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南乡正二才十九岁，那时他见到了一张招募刑务官的宣传海报，但那上面完全没有提到职务还包括“处决死刑犯”。

    海报上只写“这是个好工作，可引导罪犯改过自新，可防止罪犯隐匿证物，可让狱中被告接受公正的审判……”，就是未提“行刑”二字。

    南乡通过考试，被分发到千叶监狱任职。此狱之囚均为“LA级”，即“首次入狱但刑期为八年以上者。”起初南乡在保安课实习，尽做些杂务，后至“矫正进修班”上了七十天的“初等科进修课”，研读相关法律并苦练防身术，终于成为正式职员。

    但他回到千叶监狱后，却因现实与理想差距过大而心灰意冷。当时全国各监狱管理状况都不好，多数受刑人并未真心悔改，狱方人员也没有尽心教育囚犯。

    许多囚犯遭受虐待，便提出控告。有些狱卒同情他们，挺身作证，但却被反咬一口而遭记过处分。牢狱已非感化之地，而成了一个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黑暗世界。

    为除此弊端，大阪监狱首倡“管理行刑制度”，成效显着，于是全国采行，各地狱政焕然一新。其方针就是“军事管理，全面监控，严刑重罚”，并规定所有狱卒均须随身携带“发奸除弊簿”。囚犯稍有不守规矩的言行，立刻会被记录下来，然后就有得受了。

    南乡当上“法务事务官看守”那一年，正是日本行刑制度耳目一新的时期。

    南乡虽依规定行事，心中却始终把着“自己所为何事”的疑问。

    受刑人在集合整队时若东张西望，南乡就必须依规定将之重罚。

    许多同僚还蔑称受刑人为“吃免费牢饭的”。只顾完成上级规定的工作量而丝毫不体恤囚犯的狱卒亦所在多有。

    南乡也知道有不少同仁对此风潮大皱其眉，但都莫可奈何。他们那“感化坏人，刑期无刑”的理想早已被摧残殆尽。

    可是又怕一旦放松，有些囚犯就会得意忘形，不守牢规。在未实施“管理行刑制度”之前，还发生过“牢中流氓指挥狱卒去外面路边摊买拉面回来给他吃”的怪事。

    该如何取舍拿捏呢？站在狱政工作最前线的狱卒均大表为难。

    工作五年后，南乡的观念改变了。

    在一年一度的“狱中运动会”上，南乡忽有所感，大受冲击。那天是很特别的日子，受刑人可在操场上到处乱跑，大声喧闹。

    那时南乡忽然想到：此狱共有三百多名杀人犯，这也就是说，至少已有三百多人已死在这些囚犯手中。

    一念及此，眼前这些囚犯突然变得面目可憎。这天有加菜，每个囚犯都多得了几个包子，他们正在狼吞虎咽，大吃特吃。南乡望着他们，心中想着：为什么要讨好他们？让他们这般快乐，如何对得起那些惨遭他们杀害的人？那些牺牲者在天之灵一定很不高兴吧？

    那时南乡正在用功读书，准备参加“中等科”的考试，及格的话即可升官。

    “刑法史”也是他研读的科目之一，因此他知道一些刑法的历史性论争。此刻他想到的就是那些论争的内容。

    在近代刑法的摇篮期，欧洲大陆出现过许多次激烈的论战，其焦点就是集中在“刑罚为何目的而设”这问题上。

    有一派是“报应刑罚思想”，主张“向犯罪者报复”；另一派为“目的刑罚思想”，主张“感化罪犯以消除社会隐忧”。两派人马长期论战，最后是互相截长补短，止论息争，并且形成了目前整个刑罚体系的基础。

    但各国所订法律并不相同，各有偏重之处，此乃理所当然。欧美各国多采“报复论”，日本则倾向“目的论”。

    南乡读了这些内容，才知道自己内心为何会感到矛盾。这种“管理行刑制度”表面上是标榜“感化教育”，实际上却是严刑峻法。

    现在的南乡已决定和那些杀人犯背后的冤魂站在同一边，他已认定“严惩犯罪者”便是自己应做的事。只要想到被害者，他就会认为“报复论”才是不容置疑的公理正义。

    从此以后，南乡便完全按“管理行刑制度”的规定行事。当他通过“中等科”考试并进修一段时间后，官阶就升为“看守组长”。上司对他评价颇高，于是便让他转调至东京看守所。

    他就是在那时尝到了人生中第一次“亲手处决犯人”的滋味。

    那看守所位于东京的“小菅”。当时南乡才二十五岁，在此当官自然是得意洋洋。他已发现：刑务官的世界是一种阶级社会，上司的命令必须绝对服从。因此他决心力争上游，爬上高位。他知道：若不当高官，将一事无成。

    此时的南乡依然以推行“管理行刑制度”为己任。关在此地的，则全都是一些所谓“毫无悔意，罪无可逭”的死刑犯。

    死刑犯并非被囚禁于监狱，而是被关在看守所内。在死刑判决确定之前称“未决囚”，之后则叫“确定囚”。他们被集中在同一区，受到严密监控，囚号末尾均为零。东京看守所“新四舍”的二楼就是死囚牢房，通称“零号区”。

    那时南乡已当了六年的刑务官，但对死刑并未深入了解，还跟普通人一样，认为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事。

    他上任不久，一位保安课员便带他去“零号区”视察。来到走廊时，那人低声向他说：“就要进入零号区了，请注意，脚步要尽量放轻，最好不要发出声音，而且绝对不可在牢门前停下脚步。”

