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站在灿烂的阳光下，等待着在交通高峰时刻抢个空隙过街。没有人说话，我走在他们之前好几步，领他们走到大楼背面。前门现在已经用链条锁上了。

    我把他们留在会议室，转身在我桌子一个上锁的抽屉中拿档案。罗丝在隔壁整理文件。已经过了五点，但她还留在那里，这让我感到一丝安慰。她留下来是因为她意识到我居然被叫到埃伯格的办公室去，想必没好事。

    当我回到会议室时，那三个男人已将椅子拉在一起。我坐在他们对面，静静地吸烟，沉默着挑衅埃伯格，看他是否胆敢要我离开。他不敢，我就坐着。

    一小时过去了。

    室内只有纸张翻页的声音，他们低声讨论，交换心得。照片像扑克牌般呈扇形排开。埃伯格忙着以他那拘谨的字体写笔记。有一次好几个案子的卷宗从鲍尔斯的膝盖上滑落，哗啦掉在地毯上。

    “我来捡。”坦纳的语气很不热心，他把椅子移到一边。

    “我拿到了。”鲍尔斯好像很厌烦似的去捡散落在桌下的纸张。他与坦纳很周到地把所有数据根据案子的号码分类，而我只麻木地旁观。埃伯格则继续忙着记笔记，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我只能度日如年地坐着。

    偶尔他们会问我一个问题，但大多数时候他们自顾自讨论，好像我根本不存在。

    六点半时我们走进玛格丽特的办公室。我坐在电脑前面先取消了响应模式，出现了可以查档案的屏幕，那片怡人的橘色与蓝色是玛格丽特的设计。埃伯格看了一眼笔记，念出第一个被害人布兰达·史代普的号码。

    我打进去，按下查案键，她的档案立刻出现了。

    这个案子还包括半打以上彼此相连的图表。他们开始迅速浏览橘色框里的数据，只有当他们要我移到下一页时，才会转过头来看我。

    两页之后，我们全都注意到了。

    在一项名为“衣物、个人用品等”的栏目之下，描述了与布兰达·史代普的尸体同时运来的物品，包括杀人的套索，斗大的黑字写着“绕在脖子上的黄褐色布带”。

    埃伯格向我靠过来，无声地伸出手指划过屏幕。

    我打开布兰达·史代普的卷宗，指出这点与我验尸时的口述和之后打下的书面报告不同，那上面的记录是“一双肉色的丝袜绕在她的脖子上”。

    “嗯，”埃伯格要我再回想，“去看看急救人员的报告，上面列的是一条黄褐色的布带，对不对？”

    我很快找到急救人员的资料。他是对的。那个医护人员在描述见到的情景时，提到被害人的手腕和脚踝被电线绑住，“一条黄褐色像布带的东西”缠绕在她的脖子上。

    鲍尔斯好像想帮忙解释：“可能你的办事员在打字时曾看到这项记录，所以错把布带打了进去……换句话说，她没有注意到这与你口述的验尸报告不一致。”

    “很不可能。”我不同意，“我的办事员知道应只从验尸报告、检验报告与死亡证明上摘取资料。”

    “但不是全无可能，”埃伯格说，“因为有人提起这条布带，而它也在记录上。”

    “当然不无可能。”

    “那么说不定，”坦纳下了结论，“报上所提到的布带出自你的电脑。可能有记者侵入你的数据库，或是找高手帮忙。他的报告之所以不正确，是因为他看了你办公室里不正确的数据。”

    “他也可能从记录这条布带的医护人员那里得到了消息。”我反击道。

    埃伯格离开电脑，冷冷地说：“我想你会采取行动确保你办公室数据的安全。叫那管电脑的更改密码，或采取任何必要措施，斯卡佩塔医生。至于这件事，我等着你的书面报告。”

    他走向门口，步子只慢到够吩咐我：“副本送到各有关部门，然后我们再看看是不是需要采取下一步骤。”

