调查局历任最高长官的照片、各种奖章，还有一面刻有殉职探员名字的铜牌。门有时被推开，我看到几个戴太阳镜、穿暗色西装的高大男子经过，但没一个人看我一眼。

    本顿·韦斯利就和调查局那些人一样严肃自傲，但这么多年来，他已经贏得了我的尊敬。在官僚式面孔下，他是一个值得交往的性情中人。他神采奕奕、活力四射，连坐着的时候也是如此，深色西裤和浆过的白衬衫使他显得更精干。他戴着流行的细领带，结打得很漂亮，腰上缠着黑色枪袋，但少了一把十毫米口径手枪，在室内他几乎从不佩枪。他是个英挺的硬汉，过早变白的头发总是令我惊讶。

    “抱歉让你久等了，凯。”他微笑道。

    他握手时相当有力，却没有炫耀男性力量的味道。我认识的一些警察和律师握起手来会用上约三十磅的力道，几乎可以捏碎我的手指。

    “马里诺已经到了。”韦斯利说，“我刚和他讨论完几件事情，现在才能来带你进去。”

    他为我开门，带我走入无人的长廊，转进他的小办公室，又去替我倒咖啡。

    “电脑报告昨晚终于出来了。”马里诺说。他惬意地靠着椅背，研究着一把看起来全新的点三五七左轮。

    “电脑？什么电脑？”我忘了带烟吗？不，就在皮包底部。

    “总部的，最近一直有故障。总之，我终于拿到一些报告，非常有趣，里面有一些让我非常意外的东西。”

    “贝丽尔的？”我问道。

    “说对了。”他把手枪放在韦斯利的桌上，补充道，“好枪！这浑球真走运，上周在坦帕举行的警察主管会议上贏到的奖项。我呢？连彩票的两块钱奖金都贏不到。”

    我将注意力转向韦斯利的办公桌。上面堆满了电话留言、报告、录像带，以及一些厚牛皮纸信封，我猜里面装的是本辖区某些刑事案件的照片和报告。墙边的玻璃橱柜里摆了许多骗人的武器：剑、铜钩爪、弹弓、非洲矛，都是多年来收集的和学生送的礼物。还有一张老照片，是威廉·韦伯斯特和韦斯利握手的合影，背景是一架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从这些东西中完全看不出韦斯利也有家庭，他有太太，有三个孩子。联邦调查局探员和多数警察一样，都非常保护他们的私生活，特别是在近距离接触恐怖和残暴之后。韦斯利精于描绘歹徒轮廓，看过不少不可思议的谋杀照片。他曾到监狱与查理·曼森、泰德·邦迪这类丧心病狂的杀人狂面对面，他知道恐怖世界的真面目。

    韦斯利端了两杯咖啡进来，一杯给马里诺，一杯给我。他从没忘记我习惯喝黑咖啡，还将烟灰缸放在我够得到的地方。

    马里诺拿起腿上的几张复印文件。讨论开始了。

    “我们只有三份记录报告。第一份是三月十一日星期一，早上九点半，贝丽尔·麦迪逊于前一晚打了九一一，要求警察到她家接受申诉。这项工作列为非重要任务，这并不稀奇，街上事情太多了。警察第二天上午才到她家，是个名叫吉姆·雷德的警员，任职五年。”他抬头看我。

    我摇头，我不认识雷德。

    马里诺浏览着报告。“根据雷德的描述，申诉人贝丽尔·麦迪逊非常不安，说她于昨晚，也就是星期天晚上八点十五分，接到一个威胁电话。她指认打电话的人为男性，可能是白人。对方说：‘我敢打赌你一定想死我了，贝丽尔。我一直注意着你，你看不到我，可我看得到你。你可以跑，但你逃不了。’申诉人又说，对方看到她于当天早上到7-11商店买过报纸，还知道她穿的是红色运动衣，没戴胸罩。申诉人表示自己确实在周日早上十点左右开车去过罗斯蒙街的7-11商店，穿的正是对方描述的衣服。她将车停在店外，从购报机买了一份《华盛顿邮报》，没有进店，也没注意到附近有什么人。她很愤怒对方对她的行踪了如指掌，认为对方一定是在跟踪她。当被问到在其他时候是否也被人跟踪过时，她说不知道。”

