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方从外州警方请来的犯罪现场勘查专家逐一指出了杜尔罕警署办案人员在赛德街1810号的所有“不规范操作”，但在公诉方的交叉取证中，这位专家承认，在他亲临处理过的300多处犯罪现场中，没有哪一处可以做到“100%地不被污染”，而且，要“控制一个建筑面积1万平方英尺的现场……确实不容易”。事后，全美各地的警察们纷纷对这位专家的出庭表示“不理解”，因为不少州有明文规定，假如一方警署对另一方警署的作为产生疑问或异议，应该通过各执法机构间的官方接触协调解决，而不可随随便便地当众指责，更不可在一宗谋杀案的审判中作为被告方的证据提交法庭。显然，戴维·鲁道夫们是钻了各州立法不同的空子。
被告方的法医学专家认同了杜安·笛维尔计算出的三处血液喷射源，但却不认为是因三次打击所致。这位专家列举出种种其他的可能，说甩头发、挥手等动作也可以产生相似的血迹图案。他还向陪审团出示了一张警方在现场拍摄的卡瑟琳脸部照片，指示着嘴唇处的一滴血印说，这便证明了楼梯间墙上的大部分血迹是卡瑟琳咳嗽时喷溅而成的。最令陪审员们不解的，是这位专家在作证的过程中说的一句话：“那里的血太多了，不可能是打击。”也就是说，对于同一事实，被告方和公诉方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被告方聘请的生物力学家用电脑模拟出他们假设的案情经过：一个涂着黑指甲和黑唇膏的卡通人物从楼梯上翻滚而下。但在接受公诉方的交叉取证时，这位专家承认，他无法精确地模拟出卡瑟琳头上的七道伤口是如何形成的。
被告方在法庭上宣读了泰德·彼得逊的前女友科丽丝玎娜·塔马赛提的证词，她因怀孕而不能出庭。科丽丝玎娜在证词中说：“星期六晚上10点20分，当泰德和我离开那里时，彼得逊先生和彼得逊夫人都显得兴致勃勃，很高兴的样子。”作为回应，公诉方宣读了另一份证词：“1月8日，下午4点，我，亚特·霍兰，访谈科丽丝玎娜·塔马赛提女士……塔马赛提女士说，当她在彼得逊家时，她没有看见彼得逊先生。”
奥兰多·胡德森法官批准了陪审团的请求，允许他们到赛德街1810号实地考察。
据唯一获准代表媒体参加此次活动的瑞勒市《新闻与观察》报记者报道，陪审员们分两组，每组八人，进入现场。楼梯间则是一个一个进去的。有的陪审员走上全部18级楼梯，再走下来。有的只上了一半。有的走到第三级台阶处，停下来，回过头，想象从这个位置摔下去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有的做挥杆状，假装手里握着那根拨火棍。几乎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眼睛凑近墙壁或地板，查看那些将近两年前留下的血迹。
某些陪审员认可了被告方的观点，楼梯间太狭窄，不可能自如地挥动那支35英尺长的拨火棍。而另一些人则以为，卡瑟琳·彼得逊若是从这么短的距离滚下来，不可能造成那么大面积和那么严重的创伤。
9月18日，星期四，开庭两个多月来第一次，关于卡瑟琳·彼得逊命案审判的报道没有出现在当地报纸的头版，“它被强劲的‘依莎贝尔’飓风吹进了内页”。由于飓风肆虐美国东南部沿海，法庭被迫休庭一天半。
被告方和公诉方一样，把他们的“好戏”放在了最后，正所谓“压轴戏”。
飓风过后的第一个星期一，被告方传唤科莱·安德森，一位自1999年起经常到彼得逊家帮忙干杂活儿的小伙子。与卡瑟琳的两个妹妹堪戴丝·冉勃利尼和萝莉·坎贝尔的证词相反，科莱说他从未在彼得逊家中看见过什么拨火棍。
可是后来他又说，卡瑟琳去世后，他和泰德·彼得逊一起去买了圣诞树摆放在彼得逊家的客厅里。众所周知，迈克·彼得逊告诉警方，家里的圣诞树是他和卡瑟琳在12月7日买下的，而且，在警方12月10日的现场录像中，那棵圣诞树业已竖在了彼得逊家的客厅里。可见科莱小伙子的记忆力不是那么可靠。
星期二，被告方传唤亚特·霍兰中尉。
戴维·鲁道夫手里摆弄着堪戴丝·冉勃利尼交给公诉方的拨火棍：“这玩意儿真轻巧，是吧？”
“是的，是很轻巧，先生。”
“空心？”
“空心。”
“可以弯曲？”
“有一些柔性。”
“你想没想过，假如有人拿着这玩意儿击打另一个人的头顶——三下、四下、五下——打得很重，把头都打出了口子，这支拨火棍会怎么样？”
“可能会有点变形。”亚特·霍兰中尉说。
戴维·鲁道夫从被告席上拿过一根塑料管，小心翼翼地抽出一支拨火棍，一支一模一样的拨火棍，只不过，很脏，布满灰尘和蜘蛛网，还沾了一些死虫子。
果然，法庭里的人们顿时兴奋起来，旁听席上响起一片嗡嗡声。
“瞧见了吗？”被告律师显然对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很满意，“这是一支拨火棍，对吧？你知道在过去的20多个月里，它一直呆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它看上去没有变形，对吧？”
“没有变形。”
“也没有什么地方凹陷，或扁平，连一丁点儿的弯曲也没有，对吧？”