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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午，我穿过空桥，来到阳光普照的迈阿密国际机场。

    我买了一份《迈阿密先驱报》和一杯咖啡，在一盆棕榈树旁找到一张小桌稍事休息。终于能脱下厚重的大衣，挽起衣袖了。我身上已经湿透，汗水不停地从背上滑落。长久的睡眠不足使我双眼灼热、头痛难忍。

    我打开报纸，眼前的新闻一点也没让我的情况好转。头版的左下角有一张照片，是一群消防队员拿着水管浇着马里诺着火的汽车。伴随着弧形水柱、层层浓烟以及燃烧树丛的是如下文字：

    里士满消防队员正抢救着一名刑警着火的汽车。事情发生在宁静的住宅区，当时这辆福特LtD型车中无人，没有造成伤亡，警方怀疑系人为纵火。

    幸好文中没提到马里诺的车停在谁家门前，又为何遭到袭击。感谢上帝！不管怎样，母亲看到这张照片一定会打电话给我。“凯，我希望你能搬回迈阿密，里士满听起来是个很糟糕的地方。迈阿密新盖的法医大楼很漂亮，就像电影里的摩登建筑。”她一定会这么说。奇怪的是，我母亲从不了解每年迈阿密的凶杀、枪击、贩毒、种族纷争、强暴、抢劫案比整个弗吉尼亚州加上华盛顿特区都多。

    过一段时间我会打电话给母亲。请原谅我，主啊，我现在实在不想和她说话。

    我熄掉香烟，拿起随身物品，没入一波波热带衣裳、免税提袋和外国口音中。领行李时，我将手提袋紧紧压在身侧。

    我一直处于紧绷状态，直到几个小时后我开着租来的汽车行驶在七里桥上时，整个人才放松下来。墨西哥湾在一边，大西洋在另一边，我想起上次来到基韦斯特岛的时光。东尼和我来看过家人几次，但从未来过这里。我很确定上次我是和马克一起来的。

    他十分热爱沙滩、海洋和阳光，甚至可以说是崇拜。上天对他的热忱也给予善意的回应，对他一直特别眷顾。当时他同我来探望家人，是在哪一年，那一星期中发生过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却能清楚地想起他宽大的白色泳裤，以及他和我携手踏在湿凉的沙滩上时，手中传来的暖意。我回忆起他雪白的牙齿，古铜色的肌肤，挑选鲨鱼的锐齿与贝壳时的那种朝气，和他目光中毫不隐藏的快乐，而我就戴着绿色的宽槍帽站在那里看着他微笑。我最不能忘怀的，就是曾经那么爱一个叫马克·詹姆斯的年轻人，甚过我爱这地球上的任何事物。

    是什么使他改变了？我难以相信他已如艾斯瑞玆所说，走入了犯罪生涯。但除了相信，我别无选择。马克是个被宠坏的人，出身于上流家庭，总以为顺境是理所当然的事，世界上最好的一面都任由他享用。可无论如何，他从未欺骗过人，也从未对人冷酷，我甚至没看见过他故施恩惠于那些成长环境不如他的人，或是玩弄那些爱慕他的人。他最大的罪恶就是不够爱我。可是，从我这个平凡人的角度来看，此事是值得原谅的。但我不能原谅他变成一个不诚实的人，不能原谅他腐化成一个不再让我尊重与仰慕的人。我不能原谅他不再是那个马克。

    过了美国海军医院，我沿着蜿蜓的北罗斯福滨海公路行驶，没多久，就来到了基韦斯特岛上迷宫般的道路。阳光将窄小的街道漆成白色，热带植物的阴影被风撩动，在路上跳着舞。没有边界的天空下，巨大的棕榈树与桃花心木张开绿色的手臂拥抱着房子与商店，九重葛与木槿花红紫相间地点缀着人行道与阳台。我慢慢地开着车，经过穿t恤、凉鞋的人群，穿越游行般的单车队伍。这里几乎没有小孩，男人的比例特别高。

