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7月，娴泰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名女佣阿美丽娅·俄索里奥翻墙逃到邻居家中。她含着眼泪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请求邻人替她报警。
差不多同时，另一位在檀香山住宅的墨西哥女佣也请求邻居芭微莉·斯通帮助她逃跑。“她每天当牛做马奴隶般地干活儿，但凯梅斯家从未付她一分钱。她的身上有烫伤。”芭微莉告诉警方。
那时候娴泰和肯在加利福尼亚的拉荷纳租住了一套公寓。8月初的一天，他们在那里的一位女佣莫莉亚·维斯卡兹用对方付款方式打电话给她在桑坦纳的亲戚，诉说她在凯梅斯家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并请求为她报警。这位不懂英文的姑娘甚至不知道她身在何处，警方只得靠那个电话查找她所在的城市和地址。莫莉亚可能是唯一的一位娴泰在美国本土聘用的女佣。她于当年6月1日在圣地亚哥一个求职中心接受了这份工作，从那以后两个月，她的亲戚和家人一直没有她的音讯，直到她打来这个电话。
1985年8月3日，娴泰从华盛顿逃回加州后不足3周，她与肯在拉荷纳再次双双被拘捕，尔后押解到圣地亚哥。奴役罪实在是太罕见了，以至于他们在聘请律师时颇费周折，有的律师甚至没有听说过这种罪名。他们最后终于聘到的一位律师坦承他从未接手过这类案子，只得现去图书馆查找资料。自1977年以来，全美共有过15起奴役案。在加利福尼亚，上一桩奴役案发生于1982年，26名偷渡入境的印度尼西亚人被蛇头以每人3000美元的价格，卖给巴维列山庄的大户人家当佣人。
根据情节的轻重，法官为肯·凯梅斯设定10万美元保释金。于是在圣地亚哥监狱度过了三星期后，肯交款出狱候审。但法官拒绝保释娴泰。经华盛顿、拉斯维加斯和圣地亚哥三方法庭协商，娴泰最后被引渡到著名的赌城受审。鉴于上次华盛顿的教训，拉斯维加斯警方对娴泰镣铐加身严密看守。
1985年圣诞节前夕，娴泰开始向监狱当局称病，诉说的症状包括：头痛、晕眩、肠痉挛、高血压、视力减退、皮肤干燥、双腿浮肿、阴道瘙痒、面部麻木、口臭、牙痛、脚趾脱臼等等。圣诞节的第二天，狱方派看守押送她到内华达纪念医院就诊，三天后，娴泰再次逃跑。
为三州协调此案的联邦调查局很快查寻到娴泰的行踪。娴泰逃跑的当天晚上借宿在一位名叫西娜·彼肖普的酒吧女郎的公寓里，她告诉西娜她是被释放出狱的。后来她又打电话给她的中学好友璐丝·坦尼，说是要去看她。璐丝家当时住在雷诺城，离拉斯维加斯约400英里。西娜·彼肖普同意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几天后，当娴泰再次与西娜电话联系时，西娜把娴泰约到她工作的酒吧。这一次轮到娴泰上当了。她还没来得及踏进酒吧的门槛，就在停车场被缉拿归案。
押解娴泰去医院的女警员因涉嫌受贿7000美元协助犯人逃跑而被解除公职。
娴泰奴役案的开庭成了当地两家报纸的头条新闻，连全国三大电视网也播发了消息。对大多数读者和电视观众而言，在现代社会拥有奴隶简直是天方夜谭，是只可能出现在小说里的故事。
近10名曾经在娴泰手下当女佣的姑娘走上证人席，在翻译的帮助下为公诉方出庭作证。她们中的每一位到了凯梅斯家以后，都被迫在一张英文写成的契约文书上签字，契约的一开头是这样一句话：“你在我们这里最好是开心一点，因为从今往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你永远不得离开这里。”姑娘们众口一词地谴责娴泰拒付曾许诺给她们的工资和每周两天的休息日，限制她们的行动自由，不允许她们与家人联系，不允许使用电话，动辄对她们打骂体罚，甚至不允许她们辞工。好几位姑娘向法庭出示了她们身上被娴泰烫伤的伤痕。以下是部分女佣的证词：