    他说完就离开了，坦纳跟在后面。

    当所有办法都无法振奋精神时，我会开始做菜。

    有些人在一天不顺利后会去打网球，或慢跑到关节都成为碎片。我有一个住在珊瑚角的朋友，她不顺心时会带着折椅逃到海边，用阳光和略带色情、与她专业形象不符的爱情小说来消除压力——她是一个地区法官。我认识的很多警察则在他们同业聚集的酒吧里借啤酒浇愁。

    我一向不善运动，附近也没有很好的海滩，而喝醉酒从来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大多数时候我没有时间享受烹饪的乐趣，虽然不是独独钟爱意大利菜，但烧意大利菜我最为拿手。

    “用刨子最细的那一面。”我在哗啦的流水声中对露西说。

    “但它好硬。”她很受挫地抱怨。

    “这种陈年的意大利帕梅森奶酪是很硬。小心手指关节，知道吗？”

    我洗好青椒、蘑菇和洋葱，沥干水放在砧板上。炉上炖的是去年夏天用汉诺瓦番茄、罗勒、牛至和几瓣压碎的大蒜等做成的酱汁。我总是在冷冻库里存放好多，就是为了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派上用场。卢甘尼佳香肠在纸巾上沥油，旁边同样在沥油的是炒过的碎牛肉。高筋面团在料理台上的一块湿布下发酵，碗里装的则是纽约制的全脂莫索里拉奶酪，已经掰成小块，仍泡在原来的盐水里，这是从西大道我喜欢的一家小食店买的。室温下的奶酪同奶油一样软，融化后则滑滑的，口感极佳。

    “妈总是买盒装的，然后加上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露西喘不过气来，“或是买那种超市做好的。”

    “太糟了！”我回道，我是认真的。“她怎么可以买那种东西？”我开始切菜，“你外婆宁可让我们饿死也不会给我们吃那些。”

    我妹妹一向不喜欢做菜，我从来不了解为什么。我们成长过程中一些最快乐的时刻是在饭桌旁度过的。父亲还没生病时，总是坐在饭桌上座，郑重其事地在我们的盘子里放上一大团冒着蒸气的面条，星期五则是特别的菜肉煎饼。不论我们有多穷，家里总有很多食物与酒。当我放学回家时，厨房里传来的香味和烧菜的声音，总让我非常快乐。

    露西完全没有这样的经验真是悲哀，多么违反我们家的传统！我相信她放学后，大多数时候会回到一所安静的、没人照顾的房子，不到最后一分钟，麻烦得要命的晚饭绝不会上臬。我妹妹不应做母亲，也不该是意大利人。

    我双手涂了橄榄油，开始擀面，用力地擀，直到手臂发酸。

    “你能像电视上那样旋转面团吗？”露西停下手边的事，睁大眼睛看着我。

    我表演给她看。

    “哇！”

    “并没有那样难。”面团逐渐在我的拳头上变薄变大，“秘诀是你的手指要收起来，不然就会戳破。”

    “让我来做嘛。”

    “你还没有把那些奶酪刨成细丝。”我假装很严肃地说。

    “拜托嘛……”

    她跳下小凳子，走向我。我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里，浸满橄榄油，然后握成拳头。我惊讶地发现她的手几乎同我的一样大。当年她还是婴儿时，手不过胡桃大小。我记得当我去看他们时，她伸出手来碰我，抓住我的食指对我微笑，一种奇怪但温暖开心的感觉从我的胸口扩散开来。我把面团挂在露西的拳头上，笨手笨脚地帮她转动。

    “越来越大了，”她叫道，“好棒啊！”

    “面团会变大是因为离心力的缘故……这跟以前人做玻璃的方法相似。就是那种里面有波浪的老玻璃，看过吗？”

    她点头。

    “玻璃可慢慢旋转成一个大而扁的平面——”

    车道的小石子路在轮胎的辗压下发出细碎的声响，我们同时抬起头，一辆白色奥迪开了进来，露西的心情立刻低落。

    “噢，”她不高兴地说，“他来了。”

    比尔·鲍尔斯从乘客座上拿起两瓶酒，开了车门走出来。

    “你会很喜欢他的。”我熟练地把面团放进一个深烤盘，“他很想见你，露西。”

