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我早早地就开车去了特莱恩总部。停车场几乎是空的，大概留守的就是保安、二十四小时操作中心的工作人员，以及零星的几个工作狂——我努力假装成的那种人。值班的大堂前台是个西班牙女郎，我并不认识她，她似乎也因为周日晚上加班而不太高兴。我进去的时候她几乎看都懒得看我一眼，不过我还是跟她打了个招呼，装出一副老实腼腆的模样。我上楼去了自己的办公间，干了一点儿活儿，制作了些Maestro产品在他们称为“EMEA”的地区——也就是欧洲/中东/亚洲地区——的销售量数据表。曲线走势并不乐观，可是诺拉还是希望我能篡改数据，尽我所能地凑出些乐观的数据值来。

    这层楼大多数地方都黑乎乎的，以至于我不得不打开自己格子间里的灯。真让人心神不宁。

    米查姆和怀亚特想要AURORA项目组里每个人的人事资料，想搞清楚每个人的工作经历，从中了解他们都是从哪些公司挖过来的，以及他们上一份工作都是干什么的。这是个推测AURORA项目内容的好办法。

    但是我并不能大摇大摆地走进人力资源部，拉开些文件柜，从里面抽出我想要的文件。特莱恩的人力资源部与公司的其他地方有别。那里是有安全措施保障的。首先，从企业主数据库无法连接这儿的电脑——人力资源部的网络系统是完全独立的。我想这是有意义的，因为人事记录包括各种各样的隐私资料，比方说员工绩效评价、他们的401（k）退休计划的价值以及内部认股数等等。或许人力资源部害怕普通职员会发现特莱恩高层主管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不少，进而引起办公区大规模的骚乱。

    人力资源部在E座三层，距离新品营销部有相当一段路程。一路上有很多锁着的门，不过用我的身份识别卡大概都能打开。

    我突然记起，任何人在某个时间点通过哪个检查点都是有记录的，这些信息会被储存起来，尽管并不一定意味着会有人查阅它或者拿它当什么用，可是万一以后出了岔子，我在某个周日晚上出于某种原因从新品营销部走到了人力资源部，而且还留下一路数字“面包屑”作证，这可不太好。

    于是我坐电梯下楼，从一个后门出了大楼。这些保安系统的问题在于它们只对人员的进入进行记录，却不管出去的情况。因此，你走出大楼并不需要使用身份识别卡。这也许是出于消防法规的考虑，我不了解。但是，这意味着我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这栋楼。

    现在外面已经全黑了。特莱恩大楼开了灯，它那铬制磨砂的表面闪闪发光，玻璃窗户看上去成了深蓝色。相比而言，这里的晚上挺安静的，只是时不时有在高速公路上飞驰而过的汽车发出的呼呼声。

    我绕到了E座，似乎许多行政职能部门都安置在这里，例如中央采购、系统管理这类单位。我看到有人正从辅助通道里走出来。

    “喂，能帮我开下门吗？”这个人看上去像是个清洁工。我一边大喊，一边向他挥舞我的特莱恩身份识别卡，“该死的识别卡又出问题了。”

    那人给我打开了门，看都没看我一眼。我就这么走了进去，什么都没被记录下来。根据中心系统的记录显示，我现在仍然在B座楼上我的办公间里。

    我沿着楼梯爬到三楼，三楼的门没有上锁。这也是某条消防法规定的：在一定高度以上的建筑物必须留有楼梯，以备紧急情况之需。或许某些楼层的楼梯口设有读卡器，但是三楼没有。我直接走进了人力资源部门外的接待区。

    这里的接待区是典型的人力资源部布置方式——许多高贵的红木器具，传递出“我们很严肃，这事关系到你的职业”之类的信息。还有色彩各异的、似乎坐上去很舒服的椅子，告诉你不管何时来人力资源部，你都得准备好在这儿坐上一段长得让你忍无可忍的时间。

    我四处寻找闭路电视摄像头，但没有找到。我并不是觉得应该有，毕竟这不是银行——或黄鼠狼项目组——我只不过是想确定有没有，或者说，尽可能地确定。

    灯光很暗，使得这里愈显庄严，抑或恐怖——我也说不清。

    我站在那儿思考了一会儿。最好的办法是清洁工打开门让我进去，但是周围没有清洁工——他们很可能深夜或大清早才来工作。所以，我只能再来一次“卡出了问题”的老把戏，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一招还挺管用的。我走回楼下，穿过备用通道走到了大堂。一个满头铜红色头发的大堂前台女郎正在一台安全监视器上看《单身汉》节目的重播。

    “我原以为我是惟一需要周日上班的人呢。”我对她说。她抬头礼貌地笑了一下，又接着去看她的节目。我看起来像个在这儿上班的人，我有身份识别卡，只是被皮带折断了，而且我是刚从里面走出来的，所以我就应该在里头，没错吧？她不是那种话多的人，很好——她只想自己安安静静地看《单身汉》。只要能让我走开，她一定会竭尽全力。

    “喂，听着，”我说，“很抱歉打扰你，但是你这儿有修卡器吗？并不是我想回办公室去，只是我不得不回去，否则我就得失业。可是该死的读卡器不让我进，就好像它也知道我现在本该在家里看足球赛的。你明白吗？”

    她微微一笑，大概她不习惯被特莱恩职员注意到。“我明白你的意思，”她说，“但是很抱歉，负责修卡的女士明天才会上班。”

    “噢，天哪，我怎么才能进去？我可等不到明天！我真是倒霉透了！”

    她点点头，拿起电话。“斯坦，”她说，“能帮我们个忙吗？”

    几分钟后那个名叫斯坦的保安出现了。他是个小个子男人，瘦而结实，皮肤黝黑，大约五十多岁。很明显斯坦戴着假发——假发是乌黑的，而周围露出的他自己的头发却是发灰的。我实在不能理解，如果你不打算偶尔修饰一下假发让它差不多以假乱真的话，干吗还要费劲戴着呢？我们乘电梯上了三楼。我用复杂的原理喋喋不休地跟他解释人力资源部是如何等级分明地使用另外一个身份识别系统的，但是他并不太感兴趣。他想聊体育，没问题，我能聊。他很讨厌丹佛野马队，于是我也装成跟他站在统一战线上。到人力资源部的时候，他取出自己的身份识别卡，这张卡大概可以让他在他的工作领域里畅通无阻。他拿着识别卡往读卡器上一挥。“别太辛苦了。”他说。

    “谢谢，老兄。”我回答。

    他转身看着我。“你最好修修你的身份识别卡。”他说。这样，我就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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