玛丽雅·沙迦多——
每次娴泰外出时，都把家里唯一的电话拆成两半，分别藏在抽屉和衣橱里。有一次娴泰一拳打在她的脸上。玛丽雅后来砸开窗户翻墙逃走。
安娜·索利亚罗——
到凯梅斯家的第一天，娴泰从她的手提包里搜走了所有的证件。
有一次安娜给家里写信，娴泰主动提出替她去寄，结果把信给扣下了。安娜后来和玛丽雅一起跳窗逃跑。
多洛莉丝·维斯卡兹——
娴泰曾持枪威胁她，还骂她是蠢猪。有一次多洛莉丝因烤焦了面包而挨打。还有一次她生病不能干活，娴泰趁她洗澡的时候用烫水浇她。
蒙丽贝尔·兰米利兹——
娴泰曾经用熨斗烙她，还把她锁在壁橱里关了一个通宵。
凯梅斯家的家庭教师梅珞蒂·科茨告诉法庭，她亲眼看见娴泰阿美丽娅·俄索里奥的耳光，还抓掉了她的头发。梅珞蒂说，有一次娴泰派她去墨西哥物色女佣，告诉她要挑老实听话不懂英语的姑娘以便于管教，还教她如何带着那些墨西哥女孩子从圣地亚哥的海边溜过来，以避开移民局和海关的检查。
被告方传唤的证人都是娴泰的亲朋好友。他们说凯梅斯家里确实经常门窗紧闭戒备森严，但那并不是为了对付女佣们，而是防范其他的人。比如肯·凯梅斯的家人就一直企图加害于娴泰和她的儿子肯尼。这些证人们在法庭上又讲述了一遍娴泰在车里发现毒蛇的故事，以及某夜有人进入娴泰的办公室，用血在墙上写下威胁恐吓的话，还画了一幅一个人上吊的图。据这些证人讲，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凯梅斯家的女佣被限制行动自由，女佣们完全有机会向别人诉说她们的遭遇，也有机会离开凯梅斯家，但是她们没有这样做，而是联合起来告上法庭，显然是想在百万富翁身上狠狠地敲诈一笔。
于是，公诉方又请出另一位证人——凯梅斯家附近一家餐馆的老板克利斯·卡拉莫洛。他说有一次，娴泰的一位女佣逃到他那里，用西班牙语向他求救。他听了她的悲惨遭遇决定帮助她。当克利斯去凯梅斯家取姑娘的物品时，娴泰声称姑娘签有合同不得随便离开。直到克利斯威胁要报警，娴泰的口气才软了下来。后来克利斯送姑娘到机场，替她买了去圣地亚哥的机票。
经过11天的审理，陪审团在1986年2月的最后一天作出裁决，娴泰被起诉的16项罪名中有14项成立，包括奴役、虐待、非法拥有奴隶，偷运非法移民入境，以及在关押期间逃跑等等。另外两项因所涉及的女佣在凯梅斯家工作不到5天而撤诉。4月中旬，娴泰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同时，法院要求娴泰进行必要的心理治疗。肯·凯梅斯因健康原因缺席审判。他被陪审团裁决有罪，罚款7万美元，免除刑事处分。
据肯尼儿时的伙伴们回忆，娴泰蹲监狱的那段时间被肯尼称为他的“黄金时代”。在肯尼小的时候，娴泰一方面把他交给保姆、佣人和家庭教师，自己对儿子却撒手不管，不闻不问，另一方面又独断专行地将肯尼与世隔绝，不准他上幼儿园，去学校，甚至不许他与别的孩子玩耍。自从1985年秋天，娴泰进了“联邦俱乐部”——肯·凯梅斯这样对儿子解释母亲的去向——肯尼终于能够和其他同龄的孩子们一起到拉斯维加斯的圣维亚小学念书。同学们很喜欢去肯尼家在吉隆尼摩路的那座大宅子里玩耍。孩子们至今还记得，肯尼的父亲看上去很老，跟别的孩子的祖父差不多。老肯一反平日的小气财迷，对儿子的朋友们宽容大度。他经常领他们去麦当劳或必胜客，有一次还带着几个孩子坐飞机到洛杉矶，住进豪华宾馆，在全美首富的巴维列山庄为孩子们买了几千美元的东西。
