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胡佳 本章:第二节

    1934年7月24日,娴泰出生于俄克拉何马州的一户农家。有趣的是,来自印度的父亲和来自爱尔兰(或荷兰)的母亲给他们的第三个孩子起了一个西班牙名字。在她生命的最初十年里,她叫娴泰·露易丝·圣格尔。

    娴泰六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到洛杉矶投亲靠友。不久,母亲便开始酗酒并沦为娼妓。孩子们没有像样的衣服穿,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娴泰小小年纪便终日在大街上乞讨、游逛、偷东西。10岁那年,她因为偷了一块奶酪而被店主报警。几十年后的今天,达威·卡兹丁的尸体就是在那一片街区发现的。

    娴泰家附近有一家咖啡店,店主是一对和善的夫妻,他们允许娴泰冬天在店里御寒,还不时给她一些吃的。奶酪事件发生后不久,店主夫妇征得娴泰母亲的同意,将她送到400多英里开外的内华达州首府卡桑城、老板娘的姐姐家里。这家的男主人爱德汶·恰勃是驻扎在当地的美军军官,妻子玛莉曾是好莱坞的剧作家。这对40多岁的富裕夫妻没有自己的骨肉,在娴泰之前他们已经收养了一个比娴泰小四岁的男孩。和娴泰家一样,恰勃夫妇最早也是来自俄克拉何马州。

    娴泰在她的新家里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房间和曾经求之而不得的温饱。唯一让她伤脑筋的是,学校里不时有同学打趣她的印度姓氏和西班牙名字。于是在她11岁那年,恰勃夫妇办完正式领养手续以后,娴泰为自己更名为姗娣·恰勃。姗娣是娴泰的英文念法,拼写几乎完全一样。后来她又引申出了姗提、姗卓等与姗娣相近的名字。

    应该说姗娣的新生活是幸福的,她是学校拉拉队、合唱团和各种俱乐部的成员,曾参加竞选学生联合会部长一职,平均成绩B,每个周日和全家人一起去教堂。但她偶尔也旧病复发。16岁时,姗娣因在一家商店偷唇膏而被送进警署,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这期间,她的生母曾专程从洛杉矶来看她,希望能接她回去,姗娣断然拒绝了母亲的要求。多年后,她曾指责养父爱德汶·恰勃对她性骚扰,但因为是姗娣讲的话,可信度被大大地打了折扣。姗娣成年后很少与养父母来往,恰勃夫妇去世时她都没有露面。

    姗娣在中学时代最要好的朋友叫璐丝·坦尼,她俩毕业后曾一起进修秘书课程,并结伴去加利福尼亚找工作。后来尽管分道扬镳,但仍时有联系。璐丝不知道的是,娴泰后来曾多次使用璐丝·坦尼这个名字伪造支票和房地契、开设海外账户,甚至注册空头公司。

    娴泰曾对人讲,她于1962年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桑塔芭芭拉分校新闻系学习两年。后来又对另一些人说,她是在50年代中期在该校就读四年并获得一个学位。但是在桑塔芭芭拉分校的学生档案里查不到任何关于娴泰或是姗娣,或是姗卓,或是她用过的其他名字的记录。

    没有多少人知道姗娣·恰勃的第一次婚姻。那是在1952年中学毕业后不久,她的同学李·波尔斯加入了美军。娴泰后来说,是那一身军服吸引了她,于是她谎称怀孕,催着李匆匆娶了她。这场骗局似的婚姻维持了不到一年便草草收场。

    姗娣又回过头去找她中学时期的旧情人埃迪·沃尔克,他们于1957年11月,埃迪大学毕业之际结婚,然后双双迁居加利福尼亚州首府沙加缅多。婚后姗娣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姗卓·露易丝·沃尔克,并开始做一些产品营销方面的工作。据埃迪·沃尔克后来回忆说,她干得非常好。埃迪最早和他的父亲一起做房屋装修,但姗卓觉得这还不够,她逼着埃迪拿了一个建筑学学位。后来埃迪成了一个不错的建筑师。