    “这是为什么？”

    “有些囚犯会以为那是要来押他上刑场的，结果就歇斯底里大吵大闹。”视察完毕，回到办公室后，这位同事讲了一个实际上发生过的恐怖故事给南乡听：一狱卒欲至一死囚之牢房办事，不巧是在上午九点多去的，那刚好是押人上刑场的时间。狱卒于牢门外呼叫，却无应门声，内心起疑，便从窥视窗望进去，竟发现那死囚已晕厥在地，大小便皆失禁。几天后，此牢房之“呼叫器”往上升——呼叫器是块木牌，连接至牢房内，囚犯若有事，只需拉动握柄，走廊上的木牌即往上升，狱卒便知囚犯在呼叫——那狱卒便走到牢房门口，从窥视窗望进去，不料那囚犯竟从里面以手指戳瞎了狱卒的眼睛。

    “死囚均处于所谓的‘极限状态’。”那同事解释道：“不明此理则无法妥善对待。”南乡口服心不服。他仍记着运动会时的景况，那些杀人犯大啖肉包时的嘴脸令他愤愤不平。其中有一个，他印象特别深，那人虽然杀过人，却只被判十五年徒刑。现在这死牢中的，必定都是比那人更坏、更残暴的坏蛋，有什么值得同情的？这是南乡内心的感想。

    一个星期后，南乡和那位同事去附近散步，见到树林中有一栋乳白色的小屋。那屋子的外形很像一般森林公园中的管理站。

    南乡随口问：“那是什么？”

    同事回答：“是刑场。”

    南乡立即驻足观看。那屋子外观相当雅致，但铁门十分厚重，显得很不搭调。

    南乡忽然害怕起来，心想：我会不会被派去处决犯人呢？行刑那一刻，此屋中究竟是何景象？

    当天他下班回宿舍后立刻去找资料，他想了解狱方如何对待死囚。但其中有关“行刑步骤”的部分却始终找不到答案，那些前辈也都不肯告诉他，每人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一触及此问题就三缄其口。其实，有亲手行刑经验的刑务官本来就只占极少数。

    南乡记得在千叶监狱时曾听一名老狱卒说：“死神必在黄昏出现，祂驾着黑车停于大门前，黄昏若有黑车来，绝对会有人魂飞魄散。”当时南乡根本就听不懂，如今才想到这段话可能跟处决步骤有关。

    他在查资料时发现了一些制度上的问题。法律规定“死囚待遇等同于刑事被告”，也就是说“视同一般尚未判决确定之囚犯”，然而现实却与法律不符。法务部于一九六三年已下令“隔离死囚”，因此几乎所有死囚对外联络管道均已切断，连跟邻房囚犯交谈也不行。更有甚者，连“收发信件的规定”之类的小事也交由看守所的所长去自由裁量。由此看来，全国的死囚显然不会受到公平一致的对待。

    南乡一向主张“严惩重犯”，对此制度大感不满。他心想：“组织规定”的效力居然高于“法律条文”，一个法治国家怎能容许此种状况存在呢？

    这种不满也成了南乡奋发向上的原动力。他决心要通过“高等科”的考试，以便升上更高的官位。

    他想：虽然我只有高中毕业，但只要能升上“矫正管区长”，还不是能跟那些法务部的官员平起平坐？

    有一天，死神终于出现在他眼前。那时他正在用功读书。

    黄昏时刻，一辆黑色公务车来到办公室大门前停下，一名三十多岁的黑衣男士手提公事包走下车来。

    南乡见到那人胸前的银色徽章后，才知道“死神”的真正身分。此人乃是东京高等检察厅的检察官，手中所拿的正是“处决令”。那银色徽章又叫“秋霜烈日徽”，象征检察官操守之坚就像是秋天的寒霜，执法的严格恰似夏日的烈阳。

    南乡明白行刑之日已近，只是不知所内十名死囚中谁会遭处决。

    过了两天，一切如常，只是保安课的上司和一些资深刑务官表情变得比较严肃。

    第三天傍晚，南乡被保安课长叫去。他一进会议室，课长便正色道：“四七零号定于明天处决。”南乡顿时想起四七零号囚犯的脸孔。那人约二十多岁，因犯两件奸杀案而被判死刑。

    课长凝视着南乡，好一会儿之后才说：“经过多方考虑，我决定推荐你去行刑。”南乡的第一个念头是“终于轮到我了”。他忆起自己小学时看牙医的情景：在候诊室中排队，护士叫到名字时，他紧张得差点逃走。

    课长接着又说明挑选的标准：平时工作绩效须特优、本身及家人均健康无病、妻子目前无身孕、家中无丧事等等。合乎这些条件的刑务官共有七名，都在课长的推荐名单上。

    “不过，这并非不得违抗的命令。”课长又说：“若因故必须拒绝，也可以说出来。”语气中充满体恤下属的诚意。南乡心想：我若拒绝，他必定也会同意的。

    但是，想到另外那六名人选时，南乡就无法拒绝了。

    “我愿领命。”南乡道。

    “很好。”课长表情如释重负，“偏劳你了。”

    一小时后，七名“行刑官”在所长室集合，接下所长的正式命令，然后每人都领到一份由保安课长拟妥的“计画案”。那份文件上详载着行刑步骤：检查刑场设施、分配人手、对死囚该说什么话、如何押至刑场、行刑时每人该做什么、遗体如何处理、怎么应付媒体探访等等。