    海螺饭店是一栋粉红色的假日酒店，楼下是开放空间，到处种植着热带植物。我订房订得很顺利，因为观光季节要到十二月的第三个星期才开始。我将车子停在半满的停车场，走进有点萧条的大厅时，不禁想起马里诺说的话。我这辈子从没见过那么多同性情侣，这外表看似健康的海岛的确是许多疾病的温床。不论我往哪里看，似乎都能看到濒死的男人。我不担心会感染艾滋或肝炎，很早以前，我就知道如何排解因工作而感染疾病的顾虑。我对同性恋也没有偏见，年纪越大就越承认爱可以由不同的方式来体验。爱没有对错，只看当事人如何表达。

    接待员将信用卡还给我，我请他告诉我电梯的方向，然后到达我位于五楼的房间。我褪去内衣，爬到床上，一睡就是十四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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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的天气同样美丽。我穿得同其他游客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我的手提包里有一把上了膛的手枪。我给自已的任务是搜遍这座三万人的岛屿，找出两个分别叫PJ和华特的人。我从贝丽尔八月底写的信上得知，这两个人是她的朋友，和她同住一个屋檐下。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同住的屋子在哪里，希望路易小酒馆的人能告诉我。

    我带着在旅馆礼品部买的地图，开始在街上行走。沿着杜瓦街，我经过一家家商店和餐厅。这些餐厅都有阳台伸出街外，让我想到新奥尔良的法语区。我又经过一些画廊与卖奇花异草、丝质品、意大利巧克力的小店，在十字路口等了一会儿，望着海螺观光公司的黄色汽车来来去去。我开始明白贝丽尔·麦迪逊为什么不想离开基韦斯特岛了。我每迈出一步，弗朗基的威胁就离我更远一点。当我左转到南街时，他已遥远得像里士满的严冬。

    路易小酒馆是一家白色的餐厅，位于维南与瓦登街口。这里曾经是一栋民宅，里面的硬木地板一尘不染，铺着粉红桌布的餐桌排列得整整齐齐，桌上摆着新鲜的花束。我随领位员走过开着空调的用餐区，来到阳台。这里的景致立刻令我陶醉，湛蓝的海紧接着蔚蓝的天，棕榈树和一篮篮盆花煽动着空气中海洋的气息。大西洋几乎就在我脚下，几艘白色帆船就在几英尺之外。我点了朗姆酒和奎宁水，想起了贝丽尔的信，我想知道自己是否就坐在她写那些信时所坐的地方。

    几张桌边都有人。我坐在靠栏杆的角落，觉得自己离人群很远。我左边有四级台阶，往下走就是一个平台，一群穿着泳衣的年轻男女正在那里围着吧台聊天。一个身材魁梧的拉丁裔青年将烟蒂弹入水中，伸了个大懒腰，又向酒保买了一杯啤酒。那名酒保一脸胡子，看起来已经厌倦工作，而且不再年轻了。

    我吃完沙拉和螺肉汤许久，那群年轻人才走下阶梯，吵吵闹闹地下水，往海边的帆船游去。我结完账，走向那名酒保。他正躺在茅草棚下的椅子上读着一本小说。

    “要点什么？”他十分不情愿地站起来，把书塞到吧台下面。

    “你卖香烟吗？里面没有香烟售卖机。”

    “就这几种。”他指着身后排列的几条香烟，我选了其中一种。

    他把剩下的烟塞回架上，要了我两块钱，我多丢了五十美分当小费，他也没显得特别高兴。他的眼睛透出一种不友善的绿色，脸因多年日晒而枯皱，又密又黑的胡子已经掺杂着白色。他看起来防卫心极强，令人难以接近，我怀疑他已经在基韦斯特岛住了很多年。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

    “你已经问了。”

    我微笑道：“你说对了，我是问了。现在我要问你另一个问题，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

    “五年了。”他拿起一条抹布开始擦吧台。

    “那么你一定认识一个叫斯卓的姑娘。”我想到贝丽尔信中提及她在这里用的是另一个名字。

    “斯卓？”他重复道，一面擦拭一面皱眉。

    “是个绰号。她金发，很瘦，很漂亮，夏天时几乎天天下午都来这里，坐在一张餐桌边写东西。”

    他停下擦拭的动作，用那双阴冷的眼睛盯着我。“她和你是什么关系？朋友？”