    这期间,姗卓开始显出了她的坏脾气以及对排场、奢侈和豪华生活的追求。1960年圣诞节,她花去13万美元买礼物,这差不多是当时埃迪一年的收入。更令埃迪不解的是1961年2月12日发生的事。那天是星期天,夫妻俩走进一个购物中心没多久姗卓就不见了。埃迪后来找到中心经理才知道,姗卓因试图偷一把头发吹风机被警察带走了。埃迪赶到警署把妻子保释出来,说我们有足够的钱可以买100个吹风机,你为什么要偷呢?姗卓说我想省钱。三天后,姗卓出庭受审并被罚款13125美元。这是她的第一次犯罪记录。

    1961年的下半年,埃迪·沃尔克从百万富翁、房地产发展商伊万雷特·瓦格纳处承包建造三所房子,姗卓趁机进入瓦格纳的公司做了簿记秘书。第二年,埃迪因其工程款项经常短缺迟迟不到位而对瓦格纳提起诉讼,要求赔偿耽误的工期。这时他发现姗卓竟与比她大20多岁的伊万雷特·瓦格纳有了私情,而且在其他承包商中有谣言流传说姗卓截留了工程款项。

    1963年9月27日,他们的儿子肯特·沃尔克出世。当埃迪赶到医院时,发现瓦格纳也在妻子的病房里。后来在一次夫妻争吵中,姗卓说肯特是瓦格纳的儿子,事后又抵赖说她没有说过这句话。

    不久,伊万雷特·瓦格纳的妻子提出离婚,指责丈夫与姗卓通奸。这件事披露在当地报端,一时炒得沸沸扬扬,竟酿成一桩丑闻。沃尔克全家不得不离开沙加缅多,迁回姗卓儿时的流浪之地洛杉矶。

    1965年,埃迪·沃尔克帮助姗卓用她的原名注册了一家“娴泰建筑咨询公司”,当然实际上很多具体的业务都是由埃迪在工作之余替她做的。然而,埃迪的噩梦并没有结束。其后一年多,他的业务账户三次透支,到银行查对时才知道,原来是姗卓伪造签名用支票提款。1965年12月29日,埃迪下班后发现妻子不知去向,家里只有保姆带着小肯特。等到很晚姗卓终于打电话回来了,说她因为非法使用10张别人的信用卡而被洛杉矶警方逮捕。第二天,1965年12月30日,洛杉矶郊区的纽瓦克警署找上门来,指控姗卓盗车。四天后,1966年1月3日,纽瓦克又送来另一张拘捕令,这次姗卓的罪名是,非法盗用他人账号购买大量物品,如衣服、鞋帽等。在前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竟有连续三次犯罪记录,这种情形真是非常罕见。以下是当时一位律师对记者讲的一段话:

    “我给你讲讲盗车的事吧。姗卓走进巴维列山庄一家卡迪莱克车行,说她看中了一辆白色敞篷车。和销售经理一起上路试开回来后,她把车停在办公楼前,告诉那位经理先进去准备有关文件,她去找地方泊车,然后就堂而皇之地把车开走了。她开了三四个月,就好像那车是她自己的似的。等警方抓到她时,她竟然一脸无辜地说:‘他们让我试开,我这不正在试开吗?’”