    马里诺翻到第二页，这部分属于报告的机密部分。他继续说道：“雷德称麦迪逊小姐不愿意提供对方提出的威胁内容。经过冗长的询问，她才指出对方说了猥亵的话，他还说一想到她全身赤裸的样子，就会激起杀她的欲望。听到这里，麦迪逊小姐挂了电话。”

    马里诺将这份文件放在力、公桌的角落。

    “雷德警员给地什么建议？”我问道。

    “老样子。”马里诺说，“他建议她做记录。每接一个电话，就把日期、时间与内容记下来，还建议她把门锁上，窗子关好上锁，考虑装警戒系统。如果她发现任何可疑车辆，要记下车牌号码并与警方联络。”

    我想起马克说过他二月份和贝丽尔吃过饭。“她在三月十一日报警的时候，有没有说这是她第一次受到威胁？”

    这次是韦斯利回答，他拿起报告说：“显然不是。”他翻了一页。“报告上说申诉人表示她从年初就开始接到骚扰电话，但直到此时才报警。前面的电话并不频繁，信息也没有三月十日星期天晚上那个清楚。”

    “她确信前面几个电话也是同一个人打的？”我问马里诺。

    “她告诉雷德，声音听起来一样。”他答道，“她说声音像白人，语调很轻，吐字清晰，不是她熟悉的人。至少她是这么说的。”

    马里诺开始看手上的第二份报告：“贝丽尔在周二晚上七点十八分打了雷德的寻呼机，说需要他过去。他在一个小时内到达她家，也就是刚过八点的时候。根据雷德的描述，贝丽尔情绪很不稳定，说她在呼叫他前又接到了恐吓电话，和过去几次声音相同，说的话也和三月十日那个相似。”

    马里诺开始逐字念出报告内容：“‘我知道你一直在想我，贝丽尔，我马上就要来找你了。我知道你住在哪里，对你的点点滴滴了如指掌。你可以跑，但逃不了。’对方还说知道她开的车是崭新的黑色本田，但前一晚当车子停在屋外时，他已经将天线折断了。申诉人确认她的车前一晚的确停在屋外，当她于今早外出时，发现天线真的断了，还连在车上，但已经弯到无法再用的程度。雷德曾去屋外检查汽车，发现天线确如申诉人所说那般遭到破坏。”

    “雷德这次采取了什么做法？”我问。

    马里诺翻到第二页：“建议她把车停到车库。她说她从不用车库，因为想把车库变成办公室。雷德便劝她请邻居帮忙留意附近有无可疑车辆或人物。他还写道，贝丽尔曾经问他是否需要买手枪。”

    “就这样？”我问，“雷德要她做的记录呢？报告中有没有提到？”

    “没有。他在机密部分还写道：‘申诉人对天线遭到破坏似乎反应过度，她非常愤怒，并一度辱骂本警员。’”马里诺抬起头，“简单地说，雷德的意思就是不相信她。说不定是她自己破坏了天线，还编了恐吓电话的谎言。”

    “上帝！”我厌恶地说。

    “嘿！你可知道警察每天要处理多少这种电话？老是有女人打电话来说她们被砍了、受伤了，还大叫被强奸，有些真的是谎报，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才用这种方法引人注意。”

    我明白有很多伤病是编造出来的，也知道有些心理疾病会让人希望自己生病，甚至故意让自己生病受伤，不需要马里诺再给我上课。

    “继续，”我说，“然后呢？”

    他把第二份报告放到桌上，开始第三份。“贝丽尔再度呼叫雷德，这次是七月六日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十五分。他在下午四点钟到达她家。申诉人相当愤怒，对他很不客气……”