    众人依文件所写，鱼贯前往刑场排演练习。

    开锁后推门而入，铁门发出低沉的声响。七人中最年长的是四十岁的看守组长，他按下墙上的开关，点亮了日光灯。

    屋内色调一致，地毯和墙壁均为灰黄色，颇像高级住宅，但其格局摆设却与一般住宅大异其趣。一楼只有门口和走廊，走廊两旁有短短的楼梯，上可通“半楼”，下可达“半地下室”。换言之，就像是把一栋二层楼的屋子“硬塞半楼至地下”而形成的。南乡等人等于是从一楼的高处进入的。

    七人默默上楼，至“半楼”仅需爬五级阶梯。

    首先看到的是走廊墙上的三个按钮。那叫“行刑钮”，只消一按，刑场上的翻板就会往下一分为二。有三个钮是因为要让三个同时按钮的行刑官都不晓得“到底谁才是刽子手”。真正行刑时，只有其中一个钮有作用，但不固定是哪一个，若三人各按一钮，则事后谁也不知道真正的刽子手是何人。

    三名负责按钮的留在走廊，包含南乡在内的另四名则走进另一边的“佛堂”。

    此房约有六蓆大，和邻室之间以布幕相隔，正面有香案灵位，中央有一桌六椅，死囚受刑前之最后一餐在此享用，“教诲师”亦在此为其祷告诵经。

    四人之中的两人须留在此房工作，其中一人要拿面罩覆住死囚头部，另一人则要将死囚双手反铐于后。

    南乡的目标在邻室，他拉开布幕，本欲向前跨步，却反而被刑场的样子吓得退后一步。

    离布幕约一公尺处有块翻板，因其上亦铺地毯，所以双眼被蒙住的死囚即使站在上面，大概也不会发觉。

    翻板面积约一公尺见方，正上方垂吊着一条粗约二公分的麻绳。此绳全身约八公尺，中段通过天花板上的滑轮，末端绑在墙边梁柱上。

    南乡的任务就是将此绳套在死囚脖子上。他怔立于布幕前方，其余六人不发一语。最后他把心一横，吞下口水，喘着气走进刑场，把那已结好的绳圈拿在手上。

    绳圈下面套在死囚咽喉的部分已经用黑色皮革包裹起来。南乡一见到那皮革上的光泽，就觉得彷佛闻到了死亡的气息。绳结处有一铁片，上钻二洞，绳穿其中。绳圈套上死囚颈部之后，将此铁片一压即可锁住，再也挣不开。

    南乡直想吐，但这是他的工作，法有明文，不得不从。

    他想起规定的步骤，便动手练习。首先要调整绳圈高度，使得死囚落下后脚底离地约有三十公分。四七零号死囚的身高已写在那计画案。

    绳圈调好后，众人在看守组长的指导下开始演练。走廊那三人中，最年少者先扮演死囚，其余的人将他上手铐及戴面罩，然后拉开帘幕，带进刑场，让他站在翻板上。组长与南乡分别綑其双脚，套其颈部，然后退后一步，离开翻板。实际行刑时，保安课长会在旁观视并比出手势，那三人便会同时按钮，死囚整个人就掉进深达二点七公尺的“半地下室”中。

    众人反覆练习，所需时间渐渐缩短，而且短得让南乡很吃惊。死囚从进刑场到掉下去，还花不到五秒钟。南乡的动作已很熟练，所以时间才会缩得这么短。

    彩排到晚上十点多才结束，七人排队走到宿舍前面才解散。其中两人回去自宅，四人跑去聊天。他们把常去聊天的地方称为“俱乐部”。

    南乡与众不同，他回到“新四舍”，征得值夜官的同意，取得四七零号囚犯的身世调查纪录。他想要知道此人的罪状。

    他独自坐在会议室中，默默翻查纪录。四七零号曾犯下两件奸杀案，当时仅二十一岁，为东京都内某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受害者是两名女童，一个已七足岁，另一个实岁才五岁。

    南乡愈看愈愤慨，同时也愈觉得心安理得。他喜欢孩童，故而特别憎恨那些残害儿童的凶犯。他想起侄女。每次他去川崎找大哥，小侄女一见他就欢呼“和爸爸很像的叔叔又来了”。他心想：假如是我那侄女被奸杀，我不将那凶手碎屍万段才怪！

    这四七零号囚犯在公审时非但装疯诈痴，还坚称“二女求精若渴，我只好使尽全力让她们满足”。法官听了大怒，立刻将他判处死刑。

    至此，南乡只在乎一件事，那就是“证据是否齐全”，他不愿妄杀无辜。

    详阅纪录，果然证据确凿。两名女童阴道内满是精液，化验得知，与被告的血型完全符合。被告的内裤亦沾满死者的血液及阴道分泌物。凶器为石块，石块的碎片附着于被告的毛衣上。警方已将物证搜集齐全。

    南乡忍不住闭目想像案发当时的情景：两名清纯可爱的小女孩不幸惨遭狼吻，纤弱的娇躯不知让那淫贼玷污了多少遍，最后还被石块砸碎头颅，脑浆四溢而亡。

    凶手简直不是人！连禽兽都不如！

    南乡心想：此人罪恶滔天，狠心狗肺，当然应该杀了他！

    不料当晚南乡却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日后方知，前一晚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熟睡安寝的夜晚。