    1966年年底,不甘寂寞的姗卓又与一个叫温莱德的男人混上了。令她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次埃迪·沃尔克毅然离开了她们母子,搬到距洛杉矶东南100多英里处的棕榈泉。这当然不是姗卓希望的结局。她几次三番不辞辛苦往返数百英里,跑到埃迪的住处撒野捣乱,对埃迪软硬兼施。有一天,埃迪正在客厅看电视,忽听得卧室里传来玻璃碎裂之声,奔进去一看,原来是姗卓用石头砸破窗户翻墙入室。万般无奈,埃迪只得迁回到内华达州老家卡桑城。1967年5月1日,沃尔克夫妻正式分居。11月的一天,姗卓打电话给埃迪,说肯特被蛇咬伤危在旦夕。等埃迪搭乘头班飞机风风火火地赶到洛杉矶,姗卓在机场交给他一纸离婚书和若干页“协议”,要求埃迪每月付给她1400美元的赡养费。更令埃迪瞠目结舌的是,所有这些文件上都已经有了埃迪的签字。不难想象,一场法庭恶斗是不可避免的了。

    1969年12月8日,姗卓与埃迪持续了12年之久的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离婚后,姗卓把自己的名字又改回到娴泰,但她仍然不愿意从埃迪的生活中退出。这年圣诞节,娴泰和温莱德到埃迪家接肯特,生性善良的埃迪提议大家一起去餐馆吃顿饭。娴泰和温莱德带着肯特开车前行,埃迪驾着自己的车尾随,行至一僻静处,前面的车突然停下。埃迪以为是他们的车出了故障,于是下车准备帮忙。孰料此时娴泰抓着一把枪从车里跳出来,对着埃迪就射。三响之后埃迪才反应过来,那枪里其实根本没装子弹。又是一出拙劣可笑的恶作剧。

    娴泰在离婚期间继续犯罪。据警方档案记载,1968年11月15日和11月25日,她曾两次在洛杉矶附近的格林达尔和利维赛被捕。至此,娴泰已经有了大大小小一共六起犯罪记录。

    不知是由于她的诈骗之术高人一筹,还是因为她的如簧巧舌能说善辩,没有背景,没有学历,却有一大堆犯罪记录的娴泰,居然在70年代初期被南加州一家叫做“健康管理组织(hMO)”的医疗保险公司聘为国会说客,即专攻参众两院的公关人员。在美国,各大财团公司都聘有国会说客,比如早年有烟草公司的说客告诉议员们吸烟是安全的,也有酿造业的说客试图让议员们立法降低青少年被允许饮酒的年龄。娴泰所代表的那家保险公司这次想要做的是让议员们相信,应该由他们,而不是医生,决定什么时候对病人施行手术。这种半是雄辩半是欺骗、既要口若悬河又需交际应酬的事,对娴泰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她被派驻首都华盛顿特区,每日出入于参众两院,周旋于杯盏之间,使她与生俱来的才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游刃有余。她逢人便递名片,逮着机会就吹嘘她与《华盛顿邮报》的老板兼出版商凯瑟琳·格兰姆是至交,联合国印度籍的副秘书长西伟·那拉森翰是她儿子的教父,对另一些人又讲肯特的教父是著名律师,是后来在卡特总统组阁时担任文教卫生部长的约瑟夫·加利凡诺,她还说她和内华达州参议员保罗·拉萨尔特早年在老家就认识,与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亚伦·克兰斯顿曾是上下级,等等,等等。多年后,有好事的记者找到这些名人逐一查对,他们无一例外地否认这些说法,不少人根本就没听说过娴泰。

    将近30年后的1998年,当娴泰和她的儿子在纽约被捕时,莫妮卡·莱温斯基与总统的丑闻正被媒体暴炒。不止一位记者拿当年的娴泰和当时的莫妮卡作比较。她俩都来自加利福尼亚,都是冲着华府的权与势而来,她俩都年轻漂亮妩媚轻佻精力旺盛野心勃勃,甚至连她俩那瀑布般的黑发和略显肥胖的腰身都是那么地相似。

    娴泰和肯·凯梅斯是如何相遇相识的?有人说,是娴泰从一本《百万富翁》杂志上选中了独身的肯·凯梅斯作为她下一个涉猎的目标,也有人说,是凯梅斯想利用娴泰的关系混入华盛顿上流社会。总之,这两个趣味相投的人走到了一起。