此时已经年逾古稀的肯·凯梅斯趁着娴泰不在跟前，将占自己财富近一半的大量现金偷偷转移到美国境外，存入巴哈马群岛和加勒比海岛屿上的一些银行里。这些银行和瑞士银行一样，有非常严格的保密制度。
1989年年初，娴泰被提前释放出狱。年迈的肯几乎无法、也无力拒绝娴泰再次踏进凯梅斯家的大门，尽管他清楚地知道这个女人将给他们带来什么。
果然，父子俩平静和谐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了。娴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14岁的肯尼从毕休浦·戈曼中学退学，由娴泰重新为他聘请家庭教师。第二件事是搬家，理由是，她无颜以刑满释放犯的身份与旧邻相处，需要到一个没有人知道她底细的地方重新开始。这些改变当然都少不了频繁而剧烈的争吵，为了退学的事，肯尼甚至和母亲动了手。还有一次，据肯尼讲，娴泰和肯都喝了不少酒，娴泰用一只威士忌瓶子砸破了肯的头，送到医院里缝了好几针。但肯尼说，更多的争吵是为了给肯特的钱。娴泰第二次婚姻所生的儿子肯特·沃尔克不断地问她要钱，娴泰于是不断地向肯施加压力。有一次肯特拿走了10万美元，不到半年又要20万。肯问他：“上次给的那10万元呢？”肯特无言以对。多年后，肯特·沃尔克在他口述的《诈骗犯之子》一书中称，继父肯·凯梅斯对他很好，不但出资供他上了大学，而且帮他在拉斯维加斯建立了自己的吸尘器销售公司。
1990年7月，娴泰为凯梅斯家在夏威夷檀香山的房子向楚波保险公司投保一百万美元。填写保险申请书时，她自称名叫卡娅塔·凯梅斯，是娴泰和肯·凯梅斯的女儿。换句话说，她自称是自己的女儿。
与此同时，她雇了一位律师兼朋友埃尔蒙·荷迩格林。娴泰与埃尔蒙早在1978年就认识了，当时也是这栋檀香山的房子被一场莫名其妙的火烧去了一角。埃尔蒙是保险公司主管赔偿的部门经理，由于他的努力，公司全额赔付了凯梅斯家的损失。现年59岁的埃尔蒙早已是今非昔比，因为离婚和几次投资失误而债台高筑。
1990年9月初的劳动节长周末期间，有人看见老肯开着租来的货车搬运家具。9月16日深夜，那座价值百万的豪宅被一把无名火烧成灰烬。娴泰马上向楚波保险公司索赔火灾损失，以及据娴泰称，火灾之前在一场抢劫案中丢失的家具等物。
几周后，埃尔蒙酒后失言，向朋友泄漏了娴泰以3000美元雇他纵火的事。次年1月，美国的另一执法机构，烟酒枪支管理局，取得了埃尔蒙的口供，并要求他秘密录下娴泰关于纵火案的谈话作为证据。但埃尔蒙管不住自己的嘴，他开始对朋友们讲，他可能被联邦调查局列入证人保护计划。
1991年1月底，埃尔蒙告诉烟酒枪支管理局，娴泰和肯·凯梅斯邀请他一起去哥斯达黎加看几块地皮。临行前他曾给儿子打了电话，此后埃尔蒙便失踪了，再没有任何人看到或听到他，巨宅纵火案也从此断了线索。在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娴泰和肯一直是埃尔蒙·荷迩格林失踪案的首要嫌疑人，但由于证据不足，警方无法采取行动。
楚波保险公司因为1978年那场疑问犹存的火灾，以及娴泰和肯的若干犯罪记录而拒付赔偿。娴泰在几次交涉无效后，气急败坏地从夏威夷直奔楚波总部所在的新泽西州华伦市，跑到办公室和总裁丁·奥赫的住处捣乱。一次，她以姗卓·恰勃的名字谎称是美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制作人，要求到奥赫家的豪华住宅里拍摄一集电视连续剧。另一次，她亲自登门给奥赫家送上一大束象征死亡的白色百合花，吓得奥赫夫人赶紧雇保镖日夜看护。不几日，保镖在半夜3点左右看见有人在附近鬼鬼祟祟地转悠。第二天一早，奥赫夫人在她的车旁发现一只巨大的死乌鸦。