    “他是你的男朋友？”

    我洗手。“只是一块玩玩，而且我们在一起做事。”

    “他没结婚？”她看着他通过走道走向前门。

    “他太太去年死了。”

    “噢。”她停了片刻，“怎么死的？”

    我亲了亲她的头顶，走出厨房去开门。现在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确定露西会如何反应。

    “你复原了吗？”比尔微笑着轻轻吻我。

    我关起门。“稍微好了点。”

    “等你喝了几杯这种灵液后保证全好了。”他提起那两瓶酒，好像它们是珍奇的猎物，“这是我的珍藏，你会喜欢的。”

    我碰碰他的手臂，他跟我走进厨房。

    露西站在小凳上，再度刨起奶酪，背对着我们。我们走进来时，她甚至没有转头看一眼。

    “露西。”

    她还在磨。

    “露西，”我带着比尔走向她，“这是鲍尔斯先生。比尔，这是我的外甥女。”

    她很不情愿地停下来直视我。“我擦到手指关节了，姨妈。你看。”她抬起左手，一个关节有点出血。

    “噢，来，我去拿绷带……”

    “有些血在奶酪里。”她说下去，忽然间好像要哭出来。

    “我想我们需要叫辆救护车。”比尔宣布。他大出露西意料之外地一把将她从小凳上抱起，手臂挽着她的大腿。“丁零……丁零……”他一边抱着她走到水槽边，一边大叫，好像在发警报。“三一六，有紧急情况……有个可爱的小女孩关节在流血。”他似乎在同一个调度员说话，“请斯卡佩塔医生准备好绷带……”

    露西咯咯发笑，乐不可支，一时间忘记了关节，一脸爱慕地看着比尔打开酒瓶的软木塞。

    “你要让它呼吸一下，”他温和地解释给她听，“唔，一个小时后喝就会比较顺口。酒像人生其他事情一样，随着时间流逝越变越温醇。”

    “我可以喝一点吗？”

    “嗯，”他故意很严肃地说，“只要你姨妈说好，我就没问题。不过我们不希望你喝醉了。”

    我静静地做比萨，先在面饼上涂汁，然后放上肉、蔬菜和帕梅森奶酪，最上层是莫索里拉奶酪碎块。我把比萨滑进烤箱，不一会儿厨房里就弥漫着浓郁的蒜香。我忙着做色拉，摆刀叉，露西与比尔在一旁谈笑。

    我们很晚才吃饭，露西喝了那杯酒反倒是件好事。等我收拾桌子时，她的眼睛已经快要闭起来。虽然她不愿意对比尔说晚安，但她是该上床睡觉了。比尔完全赢得了她的心。

    “实在令人意外。”送她上床后，我对比尔说，我们坐在厨房的桌边闲聊。“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原先我很担心她的反应……”

    “你以为她会把我当对手。”他笑了笑。

    “我们这样说吧，她妈妈来来去去的男朋友不知有多少。”

    “所以她没有多少时间给女儿。”他在我们的杯子里再添了酒。

    “这样说还算好听的了。”

    “太不幸了。她很特别，聪明得不得了。”他慢慢啜酒，又加了一句，“你上班的时候她整天在家做什么？”

    “柏莎在这里。大部分时间露西在我的书房里玩电脑。”

    “玩游戏？”

    “很少。我想她对电脑比我懂的更多。我上次同她谈电脑时，她在用Basic写程序，重组我的数据库。”

    他开始审视酒杯，然后问道：“你家里的电脑能联机到办公室吗？”

    “不要乱猜。”

    “嗯，”他看着我，“如果是这样，对你反而好。或许这是我心里的期望。”

    “露西不会做这种事，”我有点激动地说，“如果是真的，又对我有什么好处？”

    “与其是记者，不如是你十岁大的外甥女。埃伯格会放过你的。”

    “他绝不会。”我尖锐地说。

    “不错，”他面无表情地说，“他早上爬起床的理由就是要找你麻烦。”