    凯梅斯有几种不同的拼写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一个日耳曼姓氏。和娴泰一样,肯·凯梅斯也出生于俄克拉何马州,只不过早了18年,与伊琳·苏尔曼同岁。他的全名叫肯尼思·卡瑟·凯梅斯,每一个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K。这三个K并非碰巧凑到一起的,据说肯的父亲生前曾是恶名昭著的种族恐怖组织三K党的崇拜者,甚至极有可能是其中的一员。在娴泰出生的那一年,凯梅斯举家西迁到加利福尼亚中部的圣奥昆峡谷区。肯·凯梅斯于二战期间加入美军,战争结束后,与比他小11岁的得克萨斯姑娘夏绿蒂相遇并结婚。婚后育有一女一子——琳达,生于1946年;安德鲁,生于1949年。

    肯与夏绿蒂夫妻俩省吃俭用白手起家,用干建筑工挣来的辛苦钱买下了第一块地皮。那时美国全国上下正在大规模地兴建高速公路网。他们顺利地获得银行贷款,在那块靠近高速公路的地皮上建起了加利福尼亚乃至全美国最早的汽车旅馆之一。一举成功使他们一发不可收拾,到1960年初期,他们已拥有30多座沿加利福尼亚太平洋海岸的汽车旅馆及其他产业。

    “男人有钱就变坏”。当肯再也不需要夏绿蒂像早年一样与他形影相随肩并肩地装修房屋时,他也不希望她参与他的各种应酬交际饭局派对。他总能找到什么理由把夏绿蒂留在家里,而自己却借口跑工程在外面一呆数月寻花问柳。而且吝啬小气财迷心窍的肯从不允许妻子过问凯梅斯家的财产,连零花钱都是按月发放。终于,1963年6月19日,夏绿蒂正式提出离婚。其实肯也早有此意,之所以迟迟未开口,是因为他转移隐瞒财产的计划迟迟未完成。这场离婚官司打了整整两年。工于心计又视钱如命的老肯在重金聘请的律师的策划下,一面口称不愿意离婚以拖延时间,继续在财产上做手脚,一面以重新装修房屋为借口,把自己的母亲和姨妈都弄到家里来与夏绿蒂同住。本来就脾气禀性不合的婆媳之间关系愈发紧张,而二对一的阵势更迫使夏绿蒂退步抽身离家出走,以至于到了1965年9月13日,当离婚判决正式下达时,夏绿蒂因为不住在家里,而没有得到她为之辛勤付出奋斗多年的凯梅斯房地产王国的一片瓦一寸地甚至一件家具。她只被允许开走那辆她已驾驶了四年的卡迪莱克,和总共78万美元的赡养费。就是这点钱肯也不愿意一次付清,而是每月付给夏绿蒂650美元,这在他们当时居住的洛杉矶根本就不够打发日子。夏绿蒂只好搬进新港海滩一间小小的公寓,又在附近一家家具店找了一份工作。后来她成了那里的室内设计师。

    自从肯·凯梅斯遇到娴泰后,他的生意模式就改变了。当时美国正在准备纪念合众国独立200周年,国会成立了200周年特别委员会主持这方面的工作。娴泰说服肯制作一幅有美国50州州旗图案的招贴画,成本不到1美元,售价10美元。他们雄心勃勃地扬言要让美国所有的邮局和中小学教室都挂上这幅画,并专门为此注册了一个叫做“人民网”的公司。娴泰认为,要靠一幅一幅地卖画并不能赚大钱,最好的方法是说服一些大财团设立的慈善机构,如洛克菲勒中心、福特基金会等等,出资赞助这项“爱国主义”活动,然后免费向中小学赠送。娴泰四处奔走为肯寻找抛头露面的机会,以二战退伍兵兼百万富翁的身份,在各种场合发表以爱国主义为幌子的促销演说。肯自称是官方认可的“美国200周年荣誉大使”,是国会200周年特别委员会不拿薪水的雇员,并将自费周游世界各国,代表该委员会邀请政府首脑来美参加200周年庆典。有一次,娴泰和肯找借口来到特别委员会办公室,趁着肯与别人交谈的时候,娴泰用办公室的电话向外四处拨打,以图使对方相信他们确实是该委员会成员,直到被工作人员发现后予以制止。临走前,娴泰顺手偷走了印有特别委员会标记的信笺信封,其中一张有委员会主任签过名的废纸,后来被娴泰和肯多次复印伪造。