    次日早上八点，七名行刑官与其上司排成一列接受点名。每人都脸色发白，大概晚上都睡不好。

    点名完毕，七人入刑场再操演一遍，又至佛堂点香合十，彷佛在“生祭活人”，然后坐下等候。

    上午九点三十五分，一楼铁门开启，南乡听见了“教诲师”诵经的声音。警备队长、教诲师、四七零号囚犯、看守所长及其五名属下、检察官、检察事务官等人鱼贯而入，上了楼来到佛堂。

    南乡仔细端详那死囚。那人长得眉清目秀，细皮嫩肉，又矮又瘦，好似弱不禁风的样子。此刻他的双手已被铐在前面。

    南乡心想：像这种人，大概只能诱奸那些年幼可欺的小女孩吧？

    只见那死囚呼天抢地，泪如泉涌。

    “全是山珍海味。”保安课长解下死囚手铐，然后说：“一应俱全，任你享用。”囚犯目光移至桌上。那儿有饭、肉、菜、水果、甜点、糕饼、糖果等，可说应有尽有。他拿起一块豆馅麻糬，塞入口中咀嚼，但立刻“呕”的一声全吐出来，手中麻糬亦掉落在地。他伸手要捡，又倏然住手，张目四顾，目光转至南乡脸上，便停止不动。

    南乡紧张得手心冒汗。他的双手已依规定戴上了白色手套。

    “救救我！”死囚望着南乡，啜泣道：“饶了我好不好？”南乡想起此人的恶行，立刻火冒三丈。

    那死囚挣开警备队员的手，冲至南乡面前下跪伏地哭喊道：“别杀我呀！我不要死！求求你呀！”南乡不为所动，他心中对此人只有憎恨、鄙视与厌恶。他暗暗说：事到如今，你求饶何用？当初你将小女孩奸得全身抽搐时，不是很过瘾吗？你杀死她们时，不是快乐已极吗？那种快感敌得过现在这种死亡的恐怖感吗？

    警备队长将这死囚扶起。在场众人互以眼神示意，似乎想将这个死囚早点除之而后快。

    “有何遗言要交代？”保安课长道：“要写遗书也可以。”诵经声骤然停止，可能是为了让众人听清楚这囚犯的遗言。

    死囚开口道：“我没有犯案。”

    在场众人均停止动作。

    死囚又说：“根本不是我做的。”

    “就这样吗？”保安课长道：“还有没有？”

    “冤枉呀！救人呀！”死囚突然捶胸顿足，大呼小叫。

    三名警备队员扑过去制伏他，所长下令道：“即刻行刑！”众人立刻展开行动，教诲师又开始念经。

    囚犯已被蒙上面罩。南乡拉开布幕，跑进刑场。

    绳圈长度已调整妥当。

    南乡回头望去，只见囚犯已被按倒在地，另一人正在将他双手反铐。

    南乡脸色发青，因为他想到自己即将把绳圈套在囚犯脖子上。他的决心开始动摇，诵经声对他非但毫无帮助，甚至还有反效果。

    “饶命呀！救人呀！”囚犯仍在大叫。

    所长高声道：“别说话！不然等一下会咬断舌头。”囚犯仍在挣扎尖叫，警备队员将他押上刑场。

    南乡用最快的速度抓住绳圈。他已尽了力，却还嫌自己不够快。

    囚犯即将踏上翻板。南乡耳中全是诵经声和惨叫声，此刻他只能依赖“报复论”的思想来支撑自己的决心。他想到哲学家康德的名言：善恶有报方称正义，报复即为刑之本义。

    四七零号囚犯双脚已踩在翻板上。

    南乡高举绳圈，心中默念：纵然地老天荒，杀人都要偿命。万恶的淫徒，我不能饶你！

    他将绳圈套在死囚颈上。

    “冤枉啊！”囚犯仍在呼喊：“饶命啊！”

    南乡压下铁片，后退一步。

    紧接着一声巨响，翻板分开，死囚坠落，绳子拉直的同时又出现闷哼声、骨折声以及绳索的摩擦声。

    绳子正在左右晃动，彷佛在表示自己已圆满达成任务。

    “请跟我下楼。”所长向检察官和检察事务官说。

    他们必须去确认受刑人是否已经死亡。

    南乡呆立不动，静听诵经声。

    须臾，麻绳停止晃动。三名按钮者奉令去地下室帮忙。原来囚犯仍在抽搐，尚未绝命，他们要去按住囚犯的身体。此刻医务官应会在旁以听诊器倾听，静候受刑人心跳停止。

    十六分钟后，确认心跳已停。依监狱法的规定，这时还不能解开绳套，须让遗体在上面再吊五分钟，方可解下。

    直到十点整，南乡等人才被叫去地下室处理屍首。他们以酒精清洗死屍，并为遗体穿上寿衣，共花了十五分钟。然后将屍身放入棺中，再抬至刑场旁的太平间。每人均领到一万两千圆的“特勤费”，并且奉令保密，不得将在此所见所闻外泄。他们喝了一些“净身酒”，然后一齐至那“俱乐部”沐浴更衣。

    南乡只觉得自己犹如行屍走肉，身不由己。

    中午十二点，一行七人走出看守所至街上散步，旋即解散。南乡想要买醉，便独自走向闹区寻找酒店。

    他喝得烂醉如泥，清醒时才发现自己趴在路边，夜幕已经低垂。他开始呕吐，吐得发昏。迷迷糊糊中，他勉强忆起自己刚才是在一家酒店的吧台前猛灌威士忌。他边吐边想：终于知道心情不佳的原因了。