    “她是我的病人。”我不想明说也不想骗他，便给出这样的答案。

    “啊？”他抬起浓密的眉毛，“病人？你是她的医生？”

    “是的。”

    “嗬！这下你治不好她了，真可惜。”他坐下来靠向椅背，等着看我的反应。

    “我明白。我知道她死了。”

    “是啊。当我听说的时候，真是惊讶得不得了。警察两周前来过，你知道我的弟兄对他们怎么说？他们都说这里没人知道斯卓的事。她是个很安静很好的姑娘，来的时候都坐在那里。”他指着一张桌子，离我刚才坐的地方不远，“她老是坐在那个位置，只管自己的事。”

    “你们有机会认识她吗？”

    “当然。”他耸耸肩，“我们一起喝啤酒，她喜欢喝科罗娜加梓檬，但没有人熟识她。这里没有人知道她从哪里来，只知道是个会下雪的地方。”

    “里士满，弗吉尼亚州。”

    他继续说道：“你知道，这里的人都来来去去，基韦斯特岛是个谁也不干涉谁的地方，有很多快饿死的艺术家住在这里。斯卓和其他我见过的人没什么不同，唯一的不同是其他人不会遭谋杀。真倒霉！”他抓抓胡子，摇摇头，“很难相信，真让人意外。”

    “这件事中有很多未解之谜。”我点燃一根烟。

    “是啊。其中一项就是你为什么要抽烟？我以为医生比较懂得健康之道。”

    “这是个坏习惯，而我的确懂得健康之道。现在我想请你替我调一杯朗姆酒加汽水，因为我这个医生还喜欢小酌两杯。我想要海地朗姆。”

    “四年的还是八年的？”他在考验我对酒的品位。

    “二十五年的，如果你有的话。”

    “没有，岛上买不到二十五年的。那真是好喝，一喝就会令你想掉泪。”

    “那就给我你最好的。”我说。

    他从身后取出一瓶酒，琥珀色的瓶身与五颗星的商标令我感到熟悉。海地朗姆，在酒桶中陈了十五年，和我在贝丽尔的厨房发现的一模一样。

    “这已经很好了。”我说。

    他突然像充了电似的站起来，脸上带着微笑，灵活地打开酒瓶，完全不用量酒器，倒出一杯金黄色的海地酒，再加了点汽水，切下一片像是刚从树上采下的新鲜青梓檬，在杯上轻挤一下，然后优雅地挂在杯子边缘。他在塞在泛白的牛仔裤口袋里的毛巾上擦了擦手，抽出一张纸巾，终于将他的作品呈现在我面前。那真是我喝过的最好的朗姆酒加汽水，我如实告诉了他。

    “这一杯算店里的。”他将我给的十元纸币推回来，“任何会抽烟又懂得品酒的医生都算是我朋友。”他从吧台下面取出香烟。

    “我告诉你，”他抖抖火柴，“我已经听烦了那些反抽烟的宣言，你知道吗？那些人让你感觉自己是个罪犯。我呢？我只赞成各管各的事，那就是我的座右铭。”

    “我完全懂你的意思。”我说。我们各自深深地吸了一口。

    “他们总是喜欢替别人作决定，你知道吗？老管你应该吃什么、喝什么、跟谁约会。”

    “许多人确实非常专断又残酷。”我说。

    “阿门。”

    他又坐了下来，酒瓶状的阴影罩着他，我却被骄阳狠狠地烤着。“好吧。”他说，“那么，你是斯卓的医生，你想知道些什么？”

    “她死前有许多事情令人不解，我希望她的朋友能解答一些问——”

    “等等！”他打断我，从椅子上直起身子，“你说你是医生，指的是什么样的医生？”

    “我验过她……”

    “什么时候？”

    “她死后。”

    “哦，妈的！你是说，你是专门验死人的？”他不敢相信地叫道。“我是个法医。”

    “上帝！”他上下打量着我，“我永远不会猜到这一项。”

    我不知道他是在夸奖我，还是在贬我。

    “他们都会派你这样的……你刚才怎么说……法医来追踪线索吗？”

    “没有人派我来，是我自己要来的。”