不久，娴泰得知丁·奥赫外出开会，便一路跟踪到了旧金山，从凌晨4点开始不停地往丁住的旅馆房间里打电话。终于有一天，娴泰混进了楚波保险公司的总裁办公室，她对丁·奥赫编造了一个荒诞离奇的夏威夷黑社会的故事，说她如何被黑帮追逐，那伙人如何到她家里抢劫，如何烧掉了她的房子。又说这伙黑帮曾经杀害了她一位朋友17岁的儿子后碎尸数段，并取其中一段寄给孩子的父亲。还说她另一位朋友12岁的儿子如何神秘失踪死不见尸。奥赫夫妇的两个儿子当时正好是17岁和12岁。在离开办公室之前，娴泰走到丁·奥赫跟前，逼视着他的眼睛说：“谁要是敢和夏威夷黑帮过不去，这就是下场。”
几天后，丁·奥赫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娴泰骚扰罪。娴泰被迫停止要求赔偿，以换取丁撤诉。
娴泰很快就知道了肯把现金转移到了海外，她也知道早在1961年肯就立下遗嘱，将毕生财富尽数留给琳达和安德鲁，这也是肯与夏绿蒂离婚协议中的一部分。在肯与娴泰相处的20多年里，他从未打算过更改遗嘱，但为了满足娴泰购置多处住宅的要求，以及支付接二连三的官司，肯不得不一座接一座地卖掉他的汽车旅馆。即使如此，肯此时的身价也仍在1000万美元以上。肯还在加利福尼亚许多不错的地段拥有一些地皮，其中最值钱的要数位于桑塔芭芭拉的“桑塔马利亚产业”。1959年，肯与他的生意搭档乔恩·缪勒合伙买下了这片原名“韦特庄园”的地皮。10年后，肯从乔恩手中买断“韦特庄园”，并更名为“桑塔马利亚产业”。这块地处桑塔芭芭拉富豪区的黄金地段可规划建造170余座私人豪宅，在未开发时也价值300万美元以上，为不少发展商看好，也成了娴泰试图掠取的目标。
离开拉斯维加斯后，娴泰和肯父子搬到了桑塔芭芭拉。娴泰对人说，她此次搬迁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让肯尼进入她曾经就读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桑塔芭芭拉分校，二是要处理一些房地产方面的事宜。
肯尼进大学时父母为他买了一辆崭新的四轮驱动吉普。不像其他有具体目标，或为将来生计打算的学生一进大学便选定专业那样，富家子弟肯尼·凯梅斯只是随心所欲地挑了几门课，包括他所喜欢的电脑。不过与他同住在学生宿舍的其他年轻人觉得他学习认真，人也还算老实，没有太多的纨绔习性。
1994年3月28日中午时分，娴泰让肯和大儿子肯特·沃尔克等在车里，自己走进一家威尔士马车银行。待她办完事出来，77岁的肯·凯梅斯已停止了呼吸。娴泰母子马上叫来救护车把肯送进医院，但医生宣布肯已经死亡。事后娴泰曾扬言要状告救护车公司未及时赶到而耽误了抢救。
肯·凯梅斯的一生令人叹息。有人说，如果当初他对结发妻子夏绿蒂不是那么苛刻，也许他的后半生会过得好些。肯曾经是二战老兵，更是靠自己奋斗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但自从和娴泰厮混在一起之后，不仅他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还有在那场耗时两年的离婚官司中锱铢必较地从夏绿蒂手里夺过来的家产，被娴泰挥霍掉了许多，而且还背上了犯罪的黑锅。虽不说身败名裂，也毁了前半生的英名。肯·凯梅斯去世以后，娴泰的阴影仍然驱之不散，继续笼罩着他。
老肯的过世意味着遗嘱生效，对娴泰和肯尼母子俩而言，则意味着与凯梅斯家族的财产绝缘。于是，娴泰便利用肯的死亡证书大做文章。她谎称肯曾上过4年大学，把肯的父亲的名字查尔斯写成卡瑟，把肯的母亲的名字Neoma拼成Naomi。在死者的生前地址一栏，她填写上拉斯维加斯的一只邮政信箱。更离奇的是，她把洛杉矶一位与肯·凯梅斯同名同姓、但仍然健在的大活人的社会安全号码——相当于中国的居民身份证号码——填写到肯的死亡证书上。