    他喝酒时突然想起一幕光景，导致心情低落。那幕景象历历在目：死囚遗体还吊在绳上，他上前取下头罩，就在那时，一个物体从头罩内掉落他的脚边，仔细一瞧，竟是一段舌头，那是死囚自己咬断的……那死囚双眼已经凸出，脖子因下坠的冲力而拉长了十五公分左右……他想：我已经杀死了一个人。

    他所信仰的“正义”对于解释这幕景象并没有任何帮助。

    他连胃液都吐光，然后开始哭泣。他满心懊悔，并且想起了年轻时和家人围坐一桌的场面。

    他自问：为何命如此？当初我考上的大学若比哥哥的好，今天我会手染血腥吗？还是说这是天命不可违？我是命中注定要变成杀人凶手的吗？

    他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并且趴在地上乾呕。当他想起自己此刻的惨状时，又忍不住放声大哭。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仍照常上班。到了第八天，他实在已受不了，只好请假就医。医生开了安眠药的处方给他。

    他去药局拿药时，见那女药剂生胸前挂着一个金光闪闪的小十字架，便问她是否基督徒。那少女轻轻摇头，微微一笑，含羞带怯表示那只不过是首饰而已。但这十字架已给了南乡一个启示。

    从此以后，他每晚都要服用安眠药，否则无法入睡。他利用吃下安眠药到睡着这段时间看宗教方面的书，各种经书他都读。

    圣经佛典字字珠玑，文美词妙悲天悯人，有些词句却又像在骂他。他读后虽然感到心情舒坦，但不久后就决定不再读经了。

    因他认为：依赖神佛的人是懦夫。

    他想：一切罪恶皆是凡人做的，奸杀女童是凡人做的，处决凶徒也是，“罪与罚”都是。既然是凡人做的，便须由凡人来解惑释疑，怎么可以依赖神仙圣佛？

    南乡以后才知道：他竟然花了七年才解开这个疑惑。

    南乡与那女药剂生认识之后便开始交往，进而相恋，五年后终于结婚。

    他们婚前便有肌肤之亲。第一次同床共枕的隔天早上，女孩向他说：“你整晚都在说梦话，是作了噩梦吗？”这使他开始犹豫，不知是否该结婚。当过刽子手的事不能告诉任何人，若娶她为妻，还能保密到底吗？

    但他更不愿失去这女孩带给他的安全感，因此仍决定和女药剂生结婚。

    婚后两年，生下一个男孩。

    南乡望着婴儿那可爱的睡相，心中涌现“去考高等科”的念头，同时又想到自己七年前或许并未做错。

    他想：若是我的孩子被杀，而那凶手就站在我面前，那我一定也会要他偿命的！但若人人都可私下报仇，就会造成社会混乱，因此必须由政府行使“刑罚权”，来替受害人讨回公道。多数人都有复仇心，死刑当然有存在的必要；少数人或许已失去复仇心，死刑却可为他们报仇雪恨，因而“报复论”绝对是正确无误的。

    七年来，南乡一直对死刑存在之必要感到怀疑，现在他已知道这是错误的想法。他把“亲手处决犯人时产生的不愉快感觉”和“赞不赞成死刑”混为一谈了。直到行刑的前一秒钟，他还是坚定支持死刑制度的。

    他回忆往事，七年前那幕情景依旧栩栩如生：四七零号囚犯跪在他面前求饶，他恨火难消……他已认清事实，所以在第二次奉令行刑时，就能够很坚决的从容领命。他认为：只要把心一横，杀人并不难。即使会导致日后永远失眠，也要替天行道、伸张正义。

    第二次接获命令，是在他被调去福冈看守所任职的时候。经常被调动，表示他的升官之途仍然顺畅。

    行刑日的前一晚，他来到宿舍内的“俱乐部”，看见一个年轻狱卒正在猛灌酒。此人姓冈崎，这次也被上司选为行刑官。南乡、冈崎和另一人的任务都是“同时按钮，让死囚坠落”。

    南乡见他脸色苍白，觉得以前的自己跟他很像，便走到他身边坐下。冈崎率先开口攀谈，却尽聊些“一般死囚平日的待遇”，对明天的处决只字不提。后来他又提出一个疑问，说：“为何所方均以法务部的命令为优先，而忽视监狱法之条文？”其实当年南乡也想过这个问题。

    “这件事我也曾深入探讨过。”南乡说出自己的心得。

    “法务部大概是希望能修改监狱法吧？可是那些政治家若不行动，法律条文又怎能更动呢？法务部无计可施，迫不得已，只好发出那些命令了。”

    “那就要怪那些不肯修法的政客了，对不对？”

    “表面上是这样，但我们也该想想那些国会议员不修法的原因。他们若提到改善罪犯待遇的问题，尤其是牵涉到死刑犯的事情，他们的形象就会严重受损，换句话说，一切都是为了更多的选票。”

    “那还不是要怪这些政治家？”

    “你有没有看过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民意调查结果？”

    “难道说有过半数的民意支持死刑？”

    “不错。”南乡道，“日本人就是这样，心口不一，明明心中想的是‘快将恶徒处死’，却不敢说出口，而且还会大骂那些敢说出来的人，说他们毫无人道。”

