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小时后，雷切尔乘坐的火车驶进了纽瓦克车站。

    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些老电影中情人们在火车站分手的情景：滚滚蒸汽从车底冒出来，列车员喊着最后一遍提醒，哨子响了，车轮启动了，咔嚓咔嚓地响着，一个情人身子伸出车窗挥着手，另一个人沿着站台向前跑着。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起了这派情景。纽瓦克火车站浪漫得就像一群满脑袋都是令人作呕的虱子的河马。火车一声不吭地进站了。飘荡在空气中的气味让人什么也不想看，什么也不想闻。

    但是当雷切尔走下火车时，我依然感到内心在激荡。她穿着褪色的蓝色牛仔裤和红色的高翻领毛衣。肩膀上挎着一个小行李包，下车时她把它向上提了提。好一会儿，我只是怔怔地盯着。我刚满36岁，雷切尔35岁。自打20岁出头时，我们就再也没有在一起过。我们整个成年时代都是天各一方，各过各的日子。回想起这些事来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前面我已谈过我们分手的事。我试图查找出原因，但也许事情就那么简单。我们是孩子，孩子总是干蠢事，孩子意识不到后果，考虑得不够长远3孩子不会明白这种激荡永远不会真正离开你的内心。

    时至今日，当我意识到我需要帮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雷切尔。并且她已经来了。

    她朝我走过来，没有一丝犹豫。“你好吗？”

    “还好。”

    “他们打电话了吗？”

    “还没有。”

    她点点头，沿着站台走着。她的话开门见山，人也迅速进人职业角色。“给我仔细解释一下DNA化验的事。”

    “我其他事一概不知。”

    “那就是说还不确定？”

    雷切尔把包从右肩换到左肩。我尽量跟上她的步伐。“我们必须作出一些艰难的决定，马克，你对此有准备吗？”

    “有。”

    “首先，你肯定不想与警方或联邦调查局取得联系吗？”

    “那张便条说他们有内线。”

    “也许是吹牛，”她说。

    我们又走了几步。

    “上次我与当局联系了，”我说。

    “那并不意味着是错误的举动。”

    “但肯定不是正确的。”

    她的脑袋做了个不置可否的动作。“你并不知道上次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是他们发现了尾巴，也许他们监视着你的房子。但最有可能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打算把她放回来。你明白吗？”

    “明白。”

    “但是你还对他们抱有希望。”

    “这就是我给你打电话的原因。”

    她点点头，最后停了下来，等着我指明走哪条路。我向右指了指。她又迈开步子。“还有件事，”她说。

    “什么事？”

    “这次我们不能让他们主宰节奏。我们必须坚持让他们保证塔拉还活着。”

    “他们会说头发就是证明。”

    “那我们就说化验并不能令人信服。”

    “你认为他们会接受吗？”

    “不知道，也许不会她步子一直不停。”不过我所谓的强硬决定就是这个意思。那个穿法兰绒衬衫的家伙会在公园里？这可能是个精神游戏。他们想恐吓你，削弱你的意志。他们想让你再次盲从。塔拉是你的孩子。如果你只是想再次交钱，这由你自己决定。但我不会建议你这么做。在此之前他们一直销声匿迹。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不会故伎重演。

    我们进了车库。我把票据交给管理员。“那你的建议呢？”我问。

    “这么几条。首先，我们必须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能是‘给你钱，以后给我们打电话。’他们得到钱，我们得到你女儿。”

    “如果他们不同意呢？”

    她看着。“强硬的决定。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

    “我还想要个电子侦察装置，这样我就可以和你在一起。可能的话，我想安上一部光纤照相机，看看这家伙的模样。我们没有人手，但还是可以有所作为。”

    “要是他们发现了呢？”

    “要是他们再次逃跑呢？”她反驳说。“只要能抓住机会，我们干什么都行。我这是吸取了第一次的教训。谁也不能打保票。我只是尽力提高我们成功的机率而已。”

    车过来了。我们上车，开上了麦卡特高速公路。雷切尔突然平静下来。旧时岁月再次消融，我知道这个姿态。以前我见过。

    “其他呢？”我说。

    “没了。”

    “雷切尔。”

    我的生气使她眼睛转向一边。“有些事你自己清楚。”

    我等着。

    “我给谢里尔打了电话。”她说。“我知道她把大部分情况都告诉你了。你知道我不再是联邦调查局的人了。”

    “是的。”

    “我能做的有限。”

    “这我知道。”

    她向后靠去。还是原来的姿态。

    “还有呢？”

    “你得面对现实反思一下，马克。”

    前面是红灯，我们停了下来。我转过头看着她——真正看着她，这还是头一次。她还是淡褐色的眼睛，金色的眉毛。我知道她这些年过得很艰难，但这没有在她眼睛里流露出来。

    “塔拉还活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她说。

    “但DNA化验呢，”我反驳说。

    “这事我以后再处理。”

    “处理？”

    “以后吧，”她又说了一遍。

    “这究竟什么意思？它们是吻合的，埃德加说这是最终正式确认的结论。”

    “以后吧，”她重复着，语气斩钉截铁。“眼下我们也可以假设她还活着。我们应抓住赎金这条线索顺藤摸瓜，权当线索的另一端有一个健康的孩子。在摸索的过程中，我得让你明白这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跟这不搭边。”

    “确实不搭边。你是说他们的DNA化验搞错了？”

    “我怀疑”。她又补充说，“但只是可能。”

    “怎么可能？前后两撮头发是吻合的。”

    “那些头发互相吻合。”

    “是的”

    “不过，”她说，“你怎么知道第一撮头发 年半前你收到的——是塔拉的呢？”

    我过了一会儿才理解她的意思。

    “你曾经对第一撮头发化验过，看看是否与你的DNA吻合吗？”她问。

    “他们为什么这样呢？”

    “也许绑匪一开始送给你的是另一个孩子的头发。”

    我使劲地摇着头。“但是他们有一小片她的衣服，”我说。“一件黑企鹅图案的粉红色连体衣。这你怎么解释？”

    “难道你认为商店只会卖出那样一件衣服？噢，整个事情我还不太清楚，所以我们还是不要陷入这样那样的假设中。我们还是想想此时此地我们能做点什么。”

    我靠在车座上。我们都陷入了沉思。我怀疑给她打电话这一步是不是走错了。如今有这么多额外的思想包揪。不过最后，我还是相信她了。我们得一心一意地投身于此事中。

    “我只想要回我的女儿，”我说。

    雷切尔点点头，张嘴似乎要说点什么，接着又归于沉默。正在此时，要赎金的电话打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