    “老实说，我也开始这么想了。”

    埃伯格接获任命时，正好碰到里士满的黑人社团公开抗议警方只关心白人遇害的凶杀案。不久，一个黑人市议员在自己的车内被杀。我猜，埃伯格与市长认为第二天不事先宣布就出现在停尸间是一个开展公关的大好机会。

    如果埃伯格看我验尸时问我问题，或索性闭口不乱说话，就不会闹得这么难看。但他那医生与政客的双重身份，让他在我办公室大楼外对等待的记者很肯定地表示，那名市议员胸部“伤口散布的情形”表明“有霰弹枪在近距离射击”。稍后当记者问我时，我以最婉转的方式说明，所谓的散布的伤口，其实是急救人员在锁骨下的血管里插进大针去输血的结果，市议员的致命伤是一把小口径手枪射人后脑造成的。

    埃伯格的漏洞让记者鸡飞狗跳地兴奋了一天。

    “问题是他的本行是医生，”我对比尔说，“他只知其一，却觉得自己够格当法医了，而且比我更在行。事实上，他常说些屁话。”

    “但你不该指出来。”

    “那我该怎么办？同意他的话，让别人以为我和他一样无能？”

    “简单地说，这是出于工作上的忌妒，”他耸耸肩，“经常发生。”

    “我不知道原因到底出在哪里。你要如何解释这些事？人的感觉和所做的事大半都没什么道理。谁知道，说不定他看到我就想到他母亲。”

    我的怒火不断攀升，从他睑上的表情，我发觉自己正怒目瞪他。

    “嗨，”他举手抗议，“不要怪我，我又没做什么事。”

    “今天下午你在那里，对不对？”

    “你期望什么？我应该告诉埃伯格与坦纳我不能去开会，因为我们在一起？”

    “当然你不能告诉他们这个，”我悲哀地说，“但说不定我希望你能这么说，或许我还希望你打扁埃伯格，或诸如此类的。”

    “这主意不错，但我不觉得这对我下次竞选会有任何帮助，何况你可能会让我在监狱里待得发烂，也不保我出来。”

    “那就看保释金要多少了。”

    “屁。”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

    “告诉我你们要开会。昨天你一定就知道了，说不定更早。”我说，“所以你周末才没有给我打电话！”我尽力控制住自己，目光炯炯地逼视他。

    他又开始研究酒杯，停了一会儿后才说：“我看不出告诉你有任何好处，只会让你更担忧，而且我的印象是这个会议只是做个样子，徒具形式。”

    “徒具形式？”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埃伯格差点没掐死我，他花了大半个下午颠覆我的办公室，这还叫徒具形式？”

    “我想他这么做是因为你告诉他有人侵入你的电脑，凯。昨天我并不知道这回事。见鬼，昨天你也不知道。”

    “我明白了。”我冷冷地说，“我不说之前，没有一个人知道。”

    沉默。

    “你什么意思？”

    “这种巧合未免太惊人了，就在他找我去的几个小时前，我们发现电脑被人侵入。我有种奇怪的感觉，说不定他知道……”

    “说不定他是知道。”

    “你这样说可真有安慰作用。”

    “这不过是猜测。”他从容地继续。“就算你去埃伯格办公室时，他已经知道电脑出了问题，又如何？说不定有人说出来了——比如你的电脑分析师，然后那些话飘上了二十四层楼。”他耸耸肩，“只是让他多一件烦心事，对吗？你并没有摔个跟头，因为你够聪明，你并没有掩饰。”

    “我一向说真话。”

    “那可不一定，”他顽皮地说，“你对别人假装我们俩之间没什么——你从来不提。”

    “所以他说不定知道，”我打断他，“我只想听你说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郑重地看着我，“我发誓。如果我听到了，我一定会先警告你，凯，我会跑到最近的电话亭……”

    “然后像超人一样飞出来。”

    “见你的鬼，”他喃喃地说，“你在取笑我。”