    “也难怪，”我忍不住插嘴，“她等了他五个小时。”

    “这份报告是这么写的，”马里诺没理我，逐字念道，“麦迪逊小姐说那个人又打电话给她，时间是上午十一点，内容为：‘还在想我吗？快了，贝丽尔，快了。昨晚我来找你，你不在家。你将头发漂淡了吗？希望不是。’这时，一头金发的麦迪逊小姐试图和他交谈，恳求他放了她，问他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对方没有回答就挂了电话。她说昨天晚上她的确不在家，正如对方所言。雷德问她去了哪里，她开始回避，只说自己出城了。”

    “这次雷德警官又采取什么方法帮助那焦急的女人？”我问。

    马里诺用体谅的眼神看看我：“他建议她买条狗，她说她对狗过敏。”

    韦斯利打开档案夹。“凯，你要明白，你是在事后看这些事情，你知道凶案已经发生。可雷德的角度不同，试着从他的视角看这件事情。他看到的是个独居的年轻女子，表现得歇斯底里。雷德已经尽可能地在帮她了，甚至还给了她寻呼机号码。对她的申诉，他反应很快，至少刚开始时如此。但一问到某些问题，她又显得语焉不详。她没有证据，任何警员都会起疑心。”

    “换成是我，”马里诺附和道，“也会怀疑这个女人只是寂寞，需要别人注意，需要那种被人热情关照的感觉，也可能她刚被人甩了，想编一出戏来报复他。”

    “所以，”我已经无法克制自己，“如果威胁要杀她的人是她丈夫或男友，你会认为是一出戏，让贝丽尔就这么送命算了。”

    “有可能。”马里诺颇不高兴，“如果是她丈夫，我是说要是她有丈夫，至少还有个嫌疑人，我们还能去搞个拘捕令，法官也可以限制他接近她。”

    “根本限制不了什么！”我极力反驳，快无法抑制愤怒了。每年我都要给六七个因暴力致死的女人验尸，她们的男友或丈夫都曾被法官下令限制接近。

    一阵沉默后，我问韦斯利：“雷德没有建议在电话上装监听器？”

    “没有用。那些器材不容易取得，而且电话公司需要长串的威胁实据。”

    “她还不算有威胁实据吗？”

    韦斯利缓缓摇头。“她接到的恐怖电话还不够多，要很多很多，还要能从这些电话中看出发生的时间惯性才行。总之，要更实在的记录，如果没有，别想拿到监听器。”

    “从记录上看来，”马里诺补充道，“贝丽尔一个星期才接到一两次，而且没照雷德的建议将它们记录下来。就算她记录了，我们也还没发现，显然她也没把电话内容录下来。”

    “真该死！”我抱怨，“有人威胁到你的生命，而你需要整个立法院通过，才会有人对你认真。”

    韦斯利没有回答。

    马里诺感到不平。“医生，你们那一行也没有所谓的预防医学，同样的道理，我们都是后发部门，只有在事情发生后才能处理。要有实据才能行动——比如一具尸体。”

    “贝丽尔的举止就应该是很好的证据了。”我说，“看看这些报告，雷德给她的建议，她都照做了。他叫她装警戒系统，她装了；他叫她把车停进车库，虽然她想把车库变成办公室，还是依建议做了；她问他需不需要备枪，结果她买了一把。每次她呼叫雷德，都是在接到恐怖电话之后的片刻。也就是说，她没有拖延到几小时或几天之后才联络警方。”

    韦斯利开始将一些资料散放于桌上，有贝丽尔在基韦斯特岛写的信的复印件、她后院的拍立得照片、屋内照片、楼上卧室的陈尸照片。他对着这些东西沉思，表情极为严肃。这是在告诉我们应该往下进行，不要再争执不休。警察做了什么并不重要，抓到凶手才是重点。