    1974年2月26日,两位不速之客出现在福特副总统在布莱尔宫举行的外交宴会上。布莱尔宫位于白宫对面,是由总统邀请的国宾下榻处。谁也不知道没有请柬的娴泰和肯是如何躲过保安混入宴会的。那天娴泰身着一袭19世纪的白色晚礼服,头戴一顶白色无檐貂皮帽,右耳镶一颗硕大的莱茵石—— 一种用水晶仿制的钻石。这一身酷似大影星伊丽莎白·泰勒的装扮,以及肯的那一头不合时宜的灌木丛般的长发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娴泰告诉一位客人,右耳镶钻石是她父亲的祖国印度的风俗;又对一位外交官夫人说,她的祖上是美国土著印第安人。当另一位客人直言他认识与会的所有其他人,但从未见过娴泰和肯时,娴泰堆出一脸灿烂的笑容说:“多好啊,我们又多了一位新朋友。”娴泰和肯甚至得以和宴会的主人,当时的副总统后来的总统福特夫妇交谈拍照,但最终还是被总统侍卫队礼貌地“请”出了大门。

    两人又来到与布莱尔宫相邻的史密桑尼亚学院任尼克画馆,这里正在为该学院院长任职10周年举行晚宴。娴泰和肯若无其事地试图往里闯,被工作人员制止。

    第二天,华盛顿特区几家报纸登出了两个骗子擅闯国宴的报道。娴泰对此早有准备,在接受采访时她对记者说,他们本来是要去任尼克画馆送招贴画样品的,但遇上一位英文不好的出租车司机,怎么也听不明白他们要去的地方,娴泰只得对他说是在布莱尔宫附近。结果出租车把他们带到了布莱尔宫,他们却误认为那儿是任尼克画馆,随着赴宴的人流进到了里面。等后来匆匆赶到任尼克画馆时,他们才发现把招贴画样品忘在布莱尔宫了。

    没过几天,娴泰和肯又闯进西德大使馆为新任保加尼亚驻美大使接风的鸡尾酒会。几分钟后,当他们正端着酒杯与客人谈笑风生时,西德大使夫人走上前来,问他们是不是找错了地方,老练的娴泰反问大使夫人这里是不是比利时大使馆。大使夫人以为他们真的是弄错了,立刻派司机用使馆的豪华礼宾车送娴泰和肯去比利时使馆。

    比利时大使馆一片漆黑,但娴泰仍然镇定自若地按响了门铃。她对开门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是应邀来参加晚宴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晚宴在大使家中举行,娴泰和肯又让西德司机送他们去比利时大使家。

    比利时大使为他们开了门,以为他们是大使夫人邀请的客人。不一会儿,大使得知他们不过是两位不速之客,便非常客气地对他们说:“对不起,这是私人晚宴。不过如果愿意的话,你们可以再呆几分钟。”等到撤除第一道菜时,娴泰请求在他们离去之前,允许肯就合众国200周年庆典和招贴画发表一则短短的讲话。这一次大使拒绝了她。

    事后娴泰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是200周年特别委员会的主任助理告诉他们,应尽可能多地参加各种外交活动,特别是如果肯·凯梅斯打算去各国邀请政府首脑的话,并建议他们从比利时大使馆开始。那位主任助理则称他只与娴泰打过一次交道,就是制止她使用办公室的电话。