    “为什么？”他的眼神再度充满怀疑，“你从那么远的地方来。”

    “我在乎她遭遇的事情，非常在乎。”

    “你是说警方没派你来？”

    “警方没有权力派我到任何地方。”

    “很好。”他笑了，“这一点我喜欢。”

    我拿起我的酒。

    “他们全都是霸道的浑蛋，还自以为是兰博。”他灭掉香烟，“他们来这里，手上全戴着橡胶手套，上帝！我们的客人看了会怎么想？他们去找布兰特——我们这里的侍者，就快死了。结果他们怎么样？那群该死的警察居然戴着口罩，离他十英尺远讯问他。我发誓，就算我知道贝丽尔的事，也不会告诉他们。”

    他提起的名字令我震惊。我们彼此相望，我知道他已经明白自己说的话意味着什么。

    “贝丽尔？”我问。

    他无声地靠向椅背。

    我继续逼问：“你知道她叫贝丽尔？”

    “我刚说了，警察问了很多问题，一直提到她的名字。”他不自在地又燃起一根烟，却无法正视我的双眼。这位酒保撒谎的技巧很差。

    “他们也和你谈过吗？”

    “没有，我一看见他们那副德行就自动消失了。”

    “为什么？”

    “我说了，我不喜欢警察。我有一辆旧跑车，从我年轻时就有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开那辆车出去，警察就一定找我麻烦，总是找理由给我开罚单。自以为有枪和雷朋太阳镜就威风了，又不是在演电视剧。”

    “她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她的真名。”我低声说，“你早在警方来以前就知道她叫贝丽尔·麦迪逊。”

    “知道又怎么样？有什么了不得的？”

    “她对名字很敏感。”我带着感情说道，“她不想让这里的人知道她是谁，她从不告诉别人，结账时都用现金，以免信用卡和支票泄露秘密。她已经恐惧到了极点，她在逃命，她不想死。”

    他睁大眼睛望着我。

    “请务必告诉我你知道的一切。拜托你，我有一种感觉，你是她的朋友。”

    他站起来，一语未发地从吧台后走出来，背对着我收拾那些年轻人留下的空酒瓶和垃圾。

    我安静地喝着酒，望着眼前的海。不远处一艘船上，一个古铜肤色的年轻人正扬起蓝色的帆航向大海。风中的棕棚树叶低吟着，一条黑色的大狗在沙滩上跳跃。

    “祖鲁。”我唤着那条狗。

    酒保骤然停止手上的动作，抬头看着我。“你说什么？”

    “祖鲁。”我重复道，“贝丽尔在信中提过祖鲁和你的猫。她说路易小酒馆的流浪动物吃得比人还好。”

    “什么信？”

    “她在这里写过几封信。她被杀后，我们在她的卧室找到这些信。她说这里的人已经变得像她的家人，她认为这里是世上最美的地方。但愿她不曾回到里士满，但愿她一直留在这里。”

    这些话虽然是从我口中说出，听起来却像是另外一个人说的。我的视线模糊了。不良的睡眠习惯、累积的精神压力与朗姆酒加在一起，在我身上起了微妙的作用。烈日似乎蒸干了我脑中仅存的一点点血。

    酒保回到草棚，动情地说：“我不知道能告诉你什么。不过，是的，我是贝丽尔的朋友。”

    我转向他：“谢谢。我认为我也是她的朋友。”

    他不安地低下头，我发现那是因为他的神情正在软化。

    “你永远难以区分谁是对的，谁是不对的，”他说道，“尤其在这个时代。”

    他话中的含义赶走了我的疲惫。“曾有不对的人来问过你贝丽尔的事吗？除了警方以外的人？除了我以外？”

    他替自己倒了一杯可乐。

    “有过吗？是谁？”我提高警觉，又问了一次。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喝了一大口可乐，“很英俊的年轻人，大概只有二十几岁。暗色头发，穿得很好，都是名牌，好像是从服装杂志里走出来的。这是两周前的事情，他说他是个私家侦探，鬼扯一通。”

    是帕丁参议员的儿子。

    “他想知道贝丽尔在这里时住在哪儿。”他说。

    “你告诉他了？”

    “我根本没同他说话。”