    “令我不解的，”韦斯利开口道，“是凶手的性格和他杀人的方式并不相符。依照被害人接到的恐吓电话来推断，凶手应该属于精神错乱型。他跟踪、威胁贝丽尔几个月，远距离监视她，这是初级阶段。毫无疑问，他从妄想中得到快乐。后来她离开此地，这使他困惑不安，以为她会一去不回，于是她一回来，他就杀了她。”

    “她终于把他惹火了。”马里诺接口说。

    韦斯利仍旧盯着照片。“这些照片呈现出极端的愤怒，我说的不相符之处就在这里。凶手的愤怒似乎是出于对贝丽尔个人的某种憎恨，看她的脸被毁成这样就知道。”他指着某张照片，“容貌代表一个人，一般的性变态狂不会碰被害人的脸。而贝丽尔被毁容，失去原貌，这代表某种信息。换句话说，在凶手心中，她不具人格，她在他心中毫无分量。然后他又毁了她的乳房、阴部……”韦斯利顿了顿，显得很困惑，“贝丽尔被杀与私人恩怨有关。毁容、过度砍杀都表明她认识凶手，甚至交情不浅，凶手对她沉迷不已。但远距离监视与跟踪的行为又说不通，这些属于陌生杀手的行为。”

    马里诺又在玩韦斯利的奖品，他一再地转动弹匣。“要不要听听我的意见？我觉得那浑蛋有上帝情结，也就是说，只要你听他的，他就不杀你。贝丽尔不守规矩，不但离开这里，还插了个‘售屋’的招牌，不可饶恕。坏了规矩，就要接受惩罚。”

    “你认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问韦斯利。

    “白人，二十多岁或三十多岁，很聪明，出身于破裂家庭，缺少父亲做典范。他小时候也许遭受过虐待，身心方面可能都受过创伤。他很孤僻，但不代表他独居，也可能结婚了，因为他知道必须维持公共形象。他过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有着强迫性人格，也是个窥淫狂。”

    “嘿！我抓过的人有一半都属于这种。”马里诺讽刺道。

    韦斯利耸耸肩。“我说得不一定准，彼得。他也可能只是个落魄的家伙，到现在还跟母亲住在一起；也可能有前科，多次进出监狱。谁知道？说不定他在市中心的证券公司做事，没有前科也没有心理病历。他似乎都在晚上打电话给贝丽尔，我们所知的唯一一个上午打的电话是在星期六，她在家里工作，多数时间都在家。他利用方便的时间打电话，而非蓄意找贝丽尔在家的时候。我认为他是个上班族，朝九晚五，周末休息。”

    “除非他在上班时打电话给她。”马里诺说。

    “不是完全没可能。”韦斯利承认。

    “他的年龄呢？”我问，“你不认为他会比你说的更老点？”

    “不大可能，”韦斯利说，“但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我喝了一口咖啡，已经冷了。我终于告诉他们，昨夜马克说的关于贝丽尔的合约纠纷，以及她与盖瑞·哈博谜一样的关系。韦斯利和马里诺都好奇地看着我。首先，一名芝加哥律师的夜访听起来有点奇怪。再者，我掷出一记变化球。他们俩一定没想到凶手杀死贝丽尔有某种动机，连我自己在昨晚以前也不会想到。一般强暴杀人案的动机就是没有动机，凶手犯案只是因为他们喜欢，而且有机可乘。

    “我有个弟兄在威廉斯堡当警察，”马里诺说，“他说哈博是个极孤僻的人，平常开辆老劳斯莱斯在街上逛，也不跟人说话。他住在河边一栋大房子里，从不邀请人进去。而且那家伙很老了，医生。”

    “没那么老，”我反驳道，“只有五十五岁上下。不过没错，他是很孤僻，好像只跟姐姐住在一起。”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韦斯利看起来有些沉重，“彼得，看看结果可以差这么远。不论是不是哈博，至少他可以给我一点线索，或许替我们想想M先生是谁。显然这是她熟识的人，也许是朋友，也许是情人。一定有人知道他是谁，只要我们找到此人，事情就有进展了。”

