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戚们当时都以为，这不过是这对情侣表达爱情的方式。
麦克缪伦一家也备受着煎熬。他们从渥兹堡为勃莱恩请来律师理查德·派司，不久，便从律师那里传出话来说，所谓勃莱恩·麦克缪伦谈到用头砸伤亚蒂安的头部，实际上只是在重复办案人员的问话。
另一方面，警方也始终无法从勃莱恩口中获得他们想要的“交代”。他们将小伙子关进大草原警署的禁闭室，那是一个只有2米高，2米长，12米宽的小房间。没有床，没有毯子。水泥地中央挖一个坑就算是犯人的马桶。据勃莱恩后来说，禁闭室的墙上遍布干涸的口痰、鼻涕、血迹，以及呕吐的秽物，电灯24小时通亮。按照有关规定，被惩罚犯人在这种地方关闭的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但勃莱恩在那里度过了整整四天。四天里头，他甚至没有足够的水服药，还经常挨饿。然后看守就对着门上的小窗口说，如果你承认自己是杀害亚蒂安·琼斯的凶手，我们就给你汉堡包和炸薯条，或是睡觉的床垫子。办案人员也不允许勃莱恩给家里打电话。当小伙子要求请律师时，警察们说，如果你是无辜的，就用不着律师。
至此，专案组唯一的指望就是那辆铃木牌卡车了。在勃莱恩被捕的同时，警方也拖走了他的车，以查找种种亚蒂安曾在车上的证据：发毛、衣服上掉下来的纤维、甚至血迹等等。待勃莱恩在监狱里孤零零地过完了圣诞节和新年，查验结果出来了。泰兰特地区犯罪现场实验室宣布，他们没有在铃木牌卡车和麦克缪伦家中发现任何与本案相关的线索，也没有搜到作案工具，如手枪、子弹或头类重物。
同时，理查德·派司与有关方面接洽，为勃莱恩安排了一次测谎实验，小伙子顺利地通过了，并且如地区检察长办公室主持本案的助理检察长亚伦·列维所指出：“他不是勉强通过，而是差不多完全通过……我们问了他三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我相信，勃莱恩·麦克缪伦与亚蒂安·琼斯命案毫无关联。”
就这样，在美国人阖家欢乐的圣诞节长假期被囚禁了三个多星期后，勃莱恩·麦克缪伦的案子于1996年1月7日撤诉。
但办案人员们对检察长办公室的决定不服，他们坚持认为勃莱恩·麦克缪伦就是本案的真凶，坚持对勃莱恩的调查将继续进行。勃莱恩的律师理查德·派司闻听此言后据理反驳道：“没有任何证据指向我的委托人……警方在本案调查中的所作所为粗劣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如果大草原警署确实希望有朝一日在法庭上见到勃莱恩·麦克缪伦，那便是作为被他起诉的对象——非法逮捕和侵犯名誉。”
亚蒂安·琼斯谋杀案从此逐渐降温。到1996年5月，当地的报纸上几乎再也看不见任何关于本案的报道或文章，仍在孤军奋战着的，只有受害人的母亲琳达·琼斯。她打电话给《沃斯堡星报》说：“我感觉警方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他们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找到了杀害劫夫·多利特的凶手（1996年3月的案子——笔者注），他们抓到了那么多的杀人犯和抢劫犯，比如那个出租汽车司机，为什么就抓不到杀害我女儿的凶手？这个案子有什么特别吗？有什么与众不同吗？安迪·可林的案子（发生在同年2月的谋杀案——笔者注）两天就破了，为什么我们的案子就始终破不了？”
和所有的母亲一样，琳达·琼斯也有无穷无尽的懊悔和自责：“直到警察向我了解情况，我才发现，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我对自己的孩子竟有那么多的‘不知道’。尽管我关心着亚蒂安生活起居衣食住行的每一个细节，但我却不知道她每天都在和什么样的人交往，不知道她的朋友们都是谁，不知道她课余和周末都在干什么，甚至不知道她有什么样的业余爱好。”
琳达·琼斯开始怀疑大草原警署对此案的重视程度和破案能力，“如果现场往这边挪动两个街区，案子就应该交由曼斯菲尔德警署办理。……仅仅两个街区！也许结果就大不一样了。曼斯菲尔德的警察了解我们，因为他们也是这个社区里的成员。而且，所有的公众压力都来自曼斯菲尔德，大草原警署实际上是感受不到的。”
事到如今，大草原警署也有了同感，恰克·沙契们甚至希望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接手过这桩案子。12月15日勃莱恩·麦克缪伦被捕以后，丹尼斯·克莱和丹尼斯·梅耶就不再到曼斯菲尔德警署上班，现在小伙子被释放了，两位警探也没有打算要搬回去。他们只是每周一次和曼斯菲尔德的同行们讨论一下案子的“进展”，而更多的时候，则是讨论案子的“没有进展”。
琳达·琼斯相信这个谜团的答案应该是在曼斯菲尔德，“亚蒂安是曼斯菲尔德人，她的朋友们都在曼斯菲尔德……我敢打赌，假如有朝一日真凶落网，他一定是她认识的人。但是直到现在，那个人还在大街上逍遥，还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但愿罪恶感能将他的灵魂活活吞噬。”
这篇电话采访发表在《沃斯堡星报》上，戴文·格兰蒙读到了。他后来说，从那时起，琳达·琼斯的最后一句话就浸透在他的骨子里，令他昼夜不宁。
很快，扎摩拉家的亲戚们便感觉到，戴文和黛安娜的形影不离并不只是爱情使然，他们好像有意要避开众人，或者说，戴文一直在监视着黛安娜，不许她与外人接触。不过，一直到后来，亲戚们才领悟到了戴文此举的真正意图和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