    他像个受伤的小男孩。比尔身兼多种角色，而他扮演每个角色时演技都很精湛。有时候我很难相信他会这般迷恋我。难道这也是他扮演的角色之一？

    我想他是城里半数女人梦中的主角，而他的竞选总干事很精明地利用了这一点。比尔的照片贴在餐馆店面上，每条街的电话亭也无不钉上一张。谁会不迷上那张脸？他英俊得让人印象深刻。他的头发像一根根金黄色的稻草，皮肤也晒成古铜色，那是他每个星期花好多小时在网球俱乐部打球的结果。要不瞪着他欣赏实在很难。

    “我不是在开你的玩笑，”我疲倦地说，“真的，比尔，我们不要再争了。”

    “我没问题。”

    “我只是很烦，不知道该怎么办。”

    很显然，他已经想到这点。他说：“如果你能查出是谁侵入你的电脑，那会有很大的帮助。”他停了一下补充道：“如果你能证明会更好。”

    “证明？”我警觉地看着他，“你的意思是你有个嫌疑人？”

    “我没有事实根据。”

    “谁？”我燃起一根烟。

    他的注意力移到厨房。“在我的单子上，艾比·特恩布尔名列第一。”

    “我以为你要告诉我一个我没想到的人。”

    “我说真的，凯。”

    “不错，她是个很有野心的记者。”我被惹毛了，“老实说，我听得有些烦了，她并不像人家说的那样厉害。”

    比尔砰的一声把酒杯放在桌上。“见鬼了她才不厉害，”他瞪着我，断然反驳，“那女人是蛇蝎！我知道她是很有野心的记者，但她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更坏。她阴险狠毒，善于利用人，极度危险。那母狗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他这样激烈把我吓得无话可说。他平时不会这样尖刻地形客人，特别是对那些我认为跟他不熟的人。

    “记不记得大约一个月前，她写了篇有关我的专访？”

    不久前，《时报》终于刊出了惯例会登的新任州检察官专访。那篇专访篇幅相当长，刊登在星期天的报纸上。我不记得艾比·特恩布尔到底写了些什么，只记得以她的风格而论，那篇稿子毫无特色。

    于是我说：“就我记忆所及，那篇专访软绵绵的，既没有造成伤害，也没有什么好处。”

    “那是有理由的，”他反击道，“我猜她并不想写那一篇。”

    他不是在暗示那次访问很无聊，而是有别的事发生。我的神经再度紧绷起来。

    “我跟她在一起的时间糟透了。她花了一整天跟着我，坐在我的车上，跟着我去一个接一个的会议，见鬼，甚至跟我一起去了干洗店。你知道那些记者的德行。如果你不反对，他们会跟着你去厕所。嗯，这样说好了，到了晚上，出现了非常不幸的情况。”

    他暂停下来，看我明不明白他的含意。

    我太明白了。

    他看我一眼，脸上肌肉僵硬。“情况完全出乎预料。我们从最后一个会议出来时大约八点，她坚持我们一起去吃晚饭。你知道，报社请客，而且她还有几个问题要问。我们一出餐厅停车场，她就说她不舒服，喝了太多酒什么的，要我送她回家，而不是回报社，因为她的车停在报社。我就照做了。当我在她家门口停下来时，她整个人都贴了过来，糟透了。”

    “然后呢？”我以不在乎的口吻问道。

    “我显然没有处置得当。虽然是无意的，但我猜还是羞辱了她。从此以后，她就一直找我麻烦。”

    “比如？她打电话给你，给你威胁信？”我并不很认真，但没想到他接下来会说出那样的话。

    “她写了那些耸人听闻的东西，你的电脑被人侵入，说出来好像有些不可思议，但我觉得这些都出自她的个人动机——”

    “走漏的消息？你的意思是她侵入我的电脑，写那些恐怖的细节，都是为了要找你麻烦？”

    “如果这些案子在法庭上出了问题，是谁遭殃？”

    我没有回话，难以置信地瞪着他。

    “是我，我会出庭起诉这些案子。报上登出太多细节会搞砸这些恶性的重大案件。没有人会送花给我，感谢我。她知道得再清楚不过，凯。她在整我，这就是她在做的事。”