    两位“闯宴客”很快引起了有关当局的注意,200周年特别委员会的法律顾问照会娴泰和肯立即停止使用该会标记及有关物品,否则将诉诸法律。这场“荣誉大使”的闹剧在华盛顿媒体的一片抨击声中匆匆结束。“人民网”公司制作的招贴画只卖掉5000幅,还有200万幅堆放在仓库里。

    按说娴泰傍上了肯·凯梅斯这样一位大款,过上了百万富翁的奢侈日子,应该金盆洗手,不再干那些鸡鸣狗盗坑蒙拐骗的勾当。其实不然。1972年4月26日、8月10日和1974年9月27日,她先后三次在洛杉矶附近的桑坦纳、棕榈泉和新港海滩因偷窃和使用他人信用卡而被拘捕。

    肯知道这些吗?他的家人说:“他当然知道。他和娴泰一样,只要遇到有顺手牵羊白占便宜的机会,便会情不自禁地手心发痒。在这一点上,他俩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1975年3月24日,年逾40的娴泰为肯生下了一个儿子。她也给孩子起了一个三K党式的名字,小肯尼思·卡林·凯梅斯,昵称肯尼。中间的卡林是娴泰哥哥的名字。娴泰在第一次婚姻破裂后与好友璐丝·坦尼初闯加利福尼亚时,曾说起她夜里多次梦到父亲和哥哥。她告诉璐丝,在她的梦里,父亲是一位东印度王子。后来娴泰专程去犹他州找卡林,当看见哥哥一身油腻地在一个加油站工作时,娴泰大失所望。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卡林,从此她几乎不再提起他。

    据娴泰自己说,八年后,1983年,她又生下了肯的另一个儿子,这个名叫肯尼安的孩子在墨西哥被送给别人领养了。至于原因,多年后娴泰对一位法庭指定为她作诊断的心理医生说:“我的丈夫已67岁了,受不了两个不懂事的孩子成天在身边吵闹,以及刷奶瓶换尿布之类的琐事。”但凯梅斯家人却不以为然。肯的女儿琳达·凯梅斯说:“我父亲特别喜欢小孩。他绝对不会放弃他的亲生骨肉。那个孩子不是我父亲的,是娴泰跟别的男人生的。”

    肯尼出世以后,娴泰便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娴泰·凯梅斯,但她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凯梅斯夫人?据说娴泰一直不依不饶地缠着肯要嫁给他。尽管肯有过不少女人,但他总是与她们中间的每一位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他和他的家人都不愿意外人染指凯梅斯家族的财产,对娴泰也不例外。但娴泰可不管这些,她到处跟人讲她与肯已结为夫妻。娴泰先是说他们于1971年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结婚,对另一些人又说是在墨西哥的提瓦纳。过一段时间,他们的婚期变成了1981年4月5日,地点是赌城拉斯维加斯。后来在她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娴泰又称她和肯是在1984年结的婚。娴泰确实有一张日期为1981年4月5日,她与肯在拉斯维加斯的结婚证书。经肯的女儿琳达聘请的笔迹专家鉴定,结婚证书上肯·凯梅斯的签名纯属伪造。至于肯的态度,尽管步入暮年后娴泰能在许多事情上左右他,但她始终无法说服或强迫肯与她结婚。肯曾经对夏威夷一位经营房地产的朋友说:“我永远不会娶那个女人。她想从我的身上把每一分钱都榨干,但是我要把财产留给孩子们。”