    冈崎若有所悟，点头道：“难怪我看电视，全是一些反对死刑的人在发言，说要维持死刑的人一个也没有。”

    “是呀，一般人总是指责那些政客惨无人道，连我们也骂进去。其实民众心中是希望维持死刑的，我们满足了他们的期望，却反过来要受他们谩骂，真是岂有此理。他们心中其实是想说‘多谢你们替我们除掉那些万恶匪徒’，但谁也不敢说出口。”南乡长叹一声，又道：“可是，总要有人来当刽子手呀！”冈崎环顾四周，然后压低声音道：“南乡先生，你这么说，莫非是赞成死刑存在？”

    “正是。”

    “明天就要处决二八零号死囚了，难道你也不反对？”冈崎是一副进退维谷又迫在眉睫的模样。

    南乡见状便问：“这人有什么特殊之处吗？”冈崎闭口不答。

    南乡追问：“难道他是冤枉的？”

    “不是，不是，他是罪证确凿没错，只不过……”

    冈崎欲言又止，沉吟半晌后方道：“请你去看看他的身世调查报告吧，看最后一页即可。”南乡立刻前往死牢。那死囚的罪状，他大致上已经了解了。此囚为男性，五十多岁，因强盗杀人罪而被判死刑。

    犯罪的起因是：他的朋友欠债不还，由于他是“连带保证人”，受到拖累，于是自己也债台高筑，只剩两条路可走，一是全家自杀，二是抢钱还债。考虑结果，决定走第二条路。被害者共有三名，是一对年迈夫妻及其儿子，他们因家财万贯而惹来杀身之祸。

    此囚当初若选第一条路“全家自杀”，就算他把妻子和两个孩子杀死而自己没死，也不会被判死刑，甚至连无期徒刑也不会。

    南乡取得阅件许可后，便带着厚重的文件进入空无一人的会议室详加观览。他先看有关“宗教教诲”的部分，上面写着：“被捕之后立即俯首认罪，一审期间皈依天主教……信仰虔诚，绝非脚踏两条船的‘蝙蝠教徒’，完全听从教诲师所言，并且每天为受害人祈祷……”南乡看到这里，心想：冈崎所言或为此事，其疑问可能是“既已真心悔过，诚意向善，那还有将他处死的必要吗？”此问题的解答，南乡早以备妥。他因职务之便，结识了为数颇多的“终身囚”和死囚，将两者分析比较之后，所得结论即为解答。

    在终身囚当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无悔无愧者”，这些人犯罪之后，非但至死不悔，甚至还对那些受害者怀恨一生。他们在牢中循规蹈矩，只不过是企图以“表现良好”的名目获得假释罢了。

    终身囚当中也有“表现出后悔之意”的人，而且占大多数，然而他们的态度却都不甚积极，和部分死囚那种“真心忏悔”的模样简直不能相提并论。甚至可以说：唯有在死囚当中才能找到“具有宗教性狂热之悔意”的人。

    所以南乡的结论是：那些死囚会真心悔过，全是因为“已被判死刑，自知苟活无望”的缘故！也就是说，源自“报复论”的死刑制度竟然反而达成了“目的论”的目标！这真是一种讽刺。

    南乡看完这段文字后，内心感慨万千：一个死囚信仰愈坚，心情就愈平静，那些执法者就会愈早下达处决令，也就是说，愈是诚心悔改者，反而会愈早去见阎罗王。冈崎一定是认为这种制度很不合理吧？

    南乡翻到最后一页，那儿附有一张信件的影印本，收信人是福冈地方法院的法官，寄信人为此案受害者的遗孤，是一名女子，她的父母兄长均已惨死在那一六零号死囚手中。

    信件是这女子亲手写的，其中有“恳请法官勿判死刑”的词句。

    南乡大吃一惊，无法理解，心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换做是我，不报血仇才怪！另有一段文字是“被告已付给足够之赔偿”。南乡看到后立即翻阅调查纪录，查对是否属实，结果却是：一六零号囚犯全家早已负债累累，山穷水尽，根本无力支付巨额赔偿费。入狱至今十余年，做苦工所得虽全数送去给死者遗属，但金额只有二十万圆左右。

    南乡又回头看那封信。那女子的心情跃然纸上，十分感人。信中提到：“血海深仇，不共戴天。原先我自然恨极了这凶手，但后来我转念一想：被告出身赤贫，没读过书，只因信任朋友，当了保证人，竟落得这般下场，实在可怜……因此我开始认为：不必将他置于死地。如果我的人生境遇和他相同，说不定我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来。我并非要求庭上判他无罪开释，而是希望能让他在狱中苟活，终其一生来为我的父母兄长祈祷……”这封信远比任何反对死刑的理论更具说服力，所以也让南乡觉得很不是滋味。他心想：我们劳师动众替你报仇雪恨，惩奸除恶，这么辛苦，你这三八女人竟反而……真可恶！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他又翻阅“审判结果”的部分。一审时，收到此信的法官果然是把凶手判处无期徒刑，但检方提出上诉，结果二审的法官推翻原判，改为死刑，判决书上的“量刑理由”这么写：“被告自始即显有悔意，受害人家属亦为其求情，本应酌予减刑，唯被告手段过于残暴，对社会之冲击甚巨，可谓罪大恶极，天理不容，即使处以极刑，亦不足以彰显正义于万一，故仍依法判处死刑。”后虽又上诉，却被最高法院驳回，再申请“判决更正”，仍遭驳回，至此确定命难存。