    “比尔，”我降低声音，“身为一个称职的记者，她的责任是要锲而不舍地挖掘消息然后写出来。更重要的，是假设你唯一有的证据是凶手的证词，然后辩护律师让他改变主意，推翻以前讲的话，那么这案子在法庭上才会出问题。现在埃伯格那些人认为，凶手是精神病人，他从报纸上看到各种谋杀的细节，并想象自己犯了那些案子。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杀死那些女人的恶魔并不打算要自首或认罪。”

    他一口喝干，再次倒满。“说不定警方注意到他，把他当成嫌犯，然后诱他认罪。也许情况就是这样。说不定那是唯一的证据。目前还没有一丝可用的实物证据……”

    “没有一丝实物证据？”我插口。我一定没有听对，还是他醉迷糊了？“他留下一大堆精液。如果他被抓到，DNA的证据可以把他钉死——”

    “噢，不错，当然会。在弗吉尼贬州，DNA证据在法庭被用过两次，先例极少。以全国来看，也只有几次因此而定罪，而且每个案子都在上诉中。你试试对里士满的陪审员解释，这家伙因为DNA证据而有罪。如果我能找到会拼DNA的陪审员，就算走运了。任何智商超过四十的陪审员、辩护律师总是会找个借口不用它，这是我天天在忍受的……”

    “比尔……”

    “见鬼！”他开始在厨房走来走去，“就算有五十个人亲眼看到被告扣扳机，要定罪都不容易。辩护律师会拖来一群鉴定证人蹚浑水，把所有的事搞得混杂不清。你比谁都清楚DNA证据可以有多复杂。”

    “比尔，过去我也曾对陪审团解释过同样复杂的证据。”

    他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口。他又开始瞪着厨房，喝了一大口酒。

    沉默持续着。如果DNA证据是影响案子结果的关键，那我将成为检察官最重要的证人。过去我有很多类似经验，但不记得比尔曾经担心过。

    这次不太一样。

    “到底怎么一回事？”我强迫自己去问，“你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而不安？担心有人会发现，然后说我们在专业上也同床……指控我操纵结果来配合检方？”

    他看着我，满脸通红。“我没这样想。不错，我们是在一起，那又怎样？我们出去吃过饭，看过几场戏……”

    他不需要说完。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事。通常他到我家来，或是我们到远点的地方去，像成廉斯堡或华盛顿特区。在那里我们被人认出的几率很低。我似乎比他更在乎公众的意见。

    或是他意有所指，还有更惊人的事？

    我们不是情人，不完全是，这在我们之间造成一种潜藏不安的张力。

    我想我们都感觉得到那股强烈的吸引力，但一直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直到几星期前有个案子到晚间才结束，他随口邀请我去喝酒，我们走到法院附近的一家餐厅用餐，两杯威士忌下肚后我们往我家赶去。一切发生得很突然，像青春期一样激烈。我们欲望炙热，更因不该发生而愈加狂放。当我们身处客厅的黑暗中时，我突然感到恐慌。

    他的饥渴从身上猛然爆发出来。当他把我压倒在沙发上时，根本不是在抚摸我，而是在侵犯我。就在此时，我忽然清晰地记起他死去的妻子。她像个真人大小的可爱娃娃，压着淡蓝色的枕头，躺在床上，白色家居服的前面沾满深红色的血迹，一把九毫米口径的手枪就在她垂下的右手边。

    我去自杀现场时，只知道一个州检察官候选人的妻子自杀了，那时我还不认识比尔。我检查了他的太太。那些景象在好几个月后我黑暗的客厅里一一浮现眼前。

    我抽身离开他。虽然我从没告诉他真正的理由，他对我的追求却更为热烈。我们彼此间的吸引力仍然存在，但中间竖起了一堵墙。我想推倒，但似乎做不到。

    我几乎没有听到他说的话。

    “……我看不出来你怎么可能操纵DNA结果，除非负责测验的是私人检验室，半个法庭部门都与你合作……”

    “什么？”我问，惊住了，“操纵DNA结果？”