    “有人告诉他了吗？”我坚持问道。

    “大概没有。”

    “为什么说‘大概没有’？还有，你到底要不要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宇？”

    “‘大概没有’是因为知道答案的只有我和一个兄弟。”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名字，如果你先说你叫什么。”

    “凯·斯卡佩塔。”

    “很高兴认识你。我叫彼得，彼得·琼斯。我的朋友都叫我PJ。”

    PJ住在离路易小酒馆两条街的地方，他的家是一栋完全被热带植物包围的小房子。要不是他说的那辆旧跑车就停在门前，我可能无法辨认出树林里有一栋房子。看了那辆车一眼，我就知道为什么警察总是盯上车主。那辆车很像大城市里画满涂鸦的地铁车厢，用的是超大轮胎，车尾被顶得高高的，车身画满了六十年代特有的迷幻花纹。

    “这就是我的宝贝。”PJ充满怜爱地在车盖上轻敲一下。

    “的确很特别。”我说。

    “我十六岁时就有它了。”

    “你应该一辈子留着它。”我诚恳地说，同时拨开浓密的树叶，随他走进阴凉的树林。

    “只是个小破屋。”他抱歉地开了门，“楼上多一个房间，贝丽尔就睡那里。这几天，我想我会再把它租出去，可我对房客很挑剔。”

    客厅里堆满了像是从垃圾场里捡来的家具：粉红色的破沙发，绿得很难看的旧椅子，几盏不协调的台灯，有海螺和珊瑚形的，一张由橡木门改装成的茶几。此外，四处散布着漆色的椰子、海星、报纸、鞋子、啤酒罐。空气中有一种腐味。

    “贝丽尔怎么发现你有房间出租的？”我边问边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在路易小酒馆。”他打开几盏灯，“最初几天，她住在杜瓦街上的海洋饭店，那里挺高级。我猜她大概算出如果要在这里待上一阵子，那样的地方很快就会掏空她的口袋。”他在椅子上坐下，“那大约是在她第三次到路易吃午饭的时候。通常她都会点一盘沙拉，坐在那里看海。她那时还没开始写什么，只是坐着。那种消磨时间的方法不太寻常，我是指她花的时间，几乎是整个下午。最后，我刚说了，大概是她第三次来的时候，她走下酒吧，靠着围栏看风景。我开始替她感到难过。”

    “为什么？”

    他耸耸肩。“可能是因为她看起来很迷惘、很沮丧。我看得出来，所以开始和她说话，她显得很不自在。”

    “她不容易亲近。”我同意。

    “很难和她聊天。我问她几个简单的问题，像是‘你第一次来吗’、‘你从哪里来’之类的，有时她根本不回答我，就像我这个人不存在似的。奇怪的是，似乎有某种力量叫我不要放弃，继续陪着她。我问她要喝什么，然后聊到各种酒，这才让她感兴趣，整个人开始放松。后来，我让她尝试吧台最叫好的几种酒，一开始是科罗娜啤酒加青柠檬，她一下子就爱上了，然后是海地朗姆，就像我为你调的一样，那是很特别的款待。”

    “难怪她会放松下来。”

    他微笑了。“你说对了，我调得有点烈。于是，我们开始聊其他话题，她就问我这附近哪里可以出租。我告诉她我有房间空着，如果她有兴趣，晚上可以过来看。那是个周日，周日我一向下班很早。”

    “她晚上真的来了？”

    “这让我很意外，我本以为她不会出现，结果她来了，而且居然还没迷路。那时华特也在家，他通常会待在广场卖他的垃圾，一直到晚上才回来。他刚进门没多久，贝丽尔就到了。我们三个就开始聊天，然后还一起去逛老街，最后到邋遢乔的酒吧。她是个作家，一聊起海明威就说个没完。她很聪明，真的很厉害。”

    “华特在卖银饰，在马娄里广场。”

    “你怎么知道？”PJ很惊讶。

    “贝丽尔的信。”我提醒他。

    他一度显得很悲伤。

    “她也提到邋遢乔酒吧，我觉得她很喜欢你和华特。”