    此刻的南乡已认为此判决并不公允。他虽然支持死刑制度，并已将七年前所做的事“正当化”，但那全是从受害者的角度去思考的结果，他自认可替受害者报仇雪恨。如今这种念头已不存在，他所能依赖的，就只剩下所谓的“法理”而已。他认定这一六零号囚犯是因侵害了“法益”，亦即“法律所保障的利益”，才遭处极刑的。

    他也想到：“特赦”制度对此囚似乎完全帮不上忙。

    南乡又将目光移回那封信，他的信念已开始动摇。此女惨遭灭门却反替凶手求情，这件事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明天究竟是为谁而行刑？南乡和冈崎有何必要取一六零号囚犯的命？若违反受害者遗属的心愿而强行将凶手处决，那不就等于伤害到受害者本人？

    南乡整晚都在考虑是否要辞职。他在二房一厅的宿舍中走来走去，又去看熟睡中的妻子，看了好几次。

    他必须养家活口。

    于是他决定违背初衷，打消辞意。家人的生活毕竟比死囚的性命重要些。

    翌晨，南乡将行刑步骤演练一遍，然后静候囚犯到来。此时，七年前那场面又浮现在他脑海中。

    ——冤枉啊！

    南乡依然认为当时吊死四七零号囚犯的行为绝无不当，但现在这一六零号又如何呢？那封求情信已显示出一项事实，就是“法律讲齐一，人心却多样”。

    刑屋之门终于开启，身披法袍的神父领着一六零号死囚走上楼来。这死囚年约五十多岁，很瘦削的脸庞，眼睛凹陷，但充满朝气，神态镇静，且步伐稳定。一行人鱼贯走入佛堂。

    南乡看看身旁的冈崎。这位年轻狱卒正全身发抖，状极痛苦。

    已被解下手铐的死囚一直凝视着祭坛上的十字架。片刻后，企划课长劝他享用最后一餐，他道谢后便吃了少许饼乾和水果。

    囚犯气定神闲，在场的二十名执法人员见状，全都露出了安心的神色。

    过了一会儿，死囚开始抽菸，并向看守所长交代遗言，说遗物要交给他的妻儿，遗书则已托牢房狱卒保管，仅剩的一点钱要全数送给受害者遗属作为赔偿，他自己的遗体则要损给大学附设医院作为解剖教学用，又说医院已先付了五万圆的酬金，那些钱也是要给受害者遗属的。

    四十分钟后，保安课长开口道：“永别时刻已到。”死囚霎时停止动作，随即点头道：“好。”

    一名狱卒开始哭泣。这人七年来一直负责看守死囚房。

    死囚面带哀戚，低下头来，不久又抬起头向教诲师说：“神父，我欲告解，我已犯罪。”然后面向十字架跪下。

    神父颔首，走到他面前，以严肃的口吻道：“你背叛上帝，罪恶滔天，今可知错？”

    “我已知错。”

    “好，赐你无罪。”

    南乡闻言大惊，心想：上帝赦免你，我们凡夫俗子不可饶你！

    神父继续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赐你无罪，阿门。”

    “阿门。”死囚说着，在胸前划十字，然后起身。

    两名行刑官上前将囚犯蒙上头罩，并将其双手反铐于后。

    南乡、冈崎及另一名狱卒走出佛堂，那边墙上有三个按钮，但从此处看不见刑场。他们只要等保安课长比出手势后再按下钮即可。

    刑场那边传来拉开布帘的声音。南乡注视着面前的钮，心想；现在是辞职的好机会，我大可表明不按此钮，然后提出辞呈，这样就不必亲手取这死囚的性命了……但我的妻儿要怎么办呢？还有身边这两位同事，难道我要背叛他们吗？

    此时保安课长用力放下高举的手。

    南乡立即按钮。但什么事也没发生。

    南乡抬起头来。没有翻板陷落的声音。保安课长愕然望向这边。

    南乡心知有异，慌忙环顾四周，这才发觉原因何在。

    原来冈崎的手指停在行刑钮前方，并未按下。

    南乡比出按钮的手势，口中说：“冈崎，快按啊！”冈崎双目紧闭，面无血色，全身僵住不动，只有指尖在微微颤抖。

    南乡心想：看样子，他已不行了，这样下去，大家就会知道启动翻板的是哪个钮了……南乡望向佛堂，只见保安课长正在向他右边这位狱卒招手，意思是要此人去拉“手动操作杆”。当行刑钮坏掉时，就要用手动的了，但如此一来，是谁吊死犯人也就一目了然了。

    那狱卒立刻跑过去，但南乡已再也忍不住，他拨开冈崎那只僵住的手，以自己的手按下行刑钮。他这么做是因不忍心让那死囚恐惧过久，他认为让一个人颈上套着绳圈等死是极其残忍的。

    一声巨响。除此之外，南乡已听不见任何声音。

    ——我已夺走两条人命！

    浮现在他脑海中的只有这句话。

    他若在刑场之外做这种事，恐怕早已被判死刑了。

    翌日，全国性的报纸都登载了“福冈看守所处决犯人”的消息，此事竟导致南乡的家庭濒于破碎。

    南乡的妻子阅报后，好像已猜出南乡前一晚“喝酒喝到半夜才回家”的真正原因了，她虽未说出口，态度却已有所不同。

    南乡本以为她是因“丈夫的职务和刽子手有关”而在生气，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对“丈夫一直不肯坦白告诉她”感到不满与焦急。南乡若老实说出自己的烦恼，她一定会谅解的。