    马里诺不喜欢这个主意。“哈博不可能跟我谈，也没理由强迫他跟我谈。还有，就算他有动机，我也不认为贝丽尔是他杀的。如果他要做，早就做了，为什么要等上九到十个月才动手？而且贝丽尔应该能听出他的声音。”

    “哈博可以雇人动手。”韦斯利说。

    “如果是这样，贝丽尔的尸体应该只有后脑勺被枪射穿，”马里诺说，“多数杀手不跟踪，也不打电话给受害者，更不用刀，也不强奸。”

    “大多数的确不会，”韦斯利同意，“可我们并不能确定凶手强奸过受害者，没有精液。”他转向我，我点头表示确认。“当然，凶手说不定有性功能障碍。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凶手故意将被害人的尸体摆成遭受过性侵害的样子，以转移办案目标。一切要看受聘的杀手是何人，原先的计划又是如何。比如，若贝丽尔是在与哈博争吵的时候被枪杀，那么警方一定会将哈博列为主要嫌疑人。可如果整件案子看起来像是精神病人干下的强奸杀人案，那么谁也不会联想到哈博。”

    马里诺望着书柜，臃肿的脸红了起来。他向我投来不安的目光，问道：“你还知道什么有关她新书的事情？”

    “知道的都说了。她写的是自传，可能威胁到哈博的名誉。”我答道。

    “她在基韦斯特岛就是写那本书？”

    “我猜是，但不能确定。”

    他迟疑了。“我不想让你失望，可我们从她家中并没有找到类似的东西。”

    连韦斯利都惊讶了。“在她卧室找到的手稿昵？”

    “哦！那个，”他伸手掏烟，“我大致看了一下，写的是南北战争时浪漫缠绵的狗屎，一点也不像医生描述的。”

    “上面有没有书名或日期？”我问。

    “没有。好像也不怎么完整，大概这么厚。”马里诺打出一英寸厚的手势，“空白的地方有很多笔记，有十页完全是手写的。”

    “我们最好再仔细看一次她的稿子、电脑，确定自传到底在不在。”韦斯利说，“还要找出她的经纪人或编辑是谁，也许她离开基韦斯特岛前就将稿子交出去了。总之，我们最需要确认的是她有没有将稿子带回里士满。如果她带了，东西又不见了，那会是很重要的线索。”

    他看了看手表，推开椅子歉然道：“五分钟后，我还有个约会。”他送我们到一楼出口。

    我甩不掉马里诺，他坚持陪我走到停车位。

    “你一定要把眼睛睁大。”他又来了，又在指导我怎么自我保护，“很多女人总是不去想这些。我见过很多女人独自在街上走，也不注意谁在看她们，甚至跟踪她们，还没走到车前，先把钥匙拿出来。注意一下车底。你知道有多少女人都没想到这点吗？如果你孤身驾车，发现后面有人跟踪，怎么办？”

    我没理他。

    “把车开到最近的消防队，知道理由吗？因为那里一定有人在，连圣诞节凌晨两点都有。先去那里。”

    我等着车辆过去，开始掏钥匙。往对面望过去，我发现车子的挡风玻璃上夹了一张方形的纸。“该死！难道我的钱放得不够吗？”

    “到处都有坏人，”马里诺仍滔滔不绝，“回家的路上小心他们，买东西的时候也要多留意。”

    我瞪了他一眼，快步走过街道。

    “嘿！”我们一面往我的车子走去，他一面说，“别不高兴，好吗？你应该惜福，感谢有我像守护神一样眷顾你。”

    计时器在十五分钟前跳表。我把罚单扯下来对折，直接塞进马里诺的上衣口袋。

    “请你回到警局后照顾我一下。”我说。

    我驾车离开的时候，他一脸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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