    正是因为这一点,娴泰一开始就把肯与夏绿蒂所生的两个孩子视为眼中钉,而肯的家人,特别是他的女儿琳达也一直不接受娴泰。两个女人如针尖对麦芒,谁也不是省油的灯。娴泰曾状告琳达在她的车里放进一条毒蛇企图置她于死地,琳达则认定娴泰在肯的食物里下安眠药和慢性毒药。有一次琳达丢了工作,她怀疑是娴泰背地里捣的鬼,因为她听同事说娴泰到过她工作的公司,于是她想找娴泰“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听说娴泰去了一家酒吧,琳达一路寻去。进得酒吧门,琳达看见娴泰与一男子坐在角落处的“火车厢”里,娴泰的手正在那男子的大腿上摩挲。琳达开口刚要说明来意,娴泰突然尖声怪叫道:“她要杀我!她要杀我!”一面冲出“火车厢”满酒吧乱窜。保安只好请琳达出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娴泰与琳达及凯梅斯家族中其他成员的关系愈加恶化。数年后,年迈的肯差不多完全被娴泰隔断了他与家人的联系。

    1980年2月,在那一系列闯宴事件后的第六年,肯与娴泰带着5岁的肯尼重返华盛顿特区,同行的还有保姆及男女佣人各一名。他们下榻康涅狄格大街的五月花豪华酒店,这里离白宫只需步行5分钟。

    2月3日晚,二人在离五月花几个街区外的一家旅馆的餐厅里,顺手偷走了一件价值200美元的深色纯毛西装上衣。衣服的主人是一位名叫约翰·布兹的商人。他把上衣搭在座椅的靠背上,等他从洗手间出来衣服就没影儿了。

    两天后,肯与娴泰来到五月花酒店一楼一间名为“乡间小镇”的钢琴酒吧。凑巧的是,在肯拥有的30多家汽车旅馆中也有一处叫“乡间小镇”。那天晚上,罗伯特和凯瑟琳·肯沃夫妇正在酒吧里与几位朋友聚会。肯沃夫人漫不经心地将她价值一万美元的深棕色貂皮大衣放在身后的椅子上。他们的邻桌,是从加州来华盛顿出差的惠普公司高级主管查尔斯·科兰,和他在五月花邂逅的来自俄勒冈州的任娜·卡恩玛。任娜一进酒吧就注意到了娴泰,因为,任娜后来回忆说:“很明显,她不光衣着打扮,而且言谈举止处处摹仿大影星伊丽莎白·泰勒。”

    接下来发生的事令查尔斯和任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看见娴泰和肯不动声色地换坐到肯沃夫妇身后的桌子,当肯四处张望注意其他客人时,娴泰走过去旁若无人地拿起肯沃夫人的貂皮大衣披在身上,再把自己的白色貂皮大衣披在深棕色大衣的外面。那天很冷,气温低达19华氏度,即摄氏零下7度。娴泰披着两件大衣很快与肯离开了酒吧。几分钟后他俩又重新出现时,娴泰身上一件大衣也没有了。娴泰甚至还若无其事地踱到邻桌与肯沃夫妇寒暄了几句,然后才与肯双双再次离开酒吧。

    肯沃夫人直到和朋友们道别时才发现貂皮大衣失踪。他们立刻叫来了酒店保安。查尔斯和任娜讲述了他们所看到的整个经过,最后说,他们之所以没有及时告诉肯沃夫妇,是因为这一切实在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不久,特区警方闻讯赶到,根据查尔斯和任娜所描述的“一个胖胖的伊丽莎白·泰勒”,酒店工作人员马上查找到娴泰和肯在四楼的套房。警察在他们的房间里搜到约翰·布兹的纯毛西装上衣,和三件只剩下毛皮的毛皮大衣,包括一件纯白色狐皮大衣和一件香槟色貂皮大衣,大衣的内衬和品牌标签等都已用剪子胡乱剪去,以至于警方明知这些都是盗来之物,却无法确认失主。

    警方查遍整间套房,但始终找不到肯沃夫人的深棕色貂皮大衣。这时,一名侦探注意到一扇窗户半开着。出于好奇,他推开窗户探出头去,在强力手电的照射下,发现地上有一团布样的东西,正是那件貂皮大衣的缎子衬里。几天后,一位保洁工在套房近旁的一台制冰机后面找到被揉成一团的貂皮。