    但南乡不能说。一来，这是职务上的规定，必须遵守。二来，七年前结婚时已瞒着她，理亏在先。三来，不想让孩子知道自己的父亲曾杀过人。所以南乡仍旧守口如瓶。

    小孩上幼稚园那年，南乡终于通过高等科考试，夫妻两人也开始协议要离婚，但最后决定要忍耐一段时间，等孩子上了小学再说。但在小孩升上小学后，又说再忍耐几年，等小孩上了初中再谈此事。

    南乡不想离婚，因为他知道，狱中囚犯大都来自破碎的家庭。他一想到“二十年后儿子因作奸犯科而在法庭上受审，法官念及他来自单亲家庭而酌予减刑”的场面，就觉得受不了。夫妻之间虽已无爱情可言，但为了孩子的将来，他也只好忍耐，凭着坚强的意志勉强和妻子生活在一起。

    他的妻子也是一样。丈夫频受调动，她也跟着迁居，几乎住遍了日本各地。每次搬到新任地的宿舍，她都要忙着跟四邻交际，虽已疲累不堪，但从未在孩子面前露出不悦的样子。由此看来，她也是尽力在维护这个家庭。

    西元二零零一年，小孩上了高中，南乡也被调到松山监狱，夫妻俩终于分居，但骗儿子说他父亲是“出差”去了。

    南乡心想：三年之后，也就是这孩子高中毕业之时，恐怕就是我妻离子散之日……就在此时，一则意外的消息传入南乡耳中：有个隐姓埋名的律师在征求人手，目的是替一名死囚洗冤。

    南乡心想：这种事正合我意，我当然要接下来。

    于是他立刻和那律师联络。见面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位杉浦律师竟是他以前任职于东京看守所时的旧识。

    应征者竟是一名刑务官，杉浦大表惊喜，因为南乡对死囚及上诉方面的事了如指掌。

    南乡已有辞职归隐的心理准备。若能拿到退休金以及此任务的酬劳，就可以让孩子上大学，也可以回乡开面包店了。到时候，他就可以向妻子倾吐苦衷，说明一切，那时妻子定会原谅他，然后破镜重圆，全家团聚……雪冤救人，任务艰钜，尚须觅一助手。

    于是他去找三上纯一来并肩作战。

    南乡说完前尘往事后又补充道：“我说出这些，已算违规渎职，但我不吐不快。”时间已是深夜十二点多，大雨已停，风从纱窗吹进来，凉爽宜人。

    南乡此时已肃容正色，不再微笑。纯一望着他：心想：也许这才是他的真面目吧？

    “我要问一件事。”纯一道：“你是赞成维持死刑，还是主张废除死刑？”南乡瞥了他一眼，说：“以上皆非。”

    “以上皆非？”

    “不错，对我而言，存废皆可。”

    “什么意思？”纯一想问个清楚。

    “别紧张。”南乡微笑道：“争论死刑存废，最易失去理智，所以别太冲动。其实，这是一场‘本能’与‘理性’之间的战争。”纯一终于明白他的意思，于是点头道：“我懂了，对不起。”南乡继续说：“杀人偿命，妇孺皆知，对不对？”

    “对。”

    “重点就在这里。犯什么罪，受什么刑，早已昭告天下。那些凶手明知被捕后即是死路一条，却仍敢犯下死罪，这叫明知故犯，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懂我意思吗？他们在杀人那一刻，就该有心理准备，自己也别想活命。不要等被捕后才哭叫求饶，那没有用的。”南乡说话时疾言厉色，似乎正在勉强压抑内心对那些凶犯的憎恨。

    “我真不懂，世上何以会有杀不完的歹徒、除不尽的妖孽？若无那些自寻死路的大傻瓜，天下哪需要什么死刑制度？真正在维护死刑制度的，既非国民也不是政府，而是那些杀人凶犯本身！”

    “可是……”纯一欲言又止。他原本是想问“那一六零号囚犯的情形又该如何解释？”，但却不敢开口。

    “无可讳言，现行制度仍有缺点。”南乡似已看出纯一心中的疑问。

    “譬如：法官仍有可能误审误判，或判决不当。还有，特赦制度毫无用武之地，有等于无。像这树原亮一案，就是最好的例子。”

    “说到此案……”纯一道：“若能证实真凶另有其人，你是否赞成将那真凶处以极刑？”南乡沉吟半晌，方才点头说：“要救树原只能这样，没别的办法。那真凶若被逮了，在绳圈套上脖子时一定会说‘冤枉啊，饶命啊’，我只希望自己不是当时拿绳圈的那个行刑官……”说到这里，他比了一个以绳圈套颈部的动作。

    纯一望着他的眼睛，只觉得那里面似乎包含着许多辛酸的往事。

    南乡又说：“我别无所求，只盼能把树原从鬼门关前救回来，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懂了。”纯一终于不再犹豫，“我愿尽棉薄之力。”

    南乡闻言笑道：“辛苦你了。”

    窗前凉风习习，纯一只觉得暑气全消，心旷神怡。南乡似乎也在享受凉风的吹拂。

    夜深人静，两人默默无语。

    不久，南乡开口道：“真奇怪，那四七零号和一六零号死囚的姓名，我老是想不起来，到底是为什么呢？”

    纯一心想：那还不简单？一想出来你就会难过，当然会自动忘记啦！不过他并未说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