    “是啊。我们三个在一起，可以喝掉一大堆啤酒。”他从地上捡起一本杂志，扔到茶几上。

    “你们俩是她仅有的朋友。”

    “贝丽尔很特别。”他看着我，“她实在很特别，以前我从未认识像她这样的人，以后大概也不会了。一旦你跨越她心中那道墙，你会发现她是很棒的人，聪明透顶。”他又说了一遍，同时把头靠在椅背上，仰面望着油漆已经剥落的天花板。“我真喜欢听她说话，她出口成章。”他弹弹指头，“我想十年都想不出的道理，她可以一语道破。我姐姐也是这种人，她在丹佛教英文，我对文字向来不敏锐。在当酒保以前，我一直在干粗活，盖房子、砌砖、做木工，我是因为华特才来到这里。我在密西西比的一个汽车站遇见他，开始交谈，一路坐到路易斯安那州。两个月以后，我们俩一起来到这里，真奇怪！”他看着我，“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现在我剩下的就只有这栋房子。”

    “你的生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PJ。”我轻声说。

    “嗯。”他又抬头对着天花板，闭上了双眼。

    “华特昵？”

    “上次我听到，是在劳德代尔堡。”

    “我很遗憾。”

    “这种事情总会发生，我能说什么？”

    一阵沉默后，我决定冒险一试。

    “贝丽尔在这里的时候写了一本书。”

    “你说对了。她没和我们廝混的时候，的确在写书。”

    “手稿失踪了。”

    他没有回答。

    “我相信你知道，你刚才提到的那位所谓私家侦探，还有一些人，都对这本书备感兴趣。”

    他保持減默，闭着眼睛。

    “我没有理由叫你相信我，PJ，但我希望你听我说。”我降低音量说道，“我一定要找到那份手稿，贝丽尔在这里写的手稿。我认为她从基韦斯特岛离开、回里士满时，并没有将手稿带走。你可以帮助我吗？”

    他睁开双眼瞟向我。“我很尊重你，斯卡佩塔医生。可就算我知道，我为什么要违背诺言？”

    “你答应过她永远不说出手稿的下落吗？”

    “这不重要，而且是我先问你的。”

    我深吸一口气，低头看着脚下污秽的金色地毯。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好理由能让你违背对一个朋友的诺言，PJ。”

    “胡扯，如果你没有好理由，你不会问我东西在哪里。”

    “贝丽尔有没有向你提过他？”

    “你是说那个威胁他的浑蛋？”

    “是的。”

    “我知道这件事。”他忽然站起来，“我要喝啤酒，你呢？”

    “麻烦你了。”我认为此时接受他的好意很重要，虽然我仍在因那杯朗姆酒而眩晕。

    他从厨房回来，递给我一瓶冰凉的科罗娜，一片青梓檬浮在长长的瓶颈上。真好喝。

    PJ坐下后再度开口：“斯卓，我是说贝丽尔，她简直吓死了。老实说，当我听到这件事时，我并不惊讶，我是说，我也觉得很可怕，但真的不惊讶。我叫她长住下来，不要付房租了。华特和我已经把她当妹妹看待，这真是很奇妙的事。结果，最后连那浑蛋也抛弃了我。”

    “对不起，我不懂你的意思。”我对他突如其来的愤怒感到惊讶。

    “我是说华特，他也离开我了。那是在我们听到贝丽尔被杀之后，他整个人都变了。我不能说这全然是因为贝丽尔的死讯，我们的感情也出了问题，但这件事的确影响了他。他变得很逋远，不愿再和我说话，一天早上，他突然走了，就这么走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几个星期前，警方来问话以后吗？”

    他点头。

    “这件事也影响了我，PJ，非常严重地影响了我。”

    “怎么可能？除了带给你一些烦人的工作，还能带来什么影响？”

    “我正重蹈贝丽尔的覆辙。”我简直说不出口。

    他喝了一口啤酒，沉重的眼神望着我。

    “其实在此刻，我也在逃命……理由和贝丽尔一样。”

    “上帝啊！我的脑子被你搞混了。”他摇头说道，“你究竟在说什么？”

    “你有没有看到今天报纸头版的那张照片？警车在里士满被烧的那张？”