    这件事无疑又引起华府新闻界的一阵热闹。记者们倒腾出六年前的老账,戏称这桩案子为“Minky Business(貂皮事件)”,与英文中的Monkey Business(胡闹、欺骗、恶作剧),听上去发音非常接近。和六年前一样,娴泰也有自己的说法:

    “是我的貂皮大衣丢了。我一共带来了四件毛皮大衣,因为华盛顿比加利福尼亚冷得多。头天我们在一楼饭厅用餐时,我把一件貂皮大衣忘在那儿了。第二天我找到饭厅经理,他拿出一件来,那质量跟我的那件简直没法比。我们正准备报警……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我堂堂一个百万富翁的老婆会偷一件貂皮大衣?!”

    不管怎么样,娴泰和肯双双被拘捕,被控的罪名分别是偷窃价值1万美元和200美元的物品。第二天,他们的律师为他们分别缴纳了保释金后,两个人一起飞回夏威夷候审。同年8月,法院通知肯出庭,肯的律师以其身体欠佳为由要求延期,后来又一延再延,直至原告约翰·布兹去世而撤诉。

    娴泰的案子也同样以所谓健康的理由而一再拖延。在娴泰交给法院的证明材料中,至少有两封医生签署的关于娴泰刚好要在开庭期间动手术的信,后来被证明是伪造的。经过五年多的时间和15次延期后,貂皮盗窃案终于在1985年7月11日正式开庭。六天的审理过程中,娴泰天天穿着伊丽莎白·泰勒风格的晚礼服在被告席上就座,脸上是她惯有的无辜表情,就好像小学生坐在大学课堂上似的,一副不懂又努力想弄懂的样子。7月18日上午审理结束,陪审团进入审议室。下午2点半,当陪审团通知法官他们已作出裁决时,娴泰却不知去向,连她的律师也找不着她。经过1小时的等待,法官决定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宣布裁决。不出众人所料,娴泰被裁决有罪。法官当即签发逮捕令并设定保释罚金5万美元。

    3天后,7月21日,娴泰给法官和她的律师各发了一封电报,称她在7月18日午饭时遭遇车祸,人事不省地被人送到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一所医院的急诊室。混乱中她丢掉了装有身份证明的手提包,所以在场的人谁也不知道她是何人。等数小时后伤势稳定,她马上飞回加利福尼亚找自己的医生继续治疗。

    娴泰当时不知道,加利福尼亚也有一张逮捕令正在等着她,这次她被指控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极为稀罕的奴役罪。

    肯·凯梅斯吝啬而节俭,他和夏绿蒂当年只在洛杉矶附近的桑坦纳有一栋住宅。自从娴泰进入他的生活后,肯按照娴泰的想法购置了5处遍布美国国内外的房产,分别在洛杉矶的新港海滩、夏威夷的檀香山、内华达州赌城拉斯维加斯,以及巴哈马群岛的新普罗维登岛和墨西哥的加勒比海岸。

    70年代,娴泰特别喜欢住在墨西哥,因为那里的人工与美国相比极为便宜。她和肯在加勒比海岸的住宅里有一大批佣人、管家、厨子、司机、保姆、花匠、清洁工等等,令她有一种帝王般的感觉。后来她开始把其中部分佣人带回美国,再后来她专门在墨西哥城走街串巷找寻十几岁的贫穷姑娘,许以高薪外带食宿,然后瞒过移民局将她们偷运过海关带进美国,安置在各处住宅里。有几次,娴泰甚至以1500美元的收费专门替人偷带墨西哥非法移民入境。

    这些女孩子大多是文盲而且不通英文。娴泰威胁她们不能逃跑,否则移民局抓着会被递解出境。她们被迫每周工作七天,每天从早晨5点一直干到半夜。她们得不到一分钱薪水而且经常挨打受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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