    “你没听我说话。”他不耐烦地脱口而出。

    “嗯，我是有些分心，没错。”

    “我说没有入能指控操纵任何事——这是我的想法。所以我们的关系和我在想的事一点关系也没有。”

    “好吧。”

    “只是……”他说不下去。

    “只是什么？”我问。他又喝完一杯，我加了一句：“比尔，你还得开车……”

    他挥挥手不理会。

    “到底是什么？”我再次追问，“是什么？”

    他抿嘴不肯看我，慢慢地说出来：“只是我不确定，到那时候从陪审员的立场来看，你的处境会如何。”

    就算他出手打我，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惊讶。

    “上帝……你知道了什么？是什么？那畜生在打什么主意？他想利用那该死的电脑入侵事件赶我走，他是不是告诉你这个？”

    “埃伯格？他没耍诡计。妈的，他没这个必要。如果走漏消息的事怪罪在你办公室头上，或者大众相信由于这些渲染的新闻，刺激了凶手加速出手，你的头会在砧板上。人们需要有个怪罪的对象，但我可不能让我的明星证人有信用或人气的问题。”

    “午饭后你同坦纳是不是在讨论这个？”我几乎要哭出来，“我在人行道上看到你，从北京楼出来……”

    他沉默了许久。他也看到我了，但假装没看到。为什么？因为他大概正在和坦纳谈论我。

    “我们正在讨论这些案子，”他不予正面回答，“还有很多其他的事。”

    我既愤怒又深受挫折，决定最好不开口。

    “你听我说，”他疲倦地解开领带和衬衫的第一个纽扣，“这件事的发展很不顺，我并不希望变成现在这样，我发誓。现在你很难过，我也不好受。我很抱歉。”

    我沉默如石。

    他深吸一日气。“只是我们确实有事需要担心，而且还应该通力合作。我只是在作最坏的打算，先有心理准备。”

    “你到底希望我怎么做？”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以便保持声音的平静。

    “做任何事之前先想五遍，就像打网球一样。当你输了一盘或是心情不对时，更应该特别小心。集中注意力在你的每一招，眼睛紧盯，一秒钟也不放过迎面而来的球。”

    他的网球比喻有时会惹恼我，就像现在一样。“我一向步步为营，”我不悦地说，“你不需要告诉我如何行事。我并没有失手的记录。”

    “现在这时刻特别重要。艾比·特恩布尔有如毒药。我觉得她在陷害我们——我们两个。她躲在幕后，用你的电脑来害我，也不管是不是会造成法网不张，只要那些案子搞砸了，你和我也跟着丢官。就是这样简单。”

    说不定他是对的，但我很难相信艾比·特恩布尔会这样邪恶。只要她的血管里有一滴人血，她一定会希望那凶手遭到惩罚。就算她复仇心切，也不至于利用那四个惨死的女人作为复仇的棋子，何况我不相信她有如此强烈的报复欲望。

    我正想告诉他，他太夸张了，他们两人间的不愉快经历让他一时判断错误。但我停住了。

    我不想再讨论下去，我害怕再继续。

    有个想法在我心里缠绕不去。他等到现在才说出来，为什么？他和她碰面是几个星期前的事。如果她要设计害我们，如果她对我们俩真那么危险，为什么他以前不告诉我？

    “你需要好好睡一觉，”我平静地说，“我想我们最好把今天的谈话，至少是部分的谈话摆在一边，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

    他从桌边移开。“你说得对。我受够了，你也是。上帝，我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他又说了一遍，“我原本是来这里给你打气的。真是抱歉……”

    我们走过走廊，他还在道歉。我还来不及开门，他就吻住我。我感觉到他呼吸里的酒味，以及他的热气。我的身体立刻起了反应，颤动的欲望与恐惧像电流般穿过。我勉强推开他，喃喃道：“晚安。”

    他在黑暗中如同影子般走向他的车，打开车门钻进去，车内灯照亮了他的侧面。红色的后车灯划过空旷的街道，消失在树后，我仍呆呆地站在门廊，久久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