    “看到了，”他困惑地说，“有点印象。”

    “那就在我家门前，PJ。那名警官正在我家与我谈话，结果他的车子被纵火。这已不是发生的第一件事了，你懂吗？他也盯上了我。”

    “谁？”他问道。我觉得他知道答案。

    “杀了贝丽尔的人，”我很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也是杀了盖瑞·哈博的那个人，就是你听贝丽尔提起过的那个人。”

    “听过很多次了，妈的，我真不敢相信。”

    “请你帮助我，PJ。”

    “我不知道怎么帮你，”他难过地站起来，反复踱步，“那头猪为什么要对付你？”

    “他忌妒、妄想，他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他恨每个和贝丽尔扯上关系的人，我不知道原因，PJ，但我一定要查出他是谁，我一定要找到他。”

    “我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如果我知道，一定会把他揪出来，扭断他的脖子。”

    “我需要手稿，PJ。”

    “她的手稿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他抗议道。

    我将实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我告诉他盖瑞·哈博和项链的事。我又说了恐吓电话和纤维，还有我被控告偷窃贝丽尔手稿的事。凡与这件案子有关系的，我能想到的都说了，我的灵魂跟着这些事件发抖。我从来没有同警方和律师以外的人讨论这个案子的种种细节，这是第一次。当我说完，PJ安静地离开客厅，提回一个军用背包，放在我腿上。

    “就在这里了。我向上帝发过誓，绝对不会这么做。很抱歉，贝丽尔。”他喃喃道，“很抱歉。”

    我打开带子，小心地取出看起来至少有上千页的手稿和四张软盘，都用粗橡皮筋扎着。

    “她对我交代过，如果她出了什么事，这些东西不能交给任何人，我也发过誓。”

    “谢谢你，彼得，上帝一定会保佑你。”我说，然后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贝丽尔有没有和你提过一个叫M的人？”

    他僵硬地望着啤酒。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我自己。”

    “我不懂。”

    “M是Myself（我自己）的简写，她写信给她自己。”他说。

    “我们找到两封信，也就是她死后，我们在卧室地板上找到的两封信，上面提到你与华特，信是写给M的。”

    “我知道。”他再次闭上眼睛。

    “你怎么知道？”

    “你一说到祖鲁和猫，我就知道你读过那些信了。那时我就知道你没问题，也没有对我说谎。”

    “这么说，你也读过那两封信？”我感到不可思议。

    他点点头。

    “我们找到的只是复印件，找不到正本。”

    “那是因为她把东西都烧了。”他深吸一口气，试图稳住自己，“但她没有烧手稿。”

    “没有。她告诉我，接下来她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如果她继续受到威胁，将会怎么做。她说她会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要把东西寄到哪里。如果我再也没有她的消息，那么我要永远保存这些手稿，不能给任何人。结果她没打电话来，竟然没打电话来！”他背对着我，擦拭着眼睛。“这本书是她的希望，你知道，是她活着的希望。”他哽晒着说完，“她不曾停止希望人生会变得更好。”

    “她究竟烧了什么，PJ？”

    “她的日记。我想应该可以叫日记，就是她写给自己的那些信。她说那是她给自己的心理治疗，她不希望别人看到。那是非常私人的东西，是她最隐秘的想法。她离开前，把所有的信都烧了，只留下两封。”

    “我看到的两封？”我的声音轻得不能再轻了，“为什么？为什么她没烧那两封？”

    “她想留给我和华特。”

    “作为纪念？”

    “对。”他拿起啤酒，揉了揉眼睛，“那代表她的一部分，是她在这里的生活记录。她离开的前一天，拿这两封信去复印，她留下复印件，正本送给我们，她说这样我们三人就各持一份友情契约了。只要我们保存着这份契约，我们三人的心就永远在一起。”

    他送我出门，我转身拥抱他，表达我深深的感激。

    我走回旅馆，火红的夕阳和棕糊树陪伴着我。拖鞋的声音在杜瓦街的酒吧嘈杂作响，空气中充满了音乐和笑声。我步履轻快，即使身上的背包相当沉重。几周以来，这是我头一次感到快乐，几乎飘飘然了。对于接下来在房间中发生的事情，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