这一招瞒天过海果然有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肯的家人、亲朋好友、甚至律师都不知道肯已经不在人世。如果有人打电话或见面时问起，娴泰早就编好了一大堆理由，“他住在巴哈马群岛”，“他去日本跑工程了”，实在搪塞不过就来一句“他病得很重，医生不让打扰”。娴泰亟需这段时间在肯的财产上做手脚。她甚至感到人手不够，于是再次让肯尼退学。她也很需要肯尼的电脑技能。
娴泰把自己用差不多毕生的时间学来的诈骗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儿子。她教他如何伪造房地产文件，如何应付和欺骗保险公司，如何用不属于自己的产业骗取银行贷款，再把债务转移到第三者头上，如何模仿冒充他人，等等，等等。娴泰还物色了一位拉斯维加斯的朋友娜萘蒂·维柯斯基，出钱让她考取了公证人的执照，并帮她开设了公证业务，每月还付给她250美元。从此，娜萘蒂成了娴泰的私人公证员，为娴泰伪造的许多文件盖了公证图章。
娴泰和肯尼首先在老肯的业务档案中寻找有关银行账户的资料，一旦有了账号，他们就可以在提款单上伪造肯的签名提取现金，或通过电子转账把大笔的款项转移到别的户头。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将这些资金直接转到自己的名下，否则一旦凯梅斯的合法继承人琳达和安德鲁得知父亲已经过世，清查遗产时很容易发现这些纰漏。为了洗钱，娴泰和肯尼专程到南美几个国家，用假名秘密设立了若干银行账户。
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干了将近两年，1996年年初，位于巴哈马群岛首都拿骚市的海湾联合银行觉察到了肯·凯梅斯在该行的三个账户的这种异常资金往来。其母公司、位于科曼岛的第一科曼银行，遂派主管审计的副总裁、阿拉伯裔的海外银行法专家赛德·彼拉尔·阿穆德前往调查。为了笼络收买赛德，娴泰母子注册成立了一家名为“加勒比互联网业务”的公司，让赛德以“最惠贸易合作者”的身份加盟。
1996年9月4日，赛德再次飞赴拿骚与娴泰二人会晤。他下榻的芮迪森宾馆离娴泰和肯尼的住处不到200码，约合180多米。事前他曾告诉过海湾联合银行的两位同事，当晚要与娴泰母子在附近的安佐西雅牛排海鲜馆共进晚餐。根据芮迪森宾馆电子钥匙卡使用记录提供的情况，赛德的507号房间在9月4日傍晚6点33分开过一次门，第二天早晨7点34分又开过一次门。上午8点47分，保洁工进屋打扫时发现有些异常。宾馆保安在10点42分打开房门查看，赛德的行李一件不剩，整个房间就跟没人住过似的，而电脑记录显示赛德根本就没有退房。
赛德·彼拉尔·阿穆德就这样连同行李一块儿失踪了。有人在9月4日晚看见赛德到过娴泰的住处，安佐西雅的员工们也证实他们在一起吃过晚饭。芮迪森宾馆前台的一位接待员后来从警方出示的照片上认出了肯尼，说此人曾冒名赛德，谎称钥匙丢了，向这位接待员要备用钥匙。接待员当时拒绝了肯尼的要求，因为他认识赛德。根据若干证人提供的情况，巴哈马警方立刻将二位凯梅斯列为本失踪案的首要嫌疑人全岛通缉，但此时娴泰、肯尼也已踪影全无，并从此再未踏上过巴哈马的土壤。
其实他们并没有走远，只是回到了美国本土，落脚在离巴哈马最近的、仅50海里之遥的佛罗里达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